王宏草书《心经》

　　《世说新语》中记载着这么一则故事：钟会是荀勖的堂舅，但两人感情不和。荀勖有一把宝剑，价值百万，常常放在母亲钟夫人处。钟会擅长书法，模仿荀勖的笔迹向钟夫人索要宝剑，将此宝物骗到手后就不归还了。荀勖知道是钟会干的，于是就想办法报复他。后来钟氏兄弟斥巨资建了一所豪宅，很是精美，尚未搬过去住。荀勖擅长绘画，便偷偷地到新宅厅堂门侧上画了其父钟繇的肖像，画得神像，钟氏兄弟看到后大悲，豪宅便废弃未用。

　　这真是一个才情飞扬的时代，斗气都可以斗得这么优雅智慧。我们可以想象双方在对抗中各自发挥才华的精彩的戏剧性的效果，书与画 成为武器，带给后世艳羡和快乐。如果可以穿越，我最向往的还是魏晋南北朝，王氏家族在那时是极盛时期，书坛被王氏家族统治了千年之久，史学家眼里社会苦痛、政治混乱的悲剧时代，在文学家眼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有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在书法家眼里， 更是一个高峰中的高峰，书法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书法家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高手如云，开风气、立法度，都在这个时代完成，书体样式、技法手段、书家流派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展开了它的辉煌与博大，可以说，书法艺术体系在这个年代成熟了，规约着后世的书法走向，成为历代书法家取法的源头。我在书海遨游多年，且姓王，没有理由不向往那个年代。

　　书法到魏晋，随着文字的成熟，已经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本来就挣脱了名教束缚的魏晋人更加不会把强加于书法上的实用主义放在眼里。文人士大夫、寒门子弟都加入到书法大军，不过在当时书法艺术还是士族为主，大多数帝王、官僚以及文人士大夫都是书法高手

　　特别到了东晋，王家、郗家、谢家等几大家族的子弟几乎都是书法名家，他们平时就受到良好的教育，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无须太多的专业训练，书法自然而然地成为抒情达意的艺术手段。想当年父子争胜、兄弟竞爽，都成为冠绝古今的人物，是多么让人仰慕的情形啊。

　　上个世纪，罗布泊楼兰遗址出土了一批魏晋文书，有简牍，有残纸，发现当时草书的使用十分普遍，写在简牍上的文字也是逸笔草草，散散漫漫，有些草书笔迹还很有法度，颇见笔趣。西晋时期的草书，用于写公文、尺牍、簿记、砖文，使用广泛，文人士大夫写个信札啊什么的，显然都用草书，从现在传世的西晋名迹多为草书可以看出，当时的士大夫流行以草书尺牍显示风流才情，这显然是上流社会的一种时髦。当时鼎鼎大名的有卫瓘、索靖、陆机等，这些都是章草名家，卫瓘和索靖 是世家子弟，他们的草书都源于张芝，卫瓘的草书不同于当时规范的章草，所以被称为“草稿”，他率情而为，潇洒放纵。索靖是历代书家理论家都十分推崇的，唐以来，直至明清，都拿着号称是索靖真迹的《月仪帖》《出师颂》《七月帖》等争论不休，这些久远的古调，魅力摄人是肯定的，从临摹本看都丰神飘逸，秀健绝妙。

　　西晋名家的草书尺牍，现存真迹公认的也就是陆机的《平复帖》，陆机当时以文采名世，凭着书法在书坛，恐怕只能望卫瓘索靖等项背，即使如此，后世书家对《平复帖》也不吝赞美之词，杨守敬就说了，“无一笔姿媚气，无一笔粗犷气，所以为高。”

　　卫瓘和索靖是当之无愧的泰斗人物，卫氏是西晋最有名的书法世家，还有京兆杜氏、琅琊王氏、高平郗氏、清河崔氏等，著名的书门各有所宗，往往形成后来的流派。通过各大名家擅长的书体可以看到当时盛行是草书。卫瓘的草书笔势“纵引”，自得风流，索靖的笔力“雄勇”，很有气魄。他们是草书的渊薮。这种宽松的书风和书法的盛况为东晋书坛的繁荣埋下了种子，“二王”携来的清新的风让芽苗疯长。

　　东晋的书风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分别由钟繇、王羲之、王献之领衔，分量足够重吧？初期人们学草书主要在卫瓘和索靖之间选择，正书和行书就以钟繇为宗了，东晋朝廷偏安江南以后，江南秀丽的风光给了书法家们无限绮丽的遐想，王羲之出现了，他和他的儿子王献之开发了新的书风，新的技法和表现力不时刷新着文字的面貌，尤其是王羲之“俱变古形”，趋新尚妍，开一代先风，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他的儿子成为父亲的受益者，同时又和他父亲一样成为魏晋书风的开创者，开创意气纵横的行草书之门，不仅妍，而且奇，他和他的父亲一起创造了一个不可逾越的时代。

　　魏晋时代，各种书体都已基本成熟，草书热潮依然不退。一方面草书在东汉末才形成风潮，章草向今草迈进，推动了书法走向独立的艺术形式；另一方面魏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独树一帜，有写不尽的风流，也就构成了晋人尚韵的书法潮流，韵可以看成是一种哲学意识在线条中的体现，没有流动感形不成韵。

　　这就必须牵扯到魏晋南北朝的文化背景。东汉末年，董卓之乱使本来已经摇摇欲坠的大汉帝国终于崩溃，接着出现了一系列的声势浩大的历史大地震，这场地震长达400多年，军阀割据，王室相残，北方游牧民族横冲直下，先是魏蜀吴三国鼎立，继之而来的短暂的西晋的统一，西晋灭亡后的北方五代十六国割据与政权更迭，南方也是东晋宋齐梁陈诸王朝起伏更替，简直就让人眼花缭乱。这是一个典型的乱世！统一的政权没了，经济崩溃了，精神价值的一元化破碎了，经学式微了，独尊儒术不可能了，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寻求个体和社会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历史的多元化无可避免！根据历史的规律，乱世出英雄外，往往也出现令人意想不到的文化现象，因为只有在茫然无归宿的乱世，人们经受着巨大的痛苦和磨难，所有人都逃避不了那种深重的生命危机。这也难怪，结束了三国鼎立的时代后，全国的人口只有230万，不及汉时的一个郡。劳动人民将深深的怨和愁以及生命的无奈注入民歌，敏感的文人寄情于山水玄学，寻找生命的慰藉，一代枭雄如曹操，有时候也会对自己的雄心壮志感到疲惫，发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叹息，他和儿子们在建功立业的途中看到尸骨遍野，发出了悲愤的呼声，写出了慷慨、雄强的诗歌，悲凉沧桑，直抒胸臆，我们称为“建安风骨”。

　　魏晋时最为深刻的莫过于名教危机。两汉时期提出“三纲五常”，却遭到魏晋人针锋相对的非议。我们熟悉的孔融，孔圣人的后裔，竟然从纯生物学的角度出发，指出子女不过是父母情欲的产物，可以不要承担孝顺的必然义务。阮籍、刘伶等竹林七贤个个十分放达，当时士人以背叛礼教为时尚。妇女们也加入了摆脱礼教束缚的行列，山阴公主就公然向自己的哥哥要面首，《世说新语》中有相当的篇幅是描写妇女游山玩水、吹拉弹唱、饮酒谈玄的活动，南北朝的情诗热情洋溢，十分直白。

　　人总是要有信仰，总是要探求生命的价值，儒学的信仰危机那么深，哲学的新思潮必然来临，此时就出现了玄学。玄学的渊源在于老庄哲学，大汉朝的儒学是进取的，亢奋的，即使到了东汉末年，曹操也发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慷慨激昂，然而，命运是如此无情，现实是如此残酷，汉帝国的瓦解后的世家大族拥有了自己的庄园经济，他们不再那么关注国家利益，而是开始关注个体的生存发展，探求人格的理想甚至深邃的宇宙，玄学思辨的理性、智慧和内涵深深吸引着当时一批风度翩然潇洒的英俊人物。王羲之、谢安、 都是谈玄高手，他们的书法中也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这一批书法高手将这种气韵带到了自己的书法创作中，这些脱俗的节操和气度，潇洒飘逸、恬静自然的情趣和韵味，选择行草书来表现是最理想的。草书本身点画流动飞扬，结体变化多端，章法自由畅然，充满韵律美和灵动美，在张芝一辈手中，草书变成了可以释放情感的艺术形式，比其他书体更能表现自己的天赋、学养、性格情感，到了晋代依然盛行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魏晋人的草书是温文尔雅的，不像汉朝的章草那么高古硬朗，也不像唐朝的狂草那么张扬跋扈，也不像明清的草书那么纠结愤懑。这是属于魏晋人的风流，是历代文人寻求心灵的宁静和精神的自由时第一时间想到的一种超然于尘外的美，这种美，几乎没有什么烟火气，纯净得像雪山上的空气，飘逸如仙风道骨。《中秋帖》是王献之的代表作之一，和他父亲的《快雪时晴帖》以及王珣的《伯远帖》一起被乾隆帝当作三件稀世珍宝存于内府，并将存房名为“三希堂”。这是书法史上的第一幅一笔而成的草书，米芾给予很给力的评价：大令《十二月帖》 运笔如火著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毫不犹豫地把他爹比下去了。王献之着墨后，便笔意连绵，一气呵成，虽在尺牍之间却有一种大气象，一点一画皆有情趣，翩若惊鸿，矫若游龙是千古名句，想来是为小王准备的，中间起起伏伏，震荡绵回，放纵之豪情，清雅之闲逸，相顾生辉。难怪后人说父之灵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独绝。

　　再看看《伯远帖》，据说《伯远帖》是东晋王氏家族中唯一被定评为真迹的墨宝，明代大书法家董其昌曾见到过此帖，狂喜，题跋：长安所逢墨迹，此为尤物。末代皇帝溥仪曾将此尤物抵押给了一家日本银行，此后几经波折，1951年中国政府花重金购回。《伯远帖》的美，如清风明月，如幽林清涧，寥廓，悠远，笔画劲健，结体开张，疏朗飘逸，很好地诠释了晋人风神。

　　书法依然是贵族子弟或寒门学士最基本的技能，文人参与的事和物总能让实用很快走向艺术，魏晋人的风流在书法中显露无遗。

　　时代特征和艺术形式总是相互影响的。这个时代赋予草书的特征是“吴带当风”的仙气飘逸，这与魏晋六朝人的审美品藻有很大关系，他们以“玄”的意趣品藻人物山水，以神韵来比较人物，汉代人相人以筋骨，魏晋人识鉴却重神气，《世说新语》就充分展示了那个时代的人的审美情趣。王戎评论王衍“神姿高砌，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之物。”陶侃本来要杀庾亮，但见到他“风姿神貌”后，不仅杀心全无，还整天陪他喝酒，爱不忍释。谢安被称为“风神秀彻”。魏晋人重“神鉴”作为艺术哲学渗透于文化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情绪，顾恺之就将“气韵生动”规定为技法的第一位，这为后世的文人画乃至所有艺术作品奠定了不可动摇的美学传统。

　　这一时期的书法理论也得到了标志性的发展，艺术品藻是审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书论的水平大大提高，出现了诸多的书法论著，文学家、书法家都参与其中，理论和实践完美结合，对书体、用笔、意蕴等进行研究和评述，最亮眼的莫过于建立了书法品评，当然，“神鉴”是品评最重要的标准。一些书法理论中对于草书的描述都十分生动而华丽，妙语如珠。索靖在《草书势》中写道：“忽班班而成章，信奇妙之焕烂，体磊落而壮丽，姿光润以璀璨。”杨泉的《草书赋》文采更加华丽：“惟六书之为体，美草法之最奇…….乍杨柳而奋发，似龙凤之腾仪…….众巧百态，无尽不奇。宛转翻覆，如丝相持。”王僧虔在《笔意赞》的开头就写道：“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

　　这个时期的草书是不狂放的，形式上多是尺牍，用笔上都追求“逸笔草草”，就连兰亭集会，流觞曲水三日不醒，也没有张旭怀素般的狂草出现，王羲之醉了，并以《兰亭集序》醉倒了千古风流人物，成就了天下第一行书。参加聚会的有20多位名士，魏晋人喜欢饮酒并善饮酒，酒却没有成为草书的兴奋剂，他们饮酒是为了逃避现实，为了叛逆，为了及时行乐，不是为了艺术创作，是为了自己的价值观念，所以这时候的酒只有更多的政治目的和哲学思想，与草书似乎没有太多关系，兰亭一聚，千古传唱，只有王羲之的行书传承下来，也许是王献之当年只有9岁，也许是王羲之的字太好了，人们只记住了他，只留下他的文章和墨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魏晋人玄远清淡的审美情趣。让我们想一想谢安的魅力吧！儿子谢玄在淝水之战中使前秦部队闻风丧胆，捷报传到建康，谢安正在下棋，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小儿辈大破贼”。简文帝驾崩后，桓温设下鸿门宴打算除掉谢安和王坦之，王十分惊恐，谢安却高吟“洛生咏”，桓温为之折服，遂撤刀斧手。魏晋人崇尚的是喜怒不形于色的雅量和气度，这个时期的草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仅从形体上得以丰富，更追求神韵，如同悠远清新的山水诗和潇然玄远的山水画，魏晋人追求自然之情，他们在乱世中，将老庄的任自然，轻人事的价值观渗入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构建社会和谐，让人们在朝不保夕的时代仍能找到心灵的归宿，铸造中国文人玄远清虚的生活情趣，缔造了无穷的东方特有的含蓄宁静之美。阮籍、嵇康、谢灵运、陶渊明无不在苦难的现实中失落挣扎，寻找超然于物外的自足世界，魏晋名士就成了后来历代在理想和现实的碰撞中败下阵来的知识分子的一剂心灵鸡汤。。（本文节选自《长空风月——草书之美漫谈》）

　　作者介绍：

　　王宏，湖南衡阳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书协会员、湖南省书协副主席、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研究员。中南大学、湖南大学兼职教授。

　　作品多次入展国展，著有《北京大学文化书法王宏卷》《长空风月--草书之美漫谈》《草书经典欣赏与临写系列》《三米格草书习字帖》系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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