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草书 杨慎《临江仙》

　　草书的发展和当朝的书法事业的发展是紧密相联的。草书往往更多地体现着时代人文特色。到了明朝，尤其是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人文思潮风起，明人的主体意识觉醒，知识分子的狂放一部分体现在书法上，释放在草书中顺理成章地使明朝的草书具备了强烈的个性色彩。

　　明前期的书法继承元朝的复古之风，又由于政治上的钳制，文字狱的推行，元代以来较为活跃的书画变得沉寂，出现了漫长的低谷期，直至弘治、嘉靖、隆庆年间，苏州地区书法群体的崛起，渐入佳境。万历以后，因为出现了徐渭、董其昌、王铎等大家，书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个性解放在书法中得以体现。

　　中国历史上，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一个凤凰男的典型，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他出身寒门，还做过和尚，靠造反起家，在封建社会这可是高级领导尤其是皇帝的隐痛，他的内心深处潜藏的自卑使他无比敏感的忌讳，于是他因文字诗歌大开杀戒，甚至撇开“刑不上大夫”的老规矩，拿大臣开刀。实行八股文，前所未有的文化专制就在此时出现了，统治者全力以赴地剥夺着文人的思想自由，由元入明的书法家迫于政治的压力，个性无法舒展，在那个动辄天子一怒伏尸遍野的年代，写字为取帝王一悦，台阁体因此流行并绵延到清代。 台阁体的代表人物沈度和沈粲的草书却有相当的水准，但是宫廷之中，唯有圆熟而无高古。明代初期出现三宋，即宋克、宋广和宋璲。在书法史上，汉晋之后的章草大家之首绝对可以冠在宋克头上，他的书法取法魏晋，笔墨精妙，和他本人一样风度翩翩。他的章草揉入了狂草，这也是他擅长的，主要受到了其师祖康里夔夔的影响。宋克的草书名作《杜甫壮游诗卷》就体现了他的特征，狂草中有章草的古意，章草中却是狂草的结体，远看势如飞动，运笔之有神，妙不可测。宋克少时便博览群书，才智过人，豪爽仗义，但因在战乱中，以气节名闻天下，只得名，不得志，书画成为他最好的寄托。他在草书中所表现的风度翩翩却未必是他现实中的处境。

　　宋璲的草书不仅在当时享有盛名，后世皆叹服，袁宏道将他的草书列为当代第一，可惜他因胡惟庸案连坐被杀，年仅37岁，若天假高寿，成就未可预知，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敬覆帖》是他的草书尺牍，刚劲秀挺，意气风发，出入旭素，浪漫不凡。

　　明朝前期的草书家最具有时代意义的还是解缙，他才气放逸，一方面他为应制写及其工细的台阁体小楷，另一方面为释放性情做大幅的狂草。这似乎是明朝知识分子的不得已的极端，一方面他是宫廷书家，另一方面他是书法艺术家、他是狂放不羁的才子，小楷须是他的看家本事，小楷的功底使他的立轴大草翰墨奔放，放荡无章，甚至被称为鬼符。也许，在政治乌云的笼罩下，知识分子太需要有通道舒展自己的愤懑了。

　　明代中期，政府对文人的高压政策已经放松，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政治中心北移，以苏州为中心的文人书画家松了一口气。这一时期，王世贞说“天下书法归吾吴”不是虚言，影响最大的吴门书派完全抛弃了台阁体的媚俗，去掉了朱熹的那一套古板的东西，由宋元直追晋唐，吴门书派先有徐有贞、沈周、李应祯、吴宽等，后有祝枝山、文征明、王宠、陈淳吴门四家。他们以深厚的文化学样与放旷的艺术个性一扫台阁体的媚俗。

　　祝枝山在名利场上比起其祖辈和儿子甚为失意，但在书法史上却卓尔不群，他的草书重抒情写心，将学古与创新结合，摒弃了明前期书坛只是陈陈相因不追古人的弊病，上追魏晋唐宋，博采众长，并将自己豪放不羁的鲜明的个性置于其中，大幅长卷草书笔法精熟，气势逼人，一波一折皆成化境，可以说是当朝第一高手。四家中陈淳在中国绘画史上也声名显赫，和后来的徐渭并称为“青藤白阳”，他是文征明的弟子，但也许是性情所致，他的草书风格更接近祝枝山的奇纵，如同他的大写意花卉，徐渭说他“道復花卉豪一世，草书飞动似之。”他们将明代中期的草书推向高潮，他们的狂放开启了晚明的浪漫书风。文徵明一生沉浸于诗书画中，年寿亦高，对吴门书坛画坛的影响都是最深的，他的草书师怀素，也学宋克，苏轼、米芾、赵孟頫都学，还揉入黄庭坚的笔意，他的草书萧散流畅，充满朝气，与祝枝山不同，他的草书也很清雅，有隐逸之气，王宠就比较接近他，有一种皎然不群的格调，清新旷达，意韵取胜。

　　除了吴门派，其他还有与之争艳的唐寅、王守仁、丰坊、王问等名家在吴门书派的辉煌下闪耀着自己的光辉，他们和吴门书派一起构建了明中期的书法格局。万历年间，在向晚明的浪漫进军中，董其昌和他的云间书派熠熠生辉。董其昌继承了江南文人的秀雅书风，以身居高位的影响力弘扬文人书法，他的书法具有史诗般的价值就不仅在于他启动了文人书法流派的历史，而且以强烈的个性开辟了文人书法的新篇章。董其昌一生探求传统，感悟精微，讲究用笔“虚灵”，千变万化中而气韵十足，在用笔、结合、章法中着意追求淡远的意境，用墨上有高度的技巧，以淡秀润韵形成了士大夫文人独有的神韵，而且以禅入书，格调高远，飘飘欲仙，虽然是秀逸淡远，在书法史上却又浓墨重彩的一笔。

　　晚明时期的书法家重个性、重创作、重抒情，董其昌的平淡逸远，徐渭的奇崛异端，都强烈地表现了人的主体意识。徐渭的书法，面貌诡异得有些狰狞，用笔之大胆，在书法史上独一无二。他的传世作品主要是行草，他的大草，看上去点画狼藉，实际上谋篇成章，散而不乱，往往有泰山压顶之势。这种反叛在张瑞图和王铎身上也很张扬，这两位书法家在政治中的历史评价是有争议的，但是书法上的成就是无可争议的。张瑞图的草书基本上找不到依傍，奇逸放纵，滔滔不绝，他和王铎一样，率真自然，不拘常规，仿佛是时代动荡不安的躁动，仿佛是表现的惊世骇俗的审美观，他们的时代不是魏晋偏安江南可以畅叙幽情，这是无法逃避苦难的乱世，他们无法表现风流蕴藉的晋人风韵，甚至远离了元朝和明前期的典雅秀丽，他们强烈的个性承担了开一代书风的历史使命。晚明个性解放的思潮漫天涌来，书法从形式到意境都有了重大突破，八尺到丈二的作品在这些书家中如烟云变幻，气势雄伟，狂放恣睢，史无前例。

　　纵观明代的书法史，一路数来，大牌的书法家无有不善草书者。而且自元代起，人们将书法悬挂于壁，即可装饰，又可细细赏玩，明以来装裱技术得以发展，开始出现大幅巨制，晋朝时草书大多为尺牍，到后来的手卷册页，唐朝时怀素常常粉壁畅写，到明代装裱上壁，使书法尤其是草书更具有绘画的笔墨趣味，也更加重视笔法与墨法的处理。

　　这个朝代的草书由平淡舒缓到惊世骇俗，由沉寂到激越，墨色随历史旋转，朱元璋从少数民族手上夺回江山，朝代更迭导致的各种思潮却往往成为文化史上的奇葩。明代草书就成为奇葩中的一朵。

　　文化专家认为：假如先秦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青春期，因为他开创了意气风发的文化“轴心时代”；假如说唐朝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成熟期，因为这是一个大开大合的灿烂丰盈的“黄金时代”，那么，明代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沉暮期，他想维护一种僵化的文化氛围。前期的沉暮压抑，导致了复古的浪潮，不是明代人没有创新的能量，而是在文化 钳制中这种能量早被扼杀在萌芽之中， 一味尊古复古使各种意识形态从内到外显出灰暗沉闷，诗歌文艺也少佳作，就连服饰也是那么朴素无品味。直至中后期，社会风尚发生变化，资本主义萌芽渐现倪端，不安分的文化思想潮流终于别开生面地涌动起来，人们喜欢异调新声，开始追求奢侈华美，服饰变得五彩缤纷，烟花繁盛，商业景气。当物质生活突破的礼制刻板，背经叛道不可遏制。朱元璋当然不会想到他的子孙治国的能力一般，但玩物丧志一个比一个强，权威者首先挑战了沉闷的权威文化，具有深厚基础的平民势力对于权威文化简直就是掘墓人，这种文化的生命力尚不成熟，但是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因为他更贴近人性，它鄙视权威，崇尚平等、喜新厌旧、唯利是图、商业的气息必然散发着欲望的追求，所谓的理学等封建权威文化终于遭到了市民文化的重大打击。

　　书法是一个敏感的艺术形式，尤其是草书更接近书法家的心灵，当思想解放的浪潮不可遏制的时候，草书一马当先地彰显着书法家的个性。前期就不用多说，草书的发展乏善可陈，弘治到万历是复古主义浪潮高涨的时候，此时虽然有吴门书派的崛起，也算不上明代草书最盛之时。直到复古路线的失败，主体意识的觉醒，泰州学派的兴起和禅宗的又一次流行，王阳明的心学、李贽的童心说，这一些宣扬个性解放的思潮，瓦解了宋以来占据主位的理学。董其昌、徐渭、张瑞图、王铎横空出世，将草书带入一个新的境界。董其昌便是李贽的忠实粉丝，即使李贽被朝廷视为异端，下狱问死，他还是自称与李贽是莫逆之交。李贽的思想核心是对自然人性和人欲的肯定，他说“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为童心，这是人间最可贵的。引这个观念，汤显祖在戏剧界也拉开了以情反理的大旗，一部《牡丹亭》因情成梦，因梦成剧，至情至性，风云几百年经久不衰。书法界的徐渭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带进了他笔墨的烟云变幻中，他内心的痛苦与寂寞，他真诚的人格都淋漓尽致地跃然纸上。董其昌和他的风格不同，但是思想却是殊途同归。由明入清，知识分子的痛苦加剧，他们的内心更加充满矛盾和苦闷，而且无法回避。李贽、徐渭、汤显祖最终都选择中国传统文人的一条常用途径：遁迹山林或者沉迷于佛家道教寻求解脱，而王铎等面临的是无法逃避的现实，无法解脱的精神矛盾，作为士大夫，在民族大义和个体生存之中难以找到空间，书法也许是他们最佳的选择。

　　进入清朝以后，明代书风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延续，董其昌的书法在清朝前期在康熙帝的推崇下风行一时，江南一带景色秀美，生活富足，文人士大夫从内心深处向往雍容典雅、潇洒飘逸的审美境界，这也是江南文人的气质特征。

　　王铎和傅山代表着晚明的变革潮流的书风延续到了清代。王铎降清时已经53岁，在清朝他的职位虽高，但是清政府给汉人的位子主要的文化艺术类的无关紧要的闲职，只是粉饰太平，王铎不可能从中找到为汉人民服务的途径，还承受着“贰臣”的骂名，心情并不舒畅。不过他的书法在这样的郁闷中更加成熟，入清以后的王铎失去了狂放的自由，书法少了几分放肆，多了一些平和雍容。

　　与王铎一样，傅山的书法也是以草书为最高成就，傅山才华横溢，年轻时就已经名扬四方，入清以后，作为学者的遗民身份使他备受尊敬。这种环境和心态使他有些偏执地追求书法的人格形象的表现。他一生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书法成就，书法成就中又以草书为最高，和傅山不一样，时代决定了经历的不同，经历决定的思想的差异，傅山作为受人敬仰的遗民，作为狂放的文人，他是孤傲不群的，人格形象的表现需要比较极端的艺术形式，他的狂草不如王铎那样对传统的领悟那么深刻，他以强烈的感染力和雄浑的气势来直抒胸臆。傅山秉承了晚明以来重视个性、不受技法拘囿的特征，而且将这种自由作为艺术追求，他的楷书行书都是任意发挥，意趣盎然，草书更是大笔浓墨，恣意挥洒，处处表现出自己的卓尔不群。

　　乱世烟云，国破家亡，异族统治，对于很多知识分子而言是无法承受的悲怆和痛苦，恢复旧制的梦想破碎后，很多带着浓郁的民族情结的知识分子归隐 山林，甚至出家入道，寄情于书画诗文，过着相对封闭的生活，遗民群体在清初的文化艺术领域独树一帜。他们大多清高孤傲，磊落倔强，有的内心的苦闷以癫狂表现，精神上的无所归依和生活上的落魄潦倒使他们的书画中弥漫着郁闷奇逸。他们的书法早年都有很深的传统功底，后来都抛开法理，任意挥洒。代表人物如傅山、归庄、冒襄、许友、朱耷等，即使是学董其昌的担当、査士标等都没有先前董其昌的学生的从容娴雅，这是一批特殊环境下早就的一批特殊心态的人物，清朝的草书却在他们的手里丰富多彩，后来随着碑学的滥觞，帖学的式微，草书跟其他书体比起来就个性不足了。开光、宣以来书派的一代宗主何绍基对晚晴书坛影响深远，行书的成就很高，他取法北碑，将碑意入行草，开辟了崭新的气象。但是纵观清代书法，还是以碑派书法发展的高峰，考据、金石、文字之学盛行，尤其是咸丰、同治以后，碑派书法深入人心，风靡天下，草书大家甚少，远不及前朝。（本文节选自《长空风月——草书之美漫谈》）

　　作者介绍：

　　王宏，湖南衡阳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书协会员、湖南省书协副主席、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研究员。中南大学、湖南大学兼职教授。

　　作品多次入展国展，著有《北京大学文化书法王宏卷》《长空风月--草书之美漫谈》《草书经典欣赏与临写系列》《三米格草书习字帖》系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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