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面御史赵启霖

　　赵启霖（1859—1935），字芷荪，号漕园。湖南省长沙府湘潭人。光绪进士，1906年迁监察御史。颇具维新思想，屡上书论改革官制、禁烟、练兵、办高等实业学堂，并将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从祀文庙。1907年，上《劾段芝贵及奕劻、载振疏》，揭发段以10万金向奕劻祝寿，用以贿买黑龙江巡抚事，反遭诬革职。旋得陆文慎等营救，得起复。1909年任湖南高等学堂监督，旋署理四川提学使。次年以母老自请开缺回长，后任船山学社社长多年，著述终生。著有《瀞园集》六卷行世。

　　御史生涯

　　赵启霖少年家境贫寒，天资聪颖，得到族戚资助，16岁时入县学。光绪八年（1882）以优贡生任教职，十一年（1885）中举人，十八年（1892）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光绪三十二年（1906）正月，补河南道监察御史；九月，掌江苏道监察御史；十一月，兼署山西道监察御史。任职期间，诤谏言事。短短一年中，上疏11道，吁请澄清吏治、禁绝鸦片、改革教育、兴办实业、赈济灾黎，被誉为一时之清议。又请将明末清初三位启蒙思想家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从祀文庙，为时人所称道。

　　对于时弊，作为御史的赵启霖，抨击不遗余力，但同时又积极提出建议。他针对当时练兵的弊病，上陈《练兵不可徒袭形式折》，指出当时练兵，“一切仿效洋人”，又仅“袭其皮毛”，以致“甲午春间，北洋海军会操，军容之盛，中外称颂，及中日交战，望风溃败”。他以冯子材大捷于谅山，孙开华大捷于沪尾为例，说明中国传统的治兵之法大有可取之处，宜“参用”，强调“师外人之长”时，必须“细按中国情势，以求实济”。

　　20世纪刚刚开局不久，清廷就连其所谓“发祥地”东三省的命运都不能掌握在自己手中，日、俄两国竟然在“第三国”中国的东三省领土开战。战后，中国虽保住了东三省，但东三省北面的俄国仍虎视眈眈，而南面“日本此时已渐渐在南满站稳脚跟，最后将能威胁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赵启霖对于当时东三省局势甚为关切，认为“东三省为根本重地，近来介于（日俄）两强之间，协以谋我，日甚一日”，而吉林将军达桂等人“贪污猥杂，朋比为奸”，乃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上疏弹劾，终致达桂等5人被革职。

　　参劾“贝勒爷”

　　东三省形势急迫，清廷不得不采取措施，结束满洲人边疆故乡的特殊政治地位，在该地建立了正规的行省制，设总督、巡抚代替昔日的将军。然而就在此时，清廷的当朝权贵仍旧不改其劣性，在人事安排上仍然要搞“权、钱、色”的交易。

　　光绪三十二年（1906）直隶候补道员段芝贵以1·2万金购歌妓杨翠喜献于农工商部尚书载振（奕劻之子）为妾，又以10万金为庆亲王奕劻祝寿。段芝贵在第二年的“东北改制”中竟越级任命为黑龙江巡抚。此事一发生，朝野上下，人言藉藉，顿时舆论大哗，报纸讥评，连东京报纸都详纪其事。但大多畏惧权势，不敢撄捋虎须。赵启霖从国家大势出发，认为黑龙江位处边陲，为东三省重中之重，值此日俄交涉多事之秋，应当选取能臣。然而，摆在面前的事实却是朝廷偏偏要安排一个声望、才能、品德、资历、级别均很可疑的段芝贵担此重任。出于言官职责，赵启霖挺身而出，以其愚诚，慷慨陈词，指出他们“置时艰于不问，置大计于不顾，尤谓无心肝，不思东三省为何等重要之地，他族逼处为何等危迫之时，改设巡抚为何等关系之事。此时交通贿赂，欺罔朝廷，明目张胆，无复顾忌，真孔子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者矣。”此疏一上，朝廷震动，不得不撤去段芝贵布政使衔，并且不允署理黑龙江巡抚，同时开去载振的一切差缺。

　　乌台三霖

　　清廷为缓和舆论，派醇亲王载沛、大学士孙家鼐前往天津访查。他们不明察事实真象，根据一面之辞，指控赵启霖“于亲贵重臣名节所关，不详加访察，仅以毫无根据之辞，率行入奏，任意污蔑。”于是赵启霖被“即行革职，以示惩儆。”赵启霖落职，当时舆论大哗，上海《申报》以“不畏强梁”为题抨击此事，并附《翰林打虎》漫画。而且还有以此事为素材，撰写小说、戏剧及仿《长恨歌》作诗的。赵启霖由此直声远震，与江春霖、赵炳麟被时人称为“乌台（即御史台）三霖”。

　　赵启霖去职消息传出，当时就有湖南提学使吴庆坻发电报到北京，要他回湘，监督高等学堂，并且认为赵启霖的学行“在湘中士大夫当首屈一指，余所最心折者”。赵启霖启程返湘，京师士大夫更是纷纷馈赠为别，“乃至数十人集会饯行，摄影为别”。路过汉口时，张之洞对于赵启霖也是“款留盘桓”。此时，“乌台三霖”另外两人江春霖、赵炳麟及陆宝忠等为赵启霖交章保荐。赵启霖四月落职，六月复官。一去一复，何其迅速。事后，赵启霖在《余尧衢同年七十序》中说：“一二人之出处，若渺小不足道，而惟原消长存亡之肇端，宁得谓无关乎。”陆宝忠评论赵启霖此举说：“京师久旱得雨，论者以比洪北江。”宣统元年（1909），赵启霖任湖南高等学堂监督。不久，任四川提学使。宣统二年（1910），见清政不纲，以母老乞养，遽自引退。

　　老年出山

　　船山学社成立于1914年，是民国时期湖南非常重要的学术团体。但后来 “遭遇世变，未能发展。社章所拟发行学报、补校遗书、设立图书馆诸项，皆以款绌中止”。1931年，船山学社社员雷铸寰、张炯、石广权、彭兆璜等19人联署呈文省政府，申请改组湖南船山学社。雷铸寰等人力推望重乡国、学富五车的赵启霖出山主持船山学社的重组工作。1932年6月，船山学社董事会成立。9月，召开社员大会，选举产生正副社长。结果赵启霖当选社长，陶思曾当选副社长。从此船山学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船山学社改组后，最重要活动是组织会讲，讲演内容与当时湖南省主席何键倡导的读经运动紧密相连。赵启霖制定的《会讲规约》规定，“每周于日曜日集社会讲”，讲友为该社社员，“遵照社章于哲学、政学、文学三科中各自认定一科，其讲题临时自定之”，但国内外名人莅社则延请为临时讲友。讲演比较灵活，内容不限于预定的讲题，听众不限于本社社员。赵启霖又续刊《船山学报》，重新制订《湖南船山学社学报章程》。船山学报刊发的文章以国学研究为主，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起到了推动作用。赵启霖把自己的最后岁月献给了振兴船山学社的事业。

　　赵启霖既以气谊高海内，又擅长诗联，晚年曾作自挽联：“故国竟何如，千秋自有公评在；浮生长已矣，万事惟馀积愧多。”76岁卒，葬湘潭青山桥栗山嘴城子屋场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