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天空最近的精神漫游——陈人杰诗集《西藏书》印象

　　按照西方新批评理论的说法，一个意象在一个诗人的作品中多次出现，就会逐渐积累起一种象征的含量，成为凝聚着创作主体深度经验和情绪细节的“主题语象”。翻阅陈人杰新近出版的诗集《西藏书》（西藏人民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不断读到这样的句子：“那时候，我曾长久地仰望蓝天/仿佛无限高处，真的藏着什么”（《我曾长久地仰望蓝天》）；“在海拔四千八百米藏北腹地/一个向星空再次出发的人/放弃了都市/和陌生的时代”（《藏北》）；“我要去调查天空灼伤的痕迹/研究天空蓝得发慌的原因”（《调研》）；“北斗七星像一把大勺喂养宇宙/经幡拍打着四处飘忽的魂”（《落日》）……“蓝天”“星空”“天空”“北斗七星”等意象高频率地闪回，无疑昭示着陈人杰除了能够脚踏实地生活、工作之外，更喜欢仰望天空，而关心人类的天空和精神问题，则属于存在型诗人不同于一般人的个性品质所在。如此说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江南如鱼得水的陈人杰，在2012年四十四岁的年龄，抛妇别雏，“一路向西”，远赴西藏的那曲支援边疆建设；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摸清像此前他能够让金融与诗歌互渗互动，而今将诗歌与行政事务的关系调理得相得益彰、诗性勃发的隐蔽心理机制和动因了。

　　说实话，拿到诗集的时候，心里还真为陈人杰捏了一把冷汗。如何恰适地把握审美对象，不流于习见的风物肤浅书写，对他来说绝对够得上一种颇具难度的挑战。毕竟作者不是西藏土著，中年迁徙的他缺乏关于西藏的直接记忆和艺术处理经验，待掩卷之后，我才慢慢释然了。诗集无愧于《西藏书》的命名，它的确从自然山川、历史文化和人文宗教三个维度建构起了一部形神兼备的“西藏地理志”。无需仔细品味诗集里具体的文本，只要稍稍涉猎一下其中作品的题目，即会觉得“藏味儿”扑鼻，《纳木措》《尼洋河》《念青唐古拉山口》《南迦巴瓦峰》《可可西里》《牦牛》《格桑》《大昭寺》《布达拉宫》《磕长头》《转经筒》《藏戏》《格萨尔王》《文成公主》《拉萨街头》《八廊街》等等，或凝眸圣水神山，或放眼风物民俗，或流连信仰传统，文本间的相互碰撞与连缀，使西藏的影像仿佛全方位而又立体、质感地现于目前。应该说，这种“绘形”的功夫对于一个诗人已经非同小可，它至少为诗歌提供了一种民俗、文化学的价值；但是假若诗人仅仅停浮在这一层面进行精神高蹈，满足于西部地理自然、文化历史本原的敞开与还原，那他恐怕充其量也只能抵得上“妙手丹青”的水准，根本就无法和诸多普泛化的西藏书写拉开本质上的距离。

　　在这一点上，陈人杰的过人之处是非但勾勒出了西藏的形体与眉目，更力求在“绘形”的基础上“传神”，凸显西藏的血肉和骨骼，触摸西藏的灵魂。具体说来，情乃诗之动因与安身立命之本的本质认知，使他总能以“心灵总态度”介入、烛照表现对象，使之带上诗人主体的个人化色泽和音响，而众多诗篇的组合则共同拥托出主体情思世界的丰富与斑斓。如经幡又称风马旗，它作为藏族的标志是西藏高原上一道独特而常见的物象，但经过诗人心灵之手的抚摸，它不再仅仅是表象化的民俗存在的自在展开，“经幡开悟大地/在佛里飞/是信仰，又非信仰本身/任由四面八方的风念经、吹拂/支点在哪/石头不大，压一颗心足够了/风停的时候，拂去幻觉的经幡/守护一片寂静足够了”。主体的介入敦促着诗歌已经从藏传佛教中祈祷祭祀形式具象的凝眸，趋向于诗人对人类宗教信仰的内外观照和认知，指认在西藏高原，佛教有一种超乎神奇乃至神秘的力量，它能够敛聚人类的精神，使人的灵魂进入一种宁静澄澈的最高境界，远离痛苦，摆脱焦虑，有所皈依。再如众所周知的雅鲁藏布江，乃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天河”之一，诗人的《雅鲁藏布》也并未费力不讨好地去无谓恢复观照对象，而只是以之为触媒，外化抒情主体的情绪舞蹈与思想体验，“整个下午，我在岸上静坐/潮来往，云卷舒，渐渐地我变成了一个漩涡/被沉默无声的湍急收藏/我要感谢这宽广的河床，以及谜一样的眼睛/伟大的爱，是一种可以触摸的命运/一滴水珠就是数个世纪。而我的生命仿佛是/另一条长河，畅游着不知疲倦的鱼儿/撒着死亡那不可捉摸的网/水草、摇晃的皱纹和盐的味道/当我再一次端视，雅鲁藏布奔流/高原如码头，如词语们歇脚的厚嘴唇”。在神与物游的过程中，诗人的精神与河流契合无垠，是接受一场开阔与神秘的生命启迪，还是对自己生命状态的别样反观与冥想，似乎都对，似乎又都不完全对，或许二者兼而有之。也就是说，诗人极具想象力的心灵立场，保证抒情主体和表现世界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结构形态，他既呈现为在表现世界地面行走的“兽”，更呈现为能在表现世界地面行走又能在表现世界空中盘翔的“鹰”，走进地域后却能再走出地域，最终实现了从物象到情象的心灵超越与情绪升华，以对事物表层和外在的穿透，洞悉了世界的本质和真相；从而使《西藏书》有地理志的功能，更晋升为超越地理志之上的情思志，发于物象触动，却指向着心灵的空间，切入了西藏人乃至整个人类生命的多元底色和深层旋律。

　　《西藏书》不止在地域书写上堪称独步，还以接地气的“及物”选择，打破了抒情诗和现实叙事不好协调的迷信。很多人以为，抒情诗体量小，含量无法同小说、散文等文体抗衡，它长于内世界和想象力的铺展，而对宏阔的社会、现实题材包括日常叙事则常常力不从心，捉襟见肘。在这方面，中外诗歌历史上的确教训连连，成功者不多，不论是演绎英雄业绩和民族兴衰的西方史诗，还是江河、杨炼等重铸民族文化的现代史诗，抑或是朦胧诗之后注意与现实接轨的“生活流”诗歌，都有明显的向“后”看或耽于琐屑的倾向。而为了触摸、表现援藏这段鲜活的特殊生活，陈人杰在诗集的下卷尤其是两组诗歌“西藏，我来了”“援藏，缘藏”中的《结对子》《在村干部聚会上》《驻村》等作品里，大胆地以诗性的艺术方式切入“此在”经验，瞩目活跃于高天厚土之间的援藏干部的身影、风貌和担当精神，使连缀的短捷的抒情诗接近了大题材、大情感，获得了一种强烈的当代意识，和接地气的行动力量和气象。如到了藏区，诗人目睹了西部自然生态的残酷、百姓生活的艰难和文化教育的落后，蛰伏在灵魂深处的责任意识被激发得更为强劲，“牧民/背一个孩子/挎一个孩子/拉一个孩子/放牧/也放自己//我的旧亲戚/看我在眼里/一个孩子/被大雪封冻/一个孩子/被狼吃掉//那一夜/雪花那个飞/飞过悲伤的穷人”（《看在眼里》）。诗完全在不动声色地写实，但作者对牧民的悲悯和自己灵魂的疼痛却已力透纸背，对下层人遭遇的抚摸和担待，接通了中华诗歌内里传统的忧患之思，令人动容。再有面对自己筹款建筑起来的小学校，诗人感慨万千，写下“我看见牧童达吉/在替羊做任课教师/在寒风中将鞭子挥了一下/这牧鞭和教鞭/是用来鞭笞我的”“三十平方的图书馆/五千册图书/像我在草原上贴了张邮票/邮票不大，放一颗心可以/图书馆太小，放一个草原多好/书架局促，像牧羊女的寒衣/图书太瘦，像营养不良的月亮”（《一团团白火焰》）。牧童失学敲打着诗人的良知，使他历尽千辛万苦，生方设法，为草原上的适龄儿童争取到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但条件仍然有限，“大”“小”与“瘦”等形容词语，同意象、事态的对比里，涵容着诗人对草原、草原孩子爱的深切。又如“下雨了，一个人的河流/一家人的河流——女儿上初中，儿子三个月/从此，半是儿女/半是西藏/一晃六年/儿子在搭积木/我们一直被渺小安慰”（《下雨了》）。诗人从日常的事态落笔，曲现了他援藏的精神苦涩和生活艰辛，博爱使陈人杰心里不仅盛装个人的酸甜苦辣、恩怨情仇，更想着国家与民族的需求和困难，所以能够舍小家为大家，远走西藏，但他和全家却都承受着孤独之苦、离别之痛和思念的折磨。

　　应该说，表现援藏干部的情感和思想，张扬民族团结的意向，是连小说、戏剧文体都深感棘手的话题，可是陈人杰却不躲避，并相对从容地完成了主旨传达，令人读后既怦然心动，又觉得意趣盎然诗性淋漓，秘诀何在？我以为他是找准了抒情机缘点，那就是关注现实又不被现实捆绑住，立足心灵又不拘泥于心灵，从日常出发又能超越日常，而尝试在现实和想象之间的广阔地带锻造诗情，从而弥合、打通了大与小、抽象与具体、群体与个人、现实与艺术之间的因素差别。如“床单对云产生眷恋/而困扰的病骨/则羁绊于相思的嶙峋/一声咳嗽，仿佛肺腑服从来世的呼唤/仿佛大地撕开了身体的绿闪电/申扎河，不能将呻吟带走/却能把青春和沸腾的热血带走/一块块卵石/像洗礼后的重生/似乎特为我留下诉说年华”（《病中》）。地方化的个性意象、自由神奇的想象力与不无苦楚的奉献之情遇合，使诗中个人的声音暗合了诸多灵魂的隐秘和时代精神的主旋律，同时又以亲切而“涩”的面貌出之，极具感染力，病中的孤寂和对远方故土、父母、妻儿等亲人的牵挂和思念跃然纸上，家国之思与儿女情长交织，明亮向上又缠绵凄婉的调式转换，让人全方位地体会到了援藏干部的精神世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藏书》的探索，为解决诗歌与意识形态关系紧张、诗歌与现实协调艰难的困惑，提供了某种启示，诗歌到什么时候都不可以做空转的“风轮”，它总应该有所承担，关键是这种承担必须以能够让读者愿意接受的艺术方式进行。

　　论及《西藏书》，诗人胡弦曾在《文艺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断言，称它更接近海德格尔所说的“去蔽”艺术，这不愧为一种知心之论；并且陈人杰的“去蔽”就是在不断的艺术创造中进行的。他很清楚，如若疏于语言技巧的讲究，即便情感、思想再怎么提炼打磨也是无济于事的，诗歌之躯唯有形质取得共时性审美呈现的境况下才会真正直立起来；所以在把情思视为诗歌命脉之时，并未拒绝新潮艺术的援助，并且总能使技巧和情思谐和为一。如应合着个人化的情思特质，陈人杰的诗从没有成为赤裸的情绪喷射器，或使经验与哲思仅仅凭智力去认识；而是大都避开了直抒的路线，走了一条意象化抒情，或让哲思同情感、形象相结合的言说道路，隐约迷离又容易解读。只是这一点并非他所独具，在许多诗人那里都似曾相识。在我看来，他的诗歌文本有两点个性给人印象深刻，值得圈点。

　　一是能以对异质对立的矛盾艺术因子调整、化解，达成新的平衡。这绝非仅仅指他有诗人的心性做底，能让雪域高原与柔婉江南互渗，更指他在诗歌中能够使主旨构思的宏大开阔与细部环节的精雕细琢、自由想象和严谨架构、阳刚之气和阴柔之风达成理想的复合。如《喜马拉雅山脉》整体上呈现着一片浩瀚、阔达、浑厚的气象，有相当的规模和抒情长度，“我又回到了我的群山/回到我的骨骼——喜马拉雅/头颅——珠穆朗玛/血液——雅鲁藏布/它们有着怎样的/生死、秘密和忧伤/我又回到我的肌肤/这荒凉而稀疏的草叶/怎样燃烧牛羊的一生/这粗糙而笨拙的脚步/怎样在遥远的马蹄声下失踪……永恒的渴望像复活的歌声/在地面上滑行的鹰的投影/像远行的水手用船桨在划开深渊”。但是它更注重微小环节的打磨，像三段中的第二段，“我又回来了/在亲人的锣鼓和岸的齐鸣下回来了/我在你巍峨而匍匐的胸膛像儿子依偎着父亲/我在你高耸入云的乳房/像格萨尔吸吮着藏地的乳汁/我在你风的魂魄/锤炼一个又一个西藏/我从你的深处跃出，我的一切都是你的/我将固守着零星的帐篷、散发着牦牛奶味的蔓腰/我要从你的静脉和泪腺里聆听那逝去的神/召回故乡和那道金色的门槛”。且不说意象化抒情对精炼传统的坚守、排比渲染对情绪节奏的强化，调弄得娴熟自如，哪怕细微到一个字、一个语气词、一个细节、一段节奏的抑扬设置，都十分讲究。再如《雪域小野花》将冰雪般的小嘴唇、飘香的奶味儿、轻盈的花粉、花冠上的鸟鸣等想象性意象绾结在一起，织就了一片柔婉灵秀的境界，内有江南气质的支撑和浸润；而《极地放歌》中写到，“我要在蓝天白云的极地歌唱/让帐篷成为一首歌/牛羊成为一首歌/我要在高高的雪山上歌唱/让哈达缠住心跳/让血液浇灌青稞/我要用揉搓酥油糍粑的手揉搓灵魂/用掌心打磨一首歌/用指纹印出高原人的勋章/用胸膛融化大地的冰霜”，则完全成为雄浑激越的力之美的呈现，大起大落，纵横开阖，刀刻斧削，棱角分明，那种冲天的气概足可震醒一切昏睡者。在陈人杰的诗中，可谓婉约与放达同在，柔情与豪气共生。

　　二是想象力繁复高远，雄浑奇崛，多给人以天高地阔、豁然开朗之感。作为诗人陈人杰本来就想象力丰富超拔，虽为南人却有北方的大气和深沉，而号称“世界屋脊”的西藏那种空旷、广袤的时空氛围与体验，又进一步扩大了他十分开阔的视野，使他想象的男性特征愈发显豁，常在诗中进行古今中外、历史心灵的恣意驰骋，出入裕如，时空跨度比较大。比如任何“戏”都因为多以唱段的方式表现出来，通常偏于柔媚，哪怕是武戏也少了一点儿气概；可是陈人杰的《藏戏》让你读后却别有一番感觉。“舞台是青藏高原/一唱就是千年/妖魔鬼怪，王侯将相/在面具中重现”，“戏里戏外，群山奏鸣/江河流淌，风扬起了尘沙/大地重新安排分寸/雪山与王，交换绵羊狮虎”。诗人的思绪纵横捭阖，自由不羁，洋溢着西天的浩瀚和粗豪，没有强悍的男性胸怀简直无法企及。再有诗人这样书写中国行政区域中最小的乡、只有三十九人的“玉麦村”，“梦幻大于太平洋/玉麦小于锋芒//那么小/像北斗七星上/住着的七户人家”（《玉麦》）。将七户人家和北斗七星应对拷合，这种思维虽说不上石破天惊，却也是大胆越轨，亏诗人想象得出，并且还惟妙惟肖地把玉麦乡也即玉麦村的规模、形态质感地凸现出来了。必须承认，自从郭沫若之后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想象力就一直贫弱，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西藏书》的许多诗歌虽然还难以完全弥补这一惨淡的事实，但却彰显了一种可能。至于陈人杰一贯执着的语言自觉，更在作品中有大量有力的体现，像“一生，生于羽毛，困于翅膀”（《鹰》）、“变成雪原，是西藏/回到自己，是人间”（《雪国》）的极度压缩简练，像“钙质的骨骼和悲观主义的头颅/这肉体的香/名和利都不配称作家乡”（《天葬》）、“总能用一记响头/将悲苦从身体里赎出来”（《磕长头的人》）的虚实搭配，像“一丝绿色的回响/孤悬在天空的泪光里”（《扎达土林》）的通感运用，可谓俯拾即是，它们无疑以陌生化的冲击力带给了读者新鲜的审美惊颤和快感，经济而现代，含蓄又别致。但它们无不以质朴本色的面貌出之，就更到位地外化了诗人多彩的内心世界。

　　陈人杰是低调的，在从事的行政工作领域如此，在热爱的诗歌界也是如此。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曾经先后获得过徐志摩诗歌奖、《诗刊》青年诗人奖、《扬子江》诗学奖、珠穆朗玛文学艺术奖特别奖等许多奖项，诗集《西藏书》也是中国作协2014年重点扶植项目的成果，只是他从不愿意声张。好在历史是公平的，它永远也不会冤枉、遮蔽任何一位优秀的写作者，事实已经证明陈人杰的创作是货真价实、经得住淘洗的艺术存在；尤其是将其置于全国诗歌创作的宏阔背景下，更会发现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放目当下诗坛，轻型和软性诗歌流行，诗人们或以睿智优雅取胜，或者在婉约路上滑行，或者干脆在技术圈里陶醉，诗的质地纯美，技巧娴熟，但明显患上了缺钙软骨症，让人读了只会觉得有趣，而不会“来劲”。在这样的艺术季节里，陈人杰有精神重量的艺术取向，就不仅仅具有抗衡作用了。陈人杰，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你的名字。

　　罗振亚简介

　　罗振亚，黑龙江讷河人，南开大学穆旦新诗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5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为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写作学会副会长、中国闻一多研究会副会长、天津市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出版《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与先锋对话》等专著九种，诗集一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文章三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