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金生 王嘉宁摄

▲在台中糖厂库房内清点文物，穿马甲者为梁廷炜。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前排左起梁嘉生，母亲刘玉峨，梁峨生，祖母李书清，后排左起三叔梁匡权，父亲梁匡忠，二叔梁匡啟，摄于1947年。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新华每日电讯 记者 完颜文豪

　　大雪节气刚过，早晨的北京，气温降到零下5℃，故宫东华门外的筒子河里，一半的水面结上了冰。

　　年近70的梁金生，骑着他那辆“车龄”14年的破旧自行车，钻进东华门的门洞，再北行穿过“三座门”，来到一座不显眼的小院落。

　　过去38年，几乎每个工作日的早晨，梁金生的车轮都会缓缓碾过故宫内的石砖，到今天也没有停下来的迹象。

　　这位名副其实的“老故宫人”，“出生在故宫（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长于故宫”，大半辈子都在保管着故宫里的文物。这似乎是生来注定的，早先从其高祖父开始，算上他自己，梁家已经连续五代人在清宫和故宫博物院供职。

　　这些天，一档展示国宝背后故事的文化节目突然火了，豆瓣评分高达9.3。梁金生和祖辈三代人，在半个多世纪里，守护国宝石鼓的故事，在央视《国家宝藏》栏目播出，许多网友看了视频“感动得落泪”，“很震撼，心情很久不能平复”。

　　第五次文物大清理

　　他掌管着故宫180多万件国宝的总账，要把每一件文物与总账核对清楚。这项工作，他做了30多年，他对每件存在遗留问题的文物、每个对不上的数字，逐一追根溯源，最后竟写出了一份10万多字的清理报告

　　梁金生推着自行车，在小院落里拐了几个弯，来到角落里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屋里靠后墙摆了一个书架，塞满了故宫文物的总账。桌上一摞线装册子，因年代久远已经泛黄卷边。

　　2008年，梁金生从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处处长的位子上退休，之后被返聘，回到这间局促的办公室，继续翻看着浩如烟海的文物账册，在密密麻麻的数字中，找出文物账中的历史遗留问题。

　　作为曾经的故宫文物“大总管”，他掌管着故宫180多万件国宝的总账，要把库房里每一件文物与总账上的记录核对清楚。这项工作，他做了30多年，到今天仍在不知疲倦地与文物账本打交道，“希望为后人留下一本清清楚楚的国宝总账”。

　　在《国家宝藏》节目里，“国宝守护人”梁家辉向观众介绍说：梁（金生）老师这一辈子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就是清点故宫的180多万件文物。

　　12月11日上午，梁金生坐在办公室里，讲到那段经历时，突然加重了语气说，“核对太麻烦了！”

　　上世纪90年代，故宫建成了大小百余座地下库房，原本存于地上的文物开始大批量转移。2004年，即将退休的梁金生，向院里提议对故宫文物进行一次大清理。

　　在这之前的半个多世纪里，没有人能够准确说清楚，故宫究竟有多少文物。这些文物历经多次转移、分拨和收回，分分合合，存在诸多历史遗留问题。“以前写文物号都是手写，顺手把‘5’写成了‘8’；账上有某件文物，库房里没有；库房里有，账上没有；本来是一个铜镜，被写到‘其他’类；分类账在库房，总账在我这儿，两个总数经常对不上……”这个文物“大总管”要面对着“千奇百怪、错综复杂”的问题。

　　从那年开始，有近200人，穿着“紫禁城”牌的蓝大褂，穿梭于一座座库房之间，把180多万件文物的卡片、实物、账目都一一核对清楚。之后，每一个库房、每一类文物的账册都汇集到梁金生那间小屋里，他再对每一件存在遗留问题的文物、每一个对不上的数字，逐一追根溯源，找到问题出在哪儿。最后竟写出了一份10万多字的清理报告。

　　2010年12月，最后的瓷器库房，完成核对验收。在7年清理工作庆功会上，62岁的梁金生带动了全场职工的情绪，会场哭成一片。哭声中有做完一件大事的喜，又有不甘心的悲。

　　这是故宫博物院历史上第五次文物大清理。“前四次清理几乎都是虎头蛇尾，我这次清理还有太多遗留问题没解决，报告上提出的意见没有落实，不能就这样虎头蛇尾地草草结束。”之后，故宫又对文物进行了3年的彻底清理。

　　1807558件，故宫文物第一次有了准确的总数。对梁金生来说，这次清理更大的意义在于，解决了大部分历史上遗留的问题，把诸如《乾隆大藏经》等库房里的“非文物藏品”，归入文物之中，“该修复的修复，该除尘的除尘”，方便后人对文物进行保护和利用。

　　这项工作让梁金生觉得，“是很有趣味的，通过对文物的核对，我可以跟已经流失的时间对话。”

　　2000年前后，年过半百的梁金生，为了给故宫留下一套数字化的文物管理系统，开始学习操作电脑，结合几十年的文物保管经验，与时任故宫博物院资料信息中心副主任的胡锤，一同提出需求，让技术方去设计。到2005年，梁金生终于把纸上的文物总账搬到了电脑里。

　　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处文物数据科科长王硕认为，如果没有此前两位元老级的人物，一起建立起故宫文物管理信息系统，“别说7年完成，就是70年也未必能清理完。”

　　抢运故宫文物

　　前些年，梁金生在东华门看古建展览时，发现了曾祖父画的一个蝙蝠，就用手机拍了下来，存在办公室的台式电脑里。这让他找到了一些与曾祖父的时空联系。

　　清代咸丰年间，梁金生的高祖父梁德润，被选拔进入内务府宫廷画院如意馆，成为咸丰皇帝的宫廷画师。曾祖父梁世恩在光绪年间，担任如意馆的掌管。祖父梁廷炜，本想循着父辈的人生轨迹，当一名宫廷画师。这样的设想，却在进宫后不久被一场大变革打断。

　　1912年，清王朝灭亡。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末代皇帝溥仪被赶出紫禁城。为防止国宝外流，民国临时执政府组建了“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接收和清点清室古物，梁廷炜和那志良等人成为委员会的工作人员。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梁廷炜开始了对故宫图书的编目整理。

　　6年后，梁廷炜的命运，又一次被动荡时代的暴风骤雨席卷。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华北危急。故宫博物院接到政府命令，紧急将文物装箱。1933年2月5日夜间，故宫外已经戒严，一大批板车载满木箱，在夜幕中出午门进入前门火车站。一同装进车厢的除了故宫文物，还有存放在国子监的10个一吨重的石鼓、古物陈列所和颐和园的珍品。

　　作为押运员，那志良后来回忆起那夜的场景：“除了车辆之声外，没有任何声音，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唱歌，有非常凄凉的感觉。”

　　那志良、欧阳道达、梁廷炜和其他押运员，守护着13427箱零64包文物，离京南下，走上了故宫文物大转移的漫漫征程。

　　文物分批运抵上海后，又在1936年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后，被运往南京朝天宫库房存放。次年，卢沟桥事变爆发。11月，上海沦陷。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故宫文物也分三路西迁。

　　一路运到汉口，转长沙、贵阳，保存在贵阳安顺的“华岩洞”；一路运到陕西的宝鸡，经汉中、广元、成都，保存在四川的峨眉，梁廷炜带着家眷护送这一路文物的转移，有“中华第一古物”之称的石鼓就在护送之列；还有一路沿长江而上，经汉口、宜昌、重庆、宜宾，保存在四川乐山。

　　这是一场炮火下的抢运，三路文物一程程停留，寻找存放之地，沿途一次次紧急搬离，躲避日军轰炸。那志良在回忆文物西迁的历史中提到，最重要的一批80箱文物运送到长沙的湖南大学图书馆，被转移不到一星期，“图书馆被炸了，爱晚亭边也炸死了不少人。”

　　文物返回南京后才出生的梁金生，多年后在历史资料中，才发现爷爷梁廷炜押运文物穿越秦岭的惊险。当时正值冬天，转移文物的卡车爬行在积雪的山道上，路陡山滑，“外面冰天雪地，车里人紧张得汗流浃背。”在汉中转移文物时，梁廷炜幸运地躲过了敌机的一次俯冲扫射。

　　最终，这些故宫文物的“守护人”，创造了二战史上文物保护的奇迹，从1933年开始，历时16年，辗转上万里，途经大半个中国，上百万件文物，无一丢失。

　　三代人接力守护国宝

　　从1933年2月5日那天开始，梁家的命运就已经与故宫文物割舍不开，1924年出生的梁匡忠，年少时便跟随父亲梁廷炜，守护着文物南迁、西迁。1941年，17岁的梁匡忠开始管理文物库房，在四川娶妻生子。

　　梁金生和兄弟姐妹的名字，都是以国宝押运所到之地取的，祖父梁廷炜希望梁家的孩子们记住那段山河破碎、颠沛流离的历史。梁金生的大哥出生于1944年，当时文物押运到四川峨眉，取名梁峨生；大姐在1946年国宝迁到乐山时出生，乐山古时称嘉定府，取名梁嘉生；抗战胜利后，国宝东归南京后，梁金生和妹妹梁宁生相继出生，名字取金陵和江宁各一字；文物回到北京故宫后，1956年弟弟出生，取名为梁燕生。

　　梁金生长大后，才从家人的只言片语中，对父亲和祖父押运国宝有了零散的模糊印象，“文物不停地转移，家人就跟着一次次搬家，家里从来不置办家具，最多有几个方便搬运的藤椅。”

　　甚至在1949年初，梁廷炜接到密令，将两千多箱文物押送到台湾时，仍觉得那只不过是又一次寻常的南迁。一同赴台的还有梁金生的祖母、大哥梁峨生、二叔和三叔。父亲梁匡忠则奉命留在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哪知这一别，梁家人再次团聚，却是在将近40年后。

　　1987年，一位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工作过的先生，到北京故宫参观，梁金生用繁体字写了封家书，托他辗转美国寄往台北。第二年，哥哥梁峨生才来到北京，带回了祖父祖母已经去世的消息。在梁金生的记忆中，跟大多数喜极而泣的团聚场面相比，梁家那次39年后的重逢，显得出奇的平常，没有过多的话语，“父亲没有太多的表情，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

　　梁金生还记得，那之后每隔几年，哥哥和三叔都会回到北京与家人团聚，简单聊聊各自在北京和台北的家常。更多的时候，不善于表露感情的几个男人，只是沉默地坐着，不说话。

　　留在大陆的梁匡忠，从1941年开始，到1994年退休，之后又被返聘回故宫，为故宫保管了一辈子的文物。

　　从1950年开始的8年间，梁匡忠又一次担负起“文物押运员”的角色，在南京把石鼓和其他文物装箱，联络火车皮，分三批把故宫文物运回北京。包括清代皇帝的祖宗牌位在内的10万余件文物，却留存在了南京朝天宫库房。

　　到北京后，这个“本本分分”的故宫普通职工，回到保管部，清点和保管国宝、核对文物账册，“一辈子再也没离开过故宫”。

　　在梁金生的回忆中，父亲梁匡忠生前习惯坐公交车去上班。天刚蒙蒙亮，住在工体附近的梁匡忠，就走到朝阳路，等着早上5点的第一班109路公交车，跟头班车司机都混熟了，“司机就在没有站点的朝阳路路口和神武门专门为他停一下”。到站后，他敲开神武门，门卫等他进去后再关上。

　　2007年，梁匡忠去世，北京和台北两个故宫博物院，最后一位见证文物南迁和西迁的老故宫人走了。这位老故宫人，生前常念叨着，希望南京留存文物尽早回到故宫，未承想却成未了心愿。今年刚过世的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直到生前几个月，仍在为此事四处奔走，最终也带着一个“不完整的故宫”的遗憾离世。

　　1979年，知青返城。31岁的梁金生，在内蒙古插队11年后，回到北京。自幼在故宫里逮蛐蛐、一年年“进宫”给父亲送饭长大的梁金生，在众多招考单位中，只报了故宫，却因超龄，最终去了工程队，“只要能进故宫，让我干什么，都乐意。”

　　“这后半辈子我想完全交给故宫”

　　在故宫工程队，梁金生干着最累的体力活，在午门广场“墁过地”，东西华门间推过几百斤的运砖车。

　　那段日子里，30岁出头的梁金生，跟工友一起，光着膀子，下身穿蓝色工服，脚穿解放鞋，站在故宫东北角门至东南角门间的城墙上，拔掉杂草铺上石砖。

　　城墙下经常围着一群好奇的“老外”，拿着相机拍下他们劳动的场景，相机的咔咔声一响，工友们相互开玩笑说”自己的影儿又出国了”。

　　梁金生至今仍说不清，当时“有哪位贵人相助”，在工程队待了5年后，他就被调到故宫的保管部（文物管理处前身），做了他最向往的文物研究和保管工作。

　　此后的10多年里，梁金生在保管部，做着父亲此前的工作，征集文物、清点保管、核对账册。“刚来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当时社会上的文物捐赠或卖到故宫，院里就会请启功、谢稚柳、徐邦达、刘久安这些书画界大师和陶瓷界泰斗耿宝昌做鉴定，我每次都去听，一点一点地学。”

　　张忠培在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时，曾为故宫设计了一套科学的管理体制。此后多年，故宫的管理结束了混乱的局面，从此有了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管理体系。

　　其中，梁金生推动了文物保管方面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进程。在退休前，他为故宫建立了完善的文物休眠制度、库房点交制度和批文制度，“文物展出一次后要休眠三年。文物借出库房，谁口头说都不行，必须有院里的批文。”

　　人生进入第69个年头，梁金生仍过着多年来雷打不动的规律生活，一辆自行车，穿梭于东三环外的家门和故宫东华门之间，觉得坐公交车“不自由、太烦人”，过去十多年里，老伴儿的小轿车甚至都换代了三次。

　　故宫墙外的世界对他而言，似乎是时间停滞了。“原则性太强，完全不懂现代社会的世故，对钱没有概念，够花就行。”儿子梁骏眼中，老爷子枯燥、没有爱好，生活中甚至有些古板。衬衣、西裤、皮鞋，永远只穿这一种风格的衣服。家里书籍、资料等物件的摆放位置和朝向，都不容得一点变动。

　　在故宫里，他总觉得“有好些事没做完”。文物南迁后，“从北京走了多少件，回到北京多少件，留在南京和去了台湾多少，总和应该是一个数字。”但他至今还没搞清楚；故宫文物哪些流失到民间了，哪些回来了，他要一件件弄明白；文物总账里，还有一些对不上的，他要查出来……

　　12月13日上午，东华门内那间办公室里，梁金生在椅子上坐定，拿起一个光盘大小的放大镜，照着一本旧书里的小字。这本1934年出版的《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详细记载着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赏给溥杰的清室文物。后来的几十年里，这些散落民间的国宝，有一部分陆陆续续又回到了故宫。

　　梁金生要逐件查清这些文物的回归历程、文物号、是否入账等。有时，他不得不查阅不同历史时期的档案资料。一个人，一个放大镜，像大海捞针一般搜寻一件文物的蛛丝马迹。

　　桌子上堆叠起的破旧账册，每一本都记录着几百甚至上千件国宝的名字，梁金生的工作，像是反复地钻进时空的隧道，回到近百年前的历史场景中，找到一件国宝后，再一路跟随它颠沛流离。这是一次次的文物溯源之旅，在外人看来单调枯燥，他却乐在其中。

　　到了傍晚，这位老人又要骑着自行车，从东华门钻出，穿行于北京冬日的街头。这座红墙深院，对于他已经太过平常，说不出喜欢去哪座宫殿走走，想不出故宫的哪个季节最美，甚至在大雪天，游客排起长队涌入故宫赏景时，他只想待在那间小屋里。

　　而在内心深处，“这后半辈子我想完全交给故宫”。

　　故宫几乎就是梁金生的全部，梁骏总担心“父亲哪天真退休了，要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