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汉文文书”之“署香山知县杨椿发给完纳地租银库收单”。（资料图片）

提起澳门，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大三巴牌坊。2017年进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汉文文书”，则仍是养在深闺人罕知。正在中国国家典籍博物馆举办的“汉文文书——东波塔档案中的澳门故事”则为北京观众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了解机会。

“汉文文书”主要形成于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其主体是清代中国官员在管治澳门过程中，与澳葡议事会文书往来而形成的档案，由中文档案连同原件的葡文译本和发文底稿共3600多件文件组成，现收藏于葡萄牙东波塔国家档案馆。2017年，葡萄牙东波塔国家档案馆与澳门档案馆以“清代澳门地方衙门档案（1693-1886年）”之名联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并被正式收录。

展览精选100余份档案文件进行展出，共分为居澳民蕃、澳门蕃官、清朝官员、西洋教士、欧美商人、英国人与澳门、亚洲各地与澳门以及十三行、黄埔港与澳门等章节，讲述了“汉文文书”的保护和修复，并将档案文件与清代相关图文资料相印证。

事实上，从展览就能看到“汉文文书”中有着不少趣事。例如《香山知县彭昭麟为奉宪饬查造澳蕃烟户丁口册事下理事官谕》中，可以看到嘉庆年间清朝官员会要求葡人理事官对居澳葡人进行人口普查，包括烟户有多少，男女人口数目各为多少，所有资料都要白纸黑字记录成册，上交给清政府。而且不单单是居澳葡人，其他国家居住在澳门的人，也要纳入统计当中，并且分开记录，十分严谨。

一段招安海盗的历史也被清楚地记载在“汉文文书”档案内：乾隆末年至嘉庆年间，广东沿海海盗横行，张保仔等大海盗对沿海居民进行大肆劫掠，弄得民不聊生。根据“汉文文书”记载，当时在香山知县的谕令下，葡人判事官曾配备蕃船协助剿捕海盗，并受两广总督之托，参与招安张保仔。张保仔受招安后，寓居澳门，旧时沙梨头还有着张保仔大屋。

展览学术顾问兼撰稿人、中山大学中外关系史教授章文钦介绍，以澳门同知为最高实际负责官员，与香山知县和县丞互相协调，共同管理澳门事务，构成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管治澳门的实际管理体制。东波塔档案中由以上三位官员向澳葡理事官等发出的下行文书，正是当年实施这种管理体制的珍贵历史记录。

在《汉文文书：葡萄牙国立东波塔档案馆庋藏澳门及东方档案文献》的目录中，已登录的汉文文书1567件，以理事官为发文者的文书共65件，而广东地方官员向理事官发出的下行文书1268件，其中澳门同知等三位官员合计1158件，占全部向理事官发出的下行文书的91.2%。

值得一提的是，传教士在来华履职的过程中，留下不少账簿或财务报告，这些资料经由信件寄往欧洲后，成为欧洲人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之一，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出使前的准备工作之一，就是阅读这类账簿。在这些账簿中，康熙三十一年至三十八年（1692-1699年）的吴渔山嘉定账簿和嘉庆末年法国遣使会士南弥德的北堂账目册都是中文原本，堪称“汉文文书”中账簿类的珍品。（应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