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菽千重浪（中篇小说）

文/余一鸣

上了年纪，我回老家茅儿墩的次数有些多了。再怎么说，人老了都惹人厌，别人没有放在脸上，只是在心里掖着。何况，我一旦进了村，三拉子就不会放过我，一嗓子喊出去，就得喝大酒，喝倒了不敢开车，我就得留一宿。留一宿，第二天喝酒的日程表就安排下了。三拉子说，都什么时代了？新农村谁家还缺你一顿酒的钱？我说，因为大家都过上好日子了，我还想多来几回，多喝几顿，不能今天把条老命就地喝报销了。我回村，车不进村，人也不进村，我就绕着村子在田野里转悠，转累了，在田埂上坐一坐，闭上眼，听河里的水流，听草里的虫鸣。

大爷，你为什么不趴在田埂上？一个稚嫩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我睁开眼，是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姑娘。她戴着草帽，穿着碎花小裙子，手里却拎着一个草篮，草篮里有一把小小的锯镰。

你出来是割猪草？为什么没有上学去？

小姑娘说，今天星期天。我割的是兔子吃的草，我有一只宠物兔，叫小白，可让人喜欢了。

我有些恍惚，同样出来割草，我们小时候是为了喂猪，人家是喂宠物。看那小苹果脸，看那美丽的小裙子，还有那把小锯镰，分明不属于我们那个时代的人类。

我为什么要趴在田埂上，趴在田埂上做什么？

小姑娘说，不做什么，什么也不做，一个劲地淌眼泪。

我说，你见过趴在田埂上淌眼泪的人？

小姑娘点头说，不止一次见过，一位没有头发的老爷爷，每回都是哭成花脸才走。

该是谁呢？我一下子就想到了桑田。我面前的这块田当年是生产队划给他家的自留田，当然，这块大田分割成了许多块小田，每户人家也只能拥有几分田。尽管他家不缺钱，但让田地抛荒，那是态度问题，在那个时代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我们一直不能理解，这田是分给全家人的，但在这块地上劳作的只有桑田和桑海红，桑田说，他爸逼的，不劳动者不得食。可他爸不劳动呀，吃得那么胖，比茅儿墩村所有人都胖。看姐弟俩在田里的熊相，我带领同村的小伙伴也帮着他俩在这田里春插过秧，秋割过稻。

我说，那是因为那人腿不好，他扔了拐杖，立不住，只能趴在地上，伤心了。你看，我也站累了，坐在田埂上。

小姑娘说，可是，你不是他，你不淌眼泪，而且你有很多很多头发。

我摘下帽子让她看了一眼。是的，我还有很多头发，不过大半都白了。

都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实未必非要等到那一刻，当我老了，我才觉察到自己的软弱和伤怀，一草一木总关情，感时花溅泪，那些文人墨客的骚情悄悄钻进我衰老的毛孔，浸淫了我曾经冥顽不化的情绪神经。而那个光头，我判定他百分百就是桑田，面对这片土地，他为什么要悄悄地肆意挥洒他的泪水？

我在田埂上仰面躺下，蓝天白云，像许多歌词中的唱词。我知道，如果用无人机拍摄，我只是一个圆圈中的一点，历史倒退一千年两千年，我就是大湖湖底的一棵水草，或者是活了六十多年的一只湖底老龟。如果无人机再升高，镜头再拉远，就会出现四十几个圆圈。这些圆圈，犹如荷塘水面上―朵朵荷钱，环环相邻，彼此相守，那我在镜头中就只是大湖里的一粒虫卵，或者是一粒掉入湖底淤泥中即将沉睡的黑色莲子。这些圆圈，就是圩子，所谓圩，就是我的祖先们用肩挑、用手提，在大湖的边缘筑起的圩堤，围成圈，挡住湖水入侵。在圩内，祖先们挖泥成河，堆泥成田，这些大田土地肥沃，春耕秋收，被称为“粮仓”，养育了我的祖祖辈辈。

这是暮春时节，我躺在田埂上，稻苗已经抽穗，我的视线中是稻叶的墨绿和新穗的浅嫩，往上看，它们指向天；往下看，有枯黄的老叶倒向稻桩。风吹来，我能闻到稻花的清香，那种耸耸鼻翼能扇动的清香，仿佛穗子渗出了液，仿佛那穗子淌出了汁，其实它们好着呢，只是怒放着自己的青春。闭上眼，我能听到叶和穗碰撞的低语，能听到浅水中虫的游弋，还有蛙的激越的陡鸣。我伸出手，插进水面下的田泥，有熟悉的凉快爬上我的指尖，弥漫了我的全身。

我的生命属于这块土地，而桑田，他只是这块土地上的过客。我面前的这块土地，曾经是生产队分配给桑田家的自留田。他曾在这里披星戴月，流汗也流过血。而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也曾经帮他和他姐插秧，帮他和他姐收割。五十多年过去，他的眼泪，是源于对这块土地的控诉，还是，还是对这块土地的怀念和感恩？

想到他那条在茅儿墩瘸了的腿，我猜不出。

桑田到我们班上插班时是读初一，冬天，他穿着一件毛领灯芯绒半长大衣，戴一顶花格鸭舌帽，脚上是一双贼亮的棉皮鞋，班主任领他走进教室，我们都惊呆了，仿佛走进来的是个外星人。桑田用普通话说，我叫桑、田，桑，桑树的桑；田，田地的田。讲普通话的人我们已经不稀罕了，村里来的知青人人都说普通话，早先，只有广播喇叭里的人才说普通话，连我们固城中学的老师都说方言，他们的普通话不伦不类，老师说得累，学生听得累，干脆返璞归真了。桑田这姓名接地气，与我们茅儿墩子弟气息相通，除了几位跟时尚改名的同学，我们大多数同学的姓名都与村里的事物相关，名字中有麦有稻，有狗有羊，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桑田被老师安排与我同座位，第一节课后他塞给我两粒大白兔奶糖，我拒绝了，尽管几秒后我就恨不得再跟他要回来，那是大白兔呀，知青们说到这奶糖都情不自禁地吞口水。但是，我得端着，我是谁？我爸是李刚刚，李刚刚是茅儿墩生产队队长，是本村最高长官，我本人，是初一（4）班班长。你是桑田，不管从哪里来，现在都在我地盘上，我才是一方土地。何况，他那一身打扮，像极了连环画上的资本家崽子。我那时就留了心眼，拒腐蚀，永不沾，不能输了气势。不过，想是这样想，做是做不到的，我那时毕竟还只是十几岁的孩子，一个星期后我就接受了大白兔奶糖，放弃了阶级斗争觉悟，日子久了，两人沆瀣一气，抱成一团，当然，这是后话。

桑田的父亲是不是资本家，这是我们全班同学最关心的事，尤其是王春笋，王春笋他爷爷是我们村上唯一的地主。地主属于剥削阶级，王春笋家在村里分东西，夏天分瓜，冬天分鱼虾，都是最后一户，是挑剩的那一小堆。我也不敢坏了规矩，与隔壁杨树村的男生打仗打赢了，论功行赏，或者成功偷到了生产队的菱角茭白、西瓜香瓜之类，有福同享，王春笋也只能排在最后一位。每次行动，王春笋都是冲在最前面，战功最大，是我的得力干将，但在我的战队他只能排末位。他也认命，他爷爷是地主，他爸是地主崽子，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王八，他爸找不到老婆，找的是杨树村富农的女儿，真要追究，他是地主加富农的后代，双料货。我能带他一起玩，他已感激涕零。王春笋是第一个发现桑田说话结巴的人，桑田在教室前面自我介绍时，一字一顿，我们都以为他用重音是为了强调，为了隆重推出自己。下课后王春笋凑在我耳边说，桑田是个结巴。我不相信，说，咱俩打赌，一分钱菜票。王春笋欣然同意，但是桑田那天再没开口说过一句话，你问什么他都是点头或摇头，三巴掌也打不出一个哼哼。我知道我输了，一分钱菜票于我是小事，于王春笋是天上掉馅饼的喜事，他中午的饭菜都是自带，米可以上食堂蒸熟，菜永远是一勺黑豆瓣酱。在食堂一分钱菜票可以打一勺青菜，运气好里面还漂着一片肥肉。李刚刚宁愿上学校会计室给我买菜票，也不肯直接把钱给我自己买，原因很简单，我曾经中午饿肚子一星期，把菜票钱买了橘子糖与战队的战友分享，李刚刚发现我平时晚饭吃两碗，那几天饭量大增，三大碗米饭外加一大块锅盔。人家是生产队长兼民兵队长，及时发现了我的新动向，三审两审把我的猫腻审清楚了，断了我们战队的资金链。王春笋其实也能隔三岔五吃上食堂的菜，他得到菜票的途径就是跟人打赌，赌赢了他得一分钱菜票，赌输了他帮人家做一天作业，事实上他只赢不输。输给王春笋不算多大的损失，但桑田是不是结巴，桑田家是不是资本家，这在我与我的战队是个大是大非问题。

我们村上来的四个知青是李刚刚用一条四舱小船接回来的，基本上每人是一个背包一个拎包，我奶奶说，这点行头也就跟旧社会外出逃荒的人差不多，这怎么能比？我奶奶被李刚刚狠狠地瞪了一眼。但是，桑伯承一家来的派头就大了去。桑伯承是桑田的爸爸，又白又胖又高大，那么多的肥肉掉在水里也不会沉，茅儿墩的老老少少后来都喊他桑不沉，桑不沉是全家下放，一家五口，有老有少，这很不一般。知青来了，李刚刚领他们去了生产队队屋，三间屋的农具归拢了一下，女东男西，中间一间砌了个土灶，知青们就过上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日子。而桑不沉一家来之前，李刚刚召集男劳力专门盖了三间大瓦房，青砖青瓦，要知道，这种正儿八经的瓦房，村里原先只有一幢，就是王春笋那个地主爷爷剥削人民所盖，后来当然回到了人民手中，被分给了村里三户贫雇农。茅儿墩属圩区，而且不是依附在圩埂坝上的村子，在圩内，是低洼处，一旦遇上洪灾，不论是内涝还是外涝，首先被淹的都是茅儿墩。村里人家大多是土坯墙稻草屋顶，水一过，土墙坍塌，稻草屋顶随水漂荡，好不容易添置的家当付之东流。倘若是砖瓦房，遇了洪涝，是能抵挡一阵子的，水过后，砖墙还是砖墙，瓦屋还是瓦屋，站梁还是站梁。砖瓦房当然好，但是砖瓦窑都在山区，贵不说，光是运费就让茅儿墩人承受不了。李刚刚带人建这砖瓦房时，就凭公社的一张盖章纸条，砖瓦厂供砖瓦，水泥厂供水泥，木材厂供木材，拖拉机站还派出了运输的大拖拉机。砖瓦房盖好，公社来人专门验收，又提出，还得拉一圈院墙，供这家主人院内散步；还得在房子前建一个水埠口，方便这户人家洗衣淘米。散步不就走几步吗，垛田上走几步不比院子里飒爽？水埠全村人世世代代共用一个，为何要独独替他家专弄一个？李刚刚当过兵，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何况，公社干部直接给生产队长李刚刚布置重要任务，把大队干部晾在一边，李刚刚受宠若惊，自然不折不扣完成。桑不沉家搬来茅儿墩那天，令全村人大开眼界。公社出动了一艘轮机船，李刚刚带领本村劳力出动了一条六舱船，才把桑不沉一家人和家当载回村，可惜那天是我们上学的日子，我无缘见识轮机船驶过村前河面的壮观。轮机船，喷着一团团黑烟，像野兽一般低沉地吼叫着，把村里睡在摇篮里的婴儿全惊醒了，集体合哭，哭得村里鸡飞狗跳，那犁过水面时劈开的浪，有六尺高，将站在蛋壳舟上捞水葫芦的阿三推进水里，露出脑袋时，头上脸上嘴巴里都披挂了水葫芦草。将水埠边洗衣裳那新过门的阿四嫂淋了个透彻，男人们看见了阿四好羡慕嫉妒，说，阿四，你家的樱桃果那个鲜红！我只见过码头上停泊的轮机船，没见过那行驶的大物，很是懊丧，不仅我，懊丧的还有全村那天在上学的小伙伴。不夸张地说，那时轮机船在我们心中的位置，不亚于现在孩子们心目中的航空母舰。

搬家具是男劳力干的活，生产队给记工分。女人们只做看客，手上剥着豆，或者纳着鞋底，组成一列人墙，从水埠口到院子的大门外站成一排，有不老实的手掌瞅个空子袭一下女人的胸或屁股，惹起过节般的笑声。但笑闹只是一阵子，茅儿墩村的人都渐渐不出大声了，这家人的家具太多了，箱子柜子大橱，红彤彤，死沉死沉，压得男人们喘不过气，这大概就是传说中财主家的红木家具了，大城市老财的财富，当然甩本村王家老地主十八条街。有人手上吃不住了，对看热闹的女人说，搭把手，立即有几只手臂插了过来。在茅儿墩，要了解某个女人的家底，主要是在晒伏的那几天，江南多雨，黄梅天一过，箱子底下的衣裳都快长毛了，于是三伏天的太阳出来，家家户户都赶着拿出箱底的衣被与太阳照面，其实这同时也是一个展览。谁家有毛线衣，谁家有灯芯绒，谁家居然还有呢子服，村里的女人尽收眼底。但是现在，女人们不满足了，这箱子柜子大橱里都装的是什么货色？这个问题像猫爪挠心般使人心神不定，好奇心害死猫，也让茅儿墩的女人们害了心病，几个女人使个眼色，那衣柜就翻了，那柜门的搭扣就及时地被解开了，那柜子里掉出的东西不是衣服，是鞋子，几十双女鞋，有黑有白，还有花色的；有高帮低帮，还有不高不低的帮子；有高跟有平跟，还有无后跟子的，专门有一个柜子放鞋，什么样的女人才有这么多鞋子？女主人早进了院子，再没出来露个脸。在别人“啧啧”的赞叹声中，村里几个平素骄傲的女人，如队长夫人，如美丽的阿四嫂，都悄悄撤离走了，走的时候眼眶含泪，女人和女人比，这差距也太大了，太伤自尊了。她俩错过了最后一场压轴戏，搬运沙发，一长两短，笨拙得像这家当家的那个白胖子。这东西笨，却并不重，比那些木器轻许多，阿三和阿四有多余的力气争论，一个说，猪皮的，摸上去软；一个说，牛皮的，牛皮的才这么厚实。这对话已经很高级了，村里的猪皮和牛皮都是剥下来，然后送到收购站换钱，那血糊毛粘的肮脏一捆与这漂亮的沙发皮，让村人怎么都想象不到是同一物，但队长李刚刚说，错，这是人造革的，人造革的才是高档货。这话放在今天，没有人相信，但在神州大地上曾有那么一阵子，这话并不糙，人造革比真皮牛。说这话的李刚刚，当时上身穿白色的确良衬衫，下身穿一条日本化肥袋改制的长裤，屁股上是繁体的两个汉字：尿素。这是当时有头面的乡村干部标准穿着，化纤衣裤，看上去挺括时尚，走起路唰唰带着响。

桑家人很少出院子门，出门的多是桑海红，上代销店打个酱油称个盐，上水埠搓衣拎水，见人先露出三分笑。桑不沉只在黄昏时，偶尔出门在田野里走几步，见到男女老少也立即堆出一脸的笑。这让茅儿墩人很是困惑。看这家人的姿态，那是低到了土灰里，知青们刚来时城里人的傲慢，他们脸上丝毫没有，这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那桑不沉的笑容与村里王家老地主的笑容一个成色，要不是被打倒的阶级敌人，他的笑容能如此谦卑？但是，县里和公社的领导又把这家人当祖宗供着，这砖瓦房这院子这独家水埠就是明证。上边的人对李刚刚说，这家人不需要参加生产队劳动，不需要挣工分，桑伯承每月在公社领工资。桑不沉一个月的工资是多少？李刚刚打听了一下，108元。李刚刚觉得不可能，公社革委会主任的工资才36元。桑不沉对李刚刚说，本来还多，我主动要求减了一半，否则太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李刚刚心里说，你不下车间不下大田，白拿这么多工资，还是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但是，他不敢说出来，这人他肯定得罪不起，春节慰问，县里和公社的大领导在他面前都客客气气，高调不起来。

李刚刚头痛替桑不沉家在茅儿墩村定位的问题，我其实也同样头痛，桑田显然不属于工农后代，但又不能像王春笋那样列入地主资本家崽子之列。李刚刚其实大可不必烦恼，桑家户口落在生产队，人却不与社员抢工分，不像那些知识青年，叫花子碗里扒冷饭，靠生产队工分养活。桑家掏钱买口粮，不打白条不赊欠，与村里几无瓜葛，平时，李刚刚与桑不沉也难得一见。不像我，上课与桑田坐一张桌子，下课桑田也尾巴一样跟着我，我待他时冷时热，许多小伙伴都盯着我，我待桑田的态度决定了他在本战队的地位。没头绪，我只得向知青小汪请教，小汪见多识广，据说知青中只他一人读完了高中。但小汪烟瘾大，扯“山海经”，讲世界上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劳苦大众时，他必须嘴上叼根烟，烟蒂子一扔，他就翻脸，把我们赶走。小汪抽着我从李刚刚那里偷来的“大生产”，心情不错，他说，这桑胖子，其实是资本家，而且是大资本家，早先他家在省城有银行，有几十家工厂，但是，一到新社会，他就把银行和工厂交给了党和人民，他这个资本家有说法，是民族资本家和红色资本家。关键是，桑胖子是老大，他家的老二老三一个比一个厉害，桑老二在台湾做蒋介石的秘书，桑老三在美国研究原子弹，所以桑胖子是统战对象，是大领导眼里的香饽饽。我觉得小汪胡扯，照他那说法，桑不沉不就是美蒋特务？早被枪毙八百遍了。我将这套说法搬到李刚刚面前，李刚刚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李刚刚说，反正咱们听上面革委会的，不热乎也不冷落这桑家。我可做不到，一不小心让桑结巴做了我的左右臂。

桑田是结巴子，成了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是在那天的地理课上，那位高中毕业的代课教师还是个黄毛丫头，她指名提问桑田，欧洲最著名的一条山脉，桑田回答，阿、阿、阿尔、阿尔卑斯、阿尔卑斯山、脉。外国的人名和地名本来就曲里拐弯，读不顺溜很正常，偏偏黄毛丫头老师说，连贯起来读一遍，这可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把个桑田快难为死了。足足有五分钟，桑田就在这六个字之间忙活，按下葫芦浮起瓢，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引起全班同学阵阵窃笑。我怕这样下去那条要命的山脉真的要被桑田读断了脉，大声说，阿尔卑斯山脉，于是全班男生都跟我一遍遍重复，阿尔卑斯山脉，山呼海啸，震耳欲聋，黄毛丫头老师满意了，放过了大汗淋漓的桑田。老师放过了桑田，但王春笋不会放过，一有机会，他就逗桑田说话，比如说，早上第一节课课前要领读领袖语录，中午食堂开饭前，要领读领袖语录，王春笋都阴阳怪气地推荐桑田，理由是桑田城里人，普通话比大伙标准。老师们已晓得桑田有结巴的毛病，才不会上他的当呢。

其实王春笋也可怜，这地主孙子，所有人都可以作弄他，他却从来不敢作弄别人。终于来了个资本家崽子，他觉得自己不应该再做垫底的了。人活着都追求个心理平衡，别人他欺负不了，如果有一个桑田结巴可以让他欺负，他黑暗的日子也泛出些微的亮光。

有一天王春笋急急地向我报告，说，桑田用糖衣炮弹进攻贫农瞎大娘。这事有出处，李刚刚出去参观学习，发现有一个五岁的孩子能全篇背诵领袖的三篇文章，俗称“老三篇”，从头到尾，一字不落，轰动全县。李刚刚回来后，夜不能寐，食不知味，想活学活用，也弄出一个典型。当他的死鱼眼突然灵动地投向我时，我像一条被鱼叉扎中的鱼，怎么办，我奉劝李刚刚，我已经十二岁了，即使背下“老三篇”，也没人稀罕，你要想弄出动静，必须有新噱头。再说，小的典型有了，你不能穿新鞋、走老路，你不妨弄个老的典型，比如瞎大娘，贫农、五保户，还是个瞎子，不认得一个字。论政治条件哪样都过硬，论培养价值明显超过我，论轰动效应比那五岁小孩还要爆灯。急中生智，我说服了李刚刚。李刚刚表达对儿子的喜爱，就是夹起儿子的臂膀转一圈，相当于渔民撒旋网，撒个欢，小时候我会要求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但其时我已是半大小伙子，我坚决地抗拒，让李刚刚扑了个空。教瞎大娘背书，李刚刚把这革命任务交给了我，我把这革命任务交给了桑田，理由是桑田会讲普通话，瞎大娘将来用普通话背诵伟人著作，更是震撼。我担心桑田的结巴，万一将来瞎大娘背书时结巴，那效果就打折扣了。瞎大娘出门不便，桑田送教上门，前两次我都陪着，好在桑田说话结巴，读书却流畅。瞎大娘是个文盲，但对李刚刚布置的革命任务一丝不苟执行，年纪大，记性差，但她勤奋，她觉得“老三篇”已让那毛孩子背下了，她要超过他，背整本的领袖语录。她不分白天黑夜地琢磨，反正她也弄不清白天黑夜。瞎大娘的刻苦感动了桑田，桑田给瞎大娘的奖励是一把碎糖，那天正好王春笋在场，也想要尝一口那糖，没得逞，王春笋恼了。

其时我正手握锯条骑在杨树上，寻找做弹弓的树杈。制作弹弓的选材十分关键，倘若用的是主干和分枝，两侧不均衡，往往要在分枝上绑上木条加重，但是，绑上后弹性还是不足，射出的弹子往往会因为左右弹力不均而走偏。最好的选材是选树枝上同节分杈的部位，伸出的分枝粗细相等，握柄厚实稳健。这当然是需要众里寻它千百度，难得一遇。杨树树叶茂盛，枝叶上栖息着不少毛毛虫，色彩鲜艳，树干一抖，它们就往下掉，掉到你的手上臂上，能让你几个钟头痛苦不堪，倘若掉进脖颈里，那简直要人命。我当然是全副武装，大热的天穿着李刚刚退役时带回的军用雨衣，王春笋打小报告时，我一不小心，腕子上还是被毛毛虫亲密了一下，辣痛添怒，我跳下树，扒了军雨衣，嘴里提着丝丝凉气，让王春笋一一道来，说个明白。

王春笋说，你知道的，桑田一贯以糖衣炮弹拉拢腐蚀革命群众，他为了加强瞎大娘的背诵积极性，又用上这一套。我心里明白，王春笋说的被拉拢腐蚀的革命群众，主要指我，如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其实王春笋也吃过桑田的大白兔奶糖，只是次数不多，大多是两人分一颗，他还为别人分糖时咬了大半截愤愤不平过。王春笋给瞎大娘的奖励品不是大白兔，是一种叫“麦乳精”的颗粒糖，这玩意儿供销社柜台里有卖，茅儿墩一般是干部去看望重要的病人才舍得买，装在小玻璃罐里，金黄金黄。桑田随身带着一铁盒，有病没病有事没事他都往嘴里扔几粒。大家都说，你有病？有病的人才需要加营养，而且，病人都兑水喝的呀。桑田把铁盒子牢牢攥在手中，把那些咒人的话当作耳边风。很多年后，我看到年轻人干啃方便面，就会想起嚼麦乳精的桑田。都说小孩嘴馋，其实老人也嘴馋，只不过隐藏得深一点。瞎大娘眼瞎，看不见桑田嚅动的嘴巴，但是瞎大娘的鼻子灵敏呀，那麦乳精的香甜沁人肺腑，挡不住 。于是，瞎大娘向桑田提要求，背一段，奖励几粒麦乳精。桑田想了想，答应了。瞎大娘是学生，他桑田是老师，学生学习进步，向老师要奖励名正言顺，桑田上小学时就得过老师奖励的练习簿文具盒。现在他的身份是老师，只要瞎大娘这学生能完成背诵任务，当老师的花费这点奖励品完全应该。

我将弹弓对准王春笋，说，我给你一颗糖豆吃，要不要？其实根本就是个树杈，还没装上皮子，更无弹子，王春笋吓得撒开腿就逃。

桑田从此对我忠心耿耿，但是，他死不承认自己是个结巴。他说，我就是见了生人，或者恼火的时候，有点激动，断句多一点。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确实不结巴。

王春笋这次弯道超车没有成功，对排序压倒桑田不再抱希望，但是客观地说，初来乍到的城里人桑田真是个让人嫌弃的累赘。我们的乡中建在圩堤坝上，茅儿墩上学的中学生上学是划船，放学也是划船，反正家家户户都有船，人人会使桨，但是你别忘了，茅儿墩人人人都会水，家里大人下田把船划走了，上学的孩子就只能一路游泳。当然，主要是男生，胆泼，水性也好。女生往往找别人去拼船了。俗话说，淹死的都是会水的，有几年，几乎每年都有男生在河里成了淹死鬼。在圩区，淹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有一个神秘的传说在家长中流传开了，说这条河里的淹死鬼难以投胎，阎王给他发了一只竹篼，让他捡螺蛳装满，装满才可去排队投胎。问题是这竹篼没有底，他捡了一年也捡不满，只能来年找一个替死鬼替他去捡，这就是这条河里每年淹死一个学生的原因。家长慌了，向生产队队长施加压力，李刚刚为了本村的革命接班人一路平安，只得派出一条四舱船，配上前后双桨，让中学生自己划船来回。同样，杨树村生产队也给本村中学生提供了同样的船和桨。问题来了，你想，两条船在同一河道，划船的是两帮半大小子和丫头，能相安无事吗？刚开始还好，大河朝天，各走一边，最多也就是两条船互相压浪，也就像摇吊桥那样晃荡船，吊桥在空中，船却在水中，船颠簸中压出的浪其实也打不翻左右的船只，不过，惹出疯丫头们阵阵尖叫倒也刺激。不过瘾，于是就比赛划船速度，上学时有早有迟，有先有后。放学时返航基本是同一时间点，看哪个村的船先到三汊河口，到了那里两条船分道扬镳。共同走的这一条河道不长，也就三公里，茅儿墩和杨树村的中学生都将本村的光荣和骄傲系于这三公里河道。今天我赢，明天你赢，胜败本是兵家常事，但是赢了能让人扬眉吐气，输了让人垂头丧气，这是不争的事实。我动过脑筋，比如趁杨树村的学生上课时，我和王春笋旷课，用破渔网兜了一堆石头，挂在四舱船的船底，接连赢了他们一个星期，杨树村的那帮人划船时觉得桨变沉臂变重，换了几拨桨手也没改变劣势，你怨我，我怨你，起了内讧，是我得意的大笑引起了他们的怀疑，他们当然明白是谁干的好事。那天在返回的路上，杨家村的船突然靠上来，一拨人冲上我们的船，手中拿着木棍和砖块，看来是早做了准备。他们不分男生女生，见人就出手，连白天同座位的同班同学也不放过，吓得我们船上所有人落水而逃。我们游到岸边，爬上垛田的田埂，眼睁睁看着他们掳走了我们船上的桨，船没了桨，就像枪没了子弹，鸟没了翅膀，那天，茅儿墩的四舱船是我们凫水或推或牵弄回村的，回到水埠口，一村的男女老少都站在那儿迎接，放学放得太迟，可以撒谎，不失为一个借口，但桨没了，这瞒不过去。我们落汤鸡般耷拉着脑袋上岸，我坦白交代，求李刚刚今晚去杨树村交涉，替我们要回桨，否则，明天一早我们怎么去上学。李刚刚说，老子可丢不起这个脸，到杨树村去觍着脸求人，你问问有谁肯去。大人们都团结一致地用鄙视的眼光睥睨我们，好像我们是一帮被释放回的俘虏。李刚刚说，头可断，血可流，革命斗志不能丢，明天，你们用生产队的另外一副桨去，但回必须用原来的桨，听清楚没有？就是说让我们从杨树村那帮家伙手中把桨抢回来，难得大人支持我们干一回仗，我大声说，听明白了。外人有所不知，茅儿墩和杨树村向来不和，以前是为了争垛田和水面，一切土地和水面归人民政府后，按理说没有利益冲突，但两村的人们那口气在肚子里憋着，没变成屁放掉，一不小心还是会闹出事端。历史上两村划龙舟，竞舟是假，干仗是真，不论茅儿墩和杨树村谁输谁赢，结局总是两村的划手打得头破血流而归。幸亏后来公社领导英明，把划龙舟列为“封、资、修”，取消了端午节赛龙舟的活动，两村的男劳力再无用武之地。想不到历史的重任落到了我的肩上，原来我们输掉的是全村的颜面。王春笋主张偷回来，趁他们上课时把桨偷回来，顺便把他们的桨一并掳走，我反对，今天你偷来，明天他偷去，成了无休止的游戏。我们要光明正大地夺回来。群情激愤，我吩咐，所有同学明天上学带书包不带书，反正书都浸了水，不晾几天也晾不干，明天书包里只准带弹弓和石子，女生没有弹弓，那就带满满一书包石子，为男生提供充足的子弹。那一仗，我们是有准备之仗，杨树村人应声而倒，舟漂泊，人漂泊，我们大获全胜。双方坐到了谈判桌前，我和对方头目口头约定，从此井水不犯河水。但是，小孩子玩过家家，谁会把落地的唾沫当成钉，说不定哪天战火重起。而现在的茅儿墩，多了一个桑田，一个不会游泳的旱鸭子，一旦人仰船翻，桑田说不定就做了落水鬼。因此，教会桑田游泳，就成了迫在眉睫的大事。王春笋自告奋勇地接下了教桑田游泳的任务，实事求是地说，王春笋的水性确实是我们这帮人中最好的，他的游泳速度奇快，在水上能撵上麻鸭，潜水能逮住水底的黄花鳜鱼。我知道，比鬼还精明的王春笋是看上了桑田的吃食，自从王春笋当上了桑田的游泳教练，桑田上供给我的吃食越来越少，肯定是都进了王春笋的肚子里去了。这天，我在座位上闻到了一股腥臭味，耸了耸鼻子，问桑田，你带了什么东西，这么臭？桑田打开一个铁罐头盒，盒子里是几只臭虾，纠缠在一起，臭不可闻。我说，拿开拿开，要这死虾子干吗？桑田说，这虾子是王春笋替我抓的，说吃了活虾子才会游泳。这说法在我们茅儿墩成立，脚折了吃猪蹄髈，肾坏了吃猪腰子，吃哪儿补哪儿，吃生河虾会游泳，有此一说。我说，那也应该吃活虾子呀。桑田心疼地说，可不是，我还没来得及吞下，它们就死了。我觉得这中间有猫腻，领袖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可是王春笋这个人，做一件好事也难，他肯定不会平白无故地替桑田捞虾子。我说，王春笋这虾子不会白给你吧。桑田说，卖、卖给我、一、分、一分、一只。这是天价呀，我觉得王春笋想钱想疯了，市场上的河虾才五分钱一斤，他的心肠和他的老地主爷爷一样黑。要知道，夏天的傍晚，我们在河边上乘风凉，顺便绑一块旧蚊帐，中间拴一点河蚌肉，一晚上能逮三四百只虾，这要是让王春笋卖给桑田，就是三四元钱，我们打听过，我们的老师是民办教师，一个月才挣七元钱。王春笋这是侵占了我的资源，这样说，有点摆不上台面，他侵占的是茅儿墩战队的资源，桑田要买虾，不能向王春笋一个人买。王春笋卖虾的钱，不属于他个人，应该属于我们战队。这王春笋不仅黑心，而且胆子肥，他忘了他是老地主的孙子。我及时召开了对王春笋的批斗大会，王春笋一看大事不妙，乖乖交出了卖虾子的钱，本战队充公没收，收获了一笔不菲的活动经费。桑田也提高了思想觉悟，不再迷信吃虾子，王春笋无钱可赚，不再玩拖延战术，一个下午就教会了桑田游泳。

王春笋曾经在我面前埋怨过，桑不沉名字叫不沉，可生个儿子到了河里就往下沉。现在看来，他是为自己的拖延战术找托词，桑田迟一天学会游泳，他就多挣一天卖虾子给桑田的钱。桑田有没有游泳天赋我们不做定论，但是桑田的姐姐，那个叫桑海红的姑娘，那水上的功夫让我们所有偷窥者都目瞪口呆，惊为龙女。

知青小汪是村里最后一个知青，另外几位知青或病退或推荐上大学，都远走高飞了，就把小汪一个人剩下了。小汪叫什么名字，四十年后我才知道，他叫汪建国，当时全村大人都喊他小汪，我们也跟着“小汪小汪”地叫。据说小汪的父母在他下放后都死了，他回城也没家了。当然，没有家他也想回到城市，问题是他找不出理由或者说找不到途径回到城里。小汪很消极，白天不肯下地，还常在村里做点小偷小摸的事，谁家鸡窝里少了蛋，谁家地里少了菜，肯定是小汪干的好事。李刚刚认为他简直是抗拒贫下中农的改造，可是，全村老少都同情他，一个城里人，没爹没娘的孩子，再欺负他就显得茅儿墩人不厚道了。小汪住的生产队队屋是我们战队的根据地，晚饭饭碗一放，我们基本就奔他那里。东屋的女知青走了，东屋又成了生产队的农具仓库，堂屋就空了出来，小汪等于又多了一间屋使用，足够盛下我们。小汪穷，但是穷讲究，点的是一盏带玻璃灯罩的煤油灯。这煤油灯本来也就生产队队委会开会时才舍得点，小汪顺手牵羊拿进了西屋。小汪说，我人是社会主义的人，为什么不能点社会主义的灯？私下我们认为，小汪是怕黑，怕鬼。小时候，我们听说的鬼神故事，地点多是在祠堂和庙宇，扫除迷信，村里祠庙拆了，村人们悄悄传说队屋里闹鬼。为什么？后来真相大白，收获季节粮食都存放在队屋，吃不饱的年代，夜里有想法的人不止一个两个，免不了遭遇，鬼不吓人，人吓人。这闹的当然不是鬼，李刚刚在生产队大会上说，谁说队屋有鬼，谁就是心里有鬼，打过鬼主意，做了鬼事。从此，鬼传说画了句号。小汪坐在灯下，披着一件旧军棉大衣，我们纷纷掏出口袋里的吃食孝敬他，有单支烟，有炒豆，还有烧熟的土豆红薯之类，小汪来者不拒，一一笑纳。小汪主要是给我们讲抓特务的故事，女生不在，他就会讲黄色小说，什么《少女之心》，什么《第二次握手》，讲到后来，说的人听的人裤裆里都撑起一把小伞。可是接连几天晚上，我们都在队屋扑了空。大热的天，蚊虫在空中乱舞，他能去哪里。好在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晚间鬼鬼祟祟的行动还是被我们发现了。这天小汪吃过晚饭，我们从窗外看见，他的晚饭其实就是一碗锅巴，他抹抹嘴巴，却不急着出门，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点上，抽完了，天没有黑，他又慢吞吞抽了一根。他锁了门，贴着墙根往村外走，村外是稻田，开阔。我们不敢跟得太紧，好在他绕了一个弯，又回到了村沿。他钻进了河边一丛芦苇，从芦苇滩上轻手轻脚地下了水。小汪这是要干什么？我们猜不出他要搞什么鬼花样。小汪曾经和我们一起逮过青蛙，钓过黄鳝，还和我们一起偷过生产队鱼塘的鱼，他那大灶大锅，最适合我们战队用来解馋祭牙。可小汪是个不折不扣的懒虫，他指使我们干这干那，自己从来没动过手，都是吃现成的，还挑精拣肥。今天他下河，莫非要抓鱼？没带叉也没带网，凭他那水平想空手抓鱼，做梦呢，他有自知之明。我们在夜色下钻进芦苇滩，水面波澜不惊，月光下静如明镜，人呢？小汪人呢？桑田耸了耸鼻子，摸到一截折断的芦苇秆，说，还透着新鲜味儿，肯定是小汪刚折断的，他没走，就藏在水下。听到人声，一个脑袋从水面冒了出来，说，别出声，下水。都下到水里，蚊虫就咬不着了。果然是小汪，他手里抓了一支芦苇管，是藏在水下呼吸用的，我想起来，有一部电影叫《渡江侦察记》，桑田一定也看过这电影，里面的侦察兵就是用芦苇管潜水。我们在水面上转动脑袋，这里有什么值得看的东西？月亮很远，月亮的倒影在水面中间，依然伸手够不着。村里黑乎乎一片，只近处有一户人家亮着灯，茅儿墩的人家晚上一般都不点灯，那点灯的煤油凭票供应，村人本来就缺钱，何况这煤油有钱也买不到。大人们说，费那钱干吗，莫非吃饭时有人会把筷子伸进鼻孔里？村里晚间只有两间屋点灯：一间是知青住的队屋，一间就是不远处这屋，桑不沉家。有人考察过，桑不沉家不止点一盏煤油灯，点三盏灯，每间屋里都有一盏红亮的灯。我找桑田核实，桑田不否认。小汪带我们蹲在河水中，是要看桑田家三盏灯漏出的灯光在河面的倒影？

小汪说，别出声，来了，出来了。

有人端着脸盆走上了水埠，这水埠是桑不沉家的专用水埠，看身影，是桑田的姐姐桑海红，她端着脸盆，估计是来洗衣服，看一个月光下的女子捣衣，小汪人浸在水里，脑子进水了。桑海红却不是来洗衣服的，她双手牵起衣摆，往上扒套头汗衫，月光照着她白亮亮的身体，我担心她里面连小衣都没穿，想闭眼又想睁眼，我听见谁忍不住“啊”了一声，桑海红的脑袋正好被汗衫套住，她停顿了一下，又奋然扒掉了汗衫，侧耳，只听到蛙鸣虫唧。她穿着一件上下连体的小衣，后来桑田告诉我们，桑海红穿的小衣叫游泳衣。桑海红双手在头顶上方合拢，月光下她的身影凸是凸，凹是凹，像是一幅立体的剪影。我们的眼睛还没看够，她却突然跃入了水中。桑海红在水中忽高忽矮，摇头摆头，倏忽间，水面上摆动的不是脑袋，是她的两条腿，两只绷成粽子角的脚尖。那两条腿在水面上做出种种动作，砸出朵朵浪花，那两只脚尖就是浪花的花心。我们看过一部叫《红色娘子军》的电影，那上面的女红军都踮着脚跳舞，她们的脚尖也绑得像粽子角，一直绑到了小腿上，老师说过，那叫芭蕾舞。可桑海红比电影上的女战士厉害，她是在水中，在水中还头朝下脚朝上跳舞。反正桑海红的耳朵在水中也听不见我们说话，小汪说，见识了吧，这叫“水上芭蕾”，我说，都知道，我们也看过《红色娘子军》的电影。桑田一边拍打脸上的蚊子，一边纠正说，不对，这是花、花样、花样游泳 。原来，桑海红下放之前是省体校花样游泳队的运动员，她这是技痒了，偷偷跑出来施展一下手脚。桑田说，小汪，走、走走走，喂蚊子，就、就为看这个？我概括了桑田那结结巴巴的一番话，他觉得小汪偷偷地看桑海红游泳，属于不怀好意，思想下流。要看，光明正大地看，桑海红她们在体育馆比赛时，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小汪并不与他计较，心满意足地回队屋了。

王春笋最后一个上岸，嘴里反复念叨，花样游泳，花样游泳。

那天以后，桑海红再也没下过河游泳，一直到离开茅儿墩都是。而小汪呢，不久与王春笋的姐姐结了婚，做了王春笋的姐夫。小汪扎根农村的喜事当时没有被树为典型，因为王春笋的姐姐家庭成分不好，小汪算不上是与贫下中农相结合，讲究起来，他父母都是反动特务，乌龟对王八，一窝子阶级敌人。

四十年后，我在茅儿墩看到小汪，他一头稀疏的白发，刀刻般的满脸皱纹，豁牙，已经比茅儿墩的老头还茅儿墩。（本文节选自《芙蓉》2021年第6期中篇小说《稻菽千重浪》）

余一鸣，中国作协会员，江苏作协委员，南京市作协副主席。著有长篇及中短篇小说集十余部。获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年度奖、《中篇小说选刊》双年奖等十几个奖项。现任教于南京外国语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