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赵雨（评论）

文/刘秀林

读了赵雨的一些小说，我认为他具有两种作者人格：一种天真而散漫，一种狡黠而灵活。简便起见，我们分别称之为小赵雨和老赵雨。

先来说说小赵雨吧。

小赵雨笔下有个不小的家谱。爷爷是养鸭子的（《养鸭人的黄昏》），爸爸在运沙船上当工人（《船长》），大舅以捕蛇为生（《蛇行入草》），小舅是个建筑商（《老车站》），堂哥是一名潜水员（《蛙人》）。想到这些人，讲起他们的故事，小赵雨跟所有陷入回忆的人一样，有点絮絮叨叨，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并不急着告诉我们结局。他难免表现出感伤，因为这些人一辈子，恐怕也只有在小说里能得到尊重，在真实的生活里，要么默默无闻地生老病死，没有谁去注意，要么就是所有人眼中的异类，是大家的谈资和笑柄。

小赵雨忘不了他们活过的样子，要说出他们不为人知的梦和期冀。比如爷爷，他在养鸭之前曾是个南货店掌柜，后来进了供销社，直到退休也没拿到正式编制。这成了他的心病。所以退休两年后，他突然要养鸭子，为的是做一番事业，给自己争口气。这样一个倔老头儿，就算碰巧是个大器晚成的养鸭奇才，也绝不可能在生意场上左右逢源。他的养鸭事业就跟他的人生一样，没有轰轰烈烈的成功或失败，有的只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意和懊丧。

再比如爸爸。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当上了运沙船船长，可他对自己的真正期望是成为一名水手，去大海里航行。只有当运沙船在大海的边缘卸下沙子的时候，他才有机会向更远处眺望一会儿，望见那艘不存在的航船和上面不存在的自己，然后一次次返回到河流中去。

还有大舅。他是个天生的捕蛇人，因为乡村的消逝，逐渐失去了用武之地。他融入不了城市生活，只能寄希望于垃圾场旁边的荒草地，不断地在其中寻找一条不可能出现的五步蛇。

小赵雨是爱他们的，尽管他们不一定为更多的人所爱。作为观众的我们，往往对大开大合的人生有着更深切的同情，对于剩下的那些缺乏传奇性的平常人，我们的耐心是有限的，因为他们跟我们自己太像了，既达不到崇高，也谈不上悲壮。英雄迟暮能让人慨叹，而一个养鸭子的老头儿不能，他的不甘老去只会让人觉得古怪，甚至有点滑稽。普通人再可爱，多半也是禁不起舞台聚光灯当头照射的。

即便如此，小赵雨仍然以一个天真的孩童视角打量这些长辈，不为了揭露什么，也不为了赞美什么。多数时候，他只是一个老实的、透明的观察者。当然，他也不免有真情流露的时刻。《船长》的最后，“我”在幻觉中看见了爸爸驾驶着运沙船，像箭一样射向了大海。这让人联想到《蛇行入草》的结尾，一条巨大的五步蛇鬼魅般地出现在了捕蛇人死去后的房间里。这些瞬间是属于小说、属于虚构的，小赵雨在以这种方式向他的人物致敬。

如果没有老赵雨的存在，我们看到的全部也许就是小赵雨对这些情感的朴素记录了。就《养鸭人的黄昏》《船长》以及《蛇行入草》而言，身为作者的小赵雨可以等同于小说的第一人称“我”。与小赵雨不同，老赵雨显然意识到自己掌握着某种讲故事的权力，他不是小说里的“我”，他知道的远远比“我”多。于是，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作者，他灵活地在小说里辗转腾挪，游离在不同的人物之间。他学会了对读者有所隐瞒，不到最后一刻，绝不会把真相点破。

《蛙人》的一开篇，老赵雨就告诉我们，“我”的堂哥李小清在执行一次潜水任务时牺牲。随着“我”和堂哥的女友张海莉根据回忆拼凑出李小清的过往，两人一致认为，李小清是一个“水下幻想症”患者，是他对幻觉的迷恋驱使他成为潜水员，最终遭遇不幸。然而，我们必须警惕的是，以上叙述都是“我”的一面之辞、一厢情愿。直到小说最后，那个高山湖泊被证实像李小清所说的那样——水下有东西，“我”，以及作为读者的我们，才恍然明白：李小清看到的都是真的。

老赵雨显然跟“我”，跟只能相信“我”的叙述的读者开了个小小的玩笑。这个玩笑又是残忍的，只要从这个结局往回倒推几步，就能发现，“我”对李小清患病的那种确信，以及对他的说服，才真正杀死了他。李小清在最后一次潜水时出现致命失误，并不是因为他看到那具女尸神奇般地复活，而是因为他在那一刻怀疑了，动摇了，意识到自己犯病了。如果潜水靠的是那一口气，那么活着靠的就是一个信念。他的信念垮了，一口气也就散掉了。

从这个角度看，《蛙人》的精神内核仍出自小赵雨的手笔。“我”的堂哥李小清，作为小赵雨那个家族谱系中的一员，他身上集合了养鸭人的不安分、捕蛇人的不合群，以及船长的痴心妄想。如果李小清没有死，他有可能成为真正的“蛙人”吗？从那个家族一贯的结局来看，这个愿望不会实现。不过，我们可以猜到，如果他从未怀疑过自己看到的一切，那么，水下那个女尸应该是要带他穿过城市河道里的淤泥和垃圾，一直游到高山上那面已经消失的湖泊中去。在清澈波动的湖水中，李小清会真切地看到那些他发誓一定存在的奇观。

《蛙人》兼具了小赵雨的天真目光与老赵雨的灵活叙事，两个赵雨在这里相遇，并且相安无事。其实无论哪个赵雨，他们当然都是作者赵雨的一面，不可能完全割裂开来。只是有些小说里，小赵雨是主要的作者，而小说《上阁楼》《奇术》和《老车站》中，老赵雨又占了主导。

《上阁楼》《奇术》有着跟《蛙人》相似的叙事策略。老赵雨假借“我”的名义，带着我们兜兜转转，用接连不断的二手信息迷惑我们的视听，以“误会”来制造悬疑感。《上阁楼》中，“我”的母亲去世了，“我”怀疑母亲的死跟父亲有关。直到父亲把“我”叫上阁楼，“我”才知道他是无辜的。《奇术》里的“我”则是一名记者，在采访一位年迈的企业家时，“我”得知他为了找到失踪的女儿，寄希望于一种秘密的招魂术。后来“我”才发现，企业家的女儿早在一次跟他的争执中负气自杀了，而他患上脑癌后忘了这件往事，执着地寻找女儿的下落。

不可否认，这两篇小说是“好看”的。老赵雨利用了第一人称视角的局限性，把我们置于一个谜团之中，好奇心驱使着我们不断地靠近谜底。然而，谜底是一个早就准备好了的答案，似乎与小说的进展没有直接关联。这就很像一期广为流传的《走近科学》节目：一个农民发现自家的四面墙壁上都带电，科学家实地考察几天后一筹莫展，最后发现是电笔坏了。这样的结局，放在科普节目里当然别有用意，但要是小说写出来，读者只会觉得莫名其妙，不明所以。

《上阁楼》用大量篇幅描写众人对母亲死因的捕风捉影，刻画父母之间的紧张关系，但事实却是父亲为了遵照母亲安静离去的遗愿，把她藏在了阁楼上。老赵雨的用意显然是要突出父子之间的隔膜甚至敌意，但却又让“我”在父亲说出原委之后，马上相信了他。小说写道：“我相信他的话，没理由不相信，这是我父亲，不可能害母亲。”为了解除误会，只用这样一句话把前面的铺垫一笔勾销，似乎不能令人信服。

相比之下，《奇术》最后揭露的企业家与女儿的秘密，在逻辑上是自洽的，但父女关系作为前面带有侦探推理性质的叙述的落脚点，还是略显脱节。在这篇小说中，老赵雨把我们的注意力从一次采访引向一桩凶杀案，又从这桩凶杀案里带出来一块墓碑，再从这块墓碑上牵出一段关于招魂术的往事。这一节又一节的故事不乏精彩，却与小说最终的立意——一个父亲对女儿的愧疚，隔得有些远。换言之，小说要在前面推波助澜、蓄力多时，才能在最后的转折上一拳击中要害，而层层附在《奇术》内核之上的故事与结局是割裂的，分散了叙事精力，导致小说到了最后已经疲惫不堪，草草收场。

同样的问题延续到了《老车站》。

在这篇小说里，老赵雨表现出空前的叙事野心。小说铺得很开，描摹很细，将两代人的命运以意外的方式勾连在一起。正如小说第一节所告诉我们的：“他（我小舅）觉得命运给他设计了一只两面金黄的罗盘，他应该做些什么，为这场首尾衔接的诡异循环画上一个句号。”这是老赵雨的预告和承诺，他早早向我们亮出了这篇小说的终点，让我们准备好足够的期待。也正因为如此，读完这篇小说，我感到强烈的不满足。在我看来，小说绕着大圈行走，却在最后关头上没有完成那个应有的闭环。

从小说题目《老车站》来看，“首尾衔接的诡异循环”可以理解为我小舅、钟小明、钱天的人生都在老车站开始改变，最后，三人又在这里奇妙地相聚了。在时间顺序上，小说的最后一节“黄金罗盘”确实也与第一节“我小舅”构成了某种衔接，让我们知道了内情：“我小舅”不仅是老车站杀人案的目击者，更是知情人和受益者。然而，老赵雨以卖关子的方式向我们挑明了我小舅、钟小明、钱天三人产生交集的“前因”，却没有了“后果”，小说在这里戛然而止。“我小舅”本来是要“做些什么”，要“画上一个句号”的，可是他做了什么？句号画在哪儿了？这个悬念引诱着读者一路读下来，却没有了下文。而这篇小说要害即在于结尾，能否将前面的线索一并收束，关乎全局的成败。当小说写到毫不知情的钟小明与钱天共处一室的时候，其实已经敞开了一个足够深邃的空间，沿着这里走下去，我小舅、钱天、钟小明之后的故事，一定别有洞天。

《老车站》是一篇容量甚广的小说，人物、线索众多，这本身就意味着风险——圈子画得越大，最后的闭合就越艰难。我们当然不能忽视其中的闪光之处，比如第二节“钟小明”对父子关系的刻画，令人想起《船长》，第三节“钱天”对于模具产业创业者的描绘，又有了《养鸭人的黄昏》或者《蛇行入草》的气息。小赵雨那个熟悉的影子在这些地方浮现。只是，回到与《奇术》相同的问题，倘若未能与小说主题产生直接有效的共振，情节再出彩，与小说本身仍然是格格不入的，甚至可能拖垮小说的节奏，占据了过多的空间。线索也是同理，无论是那个“外墙漆成绿色的旅社”还是“黄金罗盘”，如果它们反复出现的同时没有指向一个最终目的，小说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松散。

也许，这些问题在根本上来自小赵雨对老赵雨的干扰。两个赵雨代表了两种相反相成的小说美学，它们之间的抵触和摩擦在《老

车站》里最大程度地暴露出来。小赵雨更像个诗人，他的气质是感伤的、游离的、带有抒情性的，因此他的小说更像是散步，可以漫无目的，随心所欲。老赵雨则是个说书人，他目标明确、运筹帷幄，他的书写是赛跑，在出发的时候就想好了终点，于是要讲究路线，追求速度。在《老车站》中，当老赵雨写到了钟小明和父亲，他的笔就不由自主地跟着小赵雨宕开去了，偏离到那个颇具规模的家族叙事中去。小赵雨的一些写作惯性，比如对第一人称的偏爱，在《老车站》里也显得水土不服，成为了故事进展的某种阻力。就《老车站》这篇小说而言，小赵雨的抒情冲动和老赵雨的叙事追求之间，大概只能选择其一。

从《养鸭人的黄昏》《船长》到《蛇行入草》，从《奇术》到《上阁楼》，我们可以看到两个赵雨沿着不同的轨迹行走，各有所长：小赵雨擅写人，老赵雨重叙事。两个赵雨的相遇也是必然的，他们本来就是作者的一体两面。有些时候，他们可以和睦共处，在起伏的故事中托出一个好人物，比如《蛙人》；他们也会打架，消磨对方的意志，《老车站》就是证据。我以为，如何在不同的选材和开掘深度中寻找两种作者人格的平衡，是赵雨必然要面临的课题。

（作者单位：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