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的严苛与宽容

文/东西

今年九月，我第二次来到绍兴。走在绍兴的街巷，发现孔乙己酒店门前的那块小空地不见了，马路挨墙穿过，车来车往，熙熙攘攘。对面，建了密密麻麻的楼房，店面一家连着一家，与二十三年前我来时的景象迥异，热闹了，繁华了，也略显拥挤了。

一九九八年三月，我在北京领完首届鲁迅文学奖之后，便有了拜访鲁迅先生故乡的冲动，觉得没去过他的家乡却获得了以他命名的奖项，实在惭愧，似乎拿了他家的东西却不告知他似的。于是，跟当时合作的导演阿年商量后，我第二天就从北京飞杭州，奔绍兴，首站参观的便是“鲁迅故居”。

不用说，我是带着激动的心情跨过那道门槛的，仿佛学生拜访老师，仿佛游子归家，仿佛一走进去就能看见满屋子的亲人。那时，游客不多，我在他的旧屋穿行，张望，想象当年他在百草园玩乐以及在屋里向母亲请安、给父亲熬药的样子，寻思这样一个家庭如何培养了一代文豪？无迹可寻，怎么看也只是一座江南的老宅院，除了表明它的主人曾经富裕，丝毫看不出别的秘密。有那么一刹那，它似乎要夺走我的神圣感，包括试图夺走我对它的尊重，但马上它就退败，因为我的脑海涌现了关于它的诸多文字，眼前的一切立刻又变得神圣，就连窗格子也重新生动起来，就连院子里的那两株枣树也再次与众不同。这便是文字的力量，它让一座平凡的院落不再平凡。

甚至，他的文字让整个绍兴都变得不再平凡，好像这是一座虚拟的城市，树木花草、马路和楼房都是他用文字建造的，以至于我想从每一个行人的脸上找到狂人、孔乙己、吕纬甫、魏连殳、子君、君生、丁举人、鲁四老爷、阿Q、祥林嫂、闰土、华老栓和看客的表情。尽管他强调他写的人物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拼凑起来的角色，但只要这些人一上户口，我们总是会把他们的出生地或籍贯写成“绍兴”。写作时作家跟着人物走，查户口时人物却要依附于作家，因为所有虚构的人物都是作家心灵的切片。如果严格划分，他们的出生地应该在作家的心里。那么，是什么原因让鲁迅先生虚构出了以上栩栩如生的人物？理论家会从他的思想、经验和阅读中寻找答案，作家会去探究他固执的偶然的思考的灵感来源，读者会认为这是他的天赋，心理学家则要分析他的心理成因。

美国作家海明威说少年时恰当的困难是写作最好的老师，这句话放在鲁迅先生身上再合适不过了。鲁迅与故乡的关系并不好。一九二二年，他在《呐喊》自序中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十三岁那年，他那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故入狱；十六岁时，他长期患病的父亲病逝，家境迅速败落。家境一旦败落，难免就会看到冷眼，尝尽人间百味。周围冷漠的眼光、冰凉的话语、鄙夷的神情，都在少年鲁迅的身上发生化学反应，并塑造他的性格。从那时起，他就懂得了真诚的重要、同情的珍贵以及爱心的伟大。毫不讳言，在人格形成的重要时期，他对故乡是失望的。十八岁那年，他离开家乡到南京水师学堂学习。二十岁那年，他母亲给他订了一门他并不满意的婚事；二十一岁时，他远赴日本求学。一九一〇年九月，二十九岁的他回到绍兴担任中学堂教员兼监学，其状态是：囚发蓝衫，喝酒抽烟，意志消沉，荒落殆尽，其内心的痛苦压抑可想而知。一九一二年二月，三十一岁的他应蔡元培先生之邀到教育部任职，第二次离开故乡，有一种与家乡漠然隔绝的态度，以至于一九一九年底他最后一次离开绍兴后，再也没有回来，直到一九三六年逝世，十七年不回家乡。

按照心理学逻辑，这样的原生家庭或者说原生故乡，是塑造不出一个人的好脾气的，愤怒和郁闷在所难免，所以鲁迅先生要“横眉冷对”，要“一个都不宽容”。假如我们用这样的性格去从政或经商，那必定败得一塌糊涂，所幸，这样的性格用在了文学上，而恰恰又用在了腐朽而专制的那个时代的文学上，其价值便像小草顶着石板硬是给拱了出来。从幸福的角度思考，鲁迅先生少年时的不幸是彻底的不幸，但如果从文学的角度来思考，那他少年时的遭遇却是他一生的幸事，否则他不会成为一个作家，不会成为一个深刻者，也不会如此清醒和决绝。他塑造的人物之所以那么典型而又那么犀利，是因为他在写作时总是处于紧张和焦虑的状态，他不想放过别人更不想放过自己。他的心思太重了，重到想扛起整个闸门。他的头脑太清醒了，清醒得就像X光机可以透视一切。他的内心太绝望了，绝望到只能从绝望中寻找希望。毫不夸张地说，他的秉性和才华大部分是生活的馈赠，是被动的选择。如果不是环境所逼迫，谁又愿意用生活的苦难去换取文学的成就？要知道，不是所有的苦难都能让人成长，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战胜苦难，许多人在苦难面前默默倒下，而让苦难倒下的人却寥寥无几，鲁迅算是一个。

所以，我们要感谢绍兴，感谢那个时代、故乡以及左邻右舍的白眼与冷漠，是他们的严苛造就了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当然，我们更应该感谢今天的绍兴，感谢今天绍兴人的宽容与接纳。绍兴并不因为鲁迅塑造了阿Q、狂人、孔乙己和祥林嫂等人物形象而觉得他在丑化故乡，更不会简单粗暴地把这些人物从绍兴的户口本上剔除。这是一座城市成熟的标志，也是一座城市慈祥的本质。绍兴，你给他的严苛他已毫不保留地还给了你，而你给他的哪怕一丁点温暖，他也如数奉还甚至加倍奉还。看吧，他“爱之深，责之切”，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不仅“横眉冷对”还“俯首甘为”，对故乡的一件件小事和一个个低微的生命，深怀感激与悲悯。

希望总是孕育于绝望，宽容往往开始于严苛。

东西，本名田代琳，1966年3月出生于广西，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回响》《耳光响亮》《后悔录》《篡改的命》和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等。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2005年度小说家”奖。多部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法、瑞典、俄、韩、越南、德、捷克等国文字。现为广西民族大学创作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