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中篇小说）

文/蔡晓安

1

我把小玉喊出来坐会儿，是因为我实在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对象，可以把内心的烦闷一吐为快。虽然我知道，即便是小玉，鉴于她敏感的身份，以及特殊的接触对象，也一样具有不确定的危险性。

实际上，小玉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人，就是个出纳。甚至，她来重庆还不到半年，只因为我们在一个办公室，每个月到了发工资的日子，我都会陪她一起去银行取款。一来二去，慢慢熟了，然后就觉得，这个女孩是个可交之人——她最大的特点就是从不在背地里对他人说长道短。

因为有这种基本判断，所以我把她当作在这个单位唯一可以结交的对象。就算我对她说点什么，我也明知她听了就听了，基本上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是，有一个人能安静地坐在身边，倾听你的苦闷，感受你的烦恼，偶尔还能帮你分析一下眼前的困境，不也是一件很宽慰的事吗？

茶楼就在马路边。二楼。从茶色的玻璃望过去，对面的铁门半开半合，在朦胧的路灯下反映出暗淡而幽蓝的光。每天，我都是从那里开始，像小时候追逐风筝一样，追逐着半空中那个飘浮不定的梦想。

小玉说，这么晚还出来，有急事么？

我没有忙着回答，轻轻端起茶怀，若无其事地送至唇边的一刻，迅速用警惕的眼神扫视了一下茶室内景。人不多。除了靠窗的那两对，搂搂抱抱，明显是情侣，中间还有两桌，一桌三个人，一桌五个人，都撒开腿靠椅仰着，一边喝茶一边聊天，应该是朋友聚会。老板在吧台后面，旁边一个服务员，都木讷着没有出声。

在确认没有单位的熟人之后，我说，也不是，就是闷得慌，想找个人说会儿话。

小玉不禁笑了，你该找个女朋友了。

我抬起头，注视着她，女朋友？要不你做我女朋友？

她把目光往旁边一斜，这种玩笑别开了。你知道，我有男朋友的。

我知道，可他在北京。

就算在天涯海角，他也是我男朋友。

她说得对。就算在天涯海角，他也是她男朋友。换句话说，就算在天涯海角，她也是他女朋友。她的话虽然并不会伤害到我，我确实只是跟她开个玩笑而已，我很清楚，她不是适合我的类型，但内心的失落却是必然的。我心中在想，这样忠诚对待爱情的女孩，在这个偌大的城市里，到底还有多少呢？

至少到目前，我还没碰到。

我不想陷入更深的思绪的泥潭，于是转入了正题。

今天的事，你都听说了吧？

你是说瞿猛？她的茶杯停在胸前，手微微晃了一下。听郭主任简单提了提，好像是二十万？

我说，嗯，二十万。上午开会通报了情况，最后的决议是，还钱走人，可以不做进一步追究。

可他哪里去找那么多钱来还呢？

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还不是又要找妈老汉儿的麻烦！已经通知他父母了，明天大概就会赶过来。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小玉脸色开始变得阴郁起来，谁出事，也轮不到他出事啊。你说是不？

我默然。小玉说得对，谁都没有想到，出事的竟然是他。他可是王总身边最信任的人之一，机要秘书、编辑部主任、人事处主任，身兼数职的大红人啊。别的不说，单是机要秘书一职，都必是久经考验、忠贞不贰的人才可能担任。现在，他却用贪污、挥霍单位的二十万作为对这一重要职务的注脚，不仅是对他家人期盼的打击，也一定是对王总信任的打击，更是对单位查人、用人制度的打击。

当然，对我而言，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管怎么说，他也是我曾经的代培老师，我最直接的领导。如果没有他，我就不可能留在杂志社；如果没有他，我就不可能升迁得如此之快，在短短两年时间之内，从助理编辑，到编辑、机要员，再到编辑部主任助理、人事处副主任，每一步，王总都会征求他的意见。可以说，曾经有段时间，我的命运完全就掌握在他的手中。而他，总是努力地把我往前推。虽然我从来没有在他面前说过什么感激的话，但在内心深处，我必须要感激他。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啊。

可是现在，他却轰然坍塌了。我有些猝不及防。当人人都把他当过街老鼠一样喊打的时候，我是应该跟着人们落井下石，一齐喊打，还是应该继续保存那份感恩之心？

这是个十分艰难的选择。

上午在会议室开会的情形还历历在目。包括我在内，八个中层干部，加王总，共九人，气氛凝重，表情严肃。虽然有些异样，但刚开始，我也没觉得什么，每次开会氛围都差不多，只要有王总在，他那强大的气场总是像紧箍咒一般攥着大家。就算有时候也说几句俏皮话，作为附和，底下的人顶多只机械性地抿嘴露一露齿，从来没有人敢放开胆量笑出声。

因为原来的机要秘书是瞿猛，而瞿猛在出事前，已担任编辑部主任和人事处主任好长一段时间，估计王总也不忍再把他当秘书来使唤，所以，虽然我不是秘书，但只要是秘书该做的事，几乎都落到了我身上。一开会，做记录、出简报、发通知，统统被我包揽，甚至王总出差，我也大部分时间不离其左右，拎提包、开车门、递电话，看起来做的都是一些低声下气的工作，但说来也怪，心里竟一点不觉得卑微，反倒有一种无上的荣光——毕竟，随时像影子一样跟随在领导身边，可不是谁想办就能办到的事。大家明面上虽然都不说，但事实上都把我看成了王总的机要秘书，只等哪一日任免通知一下，一切就顺理成章了。在我心里，我也有这样的直觉，王总是真在把我往机要秘书的位置上培养。

我站在会议桌旁，准备等其他中层干部都坐定，再找个空位去坐。

王总在桌首那边喊了一声，谢金，过来。同时伸手往他左侧的空位指了指。

我赶紧过去，挨着他坐下。迅速摊开笔记本，掀开笔头，做好记录准备。

今天开会有两个议程，一是通报瞿猛侵吞公款的情况，二是听听大家的意见，看怎么处理。王总一开口，我就怔住了，手中的笔停在半空，像冻僵了似的。

矍主任侵吞公款？这可非同小可。怪不得今天开会没看见他。哦，对了，好像这两天上班也没见他人影儿呢。新闻单位，平时出差机会多，也没特别留意，还以为又被派到什么地方出差去了呢。

古人有一种说法，叫一掷千金，我们的矍主任厉害，觉得一掷千金还不过瘾，非一掷四千金体现他的豪爽气派啊！王总语带讥讽，却明显有些疲惫。我相信，他在说这话的时候，心一定在滴血。什么叫恨铁不成钢？大概他现在的心境就是吧。辛辛苦苦培养起来的所谓心腹，居然会在背地里做出这么不耻的事来。换了谁，也难以承受。

接下来，我总算听明白了，原来矍主任这半年来，一有空就往五星级酒店跑。一个晚上下来，最低消费就是三四千。干什么呢？只做一件事——泡洋妞！他一个月工资才三千来块，哪里来的钱去搞这种高消费？于是，侵吞公款便成了他唯一且必然的选择。可是，整整二十万啦，就这样如流水般花了出去。

可叹我还到处给他物色女朋友呢！王总越说越气，愤愤难平。一个月前，我还带他去过高院长家，高院长女儿刚从法国留学回来，我当时还在想，把高院长女儿介绍给他，这准是一门好亲事！以后，我们跟高院长既是合作伙伴，又是亲家，多好！说到这儿，王总不停摇头，想想多可怕呀，幸好那天高院长女儿也在，当面不好提。否则，他们要是真走到一起，我现在怎么向高院长交代！

两边就有几个中层干部开始附和，就是就是！这种人太可恨了！自己往火坑里跳，还要把旁人也推进去！或者，还是俗话说得好——阴狡先生，尽干大事！也有几个像我一样，默不作声，只管埋头做笔记。

我以为，对瞿猛恶行的控诉应该会暂告一段落，讨论怎么处理，大概才是今天开会的重点。然而，令我万万想不到的是，还有人站出来曝光瞿猛更大的不耻。

最可恨的是，我问了他好几回，有没有女朋友？他都说没有。王总在替他操心，我们又何尝不是？我心里在想，我们杂志社这么多女记者，难道就没一个适合他的？他一天到晚闷声不响，跟女记者打个招呼都羞答答的。我以为他性格内向，胆子小，怕跟女生主动接触，就打算帮他寻思个合适的，然后撮合撮合呢。秦助理在单位资格老，说话比其他人更随便。

秦助理开了头，郭主任也接过话茬，如果不出这个事，哪个知道他居然早就有女朋友了！而且在一起同居都三年多了！

这又像一枚重磅炸弹，差点炸得我晕头转向。

郭主任是总编室主任，在全单位的人眼里，她和秦助理可谓是王总的左膀右臂。

郭主任话音刚落，蒲站长更是羞愧不已，你们别说，我对这个老乡一直都挺有好感。现在想想，我真是瞎了狗眼！

此时的我，心情却异常复杂。周围的人就像排着队在王总面前表忠心，竭尽全力挞伐那个忘恩负义、猥琐下流的两面派。我呢？我要不要说点什么？如果要说，我又能说什么呢？如果我像他们一样对瞿猛立马倒戈相向，人们会不会认为我这个人心肠歹毒，毫不顾恋旧情？要知道，王总对于身边人的忠诚品质，可是看得比命都重要啊。如果我出言同情，他们又会不会认为我对瞿猛这样一个无耻之徒竟心怀纵容，甚至，说不定还会怀疑我与他同流合污？谁叫我和他的关系曾那么亲近？谁叫他是我的老师，而我又是他最得意的学生呢？

我最终选择了沉默。

但是沉默，并不代表可以选择逃避。

待大家义愤填膺，都发泄得差不多了，王总把手中的笔轻轻搁在笔记本上，身子往后微微一靠，说，好了，今天我也不搞一言堂了，对这个人的处理，我看还是我们集体决定吧。到底是送到检察院，还是还钱走人。你们说说自己的理由，然后我们举手表决。

其实，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先前的态度已经十分明了了。我暗暗数了数，八个中层干部，其中四个必定会选择送他去检察院。另外四个，包括我在内，都是先前没有发表意见的。我猜想，他们肯定也和我一样，还不知道怎么办吧。

果然不出我所料，没有发表意见的几个，这时候没有办法，必须要表态，但说得都比较含糊，一方面表达对瞿猛的深恶痛绝，绝不能饶恕；另一方面又委婉传递出一个意思，毕竟他还年轻，只要知错能改，也算行善。

谢金，说说你的意见吧。王总突然点了我的名。

我一愣，但很快镇定下来。在王总身边近一年的磨炼，已经让我逐渐变得成熟老练。在听其他人发表意见的时候，我已经想好了。我说，今天听到瞿主任出这样的事，实在太让我意外了。我边说边感到十分惊讶，我居然还在用“瞿主任”这个称呼！无论如何，都必须惩罚！而且要重罚！但是——我话音一转，语气柔和了一些，毕竟，他是我的代培老师。古人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父亲就算犯了天大的错，他还是我的父亲啊。

办公室变得死一般沉寂。

然后，大家举手表决。

四比四。就是说，四个人赞同送检察院，四个人选择让他还钱走人。

王总叹了一口气，有些有气无力地说，看来，这关键一票，还是要我来投啊。

但他并没有急于表态。半晌，把头转向秦助理，说，通知他家人过来吧。

离开会议室，我始终有一种感觉，其他中层干部好像事先已经知道了瞿猛的事——也许不是全部，但至少是其中一部分。无论是从他们的神情，还是从他们的发言，几乎都可以印证这一点——他们大多没有表现出对这件事足够的讶异或震惊。当然，也可能他们有极强的心理素质，不把内心深处的心理活动表露出来。这点，对于记者出身、久经沙场的他们来说，也是小菜一碟吧。

而我，却是在刚才的会议上第一次听说这件事。

这是否意味着什么呢？我不知道。

多年以后，当我已经离开杂志社，跟一个检察院的朋友无意中聊到这件事。朋友说，不可能吧？你们当时的身份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如果有人侵吞公款，那也是由公安机关处理，不归检察院管啦。

我大吃一惊，顿时傻了眼。

朋友对我的情况比较熟悉，知道我在外面那么多年，都是吃的招聘饭。他大概就推而广之，断定我身边像我这样的人，都是临时工，不会有编制。

显然，朋友的推断是正确的。

如果朋友所言非虚，那么，要么王总和我一样，虽身居高位，也是个法盲，不懂检察院和公安局职权的区别，要么依他的身份地位，不应该那么糊涂，就只能有一种解释：他之所以声称将瞿猛送去检察院作为处理选项之一，不过是他趁此机会，拿来检验人心的一种手段。至于到底是检察院还是公安局，一种幌子而已，好像已没多少必要去锱铢必较了。也或者，在这个主要目的之外，附带着，可以顺便强化下他作为正统国家干部的优越感，同时也帮着所有人建立一种集体虚荣心——仿佛只要他是国家干部，整个单位的人都是国家干部了一样。

这后面一点也简直是肯定的！

有一次开会，王总点名薛主任，说，我们正在跟地方政府联系，让薛主任下去锻炼锻炼，多学学管理经验，比如说，去挂职做个副县长什么的。薛主任当时还是总编室主任，深得王总信任。毫不隐讳地说，当时把我羡慕得呀，口水流了三天三夜也流不完。然而，最后这个口风还是不了了之了。薛主任挂职倒是去了，不过不是副县长，而是去王总在北京新成立的公司担任总经理。

按理说，薛主任也同样不是体制内的人，虽然当时的我们不懂，但王总应该深知这一点，可他为什么还要说那番让薛主任去挂职副县长的话呢？

我们不懂。也许，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当然，这个问题的答案，现在已经不言自明了。

茶楼的音乐轻缓而柔和，像清亮的流水滑过指间，像柔软的柳枝拂过颜面，像女孩细腻的指尖拨动着心弦。平安树慵懒地舒展着美丽的身姿，静静地蜷于墙角。

小玉已面露倦容。

看看手机上的时间，天啦！只差几分就到凌晨两点了。

服务员过来加水，我摆了摆手，说不用了。正准备招呼小玉一起离座，却无意间透过正在转身的服务员那高高耸立的两座峰乳罅隙，瞥见了一双黑洞洞的眼睛——幽深、冷峻、神秘莫测，那逡巡的目光，像若无其事的扫视，又像别有用心的注目。

不知何时，又新增了一桌。两个陌生人，都是小平头，像街头很常见的那种。一个年纪大点，五十出头，一个比较年轻，三十左右。各自呷着咖啡，漫不经心，时不时向周围扫几眼。

不知为何，没来由的，我的心头蓦地一惊。难道，我的直觉是真的？我真的被人盯上了吗？

或者，他们要盯的人不是我，而是小玉？

也或许，就是我们两个人呢，一个都不能少。

2

我在办公室写稿。小玉也在忙她的财务报表。小玉是出纳，工作性质比较特殊，因为单位办公室比较紧张，没有单独给她安排，暂时就和我一起办公。其他中层干部都去了隔壁王总办公室，想必又是在讨论瞿猛的事。虽然我心里有一些失落，怎么这么重要的会议，突然就把我排除在外，但细细一想，也许是我想多了。虽然一直没有明文宣布，但我事实上肩负着机要秘书的很大一部分职责，万一有个什么人来，也好向王总及时通报。

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时期。

越是敏感，越需要坚守岗位。

不要想太多，做好自己最重要。我暗暗告诫自己。

实在太沉闷了。我想和小玉说会儿话，忍了忍，还是算了。虽然办公室只有我们两个人，但很奇怪，我总觉得周围仿佛有一双无形的眼清在盯着我们，幽深、冷峻、神秘莫测。昨晚那两个留着小平头的陌生男人，像幽灵一样老是在眼前晃来晃去。

可是，他们为什么要监视我，或者我们呢？

他们，又到底是受何人指使，要来监视我，或者我们呢？

我们不过是普普通通的打工仔，与工厂里的打工仔相比，顶多，干的是一份脑力活罢了。其他，似乎也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这么普通的两个人，无权无势，更不可能与人结怨生仇，真的有被监视的必要和价值吗？

我还是没忍住，轻声问，小玉，昨晚我们在茶楼，你发现什么异样没有？异样？她有些茫然。没有吧？我们聊得挺好的呀，就是太晚了，有些困。她不好意思了，本来扬起的眉，又低垂下去。但很快，她又抬起眼，朝门口望去。

门是关着的。

你这样问，我倒是想起来。我回到宿舍，已经两点多了，郭主任居然还没睡，一直在等我。一见我露面，马上就迎上来说，小玉，吓死我了，我还以为出什么事了呢。打了很多次电话，都不通。我有点诧异，掏出手机一看，哎呀，不好意思，郭主任，手机没电了。她也不再多说什么，只简单叮嘱两句：女孩子晚上出门还是要谨慎，现在这个社会，很复杂，知人知面不知心呀！我现在在想，她会不会知道我们在一起？至少是怀疑我们在一起？因为她很清楚，我来重庆不久，除了和你交往多一些，也没什么朋友。不然，她为什么要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呢？但是，也不可能呀——她怎么会知道我们在一起呢？

小玉一脸疑惑。在她看来，这，大概就是我所说的异样吧。

我稍稍安了安心。身正不怕影子歪，既然没做错什么，何必杞人忧天！我不再说什么，又开始写稿。

还没写几句，旁边的门就被推开了。门缝里探进一颗苍老的头颅。皱巴巴的脸，像一张胡乱揉搓了几下，随便摊开的面团，可能撒了些胡椒粉，也可能是花椒粉，总之布满密密麻麻黛黑的点。头发灰白一片，就像一场微雪敷在满地的煤渣上。

请问这是××杂志社吗？说的是普通话，典型的河南口音。

是啊。您有什么事吗？我问。

我找我的儿啊。老人有些羞怯，但语气却不失傲娇。

我的心咯噔一下。怕不是瞿猛的母亲吧？看她神情，还把宝贝儿子当骄傲，多半不知道他出的事。也难怪，这么大的事，秦助理通知他父母，肯定是要叫过来当面通报情况，不可能在电话里说的。

您儿子叫什么？

瞿猛啊，你们都不认识他么？老人有些惊讶，在她儿子的单位，仿佛有人不认识她儿子，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果然。我说，您等等。我拿起电话，拨通了王总座机的短号。王总，瞿主……瞿猛的母亲来了。我立马意识到自己又在犯错误，赶紧将称谓改了口。

王总办公室的门开了，人们陆陆续续从里面走出来。

这时，电话铃响了。想都不用想，一定是王总打来的。

带她进来吧。

好的。我放下电话，对老人说，您跟我来。

王总办公室光线有点暗，虽然进门对面就是两扇很大的窗户，但平时好像从来没见打开过，都是拉上厚厚的落地窗帘，把外面的光线遮挡得严严实实。紧挨墙根，几乎要压着窗帘的，是一个高一米五、长两米的大鱼缸。里面红的、黄的、紫的，花花绿绿的十几条鱼穿来梭去，逍遥自在。右手是一张很大的办公桌，几乎占了房屋面积的三分之一。桌上整齐、光亮，一尘不染。正中一艘木质帆船的工艺品，搁置在特制的木架上，形象逼真，精致玲珑，帆上竖着错列八字：扬帆起航，乘风破浪。办公桌旁竖着一面两米高的国旗，庄重，威严，神圣，不可侵犯。左手围了一圈沙发，中间是单人的，一张双人，一张三人的分列两边。很多时候，小范围的干部会议都是在这里召开。进门右边墙壁，一直到王总办公椅后背，全是书架。密密麻麻、各种各样的书籍摆得规规矩矩、整整齐齐。一看，就知道主人既是个爱读书，又是个爱讲究的人。

王总坐在办公桌后面，秦助理和郭主任分立两边，都恭敬地候着。

老人刚进去，王总立马起身迎了上来，一手握着老人骨瘦如柴的手，一手扶着老人的胳臂，老人家，您请坐。说着，就带着老人坐到沙发上。秦助理和郭主任就跟着过去，坐到老人对面。

我正要退出去。王总转过头，谢金，你也过来。我知道肯定是要我做记录，于是飞快地跑回办公室，取了笔和笔记本，又像一阵风一样回到王总身边。

秦助理这才说，老人家，这是王总。

老人就站起身，颤颤巍巍地说，王总好！领导好！谢谢王总对我儿的信任，谢谢领导对我儿的栽培！

王总就起身，把老人轻轻往沙发上按，老人家您坐下说，不用站起来。等老人坐定，王总又说，老人家，是我们该谢谢您啦，您养了那么好的一个儿子，为单位立过不少功，出过不少力呢。

老人仿佛受宠若惊一般，皱巴巴的脸一下子也平展了许多，微微地泛着红光，那是领导培养得好，培养得好。但好像又想起了什么，神情不定地说，昨天接到你们有个姓秦的电话，说有重要事情叫我过来。问什么事也不说，只说见面了再讲。秦助理点点头，说是是是，打电话的人就是我。老人看了看秦助理，好像有些不解地说，原来是你呀，闺女。我当时还犯嘀咕呢，有什么话不能在电话里说呢？非要见面才说。这跑来跑去，你当是走个亲戚窜个门？一千多公里路呢，我这身子骨也不灵便，多麻烦。后来一想，反正我儿来重庆工作这么些年，我还没到他单位来看过呢，那就索性来看一看吧。我就给他打电话，可是没打通，今天到了重庆给他打，还是没打通。你们这地方也是，拐来拐去，真是不好找。问了好多人，总算找到了。我这一路上，心里就有点堵得慌，右眼也老跳个不停。老人停下来，望了望王总，又望了望我们几个，你们说，是不是我儿出了什么事呀？

王总并不急于回答这个问题，他把话题又绕到一边去了。老人家，您这么大岁数了，怎么一个人过来呢？他父亲怎么没陪您过来呀？很显然，这是试探性的问话。也许，在王总看来，男人跟男人对话，大概效果会更好。

老人低下头，轻轻叹了一口气，不瞒领导，我老伴半身不遂，一年到头都躺在床上起不来呢。肯定是早些年在工厂累死累活留下的病根。唉，也是苦了我的儿，我和他爸过了四十才有了这棵独苗，结果还是让他跟着我们一起受苦呢。说着说着，老人就开始挽起袖管往眼角上去揩。哦，对了，我能不能先见见我的儿呀？我到这里来老半天了，怎么一直没见他呢？老人抬起眼，可怜巴巴地望着王总。

王总说，您别急，我们先聊会儿天，一会儿就去见。看起来，他有些犹豫了。然而，二十万，可不是个小数目。我感觉得出，他可能要摊牌了。

老人家，再能干的人，也可能犯错误，您说是不是？

那是那是，老人话刚出口，又觉得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她狐疑地望着王总，不知道眼前这位领导为什么突然冒出这么一句不着边际的话来。

王总似乎把心一横，早说晚说反正都是一说，不如趁早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向老人和盘托出。老人听着听着，脸上一会儿青，一会儿紫，面色本来都毫无光泽，最后竟慢慢变得惨白了。

办公室里陷入一片令人窒息的沉寂。突然，老人斜坐在沙发上的屁股往外一滑，顺势就跪在了地上，瘦骨嶙峋的双手向前一探，紧紧抓住王总的裤腿，失声痛哭。王总啊，领导啊，您就发发慈悲，放过我儿，放过我们一家吧。这么多钱，就算把我们老两口卖了，也还不起啊。

还没等王总应声，只见老人眼珠往上一翻，眼白就露出一大片。大家还没反应过来，她就瘫在了地上。

老人家！老人家！王总、秦助理、郭主任，当然还有我，一起扑了上去。然而，无论我们怎样呼喊，老人已经人事不省了。

还是王总遇事冷静沉着，快打120！马上把瞿猛叫过来！

3

老人瘫倒在地。郭主任举起手机开始拨打120，秦助理则一个箭步冲出门外。我和王总一边一个，用手搀扶着老人绵软的身子。不过几秒钟，门再次打开，瞿猛已经惊魂未定地立在眼前了。我知道一定是秦助理把他叫来的，但一看到他，还是惊诧不已，不知道他是从哪个地缝钻出来的，居然来得这样神速。当然，后来我搞清楚了，原来王总前一天发现瞿猛的事，没有丝毫耽搁，立即将人扣下，取走手机、钥匙、身份证等，由王总司机陪同——说是陪同，其实就是在一旁看着，防止发生各种意外——一起关在秦助理办公室。这边把人稳住，召开中层干部会议，那边才跟他家人取得联系，通知赶紧到重庆来，有重要事情商量。

一行人匆匆赶到医院。医生一检查，说多半是脑溢血，具体情况还要等CT结果出来才知道。这下把所有人都吓了一大跳。脑溢血可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会死人。瞿猛现在是光杆儿司令一个，身上一个子儿也掏不出来。救人要紧！王总吩咐， 医药费先由单位垫付，等老人出院以后，再和瞿猛所贪公款一起追讨。这段时间，单位的事也多如牛毛。王总说，秦助理、郭主任，你们暂时留下来协助处理病人的事，又回头望着我，谢金，你跟我先回单位。瞿猛立在一旁，面色凝重，低头不语，不知道他此刻的心理活动到底是什么，也许有焦急，也许有悔恨，也许有羞愧，也许还有难以忍受的痛苦……唉，一失足成千恨！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这种情况下，也不可能马上把他带走。于是，还是由司机陪同，留在医院照顾母亲。

王总自己开车，我跟着他一起回了杂志社。单位里却早已闹翻了天。所有人都在议论，所有人都在疑惑，所有人都在感叹，所有人都在摇头……没有人可以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得一清二楚，但所有人都试图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得一清二楚。每个人都把自己所了解的那一点信息，跟其他人所吐露的信息连缀起来，在心中拼凑成自认为完整的那张图。

我们一回去，所有的喧嚣都戛然而止。

又是召集正在单位的中层干部。开会。

很明显，不管是谁，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业务员，对于瞿猛的事，也已经有所耳闻。先前只针对中层干部通报的情况，现在看来，对所有人，都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这是种新形势，有必要采取新的方式来应对。否则，本来只是瞿猛一个人的事，因为很多人不明真相，人云亦云，甚至以讹传讹，很可能导致人心涣散，对工作、对单位形象都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王总眉头紧锁。跟在他身边这么久，像这样的表情，却是极少见的。这说明，他真的被眼前的困境难住了。

是啊，原本以为通知瞿猛家人来还钱就了事，谁想到又闹出这么一出。钱能不能讨还不知道，单位垫付医药费却是板上钉钉的事了。换了谁来当这个领导，也不会省心多少啊。

王总表达了自己的忧虑。蒲站长却把问题看得比较简单，第一个发言，王总，我倒不觉得事情有多难办。第一，直接把人送检察院，省心省事；第二，人是她自己倒下的，没人推，没人搡，我们也没有什么责任，就算打官司，赢，也是十拿九稳。

可是，人进去了，钱就还不了。薛主任不赞同这么简单粗暴地处理问题。

就算不进去，钱也未必还得了哇。蒲站长反驳。

那不一定，就算他现在拿不出，也可以跟他签协议，规定几年之内还清。他还年轻，还可以去其他地方工作，可以挣钱来还嘛。

签协议？只怕人一走，到时候连根毛都抓不回来哟。

薛主任不想在这个问题上继续纠缠，就换了个话题：再说，人家母亲病倒了，我们再跟他打官司，下面的人会觉得单位无情，也会寒心的。

话怎么能这么说？是他自己犯了法，怎么能怪单位无情呢？王子犯法，还与民同罪呢。公事公办，有什么寒心不寒心的？蒲站长义正词严，毫不退让。

行了行了，今天就到这里吧。看样子，要在会上马上得出个一致意见是不太可能了，王总只好及时踩了刹车。我再想想，你们先出去吧。

回到办公室，我的心里还激动不已。我没想到薛主任竟然在会上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要知道，他向来都是个老好人，一般都是唯王总马首是瞻。昨天的会上，虽然他跟我一样不赞成将瞿猛送去检察院，但也只是举手表决时不赞同而已，没有多说什么。也许，人都有恻隐之心，人家母亲都急得病倒了，多少会赚取些同情分吧。

下午传来消息，瞿猛母亲已经醒了。检查结果显示，虽然确诊为脑溢血，但因为送医及时，颅内出血量较少，基本可以排除动手术的可能性，但还是需住院治疗。谢天谢地，只要人命保住就是好事。兴许是揪紧的神经突然得到了暂时的放松，王总心情似乎好了些，很早就到了办公室，吩咐我把他的书架好好整理一下。

书架其实很干净，每天我都在用心擦拭。需要整理的无非就是将各种各样的书籍分门别类摆放好，并在适当的位置做好标识。很多书都还是崭新的，一看就知道没有被翻过。但这并不表明，这些崭新的书就没有其存在的价值。看书总是要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去看，今天没有看的书，并不意味着明天就不会看。有些书，就算这辈子都没有时间看，但它们垒砌起来的精神空间，依然会在无形中影响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安静、沉淀、升华，并最终变得越来越洁净明亮。

这是我的感受。

至于王总，是不是像我一样，或者那么多书，是不是纯粹就是用来装点门面的道具，至少到目前，我还不知道。

我一眼就瞥见了那本《致加西亚的信》。这本书我没有看过，但却被王总无数遍地提及过。无论大会、小会，还是个人之间的交谈，常常说着说着，他就会说到这本书上去。按照王总的说法，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在于，我们太需要像罗文那样的人：具有忠诚般的敬业精神，对上级的托付，立即采取行动，全心全意去完成任务——把信送给加西亚。

每一个老总，都希望自己的员工是罗文。

但老总通常都不会想到，每一个员工，都希望自己的老总是自己。

有一点必须说明，像我这样的人，的确希望自己就是罗文。至少，在某一段时期内是这样。罗文之所以是罗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被信任。

如果不被信任呢？

砰！砰！砰！有人敲门。我放下手中的书，走了过去。

一个年轻女孩出现在门口。面容清秀，目光烁烁，一看就是那种机智睿敏的知识女性。只不过，比一般的知识女性更多一份浑然天成的灵气。

请问王总在吗？女孩问。

我回头望了王总一眼。

让她进来吧，王总说。

我身子一侧，将她让进来。

请坐。王总把对面的椅子一指。

女孩坐下。王总，您不认识我，但我认识您。

王总微微一笑，是吗？你叫什么？

我叫吴思月。女孩停顿了一下，似乎是在思索下面的话到底怎么说。我是瞿猛的女朋友。

我心头一惊，拿书的手不自觉地抖了抖。斜斜地瞥了一眼王总，却见他靠在沙发上的身子往前倾了倾，坐得端正了许多。

小吴好！王总正色道，你刚才说认识我？可我为什么对你没什么印象呢？

吴思月也是微微一笑，我跟王总没有见过，对我自然没什么印象。

王总被这话逗得有点乐了，我们没见过面，那你怎么还说认识我呢？

我认识您。是因为我见过您许多的照片。

照片？王总还是不明白。

是啊，照片。瞿猛非常崇拜您。相册里有很多您的照片。有些是单人的，有些是合影的，每张照片后面都注明了日期、地点。他给我介绍的时候，总是眉飞色舞的，满眼充满了自豪和骄傲。

如果我猜得不错，一定是瞿猛将他和王总屡次出差所照的照片，在送洗的时候多洗了一套，一套给王总，一套就自己留下了。

王总沉默了，不知道是不是在回忆瞿猛在他身边时候那些点点滴滴。半晌，说，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女孩叹了一口气，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瞿猛借司机手机给我打了电话，告诉我他昨晚为什么没有回去，又说他母亲过来了，正在医院抢救。我立马就去了医院。等人醒了，检查结果一出来，我就过来找您了。

不知为何，我越来越感觉，这个女孩一定来者不善。

瞿猛把他的事都告诉你了？王总狐疑地望着她。

告诉了。女孩正了正身子，用手把后面的头发往中间拢了拢。我听了也十分生气，没想到他是这样一个人。我也恨自己有眼无珠，看错了人。可是，女孩欲言又止，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没怀他的孩子，我恐怕早就转身走了。

头顶又是轰隆一声闷响。

我这才想起她微微隆起的小腹，恍然大悟。

办公室里突然静寂得可怕。

女孩说，王总您知道，他母亲现在成了这个样子，我也不争气，像赶趟儿一样。但，不管怎么说，都已经这样了，钱总是需要花的呀。我一个打工的，他又捅出这么大的篓子，我们一家大小，还怎么活呢？她终于要表明此行的真实目的了。

可是，他们一家老小怎么活，本质上来说，跟单位有什么关系呢？

单位，毕竟不是救济院啦。更何况，瞿猛的事都还没了呢。这话说得，真是有点悬了。我暗暗为她捏了把汗。

但她依然不急不燥，娓娓道来。我早就听瞿猛说过，王总善良，大度，有气量，从不斤斤计较，是个做大事的人。

王总已明了她的来意，也不绕弯子，说姑娘，你也不用夸我，我也没你说的那么好。直接说吧，有什么要求，只要能办到，我会尽力而为的。

女孩精神振作了些。既然这样，那我就不客气了。要求不敢说，就是请求王总不要再追究那二十万了。只要放我们瞿猛一马，等他母亲病情一稳定，我们立即离开重庆，不再跟单位有任何联系。

这是话中有话呀。我甚至听起来，怎么都有那么点胁迫的意思呢？我突然觉得心中的同情在慢慢减少。我没想到，这么个年纪轻轻的女孩，怎么会是这样一种人呢？

王总毕竟见多识广，怎么可能轻易就被个小女孩唬住。他深吸一口气，然后缓缓吐出。话既然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那好，假设，我是说假设，如果我不同意怎么办？

女孩冷笑一声。不同意？不，我肯定，王总您会同意的。

说说道理，你为什么肯定我会同意呢？王总语露一丝不易察觉的嘲哄。

很简单呀，女孩一副天真烂漫的神情，如果您不同意的话，老人家的病可能一时半会儿都好不起来，不知道要在医院住多久呢。那样，单位要花的钱，可能还不只那二十万呢。

你要挟我？王总气愤地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我告诉你，我可不是吓大的。老人是自己倒下的，跟我们没有丝毫关系。我们送她去医院，还帮着先垫医药费，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救人要紧，其他后面再说。我看你年纪轻轻，不学正经，倒学会坑蒙拐骗了？

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女孩语气轻柔，但无不尖酸刻薄。王总，您是有身份的人，是领导，一定知道这个道理——有理不在声高。您这样大呼小叫的，幸亏老人不在！如果老人在场，只怕又要被吓出什么毛病来了。哦，对了，老人家到你们这儿来之前还好好的，从这儿出去就不省人事了，您说跟你们没有关系？这话，谁听了谁相信呢？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她就是被您这样拍桌子打巴掌、大呼小叫吓坏的！

王总面色铁青，气得半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心想，这女孩够毒。如果她真的要骗，王总还真撒不了手啊。关键问题是，你说老人出事跟我们没关系，但是谁能证明呢？在场的全是王总身边的人，谁的证言也没有说服力呀。

还有，如果您不同意的话，万一我也被吓倒了怎么办呢？您知道，我肚子里可有五个月的孩子呀。我这一猛扑下去，孩子没了，单位不又是个二十万没了？

王总颓丧地往椅背上一靠。

女孩不紧不慢，从随身携带的提包里掏出一张对折的复印纸，摊开，恭恭敬敬地递到王总面前。王总，您看看这个。女孩脸上露出狡黠的神情。我相信，您会同意的。

王总只往信纸上瞟了一眼，脸就变得煞白。他无力地抓过那张纸，呼啦几下，撕得粉碎，随手扔进了身旁的垃圾桶。你走吧。你们都走吧！王总靠在椅背上，仿佛很疲倦的，闭上了双眼。

那就多谢王总了。叫吴思月的女孩起身，风姿卓越，头也不回，扬长而去。

4

吴思月没有向沾花惹草、背叛感情的瞿猛首先发难，更没有在众人面前表现出一副受害者的愁容，而是在关键时刻选择坚定地站在男友一边，同仇敌忾，掉转枪口一致对外，这一点让我始料未及。

甚至不只我，包括王总，包括单位所有人，恐怕都是没有想到的。一方面，固然有如她宣称那样怀了瞿猛的孩子——这一点，也仅仅是她的一家之言，并没有得到其他旁证；另一方面，也足见她对瞿猛爱之深、情之切。我不禁深为感叹，像瞿猛这样一个渣男——恕我冒昧，我的确对曾经这位老师的所作所为已忍无可忍了——居然能俘获这样一位情义深重的女子芳心，也算八辈子修来的福分了。

没办法，渣男配义女，差不多是这个时代通行的一般规律。

这一点，不怕你不服。

自从吴思月从王总办公室甩门而去，瞿猛和他的家人便再也没有出现过。他们就像哈在玻璃窗上的一团热气，模糊了一阵，一眨眼，就消失无踪了。

玻璃窗外，是林立的高楼，穿梭的车辆，匆忙的行人。在这个喧嚣的大城市一隅，我突然感到前所未所的孤独。我的孤独是那么脆弱、那么渺小、那么微不足道，以至于所有人都无从知晓。

这是我一个人的孤独。但孤独，却未必只属于我一个人。

我想起了瞿猛。他也曾站在我现在这个位置，眺望远方。

我想起了王总。他也曾站在我现在这个位置，眺望远方。

我还想起了秦助理、郭主任、薛主任、蒲站长……单位几乎所有人，都曾站在走廊的这个位置，一个人默默地眺望着远方。

他们心里，又会是怎样的呢？

瞿猛最后是如何处理的，我不得而知。他所侵吞的那二十万公款，最后还没还，我当然更是无从知晓。甚至他的妈妈在医院住了多久，出院了没有？什么时候出院的？我不可能去问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向我提起。对于这件事，大家都讳莫如深。原来还有些人在私底下议论，后来一看到王总那张阴沉得吓人的脸，就全都噤声不语了。

王总的心情显然受了很大的影响。很长一段时间，都来去无规律。有时候上午十一点过了才到单位，有时候晚上八九点还呆在办公室。也不像以前那样，把中层干部挨个喊去谈心，只一个人闷着。有时候顶多叫秦助理或郭主任进去，那是他最得力的干将。也许，在这个特殊时期，他的心里也只有她们二位才是最值得信任的吧。

王总明显在疏远我。

中层干部开会，他不再叫我去做记录；出去办事，也不再喊我陪同；他就算在办公室待上一整天，也不像以前那样吩咐我进去倒茶水，或者把书桌整理一下。每天的“思想教育”这堂必修课，更是在不知不觉间就取消了。我心里就想，我这个机要秘书，本来就没行文，除了在其他人面前得到一点虚荣，可以显示跟领导走得很近之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好处——比如，连一块钱的待遇都没增加，所以，本来就是额外的工作，不做就不做了吧。不做了，人还轻松些。

然而，这毕竟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想法。只要我还在杂志社待一天，那么我肯定是希望受到领导重视的。领导的重视程度，将直接关乎我未来的发展前景啊。额外的工作我可以不做，但美好的前程谁又不满怀着期望呢？

于是，我的心情也不可避免地跟着阴郁起来。

我本能地觉得我受到了伤害。难道，就因为我曾经是瞿猛的学生，所以我跟他就是一个模子出来的人，不再值得信任？他是我的老师，但这还不是单位的安排？又不是我自己选择的结果。或者，就因为在如何处理他的问题上，我保留了作为一个学生应有的同情？但是王总不是经常教导我们，要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吗？很多时候，还将这种情义上升到忠诚的高度？一个无情无义的人，是不可能对单位的事业保持忠诚的。这不是王总亲口说的吗？我当初被信任，被快速提拔，不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我有忠诚的品质吗？现在，难道又要因为我的这个品质而受到毫无理由的牵连？

这是一个做人的悖论。我走不出这个怪圈。这几乎是我的宿命。

可是，我还是倔强地认为，不能因为你们看错了一个人，就草木皆兵地以为，跟这个人亲近的其他人，也被你们看错了。

因为就算这亲近本身，在那个人没有出事之前，也是你们所乐见的啊。

我想这是一个误会。

我需要时间用实际行动把这个误会慢慢化解。

这是我现在唯一能做，也必须要做的事。

鬼使神差的，突然之间想到一件事。我折转身，飞快地来到王总办公室。现在是晚上，我正在加班写稿。一般来说，这个时候王总是不会到单位来的。虽然我已经感到王总在疏远我，但在没有新安排之前，我还是坚持每天早上都过来，像往常一样，拖地，抹桌子，整理书籍，摆好文件……把该做的一切都尽量做好。垃圾桶以前也是每天都要清理的，这段时间心情不是很好，又见垃圾不是很多，齐桶的三分之一都还没到，就索性偷了几天懒。

我蹲在垃圾桶旁，急切地在里面翻找着。

很快，我就从最底下翻出了我想找到的东西。

说不清什么心情，有庆幸，有满足，有羞愧，还有生怕被人发现的惶恐……

那一刻，我像一个真正的贼，慌慌张张地逃出了王总办公室。

小玉这段时间也表现得有些异常。明明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可是，我每次跟她打招呼，她都是很敷衍地嗯一声，或者干脆假装没听到，径直就走到座位面前，打开电脑，忙着做她的各种表格。有时候一坐就是半天，中途也不起身，也不休息，甚至连洗手间都没见她去一下。写稿子累了，我想跟她说几句话，见她一门心思忙工作，也不好打扰。这跟之前的她可是判若两人。虽然她也忙工作，也很少说话，但终归还是要跟我闲搭几句，不像现在这样，简直旁若无人，对周遭的一切仿佛都熟视无睹。

这不是真实的她。

可她为什么要这样呢？这里面一定有原因。

我不好当面问，想了想，给她发了条短信：小玉，最近怎么啦？

虽然我也听到了嘀嗒声，虽然我也看见她往手机上瞟了一眼，但她既没有吱声，也没有回信，甚至连头都没有抬一下。反正就是，好像她根本就没有收到短信似的，或者看是看到了，也不知道是谁发去的一样。

这让我的心情愈发沉重起来。

难道，连小玉也觉得，我是一个需要保持警惕、拉开距离的人吗？

难道，跟我说两句话，就会把她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吗？

果真如此，那单位里的其他人呢？他们是不是也跟小玉一样，觉得我身上可能携带着传染的病毒？跟我一开口，就会让他们病从口入？想到这里，我猛然有一种感觉，是啊，这段时间被瞿猛的事搅扰得有些昏头昏脑，对别的事没有怎么上心，现在静心一想，身边那么多人，看我的眼神好像是有些不对劲呢。到底是哪里不对劲，我也说不出。也许，我没有以前那般受人尊重了？以前，我经常跟随在王总身边，人们自然会对我客气许多。

狐假虎威。我当然知道这个故事。

很奇怪，有时候人就是喜欢揣着明白装糊涂——虚荣心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满足。

我好像一下子恍然大悟。也许，从瞿猛的事情在会上一公布，我的内心深处，就本能地产生了某种担忧——人们很快就会把对瞿猛的鞭笞，转换成对我理所当然的质疑。人们一定会问，关系这么亲密的两个人，怎么可能一个不明不白，一个就清清楚楚呢？

因为有这样的担忧，所以那几天我才表现得那样诚惶诚恐啊。

可是，我这样诚惶诚恐，就说明我一定像瞿猛一样有问题吗？

更重要的是，人们会看出我那诚惶诚恐的心理吗？

周五很快又过去了。我打算趁着华灯初上的夜晚好好出去透透气。正这样想着，手机就嘀嘀响了两声。低头一看，却是小玉发来的信息：八点，解放碑下见。

我的心竟莫名其妙地狂跳起来。

这几天冷若冰霜的小玉，居然会约我见面！更诡异的是，见面地点还是远离单位的解放碑！我不知道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我知道，我是一定要赴这个约的。我太郁闷了。我有很多很多话需要找人倾诉。

小玉，一直是一个理想的倾述对象。

小玉到了面前，我都差点没发现。她实在是太瘦小了。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她就像一粒刚蹦溅出江面的水花，还没来得及真正认清自己，又迅疾被隐没在奔腾的浪涛里。她那在秋风中上下翻飞的衣领，像落叶一样覆盖在贫瘠的土地上。

秋天来了。

这个秋天没有丰收在望的喜悦，只有萧瑟的寒意过早地降临。

小玉说，我还以为你不来呢。我说你怎么会这样想？因为我怕你多心啊。她说话的时候牙齿都在打战胜。我说怎么会，要多心也是你多心才对。她说我才不多心呢，我的心只有一颗。我说我知道，那唯一的一颗心还留在北京呢。然后就见她眼里水汪汪一片，嘴角瘪了瘪，到底忍住了。照你这样说，我在重庆，就是没心没肺了？她换了一种嗔怪的语气，似乎想有意赶走心中的不悦。我没有急着作答，指了指一个从身旁一晃而过的女孩，说看见没？她刚与我擦肩而过，我却不知她的心在何处。

她突然哈哈大笑，说她的心在何处跟你有什么关系？别跟我绕弯子，说吧，请不请客？小玉是江西人，却特别爱吃重庆的酸辣粉。上次到解放碑，也是我请她过的嘴瘾。我说请啊，当然要请。今天，我要一辣解千愁。她鼻头一哼，你要？难道我不要？你的意思还是只顾你自己吃，不打算请我？我愣了愣，也大笑起来，说我说错了，应该是——我们，要一辣解千愁。

却不知怎么的，笑完，心里就觉得空落落的。

再看她，眼角，还挂着晶莹的泪花。

说真的，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叫你出来吗？酸辣粉吃完了，天色也不早了。她的神情稳定了许多。我说我知道，肯定不是为了吃酸辣粉。她突然凄然地一笑，说你猜对了。实话告诉你吧，过几天，我就要离开重庆了。我愕然，为什么？是去北京吗？她若有所思地望了望头顶的天空，是，也不是。反正他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现在总算想明白了，他就是我头顶的那片天。天上可能会有闪电，可能会有雷鸣，可能会狂风肆虐，也可能暴雨倾盆，但，他终归是我头上的那片天啊——熟悉而踏实。如果我到了陌生的天空下，就像现在这样，说不定哪天我就把自己搞丢了。你要离开，就是这个原因？我知道我不可能阻止她的决定，但我并不相信这是她选择离开的唯一理由。在这个单位，她还有比很多人都更加美好的前程。她是王总少有的几个可信赖的人之一。

这个原因还不够吗？她像是自言自语地反问道。

我没有作声。我等着她把下面的话说完。

果然，沉默半晌，她终于像下了很大决心似的，说郭主任叫我不要跟你走得太近。说不然王总会多心的。

我的心往下一沉，一股铺天盖地的荒凉感油然而生。王总会多心？王总会多什么心呢？怕我把一个好好的姑娘像瞿猛那样带坏了？也说不清为什么，脑海里就不知不觉出现了那天在茶楼里见到的那一老一少两个小平头。

这些日子，我老觉得有人在背后盯着我，盯得我头皮背脊都发麻。小玉说话的声音都在打战。我一直怀疑，是不是有人在监视我。说这话的时候，她下意识地又朝四周看了看。

我好像一下子就明白了小玉为什么要把见面的地点选在解放碑，而不是对我们来说出行更方便的江北。小玉的话就像一把锥子直戳我的心。我没想到，她竟然会有跟我完全一样的感觉。这种感觉，我总是极力要把它当成错觉。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都是杯弓蛇影、胆小如鼠的平庸之辈？

说明，果真有人一直在暗处监视着我，或者我们？

5

我们最终没有找到被人监视的确凿证据。

但，内心的恐慌却在不断蔓延。

从解放碑回来，小玉没有回自己的住处。像跟郭主任，也许是远在北京的男朋友，赌气似的——谁知道呢？她一路跟着我，不声不响。我知道她在想什么。我们都憋闷得太久。我们就像两只膨胀的气球，需要在爆裂前的一瞬间，救赎般的，泄气了。

小玉躺在我身边，精疲力尽。小玉说，谢金你知道吗？我现在特别同情王总。我惊讶地望着她。这个娇小玲珑的女孩，额头上的汗渍黏乎乎的，几根发丝湿漉漉地贴在上面。这张面孔如此怪诞，如此陌生，如此遥远，好像完全不是我平时认识的那个小玉。

为什么？我不解地问。

你没有发现吗？小玉像在为我的后知后觉而无限感慨，又像在为自己的聪明绝顶而孤芳自赏。如果我们——我是说如果——联起手来，你说他怎么吃得消呢？见我还是没明白，她一个巴掌拍在我脑门上，你是真笨还是假笨啊？你想想，单位的公章、财务章、印鉴章全是你在保管，支票又在我这儿，每次取钱，都是我们一起去银行……

我立刻明白了。这是一个漏洞。一个财务制度上的巨大漏洞！按照王总本意，将印章和支票分开，由不同人员保管，可以最大限度保障资金安全。可是，如果保管印章和支票的人串通一气，成为同伙怎么办？比如就像现在，我和小玉——只不过，我们还没有，也无意成为同伙。

可是，王总真的不知道这个漏洞的存在吗？

那些我和小玉都产生的，似乎没来由的恐惧感，真的只是空穴来风吗？也许，我和她早就成了一些人眼中的危险分子。所以，郭主任才反对她和我私下来往吧。

突然，我觉得阵阵寒意直袭背脊。如果我们都成了监视的对象，如果我们连最基本的信任都得不到了，那继续呆在单位，还有什么前途，还有什么价值呢？

所以，小玉打算离开了。

那么，我呢？

我想到了瞿猛。他怕也是这种不合理的财务制度的受害者吧。他出事的机率应该比我和小玉还要大得多。实际上，他并非财务人员，却受王总之托，独自掌控着数目不菲的资金。这些资金是单位所得，却没有走明帐，算小金库。关键的问题是，这些资金所开户头却是个人的。这个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我，是王总指示瞿猛，拿我谢金的身份证去开设的。只不过，取钱倒不需要我，他保管着我的户头的银行卡。

王总大概以为，瞿猛是忠诚的。一个忠诚的人，怎么可能犯错呢？

可见，拿忠诚来作为单位管理的砝码，是多么不可靠！

毕竟，现实生活中没有几封《致加西亚的信》，也没有几个真正的罗文。在那个激励人心的故事中，随便换个人，故事的结局也就大不一样了。

说到底，像罗文那样的人，除了盲目的忠诚，还有什么呢？

小玉又跟我聊到了郭主任。小玉说，你知道郭主任为什么没有男朋友吗？我想了想，摇摇头。小玉说，你再想想。我说想也没用。我跟她没什么私下交往，她的经历我怎么会知道。小玉说，真是个木头脑壳。这种事，多瞟两眼，不就全明白了吗？我说我近视，瞟再多眼也没用。她就挥起一巴掌，又要拍过来。我一把抓住她纤细的手腕，一个翻身，又到了上面。

听听，外面汽车呜呜的奔跑声渐渐多了起来。

天，快亮了。

你还没回答我呢，为什么？她有点不依不饶的意思。被她逼得没办法，我只好随口说道，不会是因为王总吧？她就瞪着一双大大的眼睛，不无惊奇地望着我，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呢？你怎么知道的？我也很惊奇地望着她。我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乱说的。她把嘴一撇，说还是你厉害呀，乱说都说得这么准，要是不乱说，岂不是更准了？我的兴致到底被她勾起来了。少废话，怎么回事，快说。

她却不说了。趁着破晓前的最后一刻，收拾停当。她来到我身边，伸出手说，再见！一种不好的预感扑面而来。我说我才懒得跟你握手呢。我还等着下次见面再握呢。她淡然一笑，说没有下次了，我最迟周一就走了。我的心里顿时一阵凄凉。该来的总会来，却没想到来得这样快。我看着她，没有说话。这个刚才还热乎乎的躯体，一转眼，就冷若冰霜了。走到门口，她忽然转过身，说其实我也是猜的。昨天我出门前，她在上卫生间，手机忘在桌上，响了。我准备过去拿给她，一看，显示来电者是：我的至爱。我的心里就怦怦乱跳起来。一股强烈的好奇心充溢上来。我不由自主地接通了电话——我还自我安慰，她没空，我帮她接，也在情理之中。电话那头，就传来王总的声音……

门被砰的一声关上。

小玉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郭主任与王总之间的传言，其实是早就有所耳闻的。因为仅仅是传言，也没有谁当真。最先跟我提起这事的，是已经离职的一红姐。她是老编辑，当初也是以代培生的身份，和郭主任差不多同期进的单位。一红姐离开的原因很多，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不满。也不知怎么就聊到了郭主任一直单身、不找男友的话题上。

一红姐说，她不是不找，是早就心有所属。我开玩笑说，你是她肚子里的蛔虫，什么都知道啊？一红姐也打趣地笑了，我不是她肚子里的蛔虫，我是她的神经，她要是哪根筋坏了，我一定知道。

她就跟我讲起了一段往事。那时候，我自然还没来单位。一日，王总突觉腰间一阵剧烈疼痛，本以为是坐得太久，站起来，走几步路就会好。没想到，疼痛非但没有减轻，人一起身，反倒更加难以忍受。过了几日，病情没有丝毫缓解的迹象，人竟连站立起来都十分困难了。遂决定回北京去看医生。一检查，却是腰椎间盘突出。消息传回重庆，虽然大家觉得这个病可能不是那么简单，但既然不是什么绝症，也就松了一口气。可是，有一个人，却在大家松口气的时候，不合适宜地哇的一声哭出声来。有人就疑惑不解了。王总病情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身为王总的心腹，郭主任应该高兴才对呀，怎么能哭呢？他们却不知，原来郭主任对王总患病的部位有所留意，早去网上查了。网上说，腰椎间盘突出，重者可能导致瘫痪。现在王总的病情到底如何，却未可知。关怀他的人，自然就担心最坏的结果出现。

从那时起，我就知道她的心里装着谁了。一红姐得意地说。也不只我，稍微聪明点的人，哪个看不出来呢？只有心里有人，才会那样失态。大家都懂，只是在明里都没有点破。我说仅凭这点就下判断，好像还是太草率吧？下属担心领导，也很正常呀。她的鼻孔里就哼哼了两声。这点还不够，那就再说点够的。王总在北京查清了病情，遵照医生嘱咐，住院治疗。为了不影响工作，中层以上干部就轮流去北京看望、照顾。郭主任深得王总信任，被安排在重庆值守，一直没有机会离开。有一天，她找到我，说一红，其他部门的人都去看过王总了，我们编辑部还没有人去。我又不能离开，要不你代表编辑部去看看王总吧？这样的机会，我当然是巴不得。我说好，我去。她就从办公桌里拿出一双平底布鞋，黑面，白底，一看就是那种纯手工做的，样式老气，却绵软柔和。王总腰不好，穿布鞋好走路。我替他做了一双，你帮我带去吧。她把鞋摁到我手里，又不放心似的说，这是新鞋，放包里，最好在最里层，别弄丢了……

一红姐后面的话，我已记得不是很清楚。但，就算记住的这些，也足够说明问题了。可是，真正的问题在于，王总知道郭主任的心思吗？以他细腻的感知力和敏锐的洞察力，他应该知道。可是，就算他知道，又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吗？他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最大的都快二十岁了。这样年纪、这种地位的男人，还有抛妻别子、离经叛道的勇气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在我离开杂志社多年以后，多个渠道传来的消息是，郭主任依然单身。她还是像从前一样，依旧忠心耿耿地跟随在王总左右，就像他身体延展出的一部分，不离不弃，无怨无悔。也许，爱情于她，就是一种信仰。也许，在她的心中，灵魂的相知，比身体的相守更重要吧。

小玉离开的那个星期六，我像只无头苍蝇一样在宿舍里乱撞。一种巨大的孤独感和更强烈的不安全感攫住我的心。无论如何，我要未雨绸缪，想方设法寻求自保。我不可能像小玉一样拍拍屁股就走人。代培期结束，我跟单位签了协议，五年，期限未满，脱离岗位，违约金五万。

我发现自己已深陷于两难境地之中。如果继续留下来，在一个可能——现在只能是可能，没有任何实质证据可以证明——不再被信任的单位，前途几何，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如果选择离开，五万元违约金却像块巨石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别说我拿不出，就算拿得出，白白损失近两年的工资，只要不是白痴，谁又愿意呢？

鬼使神差般的，我想到了一件事，心中突然生出一股莫名的冲动。我几大步就迈到了桌前，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心”形的铁皮盒子，上面新郎新娘手捧着一个大大的红双喜。那是薛主任结婚时发喜糖用的。把盒盖掰开，里面是一些很零碎的纸片。看样子，就是被人十分狂躁地撕碎的。我把这些从垃圾桶里捡来的碎片藏起来，总以为是有用处的。却一直懒得将它们一片一片还原，粘贴完整——它们被撕得太零碎了，要还原成最初的模样，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先到外面买了一瓶胶水，又赶去单位取了一张A4纸，一想，万一一次不成功怎么办？于是又踅回去，多取了几张。回到宿舍，我先用湿毛巾把桌子擦净，等桌面干得差不多了，将一张A4纸铺上去，用手掌轻轻展平。然后，把铁皮盒子里的碎纸片倒在上面。纸片有大有小，有些上面一片空白，有些有一两个字，大多数都只剩下一个整字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甚至更小。我就像小孩子玩拼图一样，循着字的基本结构去碎纸片里寻找相似的轮廓，发现可以拼凑成一个完整的字，就大喜过望。每拼成一个字，就用胶水粘在A4纸上。这个工作艰巨而复杂。好几次，我都想放弃。但是，一想到它可能会解开我心中那个隐约的谜团，我就又有了动力。撸起袖子加油干。反正今天是周末，不上班，就当成自娱自乐，慢慢玩吧。

花的时间也不久，也许两个小时，也许一个半小时。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没有做之前，老以为很麻烦，一动手，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虽然一个字一个字歪歪扭扭，好多都残缺不全，但这对于一个搞文字工作的人来说，已经完全足够了。那些缺胳膊少腿儿的文字，怎么可能在编辑面前掩盖住它的真实面目呢？

这是一封信。一封写给王总的信。一封瞿猛写给王总的信。

信不长。只有A4纸四分之一左右的内容。

我把信从头到尾读了三遍。很多先前没有想明白的事，一下子了然于胸。我根本想不到，事情原来是这样。我突然有些恶心。对别人，也是对自己。用一个丑陋的手段，去揭开一个丑陋的真相。我不知道这是我的幸运，还是我的不幸。

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你不计算别人，别人就会计算你。我多么怀念，那些单纯得像明净天空一样的日子啊。

可是，我永远也不可能回到那个纯真的梦境里去了。

那么，好吧。但愿事情可以很顺利。但愿我的担忧都是多余。但愿我不会成为无辜的替罪羊。我还是希望，一切都好好的，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想祭出手中这张王牌。

6

一切还是在向着事与愿违的方向发展。

小玉走了。非常坚决、执意地离开了。以至于，最后一个月工资她都没要。我在隔壁再次听到了王总的咆哮。可是没用。强扭的瓜不甜。她来的时间不长，还没签正式合同。她就像天边飘来的一片云彩，在眼前晃了一下，又被风吹走了。

办公室异常静默。空空荡荡，一如人的内心。

人们看我的眼神好像也变得更加复杂。也或许，只是我看他们的眼神变得更加复杂了。事实上，以前我见到单位的每个人，都是笑脸相迎。可是现在，大家都默然以对。脸上，哪里还挤得出半点笑意。

蒲站长的稿子写了两遍，都被退回来。退稿这种事，于我来说还从来没有过。我想，也可能是这段时间心情烦燥，静不下心，影响了稿件质量。于是，埋头开始写第三遍。然而这次，不但稿子退回来，站长本人更气势汹汹地跑过来质问我，谢金，你这样三番五次敷衍我，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天津那边稿子催了多少遍，再不发过去，事情就黄了。稿子写出来，首先要记者认可，然后记者发给客户。客户觉得满意，签了字，再传回杂志社，过一二三审，最后才能在杂志上发出来。这是发稿的基本程序。我当然懂，可我没想到平时和颜悦色的美女站长，转眼就脸色大变。心情本来就不好，也就没好气地给她顶回去：我已经尽力了。我写了三遍，你都说不行，这不是故意为难我吗？三遍？如果质量不过关，就算写三十遍，也要写。她气冲冲地说。我见她像完全撕破了脸皮，也不愿意忍受这窝囊气。我本来就不认同这种采写分离的运作模式，每写一篇稿，都要掉层皮。没有亲自去采访，仅凭一堆毫无生气的文字资料，要写出生动形象的文章，怎么可能那么容易。而且，往往催得又急，你想要慢慢打磨都不行。有了这满肚子的怨气，嘴上不自觉就溜出去一句，你有本事，你自己写啊！

这下，她简直就暴跳如雷了。她显然认为我是在羞辱她不会写文章。嘴里就不再留丝毫情面。我是没你会写，可是，你想想你工资从哪里来！没有我们这帮记者，你再能干，还不是只有天天喝西北风去。我也索性豁出去了，冷笑两声道，我的工资靠自己的双手去挣。我付出多少，单位就回报给我多少！我的工资从来都是单位在发，不是哪个记者施舍的。

薛主任听见我们这边你一句我一句，像要吵起来的样子，赶紧过来打圆场，说谢金，少说两句。这篇稿子，我来写。有了台阶下，她还算理智，又嚷嚷了几句，才愤愤不平地离去。

然而很快，王总的电话就来了。

王总说，谢金哪，这段时间怎么啦？记者们对你的意见不小啊。然后他就向我通报有些情况。先说到的是田甜。听田甜说，你好像没有以前那么虚心。有些稿件，她提出来修改意见，你要么不回应，要么就是拖很长一段时间才改。我想了想，这样的情况一直都存在，不是现在才有。那是因为手里要写的稿子实在太多，需要时间一篇一篇处理。问题是，以前她不提，偏偏这时候提出来，是什么意思呢？然后又说到秦助理。秦助理建议，你对代培生的态度还是要好点。对此，我感到十分诧异。我简直没想到，把我对代培生的态度也拿出来说事了。我想了半天，没发现自己哪里对代培生态度不好了。突然就想起，那次我陪秦助理从高原采访回来，在大巴车上，我给一个叫余苗的代培生打了个电话，出来好几天了，也不知道让她修改的那篇文章怎么样了。一问，结果还没改。我就有些生气。心想，这不是耽误工作吗？我说我今天就回来了。在我回来之前，一定要改好。没想到，那头的学生却说，我觉得还是不改好些，改了反而不好。车上轰轰隆隆的，本来就嘈杂，心情有些烦了，我就说，行了行了，就这样吧。你先改，我回来再看。就把电话挂了。难道，秦助理说我态度不好，就是指的我挂电话那件事？

我一直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王总，没有争辩，没有解释。一个人对你有了成见，你就算把心掏出来，他该怎么看你，还是会怎么看。我必须装出虚心接受意见的样子。如果一个人对你有意见，那可能是这个人的问题，如果一群人对你有意见，不是你的问题，还会是谁的呢？

我懂这个道理。

我不懂的只是，就算我态度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就算我工作中有这样那样的失误，可是，这些问题不都是些细枝末节的小问题吗？不是可以直接跟我说一声就能解决的吗？为什么一定要在背后，在我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向王总汇报呢？

这样的小报告，到底是想帮助我做得更好，还是想让我根本就不要做了？人言之可畏，人心之难测，可见一斑。

最后促使我下决心要离开单位的，不是这些小报告，虽然它们已经让我很不以为然。而是我强烈地感到，也许从一开始，我就受了天大的愚弄。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的代培期结束，成为正式员工的那一天，王总在办公室和颜悦色，又语重心长地说，谢金啦，现在单位非常信任你，需要你兼任单位的机要员，希望你不要辜负了这份信任。他指了指桌上一个红色的小盒子，这里面是所有记者站的公章，还有单位的财务章、印鉴章，你一定要妥善保管，出不得任何差错。

正是王总的这份信任，让我在遭受委屈，或者想要打退堂鼓的时刻，重又鼓起勇气，轻装前行。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一个人如此地信任我。这让我内心无比温暖，充满感激。我没想到，被信任，被委以重托，原来是这么幸福、这么快慰的一件事。我不断地告诫自己，一定要对得起这份信任，千万不能辜负。

可是现在，我心中的疑问越来越大，王总真的那么信任我，或者那么信任过我吗？

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人也变得懒散了许多。那一日，想起好久都没有整理机要室了，便拿了张抹布，往机要室走去。门一开，两个人都吓了一跳。那个叫余苗的代培生慌乱地抬起头来，怔怔地望着我。她大概完全没有料到，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之际，有人会往这偏僻的小屋里来。我也是一头雾水，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不知道说什么。但很快，我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她的一只手搭在一个打开的文件柜上面，另一只手还捏着那把半露在外面的钥匙柄。我清楚地记得，那个柜子里，放着最重要的东西——所有记者站的公章，还有单位的财务章、印鉴章等。

你在这里做什么？我已经预感到情况的不同寻常，脱口而出。她也很快镇定下来，王总叫我过来清点一下东西，顺便盖个章。

她是我的学生。我是她的代培老师。

这样的情形一如当初我是瞿猛的学生，他是我的代培老师一样。不同的只是，我一直是一个听话的好学生，而她，从来都没有表现出对我的心悦诚服。我没有再说什么。神情恍惚地离开了机要室。我压制住心头强烈的愤怒，我很清楚，现在还不能将满腔的羞辱发泄出来。

我不知道余苗是什么时候拿到机要室的钥匙的。我也不知道，除了余苗以外，是否还有其他人也掌握着机要室的钥匙。我甚至怀疑，事情从一开始就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那么天真、那么光明和美好——我所得到的教诲，别人也一定得到了；我所获得的信任，别人为什么就不能获得呢？可是，这终究是一件让人没法无动于衷的事。毕竟，我才是单位正式行文的机要员。王总把机要室钥匙交给我时的情形，依旧历历在目。记住，平时把章都锁在机要室，任何人找你盖章，都必须经过我同意。这样的交代，难道不意味着，只有我才有保管那些章的资格，只有我，才能在他同意的情况下，给别人盖章吗？然而这些，似乎都已不再是关键的问题。

关键的问题是，我确实不再受王总信任了。

我开始写辞职信。

辞职的人已经够多了。我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有人从单位离去。但我和他们不同，我签了正式合同，五万元违约金的条款摆在那儿，即便打官司，也笃定打不赢。

我不想打官司。我只想安安静静地离开。

现在，就这么个小小的要求，也让我费尽心思，痛苦不堪。傻子都看得出来，按照正常的程序，我是没办法离职的。

但最后，我确实如愿以偿，安安静静地离开了。

离开单位的十多年里，我一直心怀愧疚。觉得不该用那么卑鄙的手段去对待王总。是啊，我为什么一定要将瞿猛写给他的信，那封被我从垃圾桶里捡起来，然后一小片一小片拼接、粘贴起来的信——虽然只是其中短短的一句——附在辞职信后面呢？

——王总，原谅我，我也没想到会在那样的场合遇见您……

我完全能想象，当王总看到这句话，他脸上惊愕、紧张、痛苦、无助的神色。他当然不可能忘记，他在五星级酒店娱乐场所挥金如土的场面。他更不可能忘记，他和瞿猛眼神相撞的一刹那，瞿猛身边那个可爱的小姐呀的一声轻叫，纯粹就是突然在另一个场合又见到熟人的那种惊喜的叫唤，直叫得他心头猛地一颤。尽管他们都装作没看到对方，很快就把自己隐没起来，但他确信，瞿猛肯定听到了那一声叫。然后，他肯定会追问，会刨根究底，会把一切都了然于胸，会把白天闪闪发光的金子，瞬间就变成黑夜里的一粒沙！虽然他可以自我解嘲，他和瞿猛一样，犯的是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可是，普通人的隐私尚且不愿为人所知，更何况，还是一个在众人眼中德高位重的谦谦君子呢？

瞿猛被清出单位是有道理的。

瞿猛没被追究刑责是有道理的。

瞿猛甚至可能一分钱没还，就被女朋友带走了，是有道理的。

我，能够安安静静地离开，违约金提都没有提，也是有道理的。

没道理的是，我现在竟然会如此愧疚、如此不安。哪怕是瞿猛，我也觉得那是制度不规范才会犯的错；哪怕是田甜，哪怕是秦助理，哪怕是蒲站长，哪怕是代培生余苗……哪怕是王总，他们，哪一个又有错呢？大浪淘沙，谁不想最后成为那粒闪闪发光的金子，而不是被无情淘走的沙子呢？

就算被淘走，也还是想做一粒被淘走的金子啊。

我走了。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一粒被淘走的金子。

但是，王总的名字我还没忘，叫：王沙。

蔡晓安，重庆文学院第二届创作员，鲁迅文学院第三届西南班学员，云阳县文联副主席。先后在《湘江文艺》《中华文学选刊》《四川文学》《青年作家》《黄河文学》《文学港》等刊发表作品。获第三届巴蜀青年文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