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豹”的转变：从“故事新编”到“清官戏”

文/唐蕾

摘　要：20世纪60年代前后，在历史题材创作的高潮中，师陀以“西门豹治邺”为主题，创作了小说《西门豹的遭遇》和话剧《西门豹》。这两个“双生子”文本在主题与艺术风格上相差甚远。小说写作了一个《奔月》式英雄的悲剧，其间隐现着对于“清官”意识的反思；而话剧则呼应了此时期受到关注的“清官戏”创作模式，在剧中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忠奸斗争。从小说到话剧创作，反映着60年代前后作家创作及同时期历史题材创作的特点。

关键词：师陀；“清官戏”；《西门豹的遭遇》；《西门豹》

1949年后，师陀在创作上一直致力于追赶时间。他惯于在回忆中搜索题材，和现实脱了一点节，而对过去的回忆又时常流露出消沉怀念的情绪，“笔下常有一种阴暗的气氛和感伤的情调”。①1950年苏金伞邀请师陀一同回河南参加土改，同去的朋友们热情高涨，还嫌斗争不彻底，写打油诗激励；师陀却缄默寡言，不大发表意见，颇有“参观土改”之嫌。②师陀曾一度加入夏衍任所长的上海电影厂剧本创作组，组里每个人都有好几个创作选题，写出初稿，传观后开讨论会，根据各类意见进行修改，有时要反复很多次，而结局往往是被枪毙。这样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师陀主动要求下去体验生活，去著名劳动模范吕鸿宾那儿住了一阵，最后也没写出作品。③这位天生的小说家在现实题材的开拓上，显然有些束手无策了。所幸的是，1958年史学界与文学界开展“为曹操翻案”运动，打破了这一局面，师陀奉命创作了“曹操的故事”系列。

有研究者指出，“曹操的故事”系列④从文体形式到改写理念都深得鲁迅历史小说《故事新编》，特别是历史小说《起死》的精髓。⑤事实上，小说发表在《文汇报》上就冠以“故事新编”的名义。三个故事呈时间的递进，虽然是配合历史人物“翻案”，却也并不刻意抹去曹操脸上的“白色”，主要选取其前半生事迹，描述了曹操从行为乖张、不拘礼法的青年成长为深谋远虑、恩威并施的领导者的过程。在连续3篇“曹操的故事”之后，师陀重拾信心，他精心从历史长河中挑选了“西门豹治邺”题材，打算写个话剧。因为不确定能否上演，便先写作了小说《西门豹的遭遇》。写完后拿给黄佐临看，得到肯定的答复，师陀才正式投入话剧《西门豹》的创作。相比小说的一蹴而就，话剧创作可谓一波三折。1960年上半年完成初稿后，师陀拿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通读，大家提了很多意见。不久师陀带着初稿和“上海人艺”的意见到北京参加了第三次“文代会”，想在会议期间征求意见，供日后修改。开完会后，师陀来到河南农村，准备写一本反映河南建设成就的书，结果因病返回上海治疗，继续修改《西门豹》，直到1962年3月二稿完成，此时已耗费近两年时间。从小说到戏剧，从黑色幽默意味的“《奔月》式英雄”的毁灭悲剧，到一个典型的“清官戏”作品，这对“双生子”文本不经意间展现出20世纪60年代前后作家创作及同时期历史题材创作的特点。《西门豹的遭遇》比起“曹操的故事”更接近作者本心，师陀式的冷隽与讽刺隐现其中。而话剧《西门豹》的创作，在外力的干扰下，经数次修改，背叛了小说反“清官”意识的初衷。

在《西门豹的遭遇》中，隐隐能看见《奔月》的影子。《奔月》中英勇的先驱者后羿终于陷入了乌鸦炸酱面的日常琐碎和妻子的冷脸嘲笑，只能偶尔回忆当年射杀封豕长蛇的豪迈。英雄的箭还和往日一样有力，但是除了将麻雀射得一团糟外，没有丝毫用处。后羿整日听到各种质疑与嘲弄，躲避着弟子放出的冷箭，他唯一的寄托就是吞吃“金丹”，然而妻子将这最后的希望也夺走了，他只能永无止境地困在卑琐的人间。西门豹和后羿一样，也是世间少有的英雄，和后羿困在日常的琐碎中类似，西门豹长期生活在焦躁中。小说中西门豹也有自己的“金丹”——一块柔软的“皮子”，每当焦躁时，他就会下意识地去揉捏这块皮子，保持镇定。尚未赴任，魏侯的太监、家臣们已经或明示或暗示他别忘了行贿；被称为贤主的魏侯说不出什么治国的大道理，满口冠冕堂皇并不新鲜的说辞；太太既不舍同时又担心丈夫在外面娶小老婆，百般阻挠西门豹赴任；至于家仆阿牛虽内心忠顺，外表却习惯了事事和主人反着来。不论是太监家臣赤裸裸的勒索、魏侯满口的仁义道德，还是太太、家奴善意的口是心非，都令西门豹焦躁不已，唯有不断揉捏腰间的“皮子”缓解。

来到邺城，西门豹召集属下官员，请他们提提意见。官员们不但串通由绅士扮演的“父老”一起敷衍，更是闭塞言路，整条大街竟如同水洗一样，找不到一个老百姓。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百姓，这人听说要见官，吓得拔腿就跑，随身的口袋都不要了。西门豹以高价悬赏，却怎么也等不来丢口袋的人。在这种封锁中，西门豹焦躁到了顶点，“皮子”已经被揉破了。于是，他想办法和阿牛演了一出双簧戏，牺牲阿牛的“脊梁”，同时把办事不力的官员也痛打了一顿。这下，悬赏的口袋有人认领了，老百姓还告诉他河伯娶亲的事。到了河伯娶亲的那一天，西门豹不仅救下了年轻的“新娘”，惩治了女巫，并且宣布用官员们贪污的钱来开渠灌田。被损害利益的士绅和没有得到利益的太监家臣们联合向魏侯告状，魏侯下令撤了西门豹的职。西门豹担心开渠的工程无法继续，以脑袋作为交换，请求魏侯让自己再去治理邺城一年。再回到邺城的西门豹和官员、绅士们提出共同贪污的方案，立刻得到热烈拥护。百姓们虽目瞪口呆，却悟出了“老虎到底是吃人的”道理，好在渠已经挖好，多加把劲儿尚可以坚持。与此同时，以前得不到贿赂的魏侯夫人和左右近臣得到了种种好处。这下西门豹名扬四海，人人都说他好了。

和英雄迟暮的后羿不同，西门豹是不断攀登上升的英雄，他奋起反抗，不甘与世沉沦，拒绝与狭隘卑琐的灵魂共处。为了实现英雄的梦想，他隐忍压抑，即便妻子、家奴、亲手解救的百姓不理解、嘲弄自己也在所不惜，他唯一的发泄就是揉捏“皮子”。西门豹不惜以自身堕落换取最后胜利，在众叛亲离中登上“清官”的神坛。然而西门豹的本意不是做堕落的英雄，他冒死向魏侯请辞并慷慨谏言，魏侯不肯背负杀害良臣的骂名，“印”在西门豹与道貌岸然的魏侯间还、拒了三次，一推一拉之间，竟然将还“印”的高尚性消解殆尽，原本振聋发聩的“死谏”倒成了沽名钓誉的游戏，最后连西门豹也觉得无意思了，收下了“印”，挂在了原来“皮子”的位置。这时他才发现原来“皮子”早已破损。“皮子”什么时候破损的？或许在英雄重回邺城决定以暂时的苟且换取理想的实现时就已经破了，“皮子”的破损最终迎来了英雄的飞升，然而飞升中的虚与委蛇又实在玷污了神性。在破釜沉舟重回邺城后，西门豹每天闲坐堂上，他再也不揉搓那块“皮子”。他说自己之所以变成豺狼、畜生，都是“为了百姓”。然而连他的家奴阿牛也只是默然地望着他，摇摇头。等到英雄终于在堂上慷慨陈词，向世人说出自己的理想，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时，损毁的“皮子”已经被“印”所取代。

失去“金丹”的后羿只能自我安慰改天向道士再要一枚，继续庸碌的生活。在寻找神性的过程中，西门豹失去了“皮子”——个体强力意志的象征。当他不再是英雄时，却成了人人称道的“英雄”。当他接过“印”——世俗的权力时，西门豹决定做回人间的英雄。回到邺城，他向百姓还了预征的田税，赎清罪恶，打算从此遵循理想治理邺城，然而师陀在“尾声”中交代，不久西门豹就被杀害。和后羿被卑琐的现实摧残得麻木平庸不同，西门豹抵住来自各方面的怀疑、痛恨、不满，不惜带着“污点”，奋力追求个人理想，然而当他即将去实现理想时却遭到毁灭。假使英雄不死，那么他或许会成为困在庸碌生活中的后羿，继续另一种悲剧。

西门豹接受的对抗不只来自昏聩无能的君主、凶恶反扑的敌人，也来自亲密的人。西门豹太太所表现出的“热”与《奔月》中嫦娥爱答不理的“冷”都是对于英雄丈夫的不理解；百姓的愤懑不满，实际上从挖渠就开始了，日复一日的辛苦劳作已经让他们怨声载道，尽管当初宣布开渠灌溉时，百姓如山崩般的“三呼万岁”还犹在耳畔。在经历种种不理解后，西门豹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只有那些渠才是有利于人的真的东西，所谓建立名誉，广布道德，希望后世的人感激，全是愚蠢的空话。”然而“空话”还在继续，家仆阿牛在西门豹死后，每天摆着威武的姿势，给看客们讲一段河伯娶亲的故事。然而看客里的捣蛋鬼因为早就听熟了，有时候故意揶揄：“阿牛，你讲讲看，西门老爷怎么打你的？”阿牛红着脸回答“我是为百姓”，同时感到受了侮辱，掉转身子走了，但是走几步又停下来，举起右手，用拇指掐住小指，轻蔑地说：“你是这个！像你这种人，教西门老爷打，他还不屑于打呢！”西门豹的神性在戏弄的围观中，由阿牛“祥林嫂”式的表演还魂。然而贡献“脊梁”的英雄事迹并不受看客的崇拜，老而无用的阿牛只能用阿Q的“精神胜利法”获得一丝慰藉。至于那些享受灌溉渠荫泽的子孙们，倒是记着西门豹。西门豹活着的时候，百姓不理解他；他死了，百姓以“英雄”的名义供奉他。英雄曾不惜自身的堕落拼尽全力，试图唤起人们的觉醒，然而麻木的人们默默创造了历史，却拱手将这美名献予英雄，这正是落入了令英雄胆寒的“愚蠢的空话”。

然而这还不够，还要对英雄挫骨扬灰。“尾声”中师陀戏谑地转载史书上对西门豹的评价：在西门豹死后六七十年的时候，有个叫史起的人跑去魏侯的曾孙魏王面前吹牛，骂西门豹是愚人，不知利用漳水浇田，自己跑去将灌溉渠整理一番，出了大名。又过了三百年，褚少孙补《史记》，将河伯娶亲的材料塞进《滑稽列传》，褚少孙似乎觉得这么做太便宜了西门豹，赶紧又泼了盆污水给他：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三个人谁顶好呀？史起抹杀西门豹功绩的做法，和《奔月》中逄蒙将后羿的功绩据为己有、使得人人只知“逄蒙老爷”而不知后羿的骗术并无二致。而褚少孙将西门豹治邺的故事放在《滑稽列传》，师陀更是不满。西门豹活在一个缺少英雄精神的世界，在暴戾恣睢的陷害与冷漠麻木的眼光中独立进行自己的事业；然而他的困境并不随着肉体消逝而化解，死后仍遭受“逄蒙式”的陷害与化崇高为滑稽的历史记载，英雄的神性被永久放逐于无何有之乡，徒留虚妄荒诞的笑谈。

然而小说《西门豹的遭遇》中所展现出的艺术魅力，在话剧《西门豹》的创作中完全消失了。这部话剧的写作目的是为了展现“奴隶主复辟与新兴地主阶级反复辟的斗争”。相对于旧制度，生气勃勃的新制度是“真老虎”，因此西门豹一到邺城，经过充分调查研究，能够迅速粉碎复辟势力。“我不取《淮南子》关于西门豹练兵的材料，它固然可以作为西门豹反复辟斗争的收场，却不足以反映当时阶级斗争的复杂形势，以及我对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都是不彻底的这个基本认识。”⑥

今天来看，话剧《西门豹》更像一出顺应时代潮流而作的“清官戏”。传统“清官戏”寄寓人民的政治理想，所传达的惩恶扬善、因果报应等朴素的伦理道德观念深入人心，因而在民间长期受到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文学遗产一部分的“清官戏”被批判性地继承。直到1956年《十五贯》进京演出大获全胜，在田汉等戏剧名家的极力奔走下，“清官戏”获得重登舞台的机会。20世纪60年代前后，因为“海瑞热”而兴起了“海瑞戏”创作热潮。同时期也产生了诸如《团圆之后》《谢瑶环》等影响较大的“清官戏”创作。在这种影响下，经过多次集体讨论的话剧《西门豹》也呈现出明显的“清官戏”特质。如果说小说中，师陀表现出了民众的蒙昧与盲从，西门豹与“民”之间还存在着深深的隔阂，那么话剧中，西门豹则变成了“为民请命”的清官。话剧中增添了不少新的人物形象，以琬父一家的苦难遭遇为线索，西门豹进行了一场严酷的忠奸斗争。剧中塑造了公孙顽和北宫丑两个奸臣的形象，他们是杀害西门豹的刽子手。除了与邺城士绅的矛盾外，剧本还安插了西门豹与田子方的矛盾，西门豹扣留了田子方偷运出境的战马，赠予老百姓耕地。尽管田子方并未登台，但他作为最强大的反面势力，一直以暗线的方式出场，也印证了斗争之艰难，类似于《海瑞罢官》中徐阶的存在。

相比小说中对西门豹性格、心理的刻画，话剧更为强调西门豹的“清官”意识。小说中冷峭、讽刺的意味消失了，西门豹变成勇敢愤激的斗士。从一开始，他就认识到斗争的残酷性，在与廷掾、三老、北宫丑、公孙顽等人第一次见面时就指出其弊政恶行，直接表示自己要修渠、造水闸，斗争迅速推进，对抗直接白热化。西门豹还常在剧中直抒胸臆地发出“雷电颂”式的呐喊：“这里有养人的河水，它只被用来害人、杀人；这里有肥沃的土地，它一片荒寒，只长茅草、蒺藜跟白头翁。残暴的人，阿牛称为男盗女娼的，你们表面上熏香文饰，骨髓里可比虎豹更贪、比狼更狠、比蛇更毒。你们假仁义道德之名，行阴谋诡诈之实，妄想一手遮天，维持过去的淫威。可是日月运转，你们的时间、过去了，回光、只能是返照啊。”不同于小说中“河伯娶亲”现场的“滑稽”，戏剧中这一幕忠奸斗争已经没有任何谐谑的效果，充满了正义果敢。而第三幕中，西门豹与魏侯的当面较量，也颇有些“海瑞骂皇帝”的意思，面对魏侯的虚伪，西门豹终于醒悟，大声质问主上：这里难道是扬名四海、自认为有道贤君的正殿吗？自己忠心耿耿，惩办贪官污吏，却反而成了贪赃枉法；扣留偷运出国的战马，反而被指为强盗；自己为百姓兴利除害，却成了祸国殃民。终于醒悟的西门豹开始认清“官”的本质，向着“民”转化。

而周围的人也不断验证着西门豹的“清官”身份。北宫丑曾对西门豹说：“您要做清官，当满朝上下全爱钱的时候，您就成了赃官。您是个正直人，当满朝上下全逢迎拍马的时候，您就成了坏人。”西门豹被士绅诬陷，他对黑白不分、是非颠倒的现状感到愤怒、绝望，守门人劝他，不要只知道做清官、做好官。西门豹发表了一通清官、好官与贪官、昏官的辨析：“如果我能在底下做尽坏事，买得上头的欢心，我就是好官。”这种忠奸之辨对西门豹最终向“民”的转化是有转折性意义的。更重要的是，话剧中民众肯定了西门豹的“清官”形象。小说中西门豹与百姓的关系，说明了庸众与敌人一样，也在磨蚀着英雄的神性。而在话剧中，人民对西门豹充满信任与感激，遭到诬陷的西门豹回到家中，向妻子庄孟宣告了自己即将“堕落”的计划：“为了向主上证明什么是忠，什么是奸，在这一年里，我要使他们在主上面前赞扬我，称道我；我要使他们说我——一个大坏蛋！——是天下最好的官吏；我要使他们说我——一个大坏蛋！——是后世的典范。”然而他的“良苦用心”被琬子偷听，并告诉了邺城的百姓。人们理解西门豹，体谅他，保护他，要归还马匹，不再建渠。西门豹被人民感动，与权豪展开正面斗争。修渠仍在继续，原本小说中人民对修渠怨声载道，剧本中淡化了这种矛盾，只在渠建好后，妻子轻描淡写地说，琬子曾说过，在修渠这件事上，有些老百姓曾埋怨西门豹性子太急。因为西门豹在“民”的真诚与理解中，没有变节，行为没有任何污点，成为真正的“清官”，最终被奸臣所害，人民将为他报仇。

话剧《西门豹》显然受到当时的“清官戏”影响。事实上，师陀的“清官”意识早在“曹操的故事”系列中就以反思的方式出现过。《青州黄巾的悲剧》中，以李大眼为代表的黄巾军寄希望于曹操，因为与其他官员比起来，曹操是个“清白正直的好官”，希望他能够顾惜生民，接受招降，免得残害百姓。李大眼们盲目地将希望寄托于自己的敌人，这种对王权崇拜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观念，实质上是对王权主义政治统治在心理上的默认和感情皈依。似乎依靠清官，自己就能够获得公平和正义。⑦“青州黄巾的悲剧”正指出了即使战斗力强悍、革命意识浓厚的“民”，只要寄希望于“清官”，其结果一定是失败和被利用的，只能是一场“悲剧”。而这种对“清官”意识的反思，在《西门豹的遭遇》中更是得到了发展。

和大多数传统文化概念一样，“清官”概念经历了漫长的发展与衍变，在庙堂文化与民间文化的相互渗透与抵制作用下显得界限不明。自“海瑞戏”受到鼓励以来，对于“清官”的塑造越来越多。这些作品往往极力淡化“官”的阶级属性，“清官”被醇化为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坚定地站在了统治阶级的对立面，“十七年”时期，大部分“清官戏”都集中于忠奸斗争主题。传统“清官戏”注意展现官员道德品行的清正廉洁。实际上，儒家的道德修身传统导致了个体意识的极度羸弱，几至泯灭。⑧小说中，西门豹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强力意志，恰恰对“清官”意识中个体意识阙如进行了反拨。小说“尾声”部分，阿牛对西门豹的“吹嘘”、史起的颠倒黑白、褚少孙的“滑稽”行为与邺城百姓对西门豹的纪念，似乎形成了明显的反差。但是仔细品味这段话，却别有意味：“只有邺城的百姓想着他，他们自己开了渠、筑了堰，不管后世怎么修，怎么理，总坚持称为西门君十二渠。”面对由自己血肉之躯建成的渠，当初决定修渠时如山崩般的“三呼万岁”还犹言在耳，那些劳作时的怨声载道却已随风消散，留下的只有“清官”迷信与崇拜，这和那些吹嘘、颠倒黑白、滑稽的行为一样，对于西门豹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青州黄巾的悲剧》与《西门豹的遭遇》涉及了“清官”崇拜中的奴性问题，接续了师陀早期小说中的国民性主题，这种反思在“清官戏”流行当时是非常有价值的。从一定程度上来看，《西门豹的遭遇》具有“反清官”的意味。

尽管师陀说“曹操的故事”系列是“奉命文学”，但无论是《党锢》中那个冷眼旁观着袁绍等人徒有其表的曹操，还是《青州黄巾的悲剧》中面对蒙昧的李大眼与贪婪的官员们而心生苦涩的曹操，都带有明显的师陀式的冷峻、阴郁。内心的荒芜与悲凉，深切的怀疑乃至绝望，在《西门豹的遭遇》中同样出现了。师陀写出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与隔膜，即便是夫妻、师生，彼此间也难以理解，这是《奔月》式英雄无可逃脱的宿命。但是在话剧中，西门豹成为百姓的“父母官”。琬子被选作河伯的新娘，她的父母无力解救，甚至父亲还独自出逃，是西门豹拯救了她，在与“民”的紧密关系中，西门豹的独立性被消解了。但话剧中仍有大量类似于独白的对话，即便与魏侯的争论——“海瑞骂皇帝”般的再现，仍是在纾解内心的孤独与绝望。

小说中，师陀写了一个英雄的悲剧故事，“尾声”轻描淡写地介绍了西门豹的死，与死前的慷慨陈词、即将开创轰轰烈烈的功业形成对比，冷隽又谐谑，带有黑色幽默的意味。而话剧的写作中，师陀一度采用悲剧作结，写到西门豹被杀，琬父一家跪在他的尸体前，痛哭流涕，但是1978年首次发表时，却在结尾处加上了人民拿起武器复仇。师陀解释原来的收场太凄凉，现在加以补充，不仅为了挽救悲剧的凄凉，更重要是“为了表现出‘民气’，革命或者革新的成果有保障”。⑨尽管时隔多年，师陀还是受到了“悲剧消亡论”的影响，自觉接续了“两结合”的传统，试图将这个“清官之死”的故事处理成一个留着光明尾巴的社会主义新喜剧样式，“至于结果如何，我可就全无把握了”，历史的无奈与沧桑尽在这句话里了。

注释：

{1}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483页。

{2}苏金伞：《悼师陀》，选自刘增杰、解志熙编校：《师陀全集续编·研究篇》，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52页。

③黄裳：《忆师陀》，选自刘增杰、解志熙编校：《师陀全集续编·研究篇》，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76—577页。

④“曹操的故事”系列共三篇，包括《党锢》《出奔》《青州黄巾的悲剧》，第一篇发表时还未来得及取名，只好以《曹操》代替，后收入作品集改为《党锢》。

⑤邓小红：《论师陀历史小说“曹操系列”的戏剧化倾向》，《文学评论》2011年第4期。

⑥师陀：《从我的旧笔记而想起的及其他》，选自师陀著，刘增杰编校：《师陀全集》（第三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02页。

⑦陈旭：《清官：研究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独特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6页。

⑧刘泽华：《洗耳斋文稿》，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59页。

⑨师陀：《西门豹·后记》，选自师陀著，刘增杰编校：《师陀全集》（第四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0页。

*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基地项目“江南文化和江苏当代文学研究”（项目编号：19JD0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