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短篇小说）

文/唐颖

为了班主任是否应该去养老院，我们争论了很久。我和林红、霏霏以及珍妮，一起面对老师的惨状：中风后的面颊扭曲，身体佝偻并且缩小成孩子的尺寸。霏霏当场就哭起来，哭得像个孩子。

那天是小学同学会，林红和霏霏十年来第一次在同一时间回国探亲。林红请班级同学吃饭，来了两桌二十人。我对林红每次回上海都要请同学吃饭非常不以为然，她在北美医院做护士赚辛苦钱，我要求聚餐AA制，但拗不过林红。

我对珍妮说：“你看霏霏多酷，有钱又如何，谁规定有钱人必须请客？”

珍妮笑我难搞。是的，林红的爱请客和霏霏的不请客都让我不爽！

总之，那天同学会的聚餐和往年一样，平淡无奇，没有惊喜。我对珍妮发着年年都发的牢骚，“如果不是林红回国要求见大家，我是不会浪费时间来参加什么小学同学会。都已经是中年迈向老年了耶！”

那天并没有计划探望老师，直到散席时，有男生告知，我们的班主任中风了。林红急着马上要去探望老师，二十个人中一半以上愿意陪她一起去，当然包括我和霏霏、珍妮，我们三人加林红是牢固的“四人帮”，小学毕业三十年，一直有往来，本来准备同学会散后四人继续午茶，晚餐结束再分手。

老师住在宝山一栋六层老工房的顶楼两室单元。十几个成人挤不进老师卧床的这间房。六月的气温上升到三十二度，房间像烤箱。躺在床上的老师面孔像极端疼痛引起的痉挛，龇牙咧嘴、眼睛斜视，病床专用的坐便器搁在她的屁股下面。进她家门时，我们四人挤到众人之前，最先进入这一场景。林红着急地张开双臂试图遮住众人视线，珍妮迅疾地把老师身上的被单展开来，盖住了她身下的扁马桶。就是这一刻，霏霏失控地哭了。

我可耻地躲在珍妮身后，尽力离床上的老师远一点，希望自己从现场消失。

此时我能断定，在场所有同学的眼前都出现了二年级时老师第一次走进教室的形象：白衬衣藏蓝裙子，手肘夹着一叠练习本。素色衣饰衬着她的雪肤黑眸，脸容清秀却神情冷峻，以至校园最闹的教室突然安静。她的美丽和严肃征服了将要接任的班级，往后五年，从不懈怠，把落后班带成先进班。

“为什么不把老师送到养老院？教师退休金不低，完全可以支付养老院费用……”

“当然是家里更合老师心意！”林红打断我的话，“没有哪个老人愿意去养老院。”

此时我们已经坐在咖啡馆，特地选了新天地的星巴克，这里有室外空间，聊天不至于太刺耳。

“这个家能待吗？难道没有看见这间顶楼房间甚至不装空调，上海的七、八月可以连续几十天高达四十摄氏度，你已经很久没有在上海过夏天了。”

我很想提醒林红，你可是老师最宠爱的学生。

“这套房没有装修过。”霏霏指出，她当时在哭泣，竟能注意到这套房仍然是毛坯房。当然，谁都看到了，刺眼的水泥地和清水裸墙，天花板的一角渗水后留下的灰黑色霉斑。

“不是所有人家都能过上你们认为应该过的生活。”

林红话里有了道德指责，我涌起反感，“应该过的生活”并不是什么高级生活，早已过了千禧年，林红还以为大部分人家不能用上空调。然而，搁在床上的坐便器更刺激我。

“扁马桶长时间放在身体下面，算不算虐待？”

我责问林红，声调颇高，隔桌在刷手机的年轻男生抬起脸几分错愕，我错开脸，试图把后脑勺对着他。

“我问过她丈夫，说只是放一会儿，每天有固定时间放扁马桶。”

今天在老师家，瞥见她丈夫在隔壁房间，只有林红在我们临走前去和他打了招呼。他是个身材高大看起来有几分木讷的男人，我从来没有和他正面交谈过。每次去探访老师都由林红当代表去和她家人应酬，小学时她是班长，到了中年，我们仍然习惯于将她视为领头人。而她的面容好像也没有太多改变，年幼时她看起来比我们年长，如今岁月留下的痕迹却最浅。她的着装保守却是仔细搭配的：米黄格子短袖衬衣配米色棉麻长裤和米色皮凉鞋。

“为什么不用纸尿布？”我继续责问，更像在发泄心里的郁闷。

“不是天太热吗？纸尿布很闷，会引起皮肤过敏。”

“装空调就没有热的问题，不要告诉我他们买不起空调，让珍妮告诉你教师退休金一个月多少。”

“五六千左右。”珍妮回答，她在区政府上班，我们四人中唯一的公务员，却是个最懂得随遇而安的没有脾气的“老好人”。

“这是他们的家事，我们没有权利要求她家装空调。”

林红皱眉看我，似乎我连这么浅显的道理都不明白。

“那么我们给她买！”我看着霏霏说，她可是富婆，移居澳洲多年。刚才哭得那么伤心，此时却专注地吃着她那份cheese cake。

“只怕装上空调又被她儿子拆下来带走。”珍妮说，“你们没有发现电视柜上43寸液晶彩电不见了？”

这彩电是两年前的同学会集资买，那一次我不在上海。珍妮告诉我，彩电送达那天，她和林红也一起上门，陪着老师看了一档综艺节目。那年老师六十五岁，她退休后返聘回校继续上班，直到心脏装了支架，终于决定待在家里。

“我就不明白了，当年她对我们多严格呀！把我们班教成全校的模范班级，自己的儿子却在啃老，比啃老还严重，是孽子，完全不顾母亲的痛苦！”

我看着林红，没法控制的诘难语气。此刻，老师躺在床上了，我只能迁怒于林红，对她当年的受宠，我今天还在嫉妒似的。

林红没理我，每当她认为我不可理喻时，便以沉默应对。

“所以不用再给老师家送东西。”霏霏把吃了一半的蛋糕推开，好似推开送东西的义务，“我不能再吃了，回上海重了三磅。”

我气恼地瞥了她一眼。接着，她后面的话让我们都吃了一惊。

“她可能认为，这个儿子不是她的，是她丈夫的，所以她宁愿把时间给她的学生。”

现在不可理喻的是霏霏，当年老师怀孕时站在讲台前的形象应该还历历在目吧，怎么会说出老师的儿子不是她的？是否老师的惨状令她处于休克状态说起了胡话？林红“呵”地冷笑一声摇着头。珍妮吃惊地打量着霏霏。霏霏仍然形象悦目——裸妆清新，新焗的棕色短发，白色T恤白色棉麻短裤配白球鞋。自从年过四十，霏霏的衣饰便朝中性靠，夏天白色米色为主，冬天黑色灰色为主，这使她比同龄人显年轻也更时尚，没有一丝“中年妇女”气息。珍妮总是不明白霏霏为何穿得这么简单，却不知她的每一身行头都是价格不菲的大牌子；她也总是好奇从小就爱哭的霏霏，如何在商界驰骋。

“她这个丈夫是老师的娘介绍的，她不要这个男人，新婚夜……”霏霏停下来喘了一口气，“她娘帮新郎一起把她……把新娘子……强奸！”

霏霏困难地吐出最后两个字，我们三人的眼珠子像六颗黑色弹珠狠狠射向她，霏霏不由向后仰了一下。

“我听到时跟你们一样不肯相信。”霏霏的眼圈又红了。

霏霏是有消息来源的：她父母家楼下住着小学音乐老师，比我们的班主任年长几岁，她们两人关系亲密如姐妹，而音乐老师的女儿和霏霏从小玩到大。

此时，我们眼前的画面应该相同：寒假后的星期一上午，老师烫了发，穿着崭新的、格外蓬松的花棉袄进教室。教导主任和她一起进来，她告诉我们，老师结婚了！课堂热烈了几分钟，我们鼓掌还说些傻乎乎的“恭喜”之类的祝贺语，但老师的表情和平时一样严肃，教室很快又安静了。

霏霏在给我们时间消化，沉默良久，才又道：“不过，我也是最近两年才知道，音乐老师年纪大了，嘴也松了，藏了多年的秘密不小心说出来了。”

“你没有讲给别人听吧？”

林红紧皱眉头，语气里有指责。

霏霏“切”了一声，没好气的，“我其实连你们都不想说，因为我看你好像很信任她丈夫似的。”

霏霏常常和我意见一致。

“她母亲为什么要糟蹋自己的女儿？”

珍妮在一边弱弱地问。

“不是亲生的，她娘是养母，过去在堂子里做过。”我们又一次“唰”地看住霏霏。“记得吗，她抽烟的腔调？一把烟嗓子。当时我们议论过，说老师和她娘像从两种人家出来。”

“我要发心脏病了，”我夸张地捂着胸口，“这真相，没法接受。”我的确有心脏不适的感觉，我不知自己为何这么难受。我告诉自己，四人中我和老师关系最疏远，小学后有中学和大学，经历了很多老师，其中有些人已经去世，我不想为年代久远的老师伤情。

“她丈夫不肯为老师花钱，是否另有住处，另有女人？”

唯独霏霏会有这么狗血剧的想象力。不过，男人另外有“家”这种事到处发生，为何就不能发生在老师家里？何况，比这更恶心的事都发生过了。

“没有证据的事，怎能乱讲？”林红责问。

“没有证据？当然拿不到证据。”我对着林红鼻子哼哼，“她丈夫很有可能对她冷暴力，外面的人是无法知道的，老师本人已经失去诉说能力。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我转向珍妮，“能否通过区里的法律组织进行干预？”

珍妮为难地摇摇头。

“老师怎么可以在这种家庭熬这么多年，如今还要受这种屈辱？”我没有意识到我的气愤中包含了一丝对老师的怨尤，她在校园的形象曾经那么完美！

“希望这个话题到此结束。”

林红制止道。

我却火了，向她发难：“为什么由你决定我们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

珍妮暗暗拍了一下我的膝盖，霏霏却有些幸灾乐祸，她喜欢看到我和林红的冲突。她对我们俩都有几分畏惧，我是火药桶，一碰就炸，林红是永远正确。

但是，林红没有接我的话，她半垂着头紧蹙双眉。心里最不好过的应该是她吧？我突然有几分歉疚。

那天晚上，林红因家里有事提早离开，没有兑现和我们一起晚餐的许诺。我认为这是林红找借口，老师的故事令她受刺激，她没有心情和我们在外晚餐。

珍妮说：“林红不会找借口，她刚才不是接到家里电话吗？关于老师的婚姻，我现在突然想起，林红好像听老师讲起过……”

“新婚晚上的事情也说出来了？”我打断珍妮惊问。

“当然不会讲得这么深。”

“你从来没有对我说起！”我对珍妮表示不满。

“那段时间你没在上海。”珍妮心平气和地回答。

我不时要离开一下上海，自由职业靠写剧本谋生，常常需要去外地影视公司讨论剧情。

霏霏问珍妮：“你和林红之间到底有多少秘密瞒着我们？”

这时，砂锅三鲜汤送来了。霏霏的注意力被汤夺走。

我们已从咖啡馆转移到霏霏下榻的酒店二楼餐厅，这锅汤是从附近的小饭店送来的，这是她回上海每天必吃的一锅汤。按照霏霏的说法，她吃遍了上海有名的本帮饭店后，发现这家小店的三鲜汤才是“小时候”的味道。这家小饭店从点心店进化过来，居然在市中心站住脚，据说年利润在这条繁华街排在榜首。不过，这已经是好些年前的排行榜，如今大牌旗舰店将她挤到了侧面小马路上。小店走亲民路线，进餐环境不甚讲究。霏霏为了兼顾美食和环境，便想出让小店直接送汤到大酒店餐厅的主意。她年年住这家酒店，是VIP客人，餐厅服务员都认识她，事事好商量。

霏霏也点了不少酒店餐厅的小菜，知道吃不了那么多，准备让珍妮打包带回家。

此时，她不再说话，用勺子从三鲜汤里舀出蛋饺放入我的碗里，“这是你喜欢的……”

我跟她一样爱吃三鲜汤，却不会给自己做这锅汤。汤里的蛋饺是灵魂，必须手工做才好吃，但母亲的手艺到我这里失传，我也不会像霏霏那样专程来这家小店吃所谓正宗的三鲜汤。传统菜肴，多半靠海外游子铭记。

霏霏的这一布菜动作贴心，让我立刻又原谅她把口腹之欲放在第一。

珍妮爱甜食，下午在星巴克吃了两块蛋糕，现在完全没有食欲。我知道她更愿意带回打包的菜和她丈夫一起分享。他俩是恩爱夫妻，是另一种极端，假如说，我和丈夫是吵架王，每天都要拌嘴。林红独身，霏霏丈夫是老外。我们四人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家庭氛围里，关于夫妻生活，以前还会聊几句，现在基本无话可聊，是“无聊”。

我们后来回到霏霏的酒店套间的客厅，继续着没法结束的话题。

霏霏说：“当年我连老师结婚都没法接受，想象不出什么样的男人配得上她，那种心情就像今天的年轻人不能忍受他们的偶像也要恋爱结婚。”

我指责珍妮帮着林红向我隐瞒老师婚姻的真相。

珍妮说：“当时只知道他们夫妻关系冷淡，并不知道霏霏今天讲的这些事，我都快要怀疑自己的人生了！”我和霏霏一起看住珍妮，这好像是她说过的最激烈的句子。“我一直认为老师眼前的世界很纯洁，所以才会把我们教育得眼里容不下沙子，怎么能够接受她……经历的那些……丑恶……”

我的眼睛发热，也许眼圈红了。

“把我们教育得眼里容不下沙子”。没错，我们那时对身处这个班级而有优越感。放学后，老师让我们留在教室做完家庭作业，利用这个时间她给跟不上课程的同学补课；学校有名目繁多的比赛，她带我们练歌、练舞，还练广播操，所以，学校的各种比赛我们班总是第一名，当然她应该也是最晚离开学校的老师。

那些年里我们围绕着老师，像一个击鼓传花的圆圈，老师是那个击鼓的人。这么多年过去，我们仍然试图回到那种氛围，以同学会的名义。以致丈夫嘲笑我们的小学同学会是“养小院”，他是个喜欢讲冷笑话的理工男。

我把关于“养小院”的命名告诉她们时，她俩都忍俊不禁，就像当时我听到这个可笑的语词的反应。

然而，直到现在，我才发现“养小院”的后面——那些我们从来不会深究的、被遮蔽的属于老师的人生。

霏霏刚才竟然说出“老师可能认为，这个儿子不是她的，是她丈夫的，所以她宁愿把时间给她的学生”这种话，这话具有颠覆性，留下的震撼很难平息。我要求她解释何以得出这个结论，难道和不爱的男人生的孩子，就不是自己的孩子？

霏霏说是美狄亚的故事给她联想。

美狄亚？她是希腊神话中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她的弑子复仇是最具震撼力的悲剧。

霏霏提醒我，我在大学读戏剧时，曾向她讲述美狄亚的故事。她说她一直难忘，在欧洲旅行时专门去希腊观看这出古希腊悲剧。

我一时感慨，霏霏虽然长期从商，却会找机会进古老的希腊剧场。而我，自从离开大学，希腊悲剧也回到她灿烂的远方。事实上，我从未花时间去真实世界的著名剧场。我有过的旅行，都是东跑西颠赶景点。

霏霏怎么会想到美狄亚？

我向珍妮简单讲述了美狄亚的故事。

美狄亚是某个城邦公主，与异乡前来取金羊毛的名叫伊阿宋的男人一见钟情，为了帮助自己的心上人，她设计拿走了金羊毛，背叛了父亲与国家，杀死了兄弟后与伊阿宋一起出逃，流亡到另一城邦。他们有了两个儿子以后，丈夫却背叛了美狄亚，欲同流亡地的城邦公主结婚，并将美狄亚驱逐出去。美狄亚制定了报复计划，毒死了公主新娘和她的父亲，又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儿子们。

是的，美狄亚最疯狂的复仇是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儿子。

珍妮受惊的神情，我代替她问霏霏：“这和老师的家事有什么关系？”其实，我在讲述美狄亚的故事时，内心已经有些明白霏霏的联想。

“老师的儿子是学校差生这件事我们不是早有所闻？”霏霏深深叹息，“我也是自从有了孩子，才对老师儿子的事上心。回想起来，她在带我们班的五年时间里结了婚生了儿子，却天天在学校逗留到最晚。我们毕业后，她带后面的班，也同样带出学校成绩最好、品行最优的班级。她每天早出晚归全身心扑在学生身上也是跟以前一样，她从区里红到市里，年年先进教师，到处开会演讲传授经验。我从音乐老师那里知道，她儿子患有阅读障碍，可是她却没有时间帮助自己的儿子，甚至寒暑假也每天去学校，给自己班的学生上补习班。我出国后得到了‘家庭第一’的价值观，可我最爱的老师却重学生轻儿子。直到知道了她的婚姻真相，才有点明白为何。我知道用美狄亚的故事来解释太极端，但是仔细去想……多少能解释我无法理解的她对家庭和儿子的态度。”

“你是说，她是为了报复养母和丈夫，才放弃教育自己的儿子吗？”

我问道，我在摇头，我非常拒绝用如此强烈的悲剧故事来解释复杂的现实。同时，却又一次为希腊悲剧永恒的象征意义而激动。

“不可能！扯远了！”慢性子的珍妮难得发急，“老师不可能出于报复而不管儿子，但是，她不想回家这种心理是有的，我看我办公室一些男同事，有事无事地拖到很晚回家，多半是不想做家务。当然，老师不想回家的心理跟他们不同，至少是想逃避，假如她不想看到丈夫……再说，她的儿子一直被她养母在照顾，那个老太很强势，老师根本无法插手，干脆就放弃了。”

珍妮的分析不无道理，但也只是庸常生活的简单逻辑。

所以霏霏有保留，她说：“老师对儿子的‘付出’和她对学生的‘付出’是不成比例的，原本，‘母爱’应该最强大，可以压倒一切！”

我接着霏霏的话引申：“这种不成比例的‘付出’后面，藏着老师的内心秘密，从心理层面分析要复杂得多，如果写进剧本，我可能会让‘老师’这个人物走美狄亚的路子……”

我戛然而止，这话题太尖锐，即使是用虚构故事来讨论，也难免伤害老师。而珍妮惊慌的神情告诉我，已经伤到她了。

回想当年的班级气氛，珍妮承认，她的确喜欢逗留在学校不想回家，感激老师把整班同学留在学校，给了大家更多时间相处。霏霏说，这类集体活动，不管是大扫除还是练广播操，其实就是今天的“派对”，是大家在一起玩儿的感觉，所以才不想回家。这也是我的真实感受，集体活动就是集体娱乐方式，回家后的“时间”是浪费时间，无聊乏味。事实上，我丈夫也承认，他的读书岁月也同样不想回家，他说，“谁会喜欢回家呢。”他的意思是孩子都有“一起玩儿”的需求。

我想告诉她们我内心的芥蒂。在一个不算晚的夜晚，其实只是傍晚，因为天黑得早，隔着操场篱笆墙，外面马路已亮起街灯。学校的学生都走空了，只有我们班人声鼎沸，老师带着我们大扫除，擦玻璃窗擦日光灯管擦桌椅擦地板。这时候空寂的走廊响起音调偏高的声音，是我母亲的声音，她在向什么人询问我的班级，夹杂着抱怨，“已经是晚饭时间，小孩子会饿出胃病。”她是那种把“准时吃饭”当作人生准则的家庭主妇。

我母亲这番抱怨的伤害性是没有顾及场合！走廊上有教师办公室，因此其他老师以及我们班里的同学都听见了。我非常气愤母亲让一位广受好评的老师处于尴尬境地，并且改变了我在学校的生活。从此，放学以后的课外活动，即使时间并不晚，老师也不让我参加。在一个人的回家路上，我算尝到了孤单的滋味。

她俩对那个晚上我母亲来学校这件事完全没有记忆，只记得我很少参与学校活动，是个孤僻自私的胆小鬼。所谓孤僻自私，便是不合群、不参加学校的集体活动。

我告诉她们，那些下午我并不甘心早早回家，我又溜回来，我在教室外面偷看，想乘着老师不注意的时候再进教室。现在回想，在我偷看的时候，也给了我旁观者的视角，我发现放学后的教室更加欢乐，更加生气勃勃，当然也更加令人向往。有时候我成功地重新融入他们中间；有时候失败了，被老师看见，她亲自把我送出校门，并关照看门的老伯不要让我再进校门。

“所以，我对老师是有怨念的！”我向她俩坦白，“她固执地不让我参加课外活动这件事，伤害我了。可毕业后的很多年里，我为何还去探望她？是因为你们去探望老师我也应该跟你们一样，否则我有道德上的愧疚？现在我很想知道，你们难道没有感觉她身上有一层玻璃罩子，我们和她可以互相看见，却无法摸到……”

“干什么要摸呢？”霏霏一副好笑的神情。

我试图表达清晰，“我的意思是，和老师之间没有触觉上的温度，她对我们是责任而不是所谓爱。”

珍妮认为，对职业有责任就足够了。

我问她俩，“你们可记得老师有过大声训斥？”

“不会，她从不骂人。”珍妮说。

“但我们很怕她……”我指出。

老师漂亮的眸子大而清澈，却很冷，让人联想到雪山流下的水——是冰凉的清澈。

“我们很怕她哭。”霏霏打断我，激动起来，“记得有两次全班测验不理想，她在讲台前用手帕擦着眼泪，我们都吓坏了，大气不敢出，”她问，“接着发生什么记得吗？”

我俩朝她摇头。

“接着林红就哭了，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林红哭，你们怎么会忘记？我很难忘记呢！她‘吼吼吼’地发出很奇怪的哭声，好像比老师还伤心……”霏霏的形容把我和珍妮逗笑了，“害得……我也……哭起来，到后来……都跟着她哭……”

那个场景在霏霏的形容下又栩栩如生，但我没有哭。我记得班里有过几次“集体哭”，这种时候我常常哭不出来。

“大家都哭的时候，我就没有眼泪了，这是什么现象呢？”我问她俩。

“你晚熟，你没心没肺。”霏霏笑答。

珍妮却问我，“你怎么会认为老师没有用感情？”虽然不是责问的口气，但在珍妮已经是非常有情绪的发问了。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我不知道老师是否值得为学生的成绩哭泣。对不起，我想说她是好老师，独一无二，之后再也没有遇到像她这样为学生呕心沥血的老师！可是，她不是好母亲！”

“这应该没有逻辑关系吧？”珍妮问，其实是婉转的反驳。我想，如果林红在场，她和我一定又爆发争执。

“这只能说明老师的不幸！”霏霏叹息了。

我问霏霏：“问题是，老师为什么要向养母屈服，接受相亲？相亲后不喜欢，为什么同意打结婚证书？”

霏霏大力摇头，“不知道，个中细节我们完全没法知道，音乐老师也没有说，我为老师感到难堪，所以也不想追问。”

我们俩看着珍妮，似乎在等她解释。林红之后，与老师最亲近的就是她了。

珍妮虽然有个洋气的名字，却因为出身资本家的原罪感而格外不事修饰，简直到了不修边幅的程度。这天她便是穿了一件已经穿了几个夏天的旧连衣裙，剪了一个“洗剪吹”小店出来的短发，这使她看起来有几分土气。然而珍妮却是我们四人中的定海神针，我们动荡的心不自觉地朝她靠拢。

我没有耐心等待珍妮常常慢一拍的回答，反问道：“我们不是在同一个新社会吗？老师不是独立新女性吗？”我相信珍妮的政府机关经常飘荡这一类大词。

“当时隔壁班的洪老师追她追得很厉害，教室后面有一扇门，门上有小窗口，洪老师的脸经常出现在小窗口，人人都能看出他非常爱我们的班主任。”霏霏是我们的记忆库。

“她为什么不接受洪老师的追求？”

珍妮立刻回答我：“六七十年代，讲阶级出身，据说洪老师家庭出身不好，再说，那年月，学校年轻老师之间谈恋爱是被禁止的。”

“那年月强奸犯是要枪毙的！”我“嚯”地从客厅沙发站起身。

霏霏吃惊地看着我，“别傻了，他们有结婚证书。”

“可见多少家庭的黑暗，被关在房门里。”

我感到憋闷，重重地跌回沙发。

“林红既然知道老师和她丈夫感情不好，为什么还要帮她丈夫说话？”霏霏问珍妮。

“我们不用管林红的想法。”林红不在时，我的声音反而有些虚弱，“我现在比较同意霏霏的怀疑，老师的丈夫是否另有住处，他怎么可以忍受没有空调的夏天，房子完全不做装修，他一定把老师的退休金用在其他地方了。”

“可是，我们没有证据。”珍妮到底是在政府机关上班，不会脱轨做无谓的猜想。

霏霏不以为然，“即使没有证据，林红也不用为她丈夫说话。”

“也许这样可以让她心里好过一些，情况没有那么坏……”

我回答霏霏，突然哽咽了，很深的无力感，或者是此刻珍妮眼眶里的泪水令我失控。她的声音仍然平静。

她说：“林红比较理智，我们不是老师家属，没法代替她做任何决定。”

霏霏不响，然后，突然起身说：“想去楼下酒吧喝酒，今天你们不要回家了，我给你们订一间房。”

我们没有喝酒，而是散步去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母校。

学校离霏霏入住的酒店才两个街口，霏霏的父母家也在附近，因住房面积小，却又不肯搬离市中心，她回国只能住酒店。

学校的篱笆墙早已被铁栏杆替代，在暗淡的街灯光圈里，那栋红砖外墙教学楼仍然体面地立在操场侧面，一百多年前，这是一所教会小学。可笑的是，如果不是珍妮用手机电筒照亮学校门口悬挂的保护标志铭牌，我们并不知道这栋教学楼也属于历史保护建筑。

红砖楼前的操场成了缩微版，每一次看到，都会慨叹它与记忆中的差距。体育领尖的霏霏发现，操场少了几样东西：单双杠没了，用来练习爬杆的竹竿和秋千架也不见了，意味着体育课少了几个项目。珍妮更在意领操台的消失，当年，全校同学在操场做广播操时，领操台必有一位女生领操，她的形体和动作最出色、在校园最受瞻目。谁会相信如今形象黯淡的珍妮曾在五年级有幸得此殊荣？她因此感叹如果人生有幸运水，那么她的幸运水早早在小学校的领操台上用完了。而我一无特长，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校园生涯于我从未有过发光时刻。

学校的大门面对一条不到五百米的小街，街上留下好几栋民国时造的小洋楼，被面街的花园挡在街的深处，如今成了历史保护建筑。花园里树木葱茏，晚风中，灯光在幽深茂密的树叶后闪烁，神秘、寂静又喧嚣，假如你对灯光笼罩的人家产生遐想。马路很窄，两边人行道的梧桐树显得格外高大，它们枝繁叶茂，在长风中发出沙沙声，令人快慰，涌出伤感，恍惚间好像站在林中小道与世隔绝。这一刻与睡在宝山六楼老工房的老师，与我们在漫长的下午无休止的争执，离得很远。或者说，这条美丽的小街，反衬了现实的残酷，我们站在此，远比当年茫然。

我们竟然在街上遇到林红，喜出望外，之前的龃龉都忘了。她说，睡前常出门散步。她弟弟临时从大连来上海开会，明天离开，今晚他们和父母吃了一顿团聚晚饭。

林红的家就在学校侧面马路对面的弄堂。这条弄堂住了好几个同学，其中有个被称为“慢郎中”的男生，早晨上学过马路时，被一辆疾驰而来的卡车吸到车底下，正在门口排队的我们，发出阵阵尖叫，好几个女生被吓哭了，其中有我和霏霏。然而奇迹发生了：慢郎中慢吞吞地从车子底下爬出来……他后来成了人类学学者。也许，他那天过马路时就在思考和人类有关的问题。站在这个街口，我们曾经多次讲起这场惊险，讲得太多了，就像一件被用久的器物，终于把它扔弃了。

自从我和珍妮有各自的婚姻，买了商品房搬去城市边缘——看起来更像是异乡的地方。林红和霏霏移居他乡二十年，没有在国内买房，她们回国时便住回老地方。远在异乡的她俩，反倒成了我们回到自己城区的桥梁。

林红陪我们走回酒店，在霏霏的酒店套房，我们喝完酒店冰柜里所有的酒，霏霏又让客房服务接连送上两瓶白葡萄酒和配酒的奶酪。当然，好酒的是海外这两位，林红的酒量胜过霏霏，让我们窥见她单身生活的寂寞。这一次也是林红带头哭泣，我走过去拥抱她。我们都在半醉中，四人抱头痛哭了一番。也许这才是这天最应该有的结束。

老师在一年后去世，我们得到这个消息时，已经过去半年。我们班没有一个同学参加老师的追悼会。

当我们四人再聚时，互相说，老师解脱了。或者说，我们解脱了。关于老师的话题，随着她的远去也消失了。我知道我们不会忘记她，但也不想再谈论。我们也在老去，更愿意每一分钟在愉悦中度过。原来，不是生活欺骗了我们，更像是我们在欺骗生活。

唐颖，上海出生，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协会员，上海作协理事。以书写都市题材小说闻名，被认为是写上海“写得最准确的作家之一”。在《收获》《作家》《上海文学》等重要文学刊物发表小说四十几部。出版有长篇小说《美国来的妻子》《阿飞街女生》《初夜》《另一座城》《上东城晚宴》《家肴》《个人主义的孤岛》等，中短篇小说集《丽人公寓》《无性伴侣》《多情一代男》《纯色的沙拉》《瞬间之旅——我的东南亚》《红颜——我的上海》《冬天我们跳舞》《隔离带》《和你一起读卡佛》等。《红颜》被改编电影《做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