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大气层消失》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脉络、现状及叙事问题：对我国生态题材电影的一种观察

文/邱振刚

摘　要：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开始了生态题材电影的创作，并出现了《大气层消失》等重要作品。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电影创作者进一步关注生态问题，创作了《可可西里》《天狗》等作品。这些影片更加明确地聚焦于生态话题，逐渐摆脱了将自然环境进行“物化”的传统思维，在以影像的力量批判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向社会传递着生态伦理和环保观念。今后生态题材电影，需要推出更多更优秀的“头部作品”“爆款影片”，形成更广泛的产业自觉和创作自觉，把生态环境的发展变化更立体、更全面、更深刻地展示在观众面前，在全社会建立起更加科学的生态观念，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加充足的精神动力。

关键词：生态题材电影；生态观念；作者电影；爆款影片；电影叙事

一、生态题材电影的历史脉络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定义，人类的繁衍生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膨胀如何影响自然环境，自然环境的变化又如何反作用于人类生存，是一系列开放性的哲学命题，对于不同社会、不同历史背景、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都有着高度的不可知性，对这一命题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进行艺术化解读、呈现，是中外生态题材文艺创作的主题所在。围绕这一主题的电影，世界各国都不乏佳作，如日本故事片《熊》，美国故事片《未来水世界》《与狼共舞》《人鱼传说》、动画片《里约大冒险》《马达加斯加》《海底总动员》，法国纪录片《迁徙的鸟》《帝企鹅日记》《地球四季》，英国、澳大利亚合拍的故事片《小姐弟荒原历险》等。

因为生态环境保护在我国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性话题，还是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事情，所以直接关注生态问题的电影在我国的创作历史并不长。在那之前，虽然也有不少电影对生态环境、人与动物的关系等话题有所涉及，但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刚刚进入快车道，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尚未出现紧张态势，人们的生态保护观念尚未充分建立，对这一问题的呈现在电影创作中并不占有重要位置，如1980年代初的《应声阿哥》《小刺猬奏鸣曲》等，只是以间接的方式关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些影片中所流露出来的生态观念，也和当前有着明显不同。如在《小刺猬奏鸣曲》中，“爷爷”要求孙子豆豆把小刺猬送给两个外国小孩，原因是“人家大老远来中国，咱们是主人，得懂礼貌”，也就是说，原本野生的小刺猬在片中是作为实现某种现实需要的工具而存在的。在影片结尾，小刺猬被三个孩子恋恋不舍地放回大自然，原因是暑假即将结束，他们要回到各自的国家或者城里上学。这显然意味着，回归自然只是小刺猬的次优选择，继续被人类主人喂养才是最优选择。在这里，人物与作为自然环境象征物的小刺猬，地位显然是不平等的，小刺猬带有强烈的工具属性。尤其是小刺猬是带着人类捆绑在它身上的丝带返回自然的，这一意象的象征色彩更加明显，回归自然的小刺猬被打上了人类的印记，而这种印记似乎赋予了它某种高于普通野生动物的特殊地位。《应声阿哥》也是如此，作品中有大量呈现人物所生活的山区环境的镜头，但在这些镜头里，几乎都将环境客体化了，将其视为“风光”加以展现，而且大量镜头都是从人物对自然风光的“观看”开始，以长镜头对山岭、森林等以游客视角进行呈现。由此可见，对影片创作者而言，自然环境仍然是作为某种缺乏自身独立属性的资源而存在的，与人类之间是利用与被利用、观看与被观看的关系。该片结尾处，从城里来到山区的孩子把电动玩具送给了山区孩子，这一情节也有着山区需要城市文明来提升的寓意。

进入1990年代，随着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出现，我国银幕上逐渐出现了《大气层消失》等作品。《大气层消失》直接聚焦于生态如果发生重大灾难，也会给人类生存带来巨大威胁的主题，在我国灾难片、科幻片的创作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但总体而言，生态题材电影在我国电影创作的总体格局中仍不占有重要位置。而且，从该片的剧情来看，是犯罪者无意中造成的意外才造成了生态灾难，言下之意是只要人类审慎地对待自然生态，灾难就不会发生，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科学的、和谐的。这部作品并未对人类活动本身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思考，其结尾也是通过动物的自我牺牲来拯救人类，说明在创作者看来，人的主体地位仍然是不容置疑的，自然环境也是因为和人类生存密切相关才值得关注、保护。该片将足以导致地球上一切生物毁灭的原因归结为气罐车储存的毒气泄漏，但创作者并未给在影片中为这一设计在科学上建立起足够的合理性和说服力，片中的剧情发展也就缺乏足够的逻辑性和推动力，无法唤起观众充分的代入感，在影片的后半部分，几乎完全是通过人物紧张急切的表现，而不是剧情本身的紧迫性来完成叙事。当然，尽管有上述稍显粗糙之处，这部影片仍然不失为我国生态题材电影的开山之作，其开创性是首要的，作品中一波三折、悬念不断的情节设计，主人公千方百计寻找污染源、消除污染源的剧情框架，都有着明确的强情节叙事特征，为后来的同题材创作提供了经验。

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环境保护问题进一步凸显，《可可西里》《天狗》《季风中的马》等作品持续涌现，这些影片开始明确地聚焦于野生动物保护、森林和草原资源保护等话题，这些作品的共同之处在于善恶对比强烈、创作主题明显，在强烈的剧情冲突中蕴含着浓郁的悲剧精神，电影人在以影像的力量向社会传递着环保观念，批判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逐渐摆脱了将自然环境进行“物化”的传统思维，形成了不再强调“改造和征服外界、使自然界适用于人类”，而更趋向于“改造人类的内心世界和行为、生活方式、使人类适应于自然界，而与之保持和谐”①的生态伦理。这一生态伦理的调整，带来了创作思路的调整，极大深化了这一时期生态题材影片的思想内涵。例如《天狗》中，森林并不是因为有涵养水源等功效才需要保护，而是作为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人类本来就应当以生命家园的眼光来看待森林。《可可西里》中，完全没有任何剧情、台词涉及藏羚羊这一物种对当地的价值，整部影片中将藏羚羊视为生态环境的象征，巡逻队所保护的不仅仅是藏羚羊种群，更是整个生态系统。正如片中台词“在可可西里，你留下的脚印，有可能就是地球诞生以来这里的第一个脚印”，自然生态系统本身就有着明确的主体性、实在性，而不仅仅是某种供人类观看、使用的外部资源。创作者的生态观念、影片的生态伦理观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自然与人类终于站到了同一个天平上。《图雅的婚事》也是如此，主人公图雅的命运和草场的退化直接相关，观众的心态随着对图雅的命运以及她所背负的生存压力的关注而起伏，这种关注也在无形中投射到对草原生态的关注上，由此建立起草原与人是命运共同体的认识。

二、我国生态题材电影创作的新变

近年来，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稳步推进，各地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在此基础上，众多文艺作品对生态文明建设成果进行艺术化再现，生态题材电影创作也迎来崭新机遇，焕发出丰富多彩的艺术风貌。这类影片在我国电影创作格局中的重要性也获得提升。对生态题材电影的创作成果和变化趋势，应及时分析，并对其今后的发展路径提出思考。结合近年来所出现的生态题材影片，这种变化趋势体现在以下多个方面。

（一） 从叙事主题来看，早期生态题材影片创作者往往直接指出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挤压和破坏，以此呼吁人们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可可西里》《黑骏马》《天狗》等影片的创作状态显而易见是在呼唤、呐喊。作品的影像语言，往往倾向于对原始森林、草原等自然环境的奇观化赞美，对栖居于原始自然环境中人们的生活的传奇式讲述，进而将上述内容与当代现实生活形成对比。简单地说，这些影片旨在通过渲染某种陌生化经验，激发人们对破坏自然生态的行为进行反思。

由于近年来生态环境改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原本的紧张明显缓解，涌现的电影作品中，对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也不再持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态度，体现在影片中的创作姿态趋于温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不断深化，更多地把生态保护话题由具体的生态事件向外拓展，将事件放置于更广阔的社会现实和历史时空中，使作品内容的覆盖面大为延伸。近年来的生态题材作品开始用多样化表达方式来展现丰富立体的情感，展现良性生态环境带给人们生活品质和精神面貌上的积极作用。作品中人的生存、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也从对立变为协调、统一，更具深层内涵的生态伦理得到了普遍建立，很多作品也开始在生态叙事中重视融入多学科知识，更加全面系统地还原生态环境获得改善、科学生态观念建立的过程。如2021年在第十五届青年影展中亮相的《水草长生》，没有单纯渲染过往自然生态环境的纯净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淳朴，而是更加强调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不应是孤立的，应该与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扎实推进基础教育等民生举措紧密联系起来。

有的作品还和多样化的社会话题相结合，带给读者更具现实认同感的欣赏体验。如《海洋天堂》《我和我的伙伴》并非纯粹的生态题材电影，但这些作品将人与动物的关系这一主题和自闭症儿童的治愈、回归等社会话题深度融合，这一创作思路带给生态题材创作更多启发。当然，如果将动物视为生态环境固有的组成要素，这些电影都将动物视为人类现实生活之外的某种启示性力量，那么将其视为较广义的生态题材电影也是合理的。

将生态环境的变迁和各种社会话题加以融合的情况还出现在更多影片中。如《扎旺的雨靴》，通过两代牧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感受，呈现当前经济政策在保护草原生态、提高牧民生活水平方面的积极作用。《寻找那达慕》《春江水暖》也是将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相互关联，在潜移默化间传递出二者相辅相成的良性关系。

（二）从叙事结构和美学呈现来看，以往的生态题材影片往往用二元对立的矛盾冲突来结构全片，保护/破坏生态的两方，构成了影片中壁垒分明的对立力量，生态资源是否得到保护，是影片剧情发展的核心动力，这样高强度的矛盾冲突，也对作品最终的美学基调有着根本性的塑造作用。如《天狗》中，主人公李天狗是战斗英雄，伤残复员后被分配到偏远的国有林场当护林员。为了守卫国家的森林资源，他和在当地称霸多年、靠滥砍滥伐发了横财的孔家三兄弟展开了殊死搏斗。《可可西里》的剧情则更是早已为人们所熟知，影片讲述了记者尕玉和巡逻队员为了保护可可西里无人区的藏羚羊种群和生态环境，与藏羚羊盗猎分子顽强抗争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的故事。因为剧情有着强劲的艺术张力，加上特写镜头的密集使用以及粗犷硬朗的画面语言、快节奏的画面切换，所以这些作品也普遍呈现出悲壮激昂的美学品格。

而在近年来的生态题材影片中，弱情节已经成了普遍选择，作品中通篇难以觅得带有冲突意味的情节，生态环境的保护被置为故事的远景、背景，人物关系和剧情演进虽然仍依托于生态环境来设置，但创作者并不直接抒发自己的生态观和环保意识，而纷纷将剧情冲突由外部转入人物内心，更加侧重于相对间接的方式，用大量的长镜头和广角镜头，以更加细腻精致的影像语言来阐述自己对故乡、对地球家园的密切关注，以及对人与生物、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深度思考。作品的美学品格相较以往，更加丰富多元。

（三）从叙事主题的属性来看，较早的生态题材影片基本都具有强烈明确的公共属性、集体属性，普遍在关注较大时空范围的生态话题，作品从整体上呈现明确的批判性。而较为晚近的作品，如果深入到作品的内部肌理来看，则高度私人化、小众化，强调抒发生态话题与人物内在心理空间的交织互渗，作品呈现内省性。作品即使是在关注生态事件，事件的起因也往往是较为纯粹的自然原因，而非人为结果。

尤其应当看到的是，当前即使是其他题材、其他类型的电影作品，也经常将生态主题纳入故事脉络和主题结构中，这更加了凸显了关注自然生态、守护地球家园已经成为电影创作者乃至全社会的普遍心态。如科幻灾难片《流浪地球》、体育竞技片《攀登者》等近年来的爆款影片，均将人类与地球家园的关系、人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位置作为探讨对象，并以之作为推动剧情发展的重要叙事动力。

三、当前生态题材电影的困境与路径

当前生态题材影片在创作整体上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和人民生态观念的变化在银幕上进行了广泛展现。但是，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我国当前的生态题材电影创作，和生态文明建设本身的重要性与成就相比、和国内外经典性同类作品相比仍然还有差距。这些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最显著的体现是头部作品、爆款作品还比较缺乏，大量作品在低成本、低传播率、低票房的圆圈中循环，未能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未能带动产业资本对这一题材的广泛投资。当前的生态题材影片，无论是和《与狼共舞》《未来水世界》等国外优秀作品相比，还是和我国较早的《大气层消失》《可可西里》等作品相比，水准还不过硬，即使是艺术品质较高的作品，往往也存在口碑好、票房差、传播效果不佳的情况。

以影片《狼图腾》为例，该片有着强大的主创阵容，取材于成熟的文学作品，文学原著的思想性和故事性以及知名度都颇为可观，但改编后的影片并未取得较好的口碑效应和市场表现。从影片的叙事内容来看，该片似乎只是侧重于选取文学原著中冲突性较强的片段，对原著中草原民族特有的生态伦理并未进行细腻到位的展现。实际上，如果抽离了原著中对人类活动与草原生态的关系的审视，剧情的发展演进也就缺失了逻辑基础和核心动力。另一部值得注意的是《美人鱼》。该片看似关注生态话题，但是片中所有的喜剧性噱头都和主题无关，人物也是高度脸谱化的，如贪婪成性的开发商、纯朴善良的海洋智慧生物，人物的性格、行为完全是“贴标签”式的，剧情更是夸张扭曲，只是为制造笑料服务，并没有涉及生态保护过程本身。虽然因为该片的喜剧特征较为明显，观众不会将其视为真正的生态题材作品，但该片在客观上的确有可能导致观众对生态保护的复杂性、艰巨性产生误解。

（二）生态题材创作尚未形成较大范围的创作自觉。有的相关创作者只是希望把握住生态保护的“风口”，在创作前期并未建立起完备的知识体系，对生态保护的工作实际缺乏深入细致的把握，其源头在于创作者尚未对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充分消化吸收。还有创作者将创作视为外部任务而非内部自觉，有些作品显然是依托于具体的扶持政策才得以诞生，创作者目的性明显，是在用制作风光宣传片的方式来拍摄生态题材剧情片，在外部影像上，用唯美化的影像语言展示被精心选择过的局部环境，在内部构成上，用假想、模仿代替踏访、调查，其后果就是作品的说服力受到伤害，非但没有引发人们对生态保护现实情况的关注和思考，反而弱化了人们对生态保护实践的科学性、艰苦性的认知。

（三）当前，有众多生态题材电影基本可以归入“作者电影”的范畴，这一现象也应引起业内的重视。具体而言，在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后、人们生态环保观念显著进步后，生态电影无须像以往作品那样表现破坏与保护生态两种观念、两种行为之间的尖锐对立，对剧情的发展并未及时寻找到新的发展动力，视角开始向内转，将外部自然环境视为人物心理机制的外化，“作者电影”也就大量出现了。这类影片的特征是强调以主要创作者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意愿作为影片题材、主题、格调到剧情、节奏各方面的标准，对市场和观众是否认可并不做太多考量。

“作者电影”当然也是一种重要的电影形态，但问题在于，当前众多生态题材的“作者电影”，无论是从整体来看，还是就具体作品而言，在电影市场和观众当中均未能引起较大关注。这类作品更像是一种无奈的产物，即创作者并没有成形的生态伦理，也未能寻找到明确的视角来探索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只是将外部生态环境抽象化、私人化、概念化。创作者甚至无意在叙事过程中唤起观众的代入感，只是希望通过影片把自己的某种精神体验展示出来。以我国影片《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和英澳合拍的《小姐弟荒原历险》为例，两部作品都有着极具张力的故事框架，即两个孩子如何在极端恶劣的荒野环境中挣扎求生。但前者把自然环境都置换为人物的心理活动，原本波折不断的故事变成了人物的内心戏，所有的生存难题似乎都只是人物对现实命运的不安感的心理投射，剧情始终以一种近乎旁观者的冷静、近乎记事簿的平稳来徐徐进行；而后者则是以人物的冒险经历为剧情主线，叙事节奏随着人物境遇的安危转换而变化，这也是一种较为经典的冒险片的拍摄手法。面对自然环境时，前者人物的姿态是迷惘的，后者则是恐惧、紧张的，这一情绪显然更符合人们在极端化自然环境中的真实表现。

就“作者电影”这个概念而言，其实涵盖了多个题材，爱情题材、历史题材、科幻题材的“作者电影”都为数不少。但就当前生态题材电影创作而言，“作者电影”所占的比例是相当可观的。甚至可以说除了《狼图腾》这样有着明显商业诉求的影片，大量生态题材电影都有着“作者电影”的痕迹。这一情况最直接的原因显然是我国电影观众尚未对生态题材电影形成稳定的观影习惯，这类影片缺乏核心观众群体，难以获取可靠的票房回报，从而导致电影投资者缺乏足够的意愿来注入大量资金。这种情况下，创作者为了降低拍摄成本，只能通过弱情节的叙事方式和尽可能小的演员队伍来完成影片。于是，“影片定位模糊，市场空间狭窄，题材同质化严重，有效供给率低，艺术层面存在文化认同缺失及价值取向不清晰”②等文艺片的常见特征就在生态题材影片中反复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的众多生态题材影片，尤其是“作者电影”痕迹明显的影片，很多都是由青年导演来执导的，如23岁执导《阿娜依》的丑丑、27岁执导《牧牛童》的荀伟平、29岁执导《扎旺的雨靴》的拉华加、29岁执导《春江水暖》的顾晓刚、30岁执导《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的李睿珺。这也正如学者所指出的，“艺术电影更是新生代导演初试身手的必然选择”③。另外，很多生态题材影片是自编自导的产物，如万玛才旦同时担任了《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五彩神箭》《塔洛》等影片的编剧和导演，拉华加是《扎旺的雨靴》《太阳总在左边》的编剧和导演，丑丑是《阿娜依》《云上太阳》的编剧和导演，刘杰是《碧罗雪山》的编剧和导演，姜运民是《傣乡童话》的编剧和导演，李睿珺是《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的编剧和导演，《季风中的马》《额尔古纳河右岸》《格桑梅朵》《诺日吉玛》《草原上的承诺》《伊犁河》《香巴拉信使》等大量影片也都是如此。虽然某部影片的编剧和导演由同一人担任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常见现象，但在当前生态题材影片创作中，这一现象的比例是相当高的。同时，《阿娜依》《扎旺的雨靴》《春江水暖》《水草长生》《季风中的马》《静静的嘛呢石》等影片的拍摄地就是编剧、导演的故乡。上述现象都不同程度隐含了降低拍摄成本方面的考量。这也从侧面说明，生态题材影片尚未成为成熟的题材类型，对电影产业而言也没有形成较大范围的产业自觉。

纵观中外较为成功的生态题材影片，如《天狗》《可可西里》《熊》《与狼共舞》《野性的呼唤》等影片，其主题并不复杂，但都是创作者将某种有说服力的生态观念与特定的故事背景、历史习俗和地理环境进行有效融合的产物。这提醒今天的生态题材电影创作者，应当把作品主题和具体地域的文化传统、发展现状进行更加深入的融合，发掘出更具代表性的故事结构。生态文明、生态哲学本身的深度意蕴，虽然值得反复思考、深入展现，但必须和叙事过程的具体化结合起来，要通过可信度高、感染力强的剧情加以表达。否则，作品主题的抽象化、情节的模糊化就难以避免。

除了要建构明确的主题，创作者还要善于讲述出有充分逻辑基础的故事，塑造出典型的人物形象。只有故事和人物有足够的说服力，作品才能具有足够的感染力。当前，极端化的人与自然的对立虽然不存在了，但生态环境变迁过程的复杂性、艰巨性，本身仍然蕴藏着故事的生长空间，“一切电影表现形式的出发点应当是情节，是一系列事件。动作是构成思想的基石……因此对于电影而言，只能通过动作展现和跟踪一个思想”④。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态电影的发展历史以及我国电影观众的审美习惯来看，《天狗》《可可西里》等强情节影片、人物形象生动鲜明的影片更能够激发人们的观影热情。如果能够创作出一批立足各地生态建设的成果和经验，又能带给观众优质观赏体验的此类影片，完全可以大幅度提升生态题材电影在我国电影创作格局和电影市场中的地位。

总之，任何一种艺术类型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生态题材电影也是如此，它在思想性、艺术性方面取得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改善、人民生态观念的变化息息相关。生态题材电影创作的使命就在于把生态环境的发展变化更立体、更全面、更深刻地展示在观众面前，在全社会建立起更加科学的生态观念，为人们勾勒出更美好的未来图景，从而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加充足的精神动力。就我国已经拥有的这类电影的人才储备和创作经验，以及创作者和全社会已经具备的生态观念而言，只要在政策扶持、创作观念等方面不断优化、积极调整，这一使命一定能更加及时有效地完成。

注释：

{1}何怀宏：《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2}饶曙光、李国聪：《中国电影思潮流变（1978—2017）》，中国文联出版社2017年版，第351页。

{3}陈旭光：《存在与发言：陈旭光电影文章自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7页。

{4}［匈牙利］伊芙特·皮洛著，崔君衍译：《世俗神话——电影的野性思维》，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