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网网友“鸣不平之江湖”/摄

地宫里的永州传奇（三题）

文/洋中鱼

战国十二竹叶四山纹铜镜

在湘南古城永州的中心，有一个地方名叫鹞子岭。此岭是东山的北脉，虽然海拔仅百余米，却是永州历史文化的核心区域。永州古城的标志性建筑——镇永楼就曾矗立在此岭之巅。

其实，要说真正的历史，鹞子岭上的镇永楼只能算年轻的小字辈，因为就在鹞子岭的东北麓，有一块大约一平方公里的区域(即今天的永州监狱、市木材公司及南津渡办事处麻元村一带)，是永州市战国墓和大型西汉墓集中之处。这里自20世纪70年代（1971）湖南省第三监狱(永州监狱前身)由邵阳迁至这里开始，在接下来的30年里，经永州市文物工作队和零陵文物管理所发掘的鹞子岭战国墓共有20余座，墓坑长有1~4米、4.5米，宽有1~2米，深度有2~4米。虽然墓葬规模较小，一般长2米，宽1.5米，深1~2米，棺椁尸首无存，但出土的随葬品有青铜器、铁器、陶器等。也就是在这期间的1992年，人们在施工的过程中发掘出了这块战国十二竹叶四山纹铜镜。

站在永州博物馆的展柜前，仔细端详这块灰绿色的古铜镜，仿佛看见一位慈祥的老人，隔着岁月的玻璃在向我们微笑。那笑容像春风，令人心湖荡漾。如果不是把它作为文物，放在永州的历史长廊中予以展示，常人很难想象，这块外直径15.8厘米，内径15.6厘米，肉厚0.4厘米，重330克的古铜镜，在永州历史上竟有如此的分量。据文物专家鉴定，它属实用器，表面非常光洁，如同战国时期宫殿里贵妃们的脂粉，带给人们无限想象。镜圆形，三弦钮，方钮座。纹饰由地纹和主纹组合而成。地纹为竹叶纹，让人感受到两千多年前湖湘大地的勃勃生机和青青翠竹的丝丝绿意。看见竹叶纹，我忽然想起零陵的雅号——竹城，城中心有20世纪初建立的竹城标志，不由得思考：是当时领导干部的先知，还是冥冥中的巧合？而在这块古铜镜地纹之上于凹面方格的四周，居然向外伸出四组连贯的花瓣，在各组花瓣之顶端又连接一棒槌状的长叶

纹，四组花瓣与长叶纹将镜背分为四区，每区内有一倾斜的“山”字，在各“山”字之左有一片花瓣。全镜的花瓣均以窄蒂纹相连接。

沧桑、精致、古朴、完美。这是我对战国十二竹叶四山纹铜镜的直接印象。

这种铜镜，显然不是古人梳妆之用品，否则，在我们眼前就会出现一个衣袂飘飘的妙龄女子，款款走到镜前，宛如一朵落花，褪去了仙凡的颜色，染上俗世的素衣，却不被俗世所干扰。这朵落花，嫣然一笑，化为穿越千年的春风。

作为永州人，我们应当感谢舜帝姚重华，是他让永州跟黄河流域的古地名一起，早早进入了中国的历史和人们的视野。据古文献记载，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尧舜时代，人们已开始冶铸青铜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址里，经考古发掘发现了当时的青铜器制品。舜帝晚年南巡，最后归葬于永州之野的九嶷山。或许，就是他将青铜技术带到了湖湘地区。尽管那时候的青铜技术，还处在萌芽阶段，但毕竟是一缕让人惊喜的文明之光。

经过一千多年的薪火相传，到了距今二千七百年至三千三百年前的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华夏大地迎来了青铜器的鼎盛期，俗称中国青铜器时代，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年。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其中，乐器主要用在宗庙祭祀活动中。接下来，就是青铜器的转变时期，也就是战国末年至秦汉末年这一时期。由于传统的礼仪制度已彻底瓦解，铁制品已广泛使用。到了东汉末年，陶瓷器得到较大发展，把日用青铜器皿进一步从生活中排挤出去。一直到隋唐时期，铜器主要是各类精美的铜镜，一般均有各种铭文。

而从眼前的这块战国十二竹叶四山纹铜镜外形可以看出，战国晚期青铜工艺技术较初期有了很大的进步，突出表现在刻镂画像工艺上，这种工艺是后来延伸到在比较薄的壶、柸、鉴、奁上制上细如发丝的刻镂画像图画，题材以水陆攻战、狩猎、宴乐礼仪等为主。这些图画是在铸成器形后，用钢刀刻镂加工制成的。而在厚度仅为0.4厘米的铜片上刻出精细的竹叶纹以及四个“山”字，足见其加工过程中的用心。观其外表，我们眼前似乎出现了工匠们挥刀小心翼翼雕刻的身影，甚至可以看得见他们额上豆大的汗水。

中国是青铜古国，纹铜镜的种类自然有很多。而战国时期的纹铜镜，除了羽状纹、蟠螭纹、鱼鳞纹、菱形纹、四叶纹、龙凤纹、连弧纹兽纹、云雷纹、饕餮纹、狩猎纹和几何纹等之外，最常见的就是山字纹。

看见这个山字纹，我不禁有点迷惘:山，是地面的高耸部分，在大自然尤其是中国的南方随处可见。可是，把“山”刻在古铜镜上，究竟蕴藏着什么玄机呢?

有人认为，“刻四山形以像四岳，此代形以字”。有人认为，山在中国古代往往与不动、安静等观念结合在一起，因此在铜镜上使用大的山字表示山图形，如同福、寿、喜等字一样，含有强烈的吉祥寓意。

这些猜测都有各自的一些道理，但不能令我们完全信服。因为在我们的脑海里，显现的都是一些高大雄伟，谷深路险的大山，都是一些生态资源丰富，又栖息着凶禽猛兽的大山。这一切景象都源自我们所阅读过的《西游记》《封神榜》《神仙传》《搜神记》等神话小说，还有《山海经》《淮南子》等古籍，在这些文献中，山是神秘莫测的，是神灵的寄居之所。读过《山海经》的人都知道，这本书把我国山地划分为26个区，记载了450座山以及各山的神灵。由于有些山峰“高与天接”，古人就把它想象成天地相同的道路而加以崇拜。《淮南子·地形训》:“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又由于山谷中能生云而云可以至雨，所以古人就以为山能兴云作雨。《礼记·祭法》“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甲骨卜辞中有许多祭祀山岳的内容，殷人已经把山神当成了求雨、止雨、祈年的对象。这种对山神致雨功能的信仰一直流传到春秋、战国时代。《史记·赵世家》中还有“晋大旱，卜之，曰霍泰山为祟”的记载。所以说，我们更倾向于战国时期出现的这类山字纹，表达的是老百姓的一种很简单的图腾崇拜，即山崇拜。这应该是战国晚期人们铭“山”于铜镜的主要原因之一。

山神崇拜本是人类早期的一种自然崇拜，但当一些名山被想象成天神寄居之所和通往上天的道路之后，这些名山的祭祀就为官方所垄断。《礼记·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历代帝王在许多名山封禅祭天地，向天地报功，表明自己是顺应天命而进行统治的。《史记·封禅书》“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率领文武大臣及儒生博士70人，到泰山去举行封禅大典。之后，又到附近的梁父山行了禅礼。但随着统一帝国的出现，大致在西汉时期确立了以五岳为代表的山岳祭祀系统，以后历代沿袭，奉为祀典，并屡屡加封。只是汉代以后，山神信仰逐渐失去了自然崇拜的性质，山神不再是兴云作雨的主体，因而汉代以后山字纹镜也随即消逝。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里有这样一句话:“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我们在永州博物馆欣赏战国十二竹叶四山纹铜镜时也有这样的感受。俯瞰展柜中的这块古铜镜，我忽然发现，圆圆的铜镜像一口圆圆的池塘，而那中间的回字形方块像投入池塘中的石头，竹叶纹就是石头入水后荡起的涟漪，至于那四个“山”字，则是受惊的四只青蛙。因为在中国铜镜众多地原始纹样中，有一种纹叫古蛙纹，其形态从早期的半坡、庙底沟彩陶蛙纹饰，到后期的齐家文化蛙纹，最终演变成先秦青铜器、编织物上的“勾连云雷纹”。而这块铜镜上的“山”形纹饰,非常明显地就是勾连云雷纹的一个单元部分,仿佛是她临水的一个倒影。

透过战国十二竹叶四山纹铜镜，我们可以看到潇湘大地上一种最古老、最淳朴的精神图腾，它是中华民族精神图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汉刻神兽纹带盖铜樽

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传说酒的发明者是仪狄、杜康二人。在古代，诗与酒是难解难分、浑然一体的。对于豪饮的人，特别是豪饮的文人似乎倾注了更多的热爱。三国时期的曹操，就有“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诗句。其子曹植，也有《七启》诗云：“盛以翠樽，酌以雕觞，浮蚁鼎沸，酷烈馨香。”至于酒仙李白，自然更多与酒有关的诗句了。不过，我发现李白在饮酒时常用一种酒器——金樽。你看，“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将进酒》）、 “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 （《把酒问月》）、“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行路难三首》），等等，就是最好的证明。

自从问世那天起，樽就是酒具。《玉篇·木部》：“樽，酒器也。”《说文》曰：“尊，酒器也”。段玉载注曰：由于尊“引申以为尊卑字……自专用为尊卑字，而别制樽为酒尊字矣”。即为区别尊卑之意别制罇、樽以示类器为酒器。考古发现的樽有木樽（上漆后为漆樽）、陶樽、金樽，银樽和铜樽。木樽易朽、易毁于水火，而金樽银樽大多为皇室贵族和豪华饮酒场所拥有，铜樽虽然较为普遍，但时隔千年，今人也是难得一见。

感谢上苍的恩赐。永州有幸，竟然出土了一件东汉时期的刻神兽纹带盖铜樽；永州人有幸，可以在市博物馆一览两千年前铜樽的绚丽风采。

1993年2月19日，对于世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日子。对于永州文物工作者来讲，却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这一天，在距离江永县城六十里外的上洞乡新宅村，村民钟基生在自家的责任田里挖鱼塘。挖着挖着，突然挖出一团硬物。这是一个圆柱状的铜件，大约六七斤重。后来，经过文物专家鉴定，居然是一件国宝——东汉刻神兽纹带盖铜樽。

这件浅绿色的铜樽，直径22.5厘米，高25厘米，重3550克，属盛酒器。该樽子母口，筒形腹，有盖。仔细观察，我们可以清晰看见，它的盖顶有一小半圆纽，纽套一环。盖中部有一道凸弦纹，纹上铸3只卧身反首小羊，盖中饰柿蒂纹。樽腹中部有一道凸箍，箍上有一对铺首含环，环上方饰饕餮纹。腹饰龙纹与云纹，近底部饰几何纹。兽蹄形足，饰熊纹。装饰富丽，形象生动，体现了汉代青铜铸造技艺的高超水平。

面对这件精美的铜器，我们需要慢慢品赏。

先说樽盖。弦纹是古代陶器及青铜器装饰纹样之一。纹样是刻画出的单一的或若干道平行的线条，排列在器物的颈、肩、腹、胫等部位。作为古器物上最简单的传统纹饰，在青铜器上呈现为凸起的横线条。柿蒂纹，顾名思义如同柿子下部之蒂子一样，四瓣或五瓣，在古代寓意吉祥。《酉阳杂俎》载曰：“木中根固，柿为最。俗谓之柿盘。”古建筑图案多用柿蒂纹，寓意建筑物的坚固、结实。古人云：“梦里乾坤大 壶中日月长。”酒器用柿蒂纹，自然是寓意天长地久了。不过，柿蒂纹起源极早，我国古代的陶器、青铜器上已可见到。在汉代的玉剑首上也常有发现，在汉代以后就不多见，因为它转为以服饰的形式进行流传，明代华服上的柿蒂纹就是证明。至于羊，种类有很多，其中麢羊，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兽。传说麢羊跟普通的鹿和现在的羚羊群居不同，它有独特的个性，奉行独栖，晚上它会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把角挂在树木之上，身体悬空，以避天敌，所以又叫悬鹿。这件铜樽盖子上的三只羊，角很短，但也是寓意吉祥。中国古代阳与羊同音，羊即为阳，三只羊在一起，就是“三阳（羊）开泰”。不过，最引起我关注的是三羊反身，它们似在互相关心、关注。而以圆纽为核心，代表一种核心意识。若人用手去提盖子，环的高度超过三只羊，又在盖顶，寓意高高在上。一旦放下，圆纽低于三只羊。这就带给我一种臆想：圆纽象征皇权，而三只羊是忠心耿耿的老臣或民众。皇权始终为核心，因拥护巩固，最后高于三只羊。一旦失去三羊的拥护，就会垂落。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古今中外的政权，莫过于此。

次说樽身。或许，我上面的臆想是有一些道理的。因为这件樽的腹中部有一道凸箍，箍上有一对铺首含环，环上方饰饕餮纹。腹饰龙纹与云纹，近底部饰几何纹。兽蹄形足，饰熊纹。外观装饰富丽，形象生动，不仅体现了汉代青铜铸造技艺的高超水平，也同样带给人们诸多启迪。

现代人常说，艺术源自生活并高于生活。我想要补充一点：任何艺术更离不开想象力。古往今来，人的想象力无穷无尽，由此创造出了许多优秀的艺术作品和艺术形象。比如，饕餮，就是古人融合了自然界各种猛兽的特征，同时加以自己的想象而形成的。按照现代人思维，世间不可能存在有头无身的兽类。但古人就是这么想的：它没有身体，只有一个大头和一个大嘴，而且十分贪吃，见到什么吃什么，由于吃得太多，最后被撑死。鉴于此，饕餮成为贪欲的象征，故人们在制作青铜器时把它的面部设计得巨大而夸张，装饰性很强，常作为器物的主要纹饰。而让它原来张开吃东西的口，衔着一只环，是否也寓意着囚禁了它的欲望？

铺首衔环最早出现在商代，汉代的陶器、青铜器以及画像石、墓门以及棺椁上均有继承。它与祭祀有关，旨在与神灵沟通。东汉这件铜樽的设计者，通过这种表现手法，仿佛在跟神灵对话：饕餮胃口太大，而且贪婪，人类有些害怕，还是允许我们把它的嘴锁起来吧。

腹饰龙纹与云纹，也是祥瑞象征。龙，是四圣兽之一。中华民族自称龙的传人，龙纹也成了中华民族最吉祥、最神圣的纹饰。《说文解字》记载：“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龙纹作为青铜器纹饰，最早见于商代。云纹，古代中国吉祥图案，象征高升和如意，几千年来，被广泛装饰在古代建筑、雕刻、服饰、器具及各种工艺品上，这与古代人民的文化生活息息相关，充分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能力。在青铜器饰纹上，几何纹后来居上，在其他纹饰衰退后几何纹成为主体纹饰。主要有连珠纹、弦纹、直条纹、横条纹、云雷纹等。

再说樽底。三只兽蹄形足，饰熊纹。兽蹄，既有图腾成分，也是坚强的象征。至于熊，班固在《汉书·武帝纪》中记载，汉武帝说他在中岳嵩山亲眼看见了“夏后启母石”。颜师古给汉武帝的话加注解说：“启，夏禹之子也。其母涂山氏女也。禹治鸿水，通轘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太平御览》卷五十引《山海经》曰：“熊山有穴，恒处神人，夏启而冬闭。是穴若冬启夏闭，乃必有兵”，所以，在中国古代，熊更多是男性特质，代表着忠诚或对家族的呵护。

江永出土的这件刻神兽纹带盖铜樽，可以说是东汉青铜铸造的一枝奇葩。在汉代，青铜器逐渐淡化了商周青铜器的诡异、神秘、狰狞而又繁富的色彩，转而注重写实、人性、自然、简约、质朴的艺术风格。它摆脱了商周礼器程式化的威严神秘，转而向返璞归真的实用器型发展。同时，制作工艺也不如商、周、战国时期的纹饰繁缛、华丽，而是采用了古代青铜装饰中出现时间最早、应用时间最长的模铸工艺和要求手工技艺较高的细线錾刻工艺，在青铜器上勾画出一幅东汉颇为流行的祥瑞图。

汉代青铜器实现了从装饰到实用的华丽转身，这类刻神兽纹带盖铜樽对后来盛酒器具的发展，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推动作用。时至今日，即便在永州博物馆里，只要人们轻轻揭开它的盖子，仿佛就能闻到两千年前的酒香。

宋代日月星辰八卦镜

提起诸葛亮，天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他头戴纶巾，身披八卦鹤氅，坐在四轮车上，手里挥着羽扇的形象；他娶黄承彦的丑女为妻和刘备为他而三顾茅庐、进行隆中对的传说；他舌战群儒、智辱仲达、草船借箭、三气周瑜、借东风、火烧赤壁、七擒孟获、智收姜维等众多的计谋与智慧，还有他发明的木牛流马、孔明灯，改造的连弩……人人皆知。他的名字，如雷贯耳！

就是这个料事如神的传奇人物，也曾莅临我们永州（原零陵）。尽管时间过去将近两千年了，但透过历史文献的罅隙，我们似乎还能看见一个遥远的历史场景：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赤壁大战之后，刘备取得荆州、南郡、襄阳，就与众人商议久远之计。马良建议南征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积收钱粮，以为根本。刘备就调兵遣将，差张飞为先锋，赵云殿后，自己和军师诸葛亮为中军，率领一万五千人马浩浩荡荡来攻打零陵。

抵近零陵时，诸葛亮率部迂回到城南十里处。零陵太守刘度之子刘贤与上将邢道荣率兵出城八里，准备拒敌。谁知双方一交锋，邢道荣就不敌赵云之勇，败退回城。诸葛亮挥兵追至潇水边，但见过河舟桥已拆，遂在南岸安营扎寨。后来，诸葛亮派张飞带着十多个士兵扮成渔民，趁着夜色从城墙脚下的水沟爬进城里，又派赵云率兵涉水过河，与张飞里应外合，攻入零陵城。入城后，诸葛亮整顿秩序，严肃军纪，禁止扰民。他走后，人们就在他曾经屯兵的地方建了一座庙宇来纪念他，叫诸葛庙。后来，这一带集聚了不少人，并形成了一个村子，叫诸葛庙村。

清《康熙零陵县志》载：“诸葛庙：在城南三里百家渡。易三接曰，不知侯何年入零陵郡，零陵人祠之到今不衰。祠制甚朴，有古意。庭堂楹桶不雕不饰，民思德而为之，无暇高羙也。后人因其制而弗敢更。祠在古樟树下，荫可数亩，而一枝远出舞如龙状。”同时，《康熙零陵县志》还载有两首诗，一首是蒋本厚的《谒武侯祠》：“一江晴练泊寒川，祠宇萧森野岸边。怪石巑岏当水立，古樟拨濯与天连。纶巾握扇飞青羽，木马排门累绿烟。割去零陵成狡计，潇流遗恨自溅溅。”一首是蒋本生的《城南武侯祠》：“ 古庙荒寒画亦孤，潇江风雨浸菱蒲。老樟酷似夔州柏，乱石如留鱼腹图。几叶灵旗颓画壁，十年蛛网冷村巫。知公曾作南阳隐，为问南阳似此无？”

20世纪80年代中期，零陵地区在修建电站进站公路时，施工人员在诸葛庙遗址上推土时，发掘出一块日月星辰八卦镜。

后来，经文物专家考证，这是一块宋代的铜镜，黑褐色，直径达32厘米，厚1.1厘米，重3055克。镜圆形，半圆钮，绕半圆钮饰日、月、星辰图案，其外八卦图案环列一周，又一细弦纹绕其外，为湖南迄今出土直径最大铜镜之一，国内也仅次于广州南越王墓考古出土的铜镜直径（41厘米）。

日月星辰八卦镜的出土，证明至少在宋代零陵就有诸葛庙存在。

其实，八卦阵是由太极图像衍生出来的一个精妙阵法。古人云：“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传说为伏羲最早发明。后来，黄帝从《易经》中得出的“握奇阵”，其实也是八卦阵的雏形。战国时期的孙膑也曾研究并运用八卦阵。而到了三国时期，诸葛亮吸收了孙膑和道家八卦的排列组合，兼容天文地理，创新了八卦阵，使之有八个独立的阵法，既可独立，又可以合一。每阵八队，八阵共八八六十四队。八阵之外，另有少部分兵力为游军（机动兵力）。他在阵地中间加上了指挥使台，由主将居高临下随机应变指挥。八阵中四阵即为正兵，其余四阵为正兵之中的奇兵，而且不断变化，正兵可以变为奇兵，奇兵也可以变为正兵。这样一来，整个八卦阵变得更加灵活与复杂，无人能破，成为古代不可多得的作战阵法。

经过诸葛亮改良的八卦阵确实太厉害了，所以，杜甫诗曰：“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元稹也赞曰：“凛凛出师表，堂堂八阵图。”只是让人感到蹊跷的是：八卦阵既然有如此威力，为何后来没有人敢用了呢？

原来，八卦阵的最终核心是讲究协调与速度，其难度在于训练和使用上。你想想看，让几万乃至十万人熟练掌握众多队形的变化技巧，并且在战斗中有条不紊地执行，可以说是相当难的。除了依赖于长时间的娴熟训练，还必须依赖严明的纪律、高效率的通讯和灵活正确的指挥。特别是指挥者，必须具有非常高的军事素养、局势预判能力和临场应变能力。

千百年来，神奇诡秘的八卦阵，曾让许多人揣测、沉思与感慨。

2017年，当我见到展柜里这块数百年前的铜镜时，感觉如同站在高山之巅俯瞰平地上的一个偌大战场。那些由冰凉石头摆成的八卦阵，在日月光华的映照下，表面上显得十分平静。凝眸处，忽闻马蹄声声，从远处一前一后开来两支队伍。前面逃跑的队伍人数不多，十分狼狈，旗号是蜀；后面追赶的队伍颇为庞大，旗号是吴。两支队伍相距较远。当蜀兵穿过阵地时，一切安然无恙。而吴兵进入时，位于八卦阵中的指挥台上，突然显现一位头戴纶巾、身披鹤氅、手握羽扇的人。他看见贸然进入的吴军，脸上微微一笑，将手中的羽扇轻轻一挥，众多石头顿时化成千军万马，将吴军团团围住。吴军陷在阵中，左冲右突，找不到方向。那人手中羽扇又一挥，顿时狼烟四起，金戈铁马，各种刀枪剑戟自烟雾里杀出，更有如雨矢箭，打得吴兵鬼哭狼嚎，四下逃窜。

偃旗息鼓，烟消云散。那挥扇者的笑容最终化作蓝天上的一朵绚丽白云，随风渐渐远去。而那些折戟沉沙的历史记忆，则长成一朵朵鲜艳的山花，在阳光下显得格外美丽。

俱往矣。或许因为长期潮湿的缘故，这块宋代日月星辰八卦镜的表面有些生锈了，给人一种浓郁的沧桑感。但我想，诸葛亮的智慧不会生锈，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不会生锈。这世上只要有太阳的光芒，就会有文化的力量。

洋中鱼，本名杨中瑜，湖南永州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永州作家协会副主席、永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永州日报》副刊编辑。已在《中国文化报》《湖南日报》《羊城晚报》《散文》《散文百家》《美文》《中华散文》《海外文摘》《创作与评论》等数百种报刊上发表作品约300万字，有作品入选多种文集，著有长篇小说《陶铸传奇》《见习记者》、散文集《梦的窗帘》《鱼眼观柳》《李商隐与永州》、新闻作品集《潇湘风流》《中瑜访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