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居（短篇小说）

文/张玲玲

这间会议室比其他的都要小一些，依旧很冷。一到夏天，大楼的中央空调开得像用电不要钱。孔霁将右掌搭在肘部取暖，“薪资的问题可以谈”，她问法务，“是有了更好的去处吗？”法务笑笑，摇摇头：“只是不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在这儿待着我不是很开心。”

孔霁想，其实她能理解。她理解这种无所适从以及自我怀疑。五年前她在一家全球排名前五的台企。那家台企在大陆共有三家工厂，分别位于昆山、苏州与松江，松江工厂负责显示器面板模组，2010年之后，效益不佳。总部决定关停松江一处，将12000余名员工削减至800人，以N+2方式进行补偿。《合同法》规定，每满一年补偿一个月薪资，工厂实际多赠了两个月。但基层员工意见仍然很大，因为主管较早知情，也早有对策，但他们直到搬迁前两天才收到通知。她只能逐一告知、调解、谈判。解散完毕，她患上了急性荨麻疹，脖颈、四肢、后背至前胸忽然长满大小不一的鲜红风团。数小时后风团褪去，之后再度滋生。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过敏，但因何过敏无从知晓。她无事可做，躺在床上用iPad看泰勒·本·沙哈尔博士的幸福课，读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积极情绪的力量》以及索尼娅·柳博米尔斯基的《幸福有方法》。

“你需要吗？可以看一看，我觉得蛮有用的。”

她在笔记本上写下书名，但太用力了，圆珠笔在纸上戳出好几个黑色圆点。

不了，法务说，白色苹果充电线在右手食指上绕了好几圈，啪一下又弹开。可能是上一拨开会的同事忘在这儿了。

孔霁不相信职场存在真正的友谊，但她跟法务多少算朋友。刚来公司时，她总一个人吃饭，日日在楼下的色拉店生嚼菊苣和藜麦，是法务主动拉她进了公司的七人吃饭小群。她喜欢法务身上不讲人情的理智、近乎苛刻的节制，喜欢她在公司依然粗格纹窄裙、尖头高跟鞋，维持着早年在律所的体面和骄傲。她是精英女性的代表，从外婆那辈开始，履历如同复制：教会女校，复旦大学，英德教育，外资律所。一贯如此。

有次她们去北京出差，因合作酒店房间紧张，两人被安排至一间。好像得承认某些困境、某些虚弱，才能打破难挨的距离与沉默。睡前孔霁主动说起老大，以及她和丈夫宝树间的争议，法务说，母亲从不允许她踩水坑，因为觉得不够淑女。

“可是我就是想踩怎么办？如果我就是想踩呢？”

那就踩吧，会有什么问题？孔霁想，她父母的管教向来随意，这大概也是她不够精英的原因。法务从未踩过。水坑之上，另一个强大的意志将她按压下来，拉回干燥的大陆：永远洁净，永远规矩。

女性强盛，家族男性便成了陪衬。她说起大学时谈过一任，对方赴美后断了联系，痛苦许久。在律所期间交往过一个证券公司操盘手，不怎么喜欢，觉得对方乏味无趣。有次约会，对方迟到了半小时，她站起身，拉开椅子走了，对方追来，讨好问道，一次失误就要黄牌罚下场吗？

“我告诉他，不用两次黄牌，一次红牌就够了。”

法务笑了，露出两颗虎牙，看起来很天真。孔霁也笑了。她理解法务那套逻辑在这里可能遭遇的困境，合同需要一改再改，她们竭力争取的权益总会被拱手让出。对她来说，这里太逼仄也太软弱了。去年年底她和孔霁说想自己创业，考虑到每月两万的房贷，再一细究，人、财、资源都缺乏优势，又退缩下来。可深层的问题不会就此离去。

这几年人员流动变频了，她想，法务的离去不过是种征兆。公司规定，待满三年，有一百克金币和现金奖励，不过能拿到的人越来越少。新的公司层出不穷，后起之秀生猛迅捷，挖起人来痛下血本。市场从不给你迟疑的时间。她还停留在从前员工一做就是十年、二十年的经验里。那时候的奖励只有一份薄薄的证书，以及多出几天的休假，但他们就这样坚韧地做了下去。以前他们留下的理由可能是职位、薪水、空间、荣耀等。但今天她不知道，她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挽留他们。现在留下的，也许只是没有更好的选择。

她还记得那次公司组织去三清山，早上六点多，她去一楼的酒店餐厅吃早餐，发现法务也在。面档刚开始营业，法务要了一碟双面煎蛋、一份纯素拉面，找了个角落坐下，沉默、僵硬地对着那碗面，双手各拿着一瓶黑胡椒和盐，陷入了短暂的沉思，好像意志和判断被什么弄混淆了。孔霁也是，她对法务的印象会因这个场景而混淆。她有时很想问问法务到底怎么了，但可能法务自己也不知道。

法务有个男友。孔霁见过一次。有天她到十一点才下班，去大办公室关灯，发现财务室边的空位上坐了一个男人，戴着鸭舌帽，穿着一件宽大的黑色连帽卫衣，帽檐下半张白皙的面容，看上去万分有耐心。但最近至少一个月没出现了。

“是要结婚了吗？”

“哦不是”，法务说，抬头看向她，“我们不住在一起了。”

孔霁敏锐捕捉到法务聊天的欲望：“为什么？”

“我们在一起太久了。”法务说。

“早点结婚啊，放在一边容易凉掉。”

“是吗？”法务说，“我觉得一个人也挺好。”

孔霁不说话了。这是办公室年轻女人的常态：养只猫，或和父母住一起。独居的生活被她们安排得很丰富——健身、攀岩、打游戏，在进入婚姻上分外谨慎。单身的黄金时代，现代生活的附属品。不知为什么，孔霁觉得法务并不是这样。有些话听起来言不由衷。公司员工平均年龄三十一，全公司只有十个人超出平均年龄，她和法务是其中之一。她总觉得她们之间存在某种相似，对于生命和生活的理解会因为多走几座桥、多吃几勺盐更深彻些。

“我只是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法务笑笑，“想给自己一点时间好好想想。”

她说的当然不止工作。孔霁合拢本子，用笔帽夹住封皮。让老板再试试吧，吃个饭，她想，说不定管点用。

“金铭飞怎么了？”法务忽然说。

孔霁走神了。她在看大办公室，场内人头黑压压的，偶尔扬起一张新鲜却木然的脸，像手电筒照进深井后水波上浮动的光斑。会议持续到下午四点，有时拖到五点。她回过头，诧异道：“嗯？”

“金铭飞怎么了？快两天没出现了。”

是吗？她说，是的。

“需要报警吗？”

法务笑笑：“不好判断。说不定到时候还得我们去捞人。这种事情，又不新鲜。”

是不新鲜。孔霁上一任领导也这样失踪过。他缺席了周一早上的例会，又缺席了下午的临时会议。总经理怒了，连着打了几个电话都没接通，又打给了他夫人，夫人的电话响了几声，之后就是长时间的关机，大家这才意识到不对劲。领导毕业于武汉大学轧钢专业，每次说起专业都会自嘲“重而无用”，不过是庄子的“无用之用”。他对驳杂知识的了解相当惊人：博物自然（“鹓刍鸟”，他告诉美编那只鸟叫什么），地质矿物，政史秘闻，几乎无所不知。“人形谷歌”，他们这样叫他。直到有天他们在食堂吃饭，她的前同事忽然说，那谁，长得很像一只贪财的花栗鼠啊。大家都笑了，孔霁也笑了，这才发现为什么领导这样聪慧勤快，却从来都得不到发自肺腑的尊重。一周后，领导终于在公司出现，看起来别无二致，但失踪的原因开始在小范围内流传，最后所有人都知道了。有人向集团递交了一封检举信，谈到了他这次离奇的失踪。起先上级想按压下去，置之不理，但信件执拗地、顽固地递送着，一封接着一封。名字几经更换，内容如出一辙。××因生活作风问题……像请愿书，也像控诉。副本送到了别的部门，指控对象也涵盖了上级。最后集团网站出了一纸公示，说“因其个人原因，自愿辞去目前职务”。

走时只有她和另外两个同事去送行，孔霁还记得自己进单位是领导拍的板。三人找了家离公司很远的河南餐厅。他很快喝多了，两眼通红，去厕所时站不稳，捏着孔霁的肩膀，捏到她发痛：狗日的多了去了，冷不丁就捅你一刀。务必小心。

“走了也好。你也该走。能走早走。这帮狗日的。”

正中的乾坤鱼头结了层油皮，羊肉汤面早就冷透。回到桌前，他瘫在椅子上发出鼾声，类狗的呜咽。眼镜横在鼻梁，衬衫衣领敞开，露出深灰色保暖内衣，公文包压在肚子上。他们打电话给领导夫人，不一会儿她到了，一个身量娇小、面容坚毅的女人，头发像稻草，玳瑁发夹胡乱扎在脑后。男同事将他扶到副驾驶座上，夫人说，还是后座吧，他们又把他拖出来，塞进后座，扣上安全带。孔霁始终记得她脸上的表情：疲惫，忍耐。她去看守所缴纳保释金时也是这个表情吗？

事发于一个重要职位竞聘的关口，时间也太凑巧。又是谁呢？是谁递交了那些信？可能不止一个。但踏入了那间足浴店是他自己的选择，没谁在他身后拿枪顶着。行事至一半，一群人突然闯进，要求他出示证件，他震惊之余，以为遇到了仙人跳。冲突之后，才发现是警察。

说起该场面的同事如在现场，细到他穿着什么花色的短裤，双手如何被反扣。以前领导很爱开黄色玩笑，每个新来的女同事都要受几次语言洗礼。孔霁知道领导趣味不高，但没有恶意，只是现在性骚扰的界定标准不一样了，男女地位也早不一样了。

他走后很久，那张告示还贴在公告栏里，直到新的任命书将其覆盖。

法务还在说当时捞人的故事，说起以前那位年轻有为的同事顺风顺水的人生如何滑了一跤，为什么在一个傍晚鬼使神差地走进了一条岔道。孔霁没打断她。那个男人在设计部，和孔霁的位置相对，但隔着几排，每次抬头，她都能看见电脑屏幕上那一茬短发，或是各种颜色的棒球帽，丝线绣着“MLB”标志。多数时间他对着电脑修改设计稿，一稿又一稿，很少抱怨。三十出头，看起来很年轻。她刚来时，记得他戴一副金属半框眼镜，后来眼镜消失了。孔霁过生日时给同事分发蛋糕，分到他这里时随口问了一句，他告诉她，自己做了个近视手术。

“效果还好吗？”她说，“我一早就想做，但听说如果看电脑时间太久，视力会下降得更厉害，到时候就没有余地了。”

“我找的医生还可以”，他接过蛋糕，放在画册边，“我朋友也是他做的。你想好了，下次介绍给你。”

她提前说谢谢，金铭飞说：“这几天睡前偶尔会视物模糊，不知道是后遗症还是工作太久。你考虑久一点，凡事都有风险。”

她又说谢谢，将纸碟推近他，给蛋糕插上黑色塑料方叉：“你吃呀。”

“哦好”，他说，看了一眼，客气且冷淡，“待会儿。”

那天她在垃圾桶和空桌边看见了许多被扔掉的蛋糕，奶油与芒果混在一起，发出霉烂的酸味，被保洁阿姨扫除了。她带着歉意帮忙绷了几只垃圾袋。她猜金铭飞的那份也在其中。这一幕在后来的几年中，在她不断看见被扔掉的甜点、纸餐盘后变得没有那么刺痛了。他们不吃不见得对她有什么意见，可能只是想保持身材而已。

他和同事走得不近，有两个女孩跟他玩得不错。孔霁去打印时总会经过他的工位，有几次看见妙蘅，以及小鹿靠在他桌边。还有一次她进办公大楼，撞到他们三个围着一只垃圾桶在抽烟，好像讲到什么好玩的，为此发笑不止。金铭飞停下来，在桶沿轻轻磕掉纤瘦发白的烟灰，抽完最后几口，将烟蒂插进白色细沙，像一座祷告的塔楼。

哦，那是一个秋天。她记得阳光落在玻璃廊檐下的银杏树，杏叶刚刚转黄，落在青灰地砖上。璀璨光耀，一如真理。他们看上去个个高大、强健、时髦，和路上那些令人过目不忘的年轻人一样。还有尖锐。尖锐使人轻盈。气温尚可，他穿着一条运动中裤，以及一双MUNCHEN MIG OKTO系列的阿迪。她站在一旁久久看着，内心充满温热。是想加入其中还是想起了过去的某个时刻？

半年前小鹿离职了，妙蘅还在。听闻他们晚上经常一起打“王者荣耀”，但没传出任何绯闻。孔霁困惑过，后来明白了。

有次年会，他端着酒杯过来，杯里没剩下多少红酒了，已经敬过好几轮。他刚刚表演完节目，还穿着女团制服的短裙——一个同事的建议，三个月后她就离了职——额头通红，耳朵也是，红彤彤的，看起来像他脸上胭脂的延伸。他并没有因为这副模样沮丧，相反，他兴致勃勃，话也比平时多。

“近视手术的事情考虑好了吗？”

孔霁笑笑，意思是没有。他很意外地伸手抱了她一下，差点弄洒她的酒，然后挥了挥手，向其他桌走去。

她坐在位置上，手在鼠标上停了一会儿，打开了金铭飞的档案。他在公司快三年了。1989年生，也不算年轻。地址在浦江，那是一个青年公寓的地址，通勤大概需要一个小时，转两趟公交。他不是上海人，户籍在福建漳州。公司的本地人和外地人对半开，外地同事的住址一般只写他们最开始的落脚地，多数同事过不了一年就会搬迁。合同每年都要重新续签，但很多同事搬过几次还写着原来的住址，公司对此查得并不严。孔霁查了下线路图，决定碰碰运气。时近两点半，过道骤然嘈杂起来，同事们正走出办公室，涌向茶水间。笔记本留在柔软的黑色座椅上占位。她和下属刘熙打了声招呼，让她先照应着，刘熙看了看她，眼神潮湿，充满疑惑。她才刚来半年，孔霁觉得自己也许该带上她，但前车之鉴，她想把这件事处理得尽可能平静、安谧。

孔霁费了点时间跟一楼的管理员解释为什么一定要去三楼的房间看一看。这间公寓虽然叫“青年创业基地”，实际只有一栋楼。一楼是公共休闲区，台球桌散落着几颗彩球，球杆横在中档，杆上积满灰尘，好像谁打到一半，因为一件迫不得已的事忽然中止了，然后就此终止了。有人坐在旁边的书桌上复习《税法》，注册会计师的考试教材。她看了会儿才移开视线。她先上了三楼。走廊空旷悠长，木色房门一模一样，像是闯入了谁的噩梦。有人在门上安了日式布帘，鲤鱼旗和神奈川。其中一扇门开着，一个男人穿着白色背心和沙滩短裤坐在门口，矮凳抵住大门，脚踩在塑料桶里，像在泡脚，但盆上毫无热气。房间没有开灯。这里的屋子格局大同小异，LOFT结构，但层高比一般LOFT略矮。有厨房和卫生间，餐客厅一体，二楼是卧室。那间电磁炉上架着纸箱，地上也是塑料皮。金铭飞住317号房。门锁是密码的。她敲了敲门，没人回答。空洞的叩门声回荡在走廊里。她忽然想起刘熙跟她说过的笑话：她去相亲，见了两次面之后，男生说要回老家参加舅舅的葬礼，之后再没出现。金铭飞可能搬走了，也可能只是躲避某个人。她走前看过他的桌子，桌面保持着周五下班前的状态：排列整齐的茶叶罐和咖啡罐，做了一半的产品画册，等待审核的衍生品设计图纸。无论如何，他不会扔下那堆工作不管。同事对工作的敬业态度有时会让她觉得很震惊。

那门，那人，都发出不祥的气息。她重回一楼，找到管理员。管理员有三个，她决定找中间戴眼镜、满脸青春痘的男生。他看起来有些迟钝，应该更好说话。

“住在里面的是我同事。人已经好几天联系不上了。”

她把包里的简历和工作证展示给他，逐一摊在桌上。男孩穿着一件橘黄色马甲，印着公寓的标签，徽章是黄色的简笔笑脸。他站起身，接过材料，慢慢翻阅后，递还给她。

“他是住这儿，但我们不能随意开门”，他说，“换你也不希望这样。”

“我知道。但如果人在里面出了事，你们也很麻烦。”

另外两人也从电脑前抬起头，看着他们，迅速地交换了下眼神。管理员站着，还在踌躇，背后墙壁贴着的胶皮樱木花道正抬臂扣球，他站在篮框下，仿佛随时会被球扣到头上。孔霁把纸张塞回包里，说，如果惹到麻烦，都算她的责任，绝对不推到他们身上。

一出三楼电梯，管理员在前面大步流星走着，很快就到了。她这才发现之前走了一条歧路，绕得太远。泡脚的男人消失在一模一样的门后。管理员从裤袋掏出一张SIM卡大小的门禁卡，刷开了门。门开的一霎，孔霁的心忽然悬了起来——没有腐臭，没有尖叫。屋子收拾得很干净。厨房旁边是玻璃围起的浴室，石膏板上的射灯开着，楼梯下铺着黑白方格地毯，唯一的一扇窗户朝北。窗帘紧闭。

“我操。”

管理员脱口而出，好像除了这句没什么能表达他的震惊。她的眼睛也终于适应了昏暗，看清趴在地毯上的只是个圆柱形的白瓷花瓶，五十厘米高，地毯湿漉漉的，散落着几枝尤加利。她扶着楼梯转角慢慢上去，楼梯只能容一个人侧身经过，又陡又高。楼上射灯开着，金铭飞躺在被子中，脸色苍白，他的头发理得很短，这样更容易让人发现他枕上干掉的血迹。

她俯下身，大胆将手放在金铭飞的鼻翼下，停了一会儿。呼吸微弱，但尚未消失。她来得正是时候，再晚就不好说了。她只是判断不清到底是他摔下时踢到了花瓶，还是花瓶绊倒了他。瓶子没有破损，致命的也许是转角，摔倒爬起后，他捂着受伤的头回到床上，想休息一下，结果再没醒来。她走下楼梯，和管理员说了，“要不要上去看看？”他给同事打电话，“人在楼上，不知道死了没有。我不知道，你们上来一趟吧。我真的不知道”。打给120吧，孔霁说，你打还是我打？我来吧，管理员说，这会儿他冷静了些，报地址时数字没出错。

公司隔三差五搞一些活动，急救和心肺复苏，茶艺和花艺。同事们上得都不太认真，每次都很难凑齐二十个人。她也没想到会派上用场。孔霁不知道他具体伤在哪里，但记得老师提过，处理颈椎和脊椎受伤需在颈下垫一些柔软的毛巾或布料。她将电脑椅上搭着的草绿色薄针织毯取下，绕在他颈边，围绕着他失色的脸。

现在这个房间围聚了一些人。上班时间，住户不多，她进来时就把门带上了。他的两个同事是一起上来的，还有一个姓张的保洁员。四个人在房里站了一会儿，只能看着她处理。二十分钟之后救护车才到，担架卡在电梯。她留在房间，其他几个下楼帮忙，绕走紧急通道。两个急救员都穿着浅蓝色防护服，其中一个蹲下身，检测脉搏，翻看眼皮。

“活着。”

最近的两所医院都在四公里以外，一个在江月路，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还有一个在杨思。去仁济吧，救护员说，那边急救条件好点。上车关门前，管理员停住脚步，踌躇了下：“那我们不去了。你们……”孔霁点点头，没说什么。确实也用不着。在救护车里，她扶着那双冰冷、苍白的脚，金铭飞微张的嘴唇很干，她想用蘸水的棉棒帮忙擦一擦。

她不知道多少年轻人住在这样的屋子里。这座大楼收容孤独无力的年轻人，也收容无处可去的老人。但是她总觉得那样生活不是一回事。生活不应该只有屋子和饮食，还应该有温情和舒适，有慰藉和陪伴。大家的想法变了，年青一代的想法变了太多。他们不再觉得陪伴是重要的，他们渴求的是自由和独立，渴望伸开手脚，他们将空间挤得满满当当，容不下任何一个人进入。他们拒绝迁就、拒绝磨合。

她斟酌着怎么发信息给老板才好。简历里也有他父母的电话，母亲工作写的是检测科科长，父亲经商。她看人进了急救室，交掉费用，找了张椅子坐下，犹豫了一会儿，才打给了他母亲。沟通很困难。

好在她习惯了传达坏消息，但至少这次不算最坏。老板那边也回了过来，并没提治疗费用。公司有商业医保，保额很高。治疗不会是大问题。他的震惊在消息里读不出更多。他打字习惯没有标点。

几个同事答应来陪床。金铭飞的母亲还在福建，最快也要明天早上。但无论如何，她还是错过了老大这学年最后一次篮球赛，她得守到九点。

“你去吧。最后一次了，其他小孩父母都在，就他一个。”

宝树在电话里没说什么。他反对老大打球，老大的月牙板受过伤，医生说继续打可能会瘸。她咬牙带他去打封闭针，去完医院去学校。每次都背着宝树。高一到高三，他受过的伤不计其数。她知道自己对老大过度纵容。有原因的。小时候她带老大去城隍庙，他三番五次停下来，要她抱着，她哄他说多走一百米就去吃香蕉船，走不到五十米，他故态复萌，又要抱抱，她又累又怒，撇他而去，几分钟后退回原地，发现人不见了。她吓坏了，在五香豆和假金饰铺子间慌乱寻找，最后在秋梨膏摊边发现了他，站在一侧，盯着糖罐，不哭不闹，模样很呆，手被一个老僧人牵着。她很愧疚，谢过僧人，回家路上一直抱着，没脱手。但老大从不记得自己差点走丢，他记得的版本来自姨婆，故事里他去龙华寺，差点被和尚抱走。最后在七层浮屠塔下的龟池里被家人找到。那年他才五岁，如今都十八了。

有次她久久端详着老大发在朋友圈的合影，女孩染了栗色头发，扎着丸子头，侧脸托腮，笑盈盈地望着老大。三人去龙美术馆看展览，走累了，两人坐在水泥台阶边，她随手拍下——一对璧人，同事见了都说那是偶像剧才可能出现的模样。其中一个交往最久，超过半年，他带她回来吃过几次饭。最后分手，女孩打电话给她：阿姨……我们分掉了。我还有些照片在你家，麻烦剪掉或烧掉。手机里的也麻烦删掉。对不起，再也不能吃你做的饭了……说完抽噎良久，她也抚慰良久，陪着一同落了泪。哪能这样，明明好好的啊，回头我讲他，又说，下次有空再到阿姨家来吃饭，做你喜欢的八宝鸭。坐在办公室楼下的湘菜店，孔霁和几个年轻同事说起这件事，桌上的干锅花菜、辣椒炒肉在冷气下挂着霜，她伸出筷子拨弄几下，夹进碗里，笑着说：“唉，莫名其妙，他们分手我又做不了什么。”

她当然知道女孩希望她代老大挽留几句，可她说不出口。还早啊人生，谁都不是谁的唯一或终点，擦把脸，换件衣，就会爱上另一个。吵架的原因是老大又交往了一个，年纪更小，眉眼精致，皮肤瓷白。之后也被带回家，叫她阿姨，夸她做饭好吃，逛街时主动伸手挽住她胳膊，生日送雪松苔藓味的香水。而她对上个女孩唯一能做的忠贞，就是出街时从不主动提出给他们拍照。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老大忽然要提及那一年的事情，她都以为自己早忘掉了。第二天是星期天，为了补偿，她带他去买猫。说要买猫已经三年，担心他玩物丧志，又曾经发生过敏，于是应诺拿到录取通知书就买。他一拿拿了三所，伯克利、杜克、多伦多，三张通知书一齐摊在她面前。她无话可说。

店铺在新天地的一条小路上，一只只木箱里住着各式缅因、渐层、美短……老大蹲着，一只只隔着玻璃点过去，猫咪昂起头，隔着玻璃伸出肉垫。店员走来，说：“我们每只都打过疫苗。”

她提及曾经过敏，店员建议：“斯芬克斯吧，好打扫。”继而领着他们上二楼。二楼猫舍更精巧，有爬坡、有院落，两层三居，像日本的LDK住宅。现在店里人不多，这层就他们。斯芬克斯光秃秃的，看多了怕人。

“昨天怎么了？”

“有个同事摔了，人一直没醒”，说着孔霁摇摇头,“唉，一个人住，不知道多可怜。现在的人都搞不懂。”

老大忽然说：“我记得你以前差点搬出去？”

她看着他，看他若无其事地抚着猫：“我爸说你有一次差点扔下我去了瑞典。那时我还很小。冬天发烧了你也不回来。他和我奶奶抱着我去了急诊，排了一晚的队。”

她陷入了短暂的沉默，过了一会儿，发现他还抱着猫，盯着她等答案，笑着问，“到底怎么了？”

“我在想，其实你去了也蛮好，说不定我现在就在外面读书，也不用花那么大代价考试。不过也可能你出去后根本想不到我。”

想得美，她说，啊，你的眼睛。

老大眼睑已经肿了，他在用手抓挠。

“怎么回事？”

“这种事情我也没遇到过……我刚来。”圆脸姑娘听口音像是川蜀那边的，ne、le不分，口气按捺不住慌张，“我们真的没有遇到过，很少人会对斯芬克斯过敏。”她小心翼翼地建议，“要么，吃点药吧……我打个电话问问老板。”

那边挂掉电话，老大脸上已经发起一大片红疹。孔霁反应还算及时，说了句你等我，跑到街口的海王星辰买了盒开瑞坦，又向店员讨了半杯水，跑回宠物店，让他服下。

“要不去瑞金看看？反正也近。”

他的眼睑肿得无法反驳。车子停在新天地北里，老大说不用取车，想走路，透透气，那便走走吧。从淡水路穿过淮海路高架，再过思南，不用许久，半小时顶够。他好高，站她身边，足足高出一个头，孔霁想，两人很久没这样随心随性地相携散步了。优衣库的灯光照在路面上，光头模特穿着新款秋装在橱窗内缓缓旋转。走到国泰影院旁的十字路口，她停下，借着路灯，发现药起了作用，老大的眼睛红肿退去，残余一点清鼻涕。

“我觉得我好了蛮多，还要去医院吗？”

“去吧，放心点。”

老大说记得那件事。但那时他才刚出生。他说的记得，大概是婴儿的幻觉，孔霁偶尔也会想起自己在摇篮的景象，有人拿着一本邮册在逗弄她，她为此很生气。她分不清究竟是真实的记忆还是做梦，因为都说一个人至少要十三个月之后才可能有记忆。她惊异于老大对许多事情巨细靡遗的记忆，但她跟他记得的常有出入。

孔霁搬出来时老大才一岁。宝树惹出那档事。她应该可以想到的——但那会儿她太年轻，太缺乏经验，对于身份的转换毫无准备。在宝树公文包里搜出那张飞往广州的机票时，头一反应就是推醒他，把机票摔在他脸上。

其实她应该想得到的——都快两年没有夫妻生活了，她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身体、激素、伤口缝合的痛苦，但宝树还年轻啊。他醒过来，告诉她就是那次车祸后。半年前，他的二手大众撞上了一辆红色马自达，他负全责。女司机急着上班，两人互换了联系方式，约定保险公司赔款到了后，就把钱给她。她记得那个女的不算漂亮，至少没有漂亮到让她感到威胁的地步，她花了点时间才记起一张圆脸，中长发，微胖，个子不高。后来他们又是怎么联系起来的？她还以为事情早就结束了。

那女人比宝树还大几岁，后来见了几次面。就这样在一起了。那天宝树是送老大去医院，所以才开得那么急，造成了追尾。当然，他们的车也有问题。她舅舅开过二十年公交车，对汽车很熟悉，曾经劝过他们不要买二手，哪怕买个国产车，将就一段时间。就算零部件乍看没问题，实际却不好说。可能舅舅还有一层没有明说：

“万一出过车祸不吉利啊。

她和丈夫罗宝树是华师大的大学同学，宝树比她高一届。遇到宝树之前她和第一任男友刚分手，抱着无所事事的心态参加了学校的哲学小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别的，文学社、戏剧社之类。当时她刚失恋，信心跌到了谷底，想找个善良可靠的男友，以尽快跨过难挨的阶段。宝树是小组组长，宽肩浓眉，看起来很正派。某些时刻则让人觉得，正派过了头。虽然那些严肃端庄的话都是以玩笑的形式包裹着的。她喜欢他有原则，对人一以概之的和善和耐心。他的性格跟他的家庭环境有点关系，宝树母亲缪绮玉是民政干部，父亲则是工会主席。第一年两人聊得不多。第二年暑假，他参加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游学活动，一个月后回来，问孔霁有没有空吃饭，给她带了份礼物。两人在漆黑的学校里沿着水泥道散步，他和她并排走着，但始终隔着一肘的距离，在她困倦不已想回宿舍时，他才开口说，新加坡挺好，肯德基的汉堡都比上海的好吃。孔霁打起精神听着。回寝室前，他把礼物递给她，一块嵌满水钻（也可能是锆石或玻璃）的方盘粉色手表，包在同色缎盒里。还有一块白色的，他让她带给自己的室友。她一直误以为宝树喜欢的是那女孩。那块表她戴了两次，之后就不见了，直到毕业时收拾东西，才从衣柜深处找到。和宝树在一起之后，她和那个室友就不怎么说话了。

宝树给她重建了恋爱的信心。他话不多，但在各项事情上几乎不遗余力地支持她，从婚前到婚后。她被这种信赖和幸福纵容坏了，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应当。也正因此，她的信心再度被迎头一击。接着是常规的吵架，争执，求和。他跪在她床下承认自己错了，但见面照旧。她又总会发现。她和绮玉说宝树犯下的错误，绮玉不作回答，但这些话总会转述给宝树——但一开始她曾以为自己运气不错，绮玉开明、爽朗，婆媳相处的矛盾从来没发生在自己身上。还会结伴逛街，买衣服时互给意见。他们小区住得不远，刚够他们步行过去吃晚饭。吃饭时绮玉总会多讲几个笑话。她没想到后来恰好成为绮玉暗示她失职的根据：“她啊，连一顿饭也不做的噢。”

她父亲老孔当时还没被酒精蛀空内脏，神志也算清醒，认为离婚不是不可以，但最好看在孩子的份上，算了。谁没踏错步过？他差点就说出自己踏错几回步。

“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他说，“姑娘，这句话我没告诉过你吗？”

她一边喂奶一边哭，肚子上的缝线伤口久久不愈。

单位有提供公寓，她很早就申请了，本是为了哺乳方便，没想到成了自己的独居之地。她搬出去的那天，宝树说，你真的想好了吗？是的，她说。老大在客卧睡得很熟，她一眼不看。老大十一个月时，她强行断了奶。最开始那几天，胸口涨得就像有人拿着针筒不停往里注水，换下的每片乳垫都是沉甸甸的，每一次的疼都在提示她的责任和自私。现在他一岁多，可能没那么需要她了，可在离家的出租车里她哭得那么难过。

新公寓没有装防盗窗。她和宝树毕业也不住一起，但至少是恋爱关系。所以那种独居并非毫无牵绊。现在她真的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人。每天七点半起床，拖地、擦窗户，琐碎又无聊，但发烧了崩溃时，就是靠着那些不得不做的事，那些一点也不了不起的习惯，支撑着你一天天往下熬。

一天她在巷子里看见一家门窗店，经过时总看见年轻的老板坐在里面吃盒饭。她想，万一老大过来，有必要安一个防盗窗啊。报纸上小孩高空坠落的新闻总是层出不穷。某个周末，她走进店里，摸着作为展示的铝合金边框，问牢不牢，老板笑笑，飞起一脚，踹在玻璃上，砰一声巨响：“你说呢？”

他身上的蓝丝绸衬衫右肩有个橘色斑点，应该是氧化的油斑。每次他低头写单子的时候，每次他将头微侧靠过来的时候，孔霁都会觉得脸发烫、心跳加快。但这人不怎么靠谱，说好的安装日期拖了一天又一天，她追问到底怎么回事，老板说，家里闹了家事，老婆要离婚。

借口吧，她想，却也没拆穿他。

一天傍晚，她问，家里的事情处理得怎样。安装实在拖太久了。

“没机会了”，他说，“喝太多了。什么都和她招了。”

回去哄哄她吧，孔霁说，其实我们很好说话，只要你愿意。

“也不是很熟。她跟我要了两千块。”

“是小姐啊？”

“不是”，他停一会儿说，“我去过她学校。醒来吓了一跳。也不是很熟。”

孔霁过了一会儿才厘清二者身份和关系，不知说什么好，干脆不说话了。

“以前她没那么坏，这次可能只是没钱了。算了，继续工作。你的柜子把开窗卡住了。现在留二十公分可能不够，要么改小窗，我给你画个草图。”

后来孔霁和蒋琪倒在那张新买的床垫上时，她还是很难明白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也许那些关于其他人的谈话，给了她跃跃欲试、想参与其中的错觉。

他侧身，肘压在头下，卷起舌头给她看那根青色的“筋”：“我小时候剪过舌系带，五岁。理论上最好应该在两岁前，晚了点。可能剪坏了，不剪更好。”

他现在说话还是有点大舌头，上海话听起来很别扭。他出生在江西农场，父母是下放去的上海知青。母亲怀他时还在车间工作，一天她尿急，偷偷跑去上厕所，回来发现锅炉炸了。整个车间就她没事。母亲觉得他是福将。十四岁这年，她想办法将他送回上海的一个小姑那里养，饱尝寄人篱下的滋味。小姑在工厂上班，姑父刚下岗，还有个妹妹在读小学。母亲每个月给小姑打一百块作为伙食费。

“又饿又馋，半夜开冰箱找吃的，红肠带着冰渣，也一口吞下，就怕给姑姑看见。”

后来读书，毕业，有了自己的居所，不用再受屈辱和挨饿。父母也调回了上海，在普陀分了一套房子，只是彼此客气而疏离。过去的时间回不来了。

她问他当时的醉酒到底怎么回事，蒋琪笑着说：“你觉得呢？”

“店铺归我，房子和存款归她”，他说，“不过本来我们就不合适。不欠她了。”

没有小孩。不像她。做完两人躺在床上，孔霁从枕头底下拿出手机，翻开看见几条未接来电，都是宝树打来的。电话没打通，他改发信息，说老大发烧了，一直哭着要找妈妈。她读完消息，将手机塞回枕下。

蒋琪顿了一会儿，坐起身：“我给你拿纸巾。”

“嗯。”她将手交叠在胸前，由他帮忙擦净。

“如果……”

“你讲。”

“如果我说我想现在回去，你介意吗？”

他拉过被子盖在她身上：“没关系的”，站起身，套好衣服，说，“你等下，我把衣服拿给你。”

黑暗中她猜不透他怎么想。放在椅子上的衣服他一件件抱过来。之前脱下时，她把袜子草草揉成一只圆球，掉在地上没去管，他把袜子捡起，叠好展平。送她出门打车，马路上车辆来来往往，多数车子都亮着“载客”的红灯。

“今天可能有雨。”

“你怎么知道？”

他努嘴，叫她抬头：“看月晕。”

月亮周围一圈彩色。他不看天气预报、不看报纸，他不信他们，只信自己。孔霁觉得，这点自信，或说自负，也挺迷人的。因为她没有。

“要么你先回去，我自己可以的。”

“东西太重了。我帮你提着。”

她上车后，从车窗看见他还在原地。没等到家，雨已经下得很大。蒋琪应该回去了吧？她想。莫名想起有年中秋抱着老大出门赏月，说看“月亮姐姐”，后来他每次看见月亮都会叫姐姐，“今天姐姐又跟着我们。”

内部组织了一次募捐。有人给了两百，也有人给了一千。再熟悉一点的同事去了医院探病，老板把她叫到办公室，问了问情况，说让送一只花篮和一只果篮，嘱咐红包要亲自给到他父母。费用的事情不要有顾虑，公司都会担负，老板说。孔霁想，他可能用不着很久。医院说已经脑死亡，除非有奇迹发生。奇迹这事你信吗？

她在医院见到了金铭飞的母亲，短发烫过，染了红色，暗棕隐格夹克，拉链是金色的。脸上有种经年累月被贫困侵蚀的气息。母子神似，但金铭飞显然早已洗脱了旧家庭的气息。

她拉着孔霁的手，说了很多次谢谢，说不了几句就落泪。孔霁轻轻抽出手，将她那双粗粝的手捂在手心。那手几乎没有一点温度。她知道金铭飞的母亲并不知道他在这边的生活，他也一直没能说出口：他无法和其他人一样，找个女孩结婚。他的生活朝不保夕，虽然可能内在也亟求稳定。

她去找妙蘅聊了聊，妙蘅告诉她，他父母在他五年级时离了婚，母亲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大十岁的茶农。他和继父关系很恶劣，恶劣的原因他不肯说。到上海读大学之后，他每年只回一次家，回来后会把自己锁在屋内几天。上海郊区的新年没有外卖，他用牛奶泡桃酥饼果腹。他总在不同的酒吧消磨过长的夜晚。有段时间她因为荨麻疹整夜睡不着，他每天陪她打游戏打到三点。她觉得，比起她需要他，他更需要她。

偶尔地，他说起小时候赤着脚在茶园奔跑，在礁石上飞奔、不怕硌脚的景象。海水扑过来，高高的浪尖像冰冷的火焰。是的，也会中招，被碎贝壳扎到脚底，鲜血淋漓，可下次还会这样跑。夏季海浪如若不大，就欢呼一声，脱掉衣服，跳将下去。

吃饭时看见番薯藤，会问他们：“上海也有吗？你们爱吃吗？”

公司出柜的不是少数。有些已经戴上婚戒，在荷兰或西班牙订的婚，以后可能也在那里定居，其中一个笑着跟她们说自己收藏有四百条内裤：“高质量的内裤决定高质量的未来。”

金铭飞呢？他不属于其中，他好像匮乏些什么。

金铭飞的事情也让她想起同学。初中时他个子矮小，不大起眼，到了高中，参加了一个写作比赛，有了些名气，又迅速沉寂了下去。她知道他做过网文写手，也干过编剧，又在公司做过几年文案。从没听说他有女友或是结婚，有段时间总能看见他在朋友圈发和不同女孩的合影，仿佛很潇洒。传来他去世消息的时候，她想到的始终还是他高中时候的样子。孤僻，冷淡，傲慢，眼神充满戒备，好像随时都有人会从街角冲出来给自己一刀，而他所有的准备就是为避开这种威胁。两年前，他在家中突发心梗，被邻居发现时已死去多时，半边身体也已腐坏。一个同学发消息来，说你知道吗？这个结果我一点也不意外，他就是这样的人。她当时没说什么，后来却忍不住想，他们说的这样，到底是怎样？

其实她想就这样算了，和宝树离掉，和蒋琪一起。有次蒋琪送她出门，笑着说，哎，你知道吗？每次最讨厌的事情就是看你走。他说时一脸轻松，但后来她总是能拖一会儿就是一会儿。楼下有家罗森便利店，1996年上海才开第一家便利店，她觉得，便利店真是个有意思的地方，什么都容纳，什么都临时。

两人有时打几只可乐饼和一罐熬烧上楼，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只不过注定要走，画面也无法令人安定，所以多数时间他们看周星驰的录像带，《龙过鸡年》就看了七八遍。因为烂熟于心，可以随时中断。但也没什么用。再后来，她一定要离，一定要去找他，老孔拦在门口，她发疯似的、凶狠地咬住了他的手腕，咬到鲜血淋漓。老孔揪住她头发，抓下一大把，以为再也长不出来了，但还是渐渐又生了回来。但老孔腕上的齿痕直到他死还在。那是一道过度鲜明的紫。

其实那次找他没意义，他搬走了。屋子是他租来的，店铺也不开了。他很早之前就和她说过，“不一定能一直做下去”。孔霁知道迟早有那么一天，但总以为他会提前跟她讲。但他走时什么也没和她说。她坐在台阶上凝视那张上锁的铁门。楼道里有辆落满灰尘的自行车，从没见过有人推走。一阵轻风将自行车刮倒了，她迟疑了会儿，站起身，握住龙头，将其扶起，靠在墙边。住在隔壁的老人听见动静，打开大门，探出半个身子，看她一眼，又迅速关上了。

她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走的。再后来，她日夜翻黄页，找到相似的，冒险打过去。要么没人接，要么打错了。但有一次，一个电话回过来，追问她是谁，声音尖利而悲愤：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找他。他都瘫掉了……你也不肯放手。”

孔霁挂掉电话。话筒发烫，恨不得扔掉。宝树坐在沙发上问谁，她摇摇头，继续把洗衣机里的衣服拿到阳台晾晒。他对她的事情不是完全不知情，但他从未提过。可能男性比女性更能忍耐。她也不知道是拨错还是怎么，此后只能不打了，只能想大概每部电话机旁都坐着一个绝望的女性。后来的一年半，她不断更换对象，有已婚的，有即将结婚的，也有单身、比她小四岁的。她想，自己害怕面对的将来是什么呢？孤身一人，在这间屋子老去。她可能离职，换个屋子，同样是租来的，同样只能占到她生命某个份额。运气够好，她会有一套独立的屋子，然后就此过下去，直到死去。半个月到一个月，她和宝树联系一次。宝树会问她身体如何，同时汇报老大学业。知道他还单身，她虽然没想复合，但依然感到宽慰。后来，这些想法变了。她过去在和什么较劲？她又能和什么较劲？起先一个月回一次，后来回去次数多了。有次生病，宝树请了一天假，熬了一夜。她醒来想，在和什么较劲呢？又有什么意义？找个爱自己的人？爱又是什么呢？她在渴求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和一生的折磨比起来，和死亡、疾病、衰老比起来，没人爱也不算什么。其实如今爱对自己来说，不过是个选择。

她迄今还记得复原的那一晚，七点钟，她坐在车后，看着秋天的路灯打在车窗，雨水缓缓顺着玻璃蜿蜒而下，像教堂燃烧的蜡烛。远远地，有渺茫的音乐传来。她拍着驾驶座后背，追问宝树：听到没有，听到没有？怎么了？

有音乐。

有人在外头唱歌。她补充道。

宝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电台是关着的。”

雨里传来的。

他不坚持了。可能觉得和病人争执没有意义。绿灯转红，车辆停下，马路像巨大的停车场。她将脸贴上冰凉的玻璃。并非错觉。确有音乐，断断续续，像唱诗班圣童的吟咏，纯洁高远，拉开车窗，歌声还在，她伸手摸摸鼻头和脸颊，湿的，不是雨水，是她哭了。哭并非因为歌声，至少不全是。雨水里飘来新鲜的桂花香气，馥郁金黄，不知多久没闻到了。就像个感冒病人，大病初愈。她惊愕过度，甚至没听见宝树说“把窗户关上，要开车了”。车子移动也不觉得。花香漫天盖地，凶狠涌进，宝树摇上车窗，她拍着玻璃大叫：“真的有，真的有。”

两人在一起那么多年了，送走那么多人。先是老孔，喝到胃出血，安耽了一年又继续。父亲老宅的铝合金门窗结满蛛网，她看不过眼，来做大扫除，在床底搜到几瓶洋河大曲，和他大吵一架，装进垃圾袋扔了出去，玻璃瓶在垃圾桶发出破碎的声响。个把月过来给他煮粥，又闻到酒味。几次博弈之后她也累了，只能随他去了。她忽然觉得，健康对父亲自己来说其实意义不大，对子女意义更大。退休加母亲去世，他熬了太多年，不过想过几年自在日子。父亲是2004年7月的一个凌晨在家中去世的，被发现时摔倒在进门的玄关，鼻腔有血，爪筋如结。水晶棺里她看见他的牙床暴突，两颗门牙断了半截。坐在殡仪馆内等火化时，她看见白布包裹的遗体上撑着一把黑伞，家属绕着灵床抛镍币，心里就开始很怕死。觉得透不过气。觉得躺在棺内的是自己，白布盖在身上，大声呼救无人听见。

梦里有时还能看见老孔，站在梯子上，像是预备取下什么。梯子太高，她无法看清父亲的面容，只觉得他胖了也矮了，年轻了至少二十岁。她看着没有尽头的高处，非常害怕，想叫他下来，但他还是置若罔闻，一意孤行。

然后是外婆，九十一岁。再是宝树外公，九十四岁。春天一场感冒，转急性肺炎。2012年的事情，两人离世前后相隔两个月。一旦老大赴美读书，那真的只剩下他们面面相觑。宝树有些变化，但总体变化不大。现在他每天定时回来吃饭，睡觉时将手机扔在床侧，密码就是银行卡密码，人和钱都一目了然。有次国庆放假两人开车去青浦，宝树手机扔在家里一天，并没有人找。

前几年绮玉也进了养老院，孔霁和宝树去探望时，绮玉躺在病榻，头发剪得很短，面容苍白而浮肿，噘嘴说：“在这里我最年轻。”“隔壁九十四了”，邻床老爷子插话道。他退休前负责审批这间养老院的入住，自己住进之后对于子女和所有人的怠慢一声不吭。躺在床上闭目养神，威仪犹在，照旧像统摄全局。护士打针慢几分钟，他也记得一清二楚。那座养老院设在长风公园，两层圆形建筑融在松林间。能住在这里也真是好福气。绮玉告诉他们，每天醒来，她最喜欢盯着密林间的鸟雀飞来飞去。于是藏起配餐里的白米饭，趁着护士去别的房间打针，悄悄打开半扇窗户，放在沿下，看它们落下啄食。如果宝树因事不在，次数多了，绮玉会把饭洒在桌上，大哭着说“不如早点死掉”。可好几次绮玉病危，都是孔霁漏夜陪床。不是原谅，只是义务。只有义务才能让人心甘情愿，毫无怨言。对她来说，一切都只不过是承受。承受疾病，承受别离，承受指责。承受一切该承受的而已。否则人会活得太轻，太无知觉。有时她们就坐在窗边，谁也不开口说话，盯着那些鸟雀。啾唱声似乎无所不在。麻雀并不怕人，啄食的时候和她们就隔着窗户对视。过了一会儿，孔霁才反应过来，个头大的，是鸽子混入了其中。谁的鸽子落在这里？迷途还是怎么了？她想问但没说出来。吃就吃吧，也没什么。

“下次你什么时候来？”走前绮玉会忽然问。

很快的，孔霁说，不是明天，就是后天。她希望绮玉还有很多个明天。无论亲历多少次死亡，她每次在殡仪馆内依然震慑且伤心。死亡将一切都变成了无足轻重的烟尘，就像他们从未存在过。

金铭飞还是走了。他母亲坐在床边跟他说小时的故事，说到海、岛、后坡的茶园，说到他爬到屋顶，一脚踢翻晒茶的竹篾盘，不敢下来，于是坐一个下午，身子和脚背晒得漆黑，说到他喜欢傍晚坐在屋前，看着比烟还淡的蓝天，用贝壳叩着门板打节拍。他是在等谁又或是等什么呢？好像很早之前他就不在哪里，而是要去向某个地方。那节拍声声催人老，像急急回旋的倒计时，将他一步步推进自己命定的将来。给他擦身时，他的拇指屈了屈，她冲出病房，叫医生来，问是不是要好的征兆，等医生来，他的情况已经急遽恶化，下午一点一刻走了。

孔霁应该去参加葬礼的，但是没有。同事回来后跟她说了葬礼的鲜花：百合，玫瑰，花瓣上洁白清澈的露。他们说他看起来气色如常。去送的人不多，同事而已。

她送金母去了机场，在安检口外，她觉得有话想说但是却没说出，于是抽出手，轻轻在那只干壑遍布的手上抚了下，问她水瓶取出来了没有，她停顿了一会儿，似乎反应不过来，孔霁便把那瓶没有动过的冰露矿泉水从她背包的侧袋抽出来，搂了下她的肩，目送她进了安检通道。

她不需要了解儿子在这边的生活，不了解是一种保护。孔霁自己呢，她想，同事而已。不用三年，记忆就永远散佚了。她还有金铭飞最后一次体检的报告，放了一周又一周，A3信封的封口依旧完好。放了一年，她才抽空读了读，之后撕碎，扔进垃圾桶，一个字也不留。不了解是一种保护。法务也走了，她说短期内不找工作，想休息一段时间。可是只要过个把月，孔霁就会在招聘网站上看见她挂出的简历，在公司的这段浓缩成一行短短的履历。他们留下的位置，很快会有人填上，一如既往。可她还是觉得内心深处有什么缺失着，那些离开的人留下了永恒的口岸。多数时刻它们静默无声、伏于黑暗，可某个时刻它们会骤然大声起来、明亮起来，提醒着她一切的得到和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