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在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交汇处

——谈徐勇的文学选本研究

文/吉云飞

摘　要：徐勇的文学选本研究自当代批评始，渐次触及文学史，讨论的选本范围极广，且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追问选本背后的选家位置变迁、批评范式演变和编纂体系建设，以期建立一种属于当下又连通古典的当代“选学”。其始终在文学史的视野中将各类选本历史化，丰富了文学史叙述的细节且提供了别样的角度。遗憾的是仍不可能突破文学史的框架，这导致他要建构的当代“选学”降格为一种文学社会学，也未能以此为契机重新打开还未尘埃落定的中国文学的“古今之变”。

关键词：文学选本；选本研究；当代“选学”

1934年，新文学大势已成，鲁迅再谈古文时便从容了许多。在《选本》一文中，他不但对《世说新语》《文选》有一番极精当的点评，还一改为新文学争取生存空间时的激烈反古姿态，卒章显志：“评选的本子，影响于后来的文章的力量是不小的，恐怕还远在名家的专集之上，我想，这许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们也该留意的罢。”何止是治古代文学史的人们要留心评选的本子，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也该留意各类选本。不过，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选本研究虽非绝学但实属冷门。它处于一个“三不管”的地带，既非对当下最新作品的评论，也不属于文学史的关注重点，甚至连鲁迅最看重的“影响于后来的文章”的文学教育功能也被剥离了大部分。尽管，有识之士如严家炎等编选《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精选》、谢冕和洪子诚编选《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作为以文学史为中心的专业文学教育的辅助教材，但既然是补充，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

现代以来，代表了“古之人”的文集特别是其中的选集，在“古今之争”中居于绝对下风并被文学史取代了中心位置。但因其处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交汇处，且常是文学评奖和文学教育的落脚点，其仍是现当代文学相当普遍的一种存在形式，更潜伏着丰厚的有待的潜能——至少，它既有记录之功，又常是经典化的第一步。徐勇便是注意于此的一位有心人。他的文学选本研究自当代批评始，渐次触及文学史，讨论的选本范围广及当代短篇小说、先锋派、20世纪80年代争鸣作品，尤其是从当代诗歌批评、朦胧诗追溯至《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并扩充至整个20世纪中国新诗的评价问题，更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追问选本背后的选家位置变迁、批评范式演变和编纂体系建设，以期建立一种属于当下又连通古典的当代“选学”。

徐勇构建当代“选学”的尝试大体可分为三期。最初，选本应当只是他切入文学史特别是重访1980年代的一个独特角度，但他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意识到选本研究蕴含的更多可能，不愿只将之作为一种普通的史料；随后，他选中诗集这一特殊的选本形式，一路从当代上溯至现代，并在古今对比中发见选本背后的“现代性焦虑”（今人及现当代文学的优越性何在，能否与古人和古典文学比肩）及突破现当代文学的文学史叙述框架的潜能；在获得这一理论自觉后，他的眼界更宽广了，期待“通过对选本的文学社会学考察，可以建立起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叙述的新范式，也可以有效打破我们通常认为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二元对立模式”。②这三类文章写作的时间虽有一定的先后之分，但内容上常常是声气相通。就目前已有的实绩来看，其始终在文学史的视野中将各类选本历史化，丰富了文学史叙述的细节且提供了别样的角度，但其失也在于不可能突破文学史的框架而导致自身降格为一种文学社会学，并没有以此为契机重新打开还谈不上尘埃落定的中国文学的“古今之变”。

一、以选本重访1980年代

2012年，徐勇自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毕业。在他就读北大期间，由程光炜和李杨发起的“重返八十年代”已经在学界引起一股潮流。“重返八十年代”这一事件正是徐勇进入选本研究的学术背景之一。他最早一批谈论当代文学选本的文章焦点并不在选本，而是在选本所处的20世纪80年代，在《选本编纂与“80年代”文学嬗变》《20世纪80年代争鸣作品选本与批评空间的开创》《如何现代，怎样中国？——〈当代短篇小说43篇〉与20世纪80年代文学创新思潮》等文的标题中就可清晰地看到这一关键词的反复出现。不过，徐勇对“80年代”的总体态度是异于程光炜和李杨的，强调的更多是其新与变，使用的词汇也主要是“嬗变”“演变”和“开创”“创新”，显示出一种摆脱过去、朝向未来的意识，所以暂且称之为“重访”而非已有特定含义的“重返”。这一意识当然可以被归为“重返八十年代”所要打破的那种“80年代主流文学史叙述”，却不是老调重弹，而是吸收了前者对“断裂论”的批评后，在更高程度上对转折的坚持。在观念和方法上，他或许受北大中文系洪子诚、张颐武和贺桂梅等老师的影响更大。

总的来说，徐勇以选本重访20世纪80年代，做的是打扫战场的收尾工作。他所依靠的整体框架主要来自洪子诚，特别是其对19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体化”格局走向松动的判断和论述，也有部分观点出自张颐武对中国自1980年代酝酿，在1990年代浮现的“后现代”的理解，方法上则可以见到贺桂梅对文学社会学的强调和示范。徐勇的贡献在于，从此前少有人注意却很是典型的文学选本入手，以比较扎实的史料丰富了前辈学者的论述。我在这里，试举两例。其一是1980年代当代文学选本的编选原则自题材、主题向现代主义的转变③。他看到1980年代早期出现的选本如《农村短篇小说选》（第一集，1982）、《水东流——〈人民日报〉农村题材短篇小说选》（1982）依然是遵循1950—1970年代确立并长期坚持的“当代”特有的对题材的分类和等级秩序，而在1980年代中期，刘绍棠编选的《乡土》（1984）已经实现了从“农村题材”到“乡土小说”的回归。这一变换，意味着“题材”不再被认为直接关系到文学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真实”程度，而是可以由作家根据自身的生活经验和才能来选定的“主题”。到1980年代中期以后，主题也不再作为主要的编选原则，取而代之的是现代主义及其各种分支。

其二是对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当代短篇小说43篇》（1985）的个案分析④。他发现了李陀和冯骥才编选的《当代短篇小说43篇》在1980年代中期当代文学转折关头的过渡价值。这篇文章中有三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可以见到“转折”是如何进行的。一是编者所选多是1979年到1983年间活跃的作家，但篇目却是代表性作家的不知名作品（至少不是最知名的），如蒋子龙的《一件离婚案》，刘心武的《电梯中》，张洁的《未了录》，高晓声的《飞磨》、冯骥才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这一选择被认为是编选者在有意与主流的倡导拉开距离，更注重小说在形式上的探索和实验，而非在内容上与时代的呼应。二是《当代短篇小说43篇》（1985）编辑完成是在1983年10月16日，但出版时间却是1985年3月，中间间隔将近一年半时间。而当时另一个有关“现代主义”文学的选本《朦胧诗选》，也是于1982年就已编好，但迟至1985年11月才正式出版，之前只能以油印本的形式传播。这显然与1984年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有关，也能见到选者“秋风未动蝉先觉”的敏锐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三是编选者的根本意图并非仅仅落在“现代派”或“现代小说”的形式变革上，李陀是要借文学革新恢复“中国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⑤，冯骥才指向的更是具体的“有革新精神的中国现代文学”⑥。这里也初步展现了1980年代的文学“转折”从起步时就埋下的分歧及“现代主义”启动时的多重动力。这些清新可爱的细节当然没有提供什么新的框架，但已弥足珍贵。

二、今之诗集，犹古之诗集？

文学选本不只是用以建构文学史的史料，它拥有自身存在的独立价值乃至可以生发出一种当代的“选学”。这应当是徐勇以选本重访1980年代后，继续推进选本研究时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为此，他找到了诗集这一特殊的文学选本，并离开了对1980年代的共时性考察，进入了以现当代诗集为线索的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新诗的历时性观测。在2020至2021年间，他集中发表了《选本批评与当代诗歌创作场域的构筑》《〈朦胧诗选〉的版本差异与“朦胧诗派”的多种形态》《〈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与现代诗人主体的建构》和《选本编纂与20世纪中国新诗的评价问题》等文章，这或许是目前他的选本研究中最有价值的收获，至少是我个人最看重的部分。这系列文章从当代诗歌批评、朦胧诗到《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关注对象虽然有极大差异，但核心问题贯穿始终：现当代文学选本及其批评和研究的独立价值何在？

为何选中的是诗集？因其最传统，也最现代。徐勇从最现代的诗集中发现了其形式的古典性。首先是在体裁上，“诗歌篇幅较小，一般诗歌选又都是以短诗为主，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入选诗人的人数较多，这是其他体裁选本所无法比拟的”⑦，因此，诗集能够对文学现场乃至百年的文学时段有较完整或深刻的反映。这点绝非不重要，我们就很难想象可以有一个相对准确地体现较长时段小说创作面貌的小说选集。更重要的是，他由此觉察到作为一种批评方式的“选本批评”在诗集中是最具活力的。文学选本就是文学批评，不必说常常伴随着选文的点评，选什么和不选什么，入选作品的多寡，乃至先后顺序都带有编选者的价值判断。从《文选》《文心雕龙》到《诗品》，这一寓批评于编选的“选本批评”正是中国品评文章的正宗，其中当然暗含着文学史的意识，但最终呈现形式仍然是以作品为中心的。

在徐勇对《朦胧诗选》版本问题的考察和多种“朦胧诗”选本的对照中，能相当清晰地看到1980年代以来，诗集编选的核心原则是如何从政治哲学逐步回归到作品本身的。他提供了三组对比，一组是《朦胧诗选》（1982）和《朦胧诗及其他》（1981）。中国作家协会江西分会和《星火》文学月刊社编选的《朦胧诗及其他》，其中“文选”占222页，“诗选”占60页；“文选” 和“诗选”所占全书比例分别为75.8%和20.5%。不难看出，“诗选”是为“文选”服务的，即是为思潮的争鸣服务的，而思潮则为社会整体的发展方向所鼓动。就《朦胧诗选》（1982）而言，“诗选”159页，“青春诗论”18页，“朦胧诗讨论索引”13页，所占比重分别为82%、9.3%和6.7%，“诗选”的地位远超“文选”，拥有了一定程度的独立地位。一组对比则发生在1982年版和1985年版的《朦胧诗选》中。徐勇敏锐地发现1985年版删去了1982年油印版中的“朦胧诗讨论索引”及杜运燮的诗《秋》，而《秋》正是朦胧诗争论中的重要文本。他从这一删改中意识到，“1985年版《朦胧诗选》意在凸显构筑诗歌流派的意义，而尽量与争鸣现场相脱离”⑧。与争鸣现场的历史语境脱离，也正是超越历史的经典性地位的第一步。第三组则关于洪子诚、程光炜编选的《朦胧诗新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 和1985年版的《朦胧诗选》。和历史现场拉开一定距离后，《朦胧诗新编》也可以更从容地增删，选出具有流派的代表性作品，或者说，能够拿出最好的作品。自然，这不但需要创作的实绩，也体现编选者的“选”的眼光。自此，或许和中国历史上的所有诗派一样，“朦胧诗派”能否留下自身更长久的痕迹，就全在作品上见高下了。

不过，在徐勇看来，今之诗集显然不可能直接等同于古之诗集，也并不能简单以古代的诗集为典范。这意味着中国现当代文学不是中国文学长河中的一个普普通通的时段，而是携带着有别于乃至超越了其他时段的特殊意义。这当然是今人面对古人时必要的坚持，也是一个当代文学研究者的尊严或者说焦虑所在。于是，他回到新文学，回到新诗集的重要源头，到《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中去一窥诗集的“古今之变”——现代诗人主体的建立。彼时，新文学的营垒早已分化，周作人也已启程到中国古典特别是公安派、竟陵派中去寻找中国新文学的源头了。对于仍然“强立名目”坚持新文学之新的朱自清，徐勇又如何把他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中体现的选本编纂的现代转型，置于古代诗歌选本的复杂关联中加以把握呢？

徐勇捻出的一个关键词是“进步”，这种“进步”主要体现为一种线性的时间观念，是对今胜于昔的信念，并由此超越了盛衰循环的时间观。具体到诗集的编选结构上，不但有自由诗派、格律诗派和象征诗派在时间上大体的先后递进，更勾勒出新诗明确的发展轨迹并显示出对“明天会更好”的信心。最终，徐勇从以新的时间观念为根基的新诗人主体的角度，将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视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新诗史，而更早的许德邻的《分类白话诗选》则因其分类和编选中看不出时间的痕迹，而被视为缺乏开创意义。然而，这种“进步”的观念和以此为基础建构的文学的历史是真实的吗？就算是，我们又为此付出了多少代价呢？

当然，徐勇也很清楚地看到了朱自清的清醒，“这种清醒，最集中表现在他的《新诗杂话》诸篇中。他一方面清楚地看到新诗艺术（如从对敏锐的感觉的表现出发，他特别推崇卞之琳和冯至）发展进化的精进轨迹，一方面又充分认识到新诗发展受制于时代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不能把发展绝对化成一种评判的标准”⑨ 。这也是他自己的清醒，徐勇明白个人的创作并不总是和时代的步伐与文学史的建构同步。“我们在构筑文学发展脉络的时候，往往会忽视甚至低估作家某些特定时期的创作。实际情况是，在一个作家的创作历程中，其优秀作品的出现和分布，与文学史脉络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发展低谷期，却可能是作家创作的某个小高峰和艺术上的成熟期。”⑩ 不过，这种清醒对朱自清来说，恐怕不只是看到新诗的发展受制于时代，大概也是对于“进步”观念的犹疑。而对于徐勇，他最终还是避开了继续追问那个关键问题，这到底是“进步”，还是仅仅是一种永恒不息的“变易”，乃至新一轮盛衰循环的开启？

三、回不到的“以作品为中心”

至此，徐勇的文学选本研究的一个根本困难也即核心矛盾浮现出来了，那也是内在于当代“选学”中的难以弥合的分裂。他的一系列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构建当代“选学”的“大文章”，如《中国当代文学选本编纂体系建设：历史回顾与现实重构》和《选本编纂与当代“选学”构筑的理论问题》也正因其目标之大将这种分裂完全呈现。要讲“选学”，就必须以作品为中心且以之为最终呈现形式；而说“当代”，就意味着遵从的是文学史及其背后主宰它的政治哲学的逻辑。换言之，当代“选学”的建构必须直面以“古今之争”的形式展现的古老的“诗与哲学之争”。徐勇不断地尝试弥合两者之间的分裂，他将之化为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二元对立，有时也将之称为“作家的历史”和“文学的历史”的背离，比如，提出文学史叙述的悖论在于作家和作品的平衡关系：文学史应以作品为主，还是应以作家为主？然而，哪里有离开作品说作家的道理，这里的以作家为主指的恐怕是以现实政治及其后的政治哲学为主，作家无非是其意志落在文学中的化身。

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选本，总是难免被文学史的叙述收编，甚至主要就是为文学史的建构服务的，而主导文学史的“史观”则是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这一政治哲学直接体现在《理想国》中，它并不把出自诗人的文学视为最好的最高贵的文学，最好的最高贵的“诗”出自“哲人王”（或者说最好的政治共同体），那是在现实世界中写就的伟大悲剧。用笔写作的诗人要么服从于这一唯一的真正的“诗人”，要么就被驱逐出城邦。这一逻辑抵达巅峰并获得制度化的保障自然是在1950—1970年代，但早已根植于现代文学的启蒙理念中，也一直延续至当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文学很少有机会成为政治—哲学的平等的合作者，要么是成为为之服务的奴隶而丧失自身的主体性，要么是在反抗中走向对立面，以自身为目的而与其原在的世界相分离。

当然，并不是没有识见高超的编选者在自由时间相对充裕的情况下，选出以作品为中心的选本。正像徐勇所举出的，谢冕主编的《百年百篇精选文学读本·诗歌卷·相信未来》就是这样的选本。如谢冕在该选本的“后记”所言：“我们舍弃了先确定作者那样通常的做法，而是先筛出好的作品。作品定了，作者也就定了。”“现在选出的作品，就作者的作品来说有多有少，这也不是按作者的影响所定，而是依作品的艺术层面和题材、手法的特异性。这样的选法是我们的一个尝试。”可是，这一编选方式虽然打破了文学史的框架，但仍不得不面对一个巨大的考验，那就是由于种种原因，一百年来有着可以超越它所存身的社会的好作品的匮乏。而那些艺术水准未必最高超的作品，因为与现实社会中的宏大实践紧密关联，分享了它的荣光与痛苦，反而拥有巨大的阐释空间，也足以作为症候帮助我们进入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甚至是作为钥匙去接近那最好最高贵的“诗”。这一悖论就在于，由于缺乏可以穿越历史的经典作品，那些为自身所处社会留下专属痕迹的最具文学史价值的作品，反倒是比艺术上相对略胜一筹（何况这也常常是未必）但又未真正抵达高峰的作品，更具有存在和标举的价值。

文学的困境带来文学选本的困境，文学选本的困境自然也会带来文学选本研究的困境。若文学作品、文学选本都只能在文学史的框架中才能获得最大价值，那么，文学选本研究又怎么可能突破文学史叙述的框架而拥有独立价值呢？因此，徐勇虽然看到了“选本集中体现了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辩证结合，及两者间的分裂和不同发展方向”，但恐怕是不可能借此打破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二元对立模式，只能以文学社会学的方式，借助选本所处的四通八达之“十字路口”的有利位置，以文学选本为切口来尽可能地恢复当时的文学现场并丰富文学史的叙述，但最终还是会偏向文学史，其中的文学批评也只能是为文学史建构服务，而非通向以作品为中心的文学鉴赏。而他借以尝试建立新范式的文学社会学方法，其主导意识就在于文学总要受它身处的具体社会所影响，也只有在这一具体的社会中其才能得以理解和评价，而不可能有超越历史的永恒价值。归根到底，文学社会学是从属于文学史和历史主义的逻辑的，不足以作为新范式的方法论。

一言以蔽之，徐勇虽在古人与今人的立场间犹疑，想尽可能地提升文学选本的意义，但最终还是发现不可能以作品为中心取代以文学史为中心，无可奈何地选择了站在现代人/政治哲学的一方。不过，或许他也不必纠结于构建一套成体系的当代“选学”，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代的选本数量虽众多，但若没有当代的《文选》，当代的《诗品》，又如何能成就当代的“选学”呢？作为一种枢纽性的文学史料的文学选本 ，本身已具有充沛的有待实现的价值，放弃对体系的构建而沉潜至文学与历史的深处，将有更大的收获也未可知。

注释：

①鲁迅：《选本》，选自《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 136 页。

②徐勇：《选本编纂与当代“选学”构筑的理论问题》，《文艺理论研究》2021年第3期。

③徐勇：《当代文学“选本”分类与批评范式的演变》，《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

④徐勇：《如何现代，怎样中国？——〈当代短篇小说43篇〉与20世纪80年代文学创新思潮》，《文艺争鸣》2018年第11期。

⑤李陀：《也谈“伪现代派”及其批评》，《北京文学》1988年第4期。

⑥冯骥才：《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冯骥才给李陀的信》，《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

⑦徐勇：《选本批评与当代诗歌创作场域的构筑》，《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⑧徐勇：《〈朦胧诗选〉的版本差异与“朦胧诗派”的多种形态》，《当代文坛》2021年第4期。

⑨徐勇：《〈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与现代诗人主体的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7期。

⑩徐勇：《选本编纂与20世纪中国新诗的评价问题》，《南方文坛》2020年第6期。

⑪编者：《编后记》，见谢冕主编：《百年百篇精选文学读本·诗歌卷·相信未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25页。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