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浮于万有引力之中的房屋（短篇小说）

文/汤成难

1

1977年，春天，官庄小学操场，一个男孩正在进行跳高比赛。天气很好，太阳在云层间躲闪，男孩站在十米开外的起跑线，注视着横杆，阳光在那根上午刚从地里坎下的竹竿上打出一道光芒。男孩的脸侧向一边，往左手心吐了口吐沫，右手缓缓覆上去，与左手一阵搓揉——这是他从祖父那儿学来的，祖父拿锹干活前都会这样，大概能使手掌和锹柄具有更好的黏滞作用。很显然，那一瞬间男孩由于过分激动，忘记了跳高是不需要手的。他开始助跑，起跳，弓背，过杆——就在这时——当他的脸朝向天空，身体几乎与地面平行时，他睁开了眼睛——不知道别的同学进行这个动作时是闭眼还是睁眼，总之，男孩第一次以这样的姿势仰望天空。天空离得那么近，真蓝啊，像一块崭新的的确良布，一点褶皱都没有。大朵大朵的白云就是缀在布上的棉花，只要一伸手就能够着。当然，男孩没有伸手，而是静止在半空，从下往上看，像是粘在天上的一张纸片儿。男孩就这样凝视着天空，直到太阳落山，才被几只大手给拽了下来。

男孩就是我的父亲，这个故事是他讲给我听的。父亲说那是他见过的最漂亮的天空。父亲也常常将我抛掷出去，那时我还很小，相当于几个砖块的重量，离开他的双手，身体在空中作短暂的飞翔，我紧张又兴奋。快看快看，父亲说。

可我总是忘记睁开眼睛。

除此之外，父亲还常常让我倒立，当然不是你们想象的对着一面墙倒立，而是将我举过头顶，两条腿伸向天空。父亲又瘦又高，胳膊和腿很长，他抱着我的时候，仿佛两根藤蔓缠在我身上。由于瘦削，他的肩窝处正好形成一个很深的凹陷，我的脑袋便落在凹陷里。父亲一边旋转一边问，看见什么了？看见什么了？

看见房子，看见很多房子。我说。

还有吗？父亲问。

地跑到天上去了。我说。

还有吗？父亲继续问。

所有的房子都倒挂下来——

父亲很满意我的回答。

一周后的图画课上我便自信满满地将它们画下来——天空跑到脚下，地跑到天上，密密麻麻的房子从天上倒挂下来。我们的美术老师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中年女人，五十出头，齐耳短发，白发浓稠得已经无法掩饰她的年龄，像两块熨得平整的灰色麻布分披在脑袋两侧。她将我叫到讲台前，摊开我的图画本说，房子怎么飘在天上呢？我低着头不说话。老师又说，陈小想，你已经是一年级学生了，不再是幼儿园宝宝，不能乱画了，要讲究实际。说完她从抽屉里摸出一支红笔，在画的下面写上分数：60。

我很沮丧，整个下午都闷闷不乐。但父亲并不在乎我的分数，他安慰说也许是没有涂上颜色，老师觉得不那么好看呢。所以周末又叫我画一遍，并和我一起用水彩给画涂上颜色。房子涂上红色，紫色，绿色……像气球一样飘浮在空中，我们涂得很认真，近乎虔诚。

这是暮春以来最奇诡的一天，太阳早已落下，但天空仍十分明亮，光从天上飞流而下，化作透明的瀑布，空气里充满彩色分子，在我和父亲之间轻轻漾动。父亲将涂上颜色的画贴在我的卧室门上，怕粘不牢，又用力摁摁，转过身问我，你想住在哪一幢？我愣了一下，指向紫色。于是父亲用笔在紫色那幢写上我的名字。

我问父亲，我可以有这样的房子吗？

父亲笑笑说，当然可以。

房子能飘在天上吗？我又问。

能。他说。

它们不会掉下来吗？

不会。父亲很肯定。

关于房子的事，我相信我的父亲，因为他是一名建筑师。

2

在我出生前，父亲就是一名建筑师了。他设计过一幢带森林的住宅楼，每户有一个很大的阳台，阳台像抽屉一样次第打开，整栋房子像一座山。阳台上种满了树，从远处看，仿佛坐落在你面前的不是房子，而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可惜人们入住后，就把大树砍掉了，因为大树引来很多鸟，他们讨厌鸟屎。住户们在阳台堆满杂物，杂物终于有了名正言顺的地方。父亲说那幢房子现在还在，他带我从它前面经过几次，远远地看，光秃秃的，并没有找到一棵树，阳台上堆着报纸，坏家具，有的干脆用砖块砌得严严实实。没有树的阳台，像邋遢的人吐出的舌头。

父亲还设计过一幢会转动的房子，有人给它取名叫向日葵楼。顾名思义，就是房子会像向日葵一样追赶着太阳。但父亲认为叫夸父楼更妥帖，因为他太喜欢那个勇敢的、浪漫主义故事了。夸父楼分为两部分，下面部分是底座，如同一个转盘，将上面楼体吸收的太阳能转化为机械能，转盘缓缓转动，住在楼里的人们每时每刻都能享受阳光，由于获得充分日照，住在楼里的人身体十分健康，阳光驱散人们心中的阴霾，他们的幸福指数明显高于外界。早晨可以看日出，傍晚看日落，每个人身体里似乎仍保存着人类最初的原动力和对自然的敬畏。

据说当年父亲的毕业设计作品也引起过轰动，那时的父亲就表现出超越常人的天赋，父亲设计的是会移动的房子，房子的根部有很多轮子，轮子下面是轨道，住在房子里的人可以随意移动房子。随着移动的房子越来越多，轨道便逐渐蔓延至城市的每个角落，这将是一个多么丰富而有趣的世界。父亲的老师W先生十分欣赏这件作品，他在毕业典礼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移动的房子是对现代建筑界缺乏想象力的有力回击。W先生说这个世界充斥着规则和秩序，每一次我们打破监狱的高墙，迈向自由的前方，其实只是到了一间更大的监狱。秩序让我们的生活看起来稳定有序，却破坏了人类最宝贵的想象力，使这个世界变得单调、乏味和机械。

我没有经历父亲的毕业典礼，更没见过那个见解独到的W先生。这些都是我出生前发生的事，如果父亲不在我每晚临睡前向我讲述，我一定不会知道。关于临睡前的时光，那是我一天中最快乐的——台灯光线调得暗暗的，父亲坐在我床前，如果是冬天，他会脱了鞋从另一头钻进被子，我们面对面坐着，挨得很近。讲到兴奋处，父亲就拉开窗帘让我看黑夜中带着亮光的高楼，或者突然从被子里抓住我的脚，把我拽进他怀里。

我也常常向母亲请求，可不可以把父亲用无数根牙签制作的木结构别墅给我看一看，那是父亲给母亲的结婚礼物，别墅有阳台，有木格栅窗户，还有木质的大门，门可以推开，只能伸进一个指头。据说父亲就是从这扇门里变戏法似的拿出了求婚戒指——也是牙签做的，用火烧红后弯成了圆圈。

3

我家所在的这幢楼是一个魔方，怎么说呢，每层楼，每个单元隔些日子会进行转动，白天没人注意到它的变化，转动只发生在夜里，人们睡在自家床上，并不会感觉什么，等到第二天早晨起来，便发现原来站在阳台上只能看到西边的风景，现在却只能看到东边的风景，这一定是从西边转到东边来了；也有人早晨下楼去，发现只走了几个台阶就到达地面，这家一定是从顶楼转到了一楼。

你也许不相信我的话，一开始，我也和你一样，不相信房子会自己转动，直到我们换了两次新邻居才不得不信。一次转来了一对年轻夫妇，他们很漂亮，像从电影海报里走出来的人，年轻夫妇有一个还不会走路的小男孩，也和他们一样好看。我和父亲是在早晨出门时遇见他们的，年轻夫妇向我们问好，说是刚从东边过来的，以后要和我们做邻居了。

不知道会做多久邻居呢，也许我们很快就要转走了，我对他们说。

年轻夫妇笑了笑，说，啊，那真是遗憾。

第二次转来的邻居是一个老头，他已经很老了，对转到顶楼不断抱怨，他并不想住这么高。我们在楼梯上相遇，他的拐杖正带着他蹒跚而行。顶楼真是太糟糕了，他对我们说，真希望早点离开。

会的，一定会的，我告诉他。

与老头告别后，我问父亲，我们还有多久才能转动？

父亲说这个很难说，因为这座楼真是太老太老了，转动得越来越慢，我们家最后一次转动还是很多年前，那时我只有两三岁，还没记事。我们从底楼转到了顶楼，我第一次学会了爬楼梯。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去天台吗？父亲问我。

我摇摇头，那时实在太小了，记忆力孱弱，什么都记不住。不过，顶层的确有一个天台，用梯子可以从检修口爬上去，父亲经常带我去天台。一开始，我是坐在父亲肩上爬梯子，等我大一点后，我就能自己上去了。天台很大，四周没有护栏，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我问父亲，这是不是就是世界？

父亲愣了一下，说，是的，不过，还要往更远更远的方向去，世界很大，你只看到了一点点。

我说我想到世界里去。

父亲笑了，把我抱起来，向空中抛掷出去。

夜晚，灯火亮了，每幢楼都安静地立在原地，我们通过灯光的明暗来辨别距离远近。父亲喜欢和我讲述每幢楼的故事，他是个建筑师，他比任何人都知道得多。

在我五岁那年，我认识了我家东边的那幢楼，它是个有情绪的楼，喜欢听住在楼里的人诉说心思，人们快乐时，它也会快乐；人们忧伤时，它也会很忧伤。一天它听到一个悲伤的故事，很悲伤很悲伤，第二天，人们发现那座楼虚弱了很多，有一处墙角都坍塌了。

六岁那年，我家北边的一座蓝色的房子突然不见了，那些天父亲出差，我没法去天台，等我们上去时发现蓝色房子的地方成了一片废墟。父亲说它去了别的城市，因为住在里面的一个女孩生病了，她的腿坏了，再也不能走路，而女孩最大的梦想就是去各地旅行。蓝色房子带着女孩旅行去了。半年后，我和父亲乘火车去Y市，我们看见了它，它离铁轨很近，还是那么蓝，正和别的颜色的楼排成一排晒太阳呢。

父亲说如果你是细心的人，一定会发现城市的很多秘密。尤其是夜晚，建筑们总在悄悄做些变化。由于白天站立得太久，夜晚会相互偎依一小会儿。据说有一次大雪，通洋河上的大桥太冷了，便把自己缩成一团，一个打算从桥上经过的人走着走着，前面突然就没了路，差点掉进河里。桥只好伸展出去，尽管有些懒洋洋的，但它不敢怠慢，因为服务人类是它们的职责。

母亲很反对父亲带我去天台，她觉得太高了，而且风大。她第一次上去费了好大劲，下来是让父亲背下来的。母亲站在天台上，头晕晕的，腿直抖，她说真不知道你们爬上来干什么，太危险了，受罪，而且没什么好看的。

母亲的重点在“太危险”上，她是个喜欢把自己的感觉强加于别人的人，在她认为去天台是件危险的事后，便不允许我们上去了。母亲曾试图找人将洞口堵上，但考虑到那是检修口，便不敢擅自操作了。后来又把我们的梯子藏起来，但很快就被父亲发现，父亲一边往上爬，一边得意地对我说，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一颗探索的心。

我们又站在天台上了，天空飘着小雨，雨丝被微风吹破，空气干净而凛冽，我学着父亲大口大口地呼吸。四周黑茫茫的，远处高高低低的建筑将夜幕分割出来。我认识的建筑越来越多了，它们带着独特的性格和脾气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世界，我从来不害怕夜晚黑洞洞的如课本上描写的“鬼魅”似的房子，我知道一定是它们睡得太沉或吸收了人们太多的坏情绪才一动不动。我也不害怕一个人走很长的天桥，如果我告诉它我很累的话，天桥一定变成滑滑梯让我快速滑到对面。每天上学路上，我都会和我认识的建筑们一一打招呼——

嗨，你最近是不是有心事？我对一幢长满藤萝的房子说，房子的屋顶一天天地凹陷下去。

你从别的城市过来的吗？我以前为什么没有见过你。我仰着脑袋看一幢楼越来越高。

喂，你已经很久没有像伞那样打开了，住在你里面的人一定感到不开心。我拍着一堵墙壁说。

……

4

事情发生转变是在2001年，这一年对父亲来说比较特殊，他突然离开工作十多年的建筑设计院，要回家写小说。对于父亲这一决定，很多人感到不解和惋惜，尤其是母亲，认为父亲的脑袋是不是被驴踢了？！这是她的原话。当然，父亲的脑袋完好，圆润，光滑，甚至饱满，从未经历踩、撞、踢以及进水之类的事件。父亲对于辞职原因并没有和我们道明真相，是单位改制逼迫下岗？是经营不善裁员？是工作中犯了错而不得已辞职？还是父亲自认为怀才不遇而愤然离开？

那一年，我九岁，在花园小学读三年级，父亲辞职那天是星期四，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那天我加入了少先队。父亲去接我放学，在我们家，谁的收入低谁就承揽起接送我上下学的任务，可见父亲对未来自我价值的充分认识。没有风，红领巾一动不动地僵硬在脖子上，我多么希望能刮起一阵风，将我的红领巾吹得像图画上一样飘扬。父亲突然从后面把红领巾转了个方向，又将三角的部分罩在我的眼睛上，我眼前的世界顿时变成朦胧的红色，父亲牵着我，一边走一边问，房子是什么颜色？红色。我回答。天空是什么颜色？紫色。大树是什么颜色？黄色，哦，不不，红色。我们一路都在描述不同颜色的世界，以至于我在第二天的课堂作业上就用紫色的天空和红色的大树造了句，作业本发下来，我发现它们的旁边画了两个大大的红叉。

父亲那个时期的小说我读过一些，我识字不多，短一点的还能结结巴巴读完，长点的需要父亲朗读或给一些字注上拼音，父亲很乐意这么做，我也乐意成为他的第一个读者。父亲在文章中写了一个叫“剪力墙”的男孩，喜欢爬上屋顶看远处，他从没有见过真正的山，当“剪力墙”在图画里看到山的形状时坚定地认为每一个屋顶都是一座山。我问父亲为什么叫剪力墙？父亲说这是建筑里的说法，剪力墙是房屋里主要承受风的作用。我似懂非懂，但觉得很有意思。

父亲的稿费很低，在家中地位也可见一斑，我记得几次母亲与他争吵，他信誓旦旦又百般乞求地希望母亲能给他几年时间——父亲将大拇指别在掌心，剩下的四个指头孱弱又倔强地叉开着，四年，父亲说，给我四年。

父亲并没有一心扑在写作上，很多时间仍然在进行建筑设计，只是不去单位，而是躲在他的小书房里。有好几次，我走进去，父亲正伏在一堆图纸上写写画画，见我进来，惊慌地站直身子，褐色的毛衣堆在脖颈，几个线头如小草钻出来。多年后当我从鲁迅文章里认识圆规一样的杨二嫂时，我觉得我的父亲就是一支生锈的圆规。

你在设计房子吗？我问。

父亲说，是是。

它会转动吗？我问。

哦，会啊。

我趴在图纸上一顿瞅，长长短短的线条构成一个我熟悉又陌生的世界。对于平面图和立面图，我还能看出个大概，可剖面图，就完全看不懂了。

倍面图是什么意思？我忍不住问。

这字读pou，剖开的剖，不是倍，剖面图就是把房子剖开来看。父亲一边说一边用手在空中做出刀切的动作。

啊，我明白了，把房子切断是吗。

哦，是。父亲说。

可是，是谁把它切开的呢——

父亲没等我说完便给予我肯定，对对，你说得对，就是这样的，就像有人用大刀切开一样，就是这样的——

这时母亲从外面走进来，自从父亲辞职后，母亲便更加理直气壮进出父亲的书房，四处看看，顺便抽几张图纸带出去，卖给楼下收废品的大爷，或者用来吃饭时盛放骨头和鱼刺。母亲进来喊我们吃饭，说，喊了好几声都听不见吗？！

母亲突然成为家中收入最高的人，说不上是激动还是悲愤，总之，地位的急骤上升，使得她常常说话语无伦次，而且又显得过分热情，比如吃饭的时候，会主动给我们夹菜，她的筷子在空中夸张地划出一道抛物线，然后用力地落在我们碗里，有点尘埃落定的意思。其实，也不是鱼肉什么的，无非还是惯常吃的那些青菜黄瓜，好像经她的筷子那么一夹，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

晚饭后，我和父亲下楼散步，天还很亮，路上依旧车水马龙。我们走得很慢，很多时候会停下来认真观察一座楼，傍晚的阳光把楼房的影子重重摔在地上，它们比早晨看起来疲惫、臃肿多了——真的，只要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们与前些日子有了变化。不过，除了我和父亲，没有人愿意停下脚步，好像人们总有着干也干不完的事情。

突然，有个女人从拐角窜出来，张开手臂，拦住父亲。

陈工，我知道你就是陈工，你就是那个设计师陈工。女人的声音在颤抖，她个头很矮，头发胡乱地撇向一边，脸色不太好，眼睛里充满仇恨和哀怨。

5

那天拦住父亲的人叫杨秀梅，胜利建筑公司临时安装工小李子的老婆，父亲并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父亲，但她从别处打听来的信息知道了陈工——我的父亲住在793宿舍楼里。如果不是几个月前的一场施工事故，她和父亲之间不会有任何交集。

父亲设计了一座会旋转的大厦，由胜利建筑公司承建，在砌筑到十一层时，北轴线上一根钢结构短梁突然倒塌，当时有两名工人正在梁上，一名就是杨秀梅的丈夫小李子，他正坐在横梁上小憩，将身上安全带的锁扣系在该梁上。那天很热，他将安全帽摘下来扇扇风，当他从高处摔下来时因为头部没有任何保护，当场死亡，另一名建筑工也摔成重伤。有人说事故原因出在隐蔽工程施工时，施工方和监理方沆瀣一气，进行偷工减料；还有人说是材料进场前没有经过严格的试验检测，材料不达标；当然，还有另一种说法，事故原因正是两名建筑工在没有佩戴安全帽的情况下违规操作。事故发生后，施工被叫停，施工方和监理方都受到相应的处分，经调查，事故原因出在施工安全上，与设计方没有关联。

但也有人议论，说旋转大厦设计得太复杂，柱子密密麻麻，像走进丛林，柱梁之间连接的高强螺栓多得像天上的星星，施工难度强。

不知道父亲的辞职是否与此有关，尽管父亲从没有说过。当杨秀梅第三次拦住父亲时，父亲已经不像第一次那样心平气和地，用我们听不懂的专业术语一遍遍地解释了。父亲弯着腰，脑袋向前伸出，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将要说的话倾巢而出。他的脸涨得通红，夕阳在他红色的脸上又抹上一层焦黄，那一刻的父亲多么像公园里拙劣的铜像。杨秀梅说，为什么要设计这么复杂的房子呢？为什么不设计个老老实实的房子呢？

父亲愣在那儿，像是被什么击中了，手臂还保持着最后一句话时的伸张度，我看见夕阳像火苗印在父亲眼里，但很快就黯淡了下去。

再次被杨秀梅拦住的父亲已经不再开口说话，他的舌头变得僵硬，面色晦暗，父亲拉着我的手迅速跑开，试图把杨秀梅甩掉。我们东拐西拐，那些平常我们十分熟悉的街道、巷子，变得错综复杂，有好几次，我们被一堵墙拦住，或者，走着走着，路就不见了。直到天完全黑透，我和父亲才在一个墙角蹲下来，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黑暗笼罩，各种声音升腾起来，汽车的鸣笛，自行车的铃铛，商铺里的歌声，车轮碾过柏油路的声音，以及远处大型工业机械的轰鸣声交织在一起，每一种声音都在争相表达。很久过去了，我们都没说话，耳边有父亲的呼吸声，由于太过用力，如同啜泣。

可是，为什么要老老实实呢？为什么不能复杂呢？父亲在黑暗中突然自言自语道。

我和父亲慢慢往回走，进了小区，老远的，就看见母亲和三轮车大爷站在路灯下，她的脚边码着两捆东西。父亲疾步上前，似乎顿时明白母亲叫我们饭后散步的真正用意。

这个不能卖。父亲打算去提那两捆图纸。

母亲抢先一步抱住它们，说，不能卖，家里还有地方搁置吗。

他们在路灯下拉扯了几下，捆扎图纸的尼龙绳就断了，图纸散了，风挑事地从地上包抄过来，吹得到处都是。突然，母亲号啕大哭，用力地跺脚。这下，父亲慌了，不知道先捡图纸还是该劝慰母亲。母亲的哭声誓不罢休，捡回来的纸片又前仆后继，父亲弓着腰在纸片和母亲之间来来回回。总之，那个晚上，父亲狼狈极了，他的长腿和长胳膊显得那么多余，甚至尴尬。

6

母亲迎来人生的第一次“因公出差”，出差带来的喜悦让她很快忘记不久前与父亲的那次争吵。临行前她特意做了一桌菜，似乎要表示某种新征程的开始，她给自己倒了点米酒，因不胜酒力，脸很快就红了，说话也颠三倒四，为我们夹菜的频率也明显变高。其实母亲不过是单位里的一名小组长，阴差阳错获得一次去外地学习的机会。母亲叮嘱我在家要听话，要早起，要多喝水，晚上睡觉要把窗帘拉上，还要好好学习，做人上人——如果我不及时打断，她能没有穷尽地说下去。母亲对我交代完毕后又转身面向父亲，突然眉头皱起来，愣在那儿，似乎对他没什么想说的。

母亲出差的日子，父亲待在书房里的时间更长了，有时我半夜醒来，书房的灯还亮着，我推门进去，父亲正伏在桌上写字，看见我，眼皮用力眨眨，好像要努力看清什么。你不困吗？我问父亲。父亲不知所措地笑笑，站起来，把我拉到桌前，指着图纸上密密麻麻的数字说，你看，看着它们就不困了。

父亲天亮才从书房走出，母亲不在的日子他格外珍惜在书房的机会。我们一同吃了早点，下楼前我才发现红领巾不见了，父亲帮我到处翻找，仍不见那一撮红色。我使劲回忆，昨天是不是掉路上还是被我放到哪儿了，眼看快要迟到，父亲突然一激灵，说，有了。我以为是红领巾找到了，他将我拽进书房，从柜子里找出红色颜料和画笔，迅速在我的白衬衫上画起来。

人得学会应对，你说是不是？父亲一边画着一边对我说。得益于他画过若干建筑图的功底，“红领巾”很快就逼真地飘扬在我的胸前，父亲送我到学校，在晨曦里向我挥手作别，他用左手指指自己的胸前，似乎还沉浸在创造的得意之中。

可想而知，如你们所料，还没到放学，我的“红领巾”就淌得到处都是，白衬衫变成花衬衫。早晨父亲没找到丙烯颜料，急忙用油画颜料代替，因为很难吹干，中午的一场小雨就让它面目全非了，衬衫上红一块白一块，这让我十分尴尬，整个下午心情都极其糟糕。

比我心情更糟糕的是母亲，当她出差到家，看见崭新的白衬衫被搞成这样，整个人都爆炸了。母亲爆炸的范围很广，波及父亲、我以及书房里的两盆花。

至少，我们是在解决问题。父亲向母亲解释，他的意思是至少解决了我今天升国旗没有红领巾的问题，而衬衫被弄坏了那是另一个问题。

母亲哪里能听得进解释，哭诉着，从小小衬衫的命运一直哭诉到自己的命运。

那天晚上，我快要入睡，父亲突然开门进来，每次我被母亲训斥或遇到不开心的事时，那个晚上父亲一定会悄悄来到我卧室，我总是装作熟睡的样子，一动也不敢动。父亲会在我床边坐下，小声地近乎自言自语地安慰我几句，或者在枕下塞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诸如“相信这个世界是美好的”这类句子。

父亲坐下来，床轻微地下沉，我在黑暗中悄悄睁开眼睛，父亲黑黑的身影格外瘦削，他一动不动地坐着，我不知道是自己又睡着了还是父亲一直都这样沉默，很久之后，他才起身离开。

7

那段日子，是我们家战争的繁盛期——我想不出更好的词语来形容吵架之频繁。母亲和父亲，母亲和我，我和父亲……这也是我很快学会三位数之间的排列组合的原因吧。

我和父亲的第一次争吵发生在我十二岁那年，我的身体在这一年又向上拔高很多，大概也得益于每餐母亲地给我近乎疯狂夹菜。

那天班会上，老师让我们用几句话描述各自的儿童节心愿，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个儿童节，同学们踊跃站到讲台前，他们无非是想要新书包，新文具盒，看海豚表演，吃一年肯德基之类实际又无耻的心愿，只有我希望有一幢漂浮的房子，像气球一样，在天空中“冉冉升起”——我用了一个刚学会的词语，可还没说完，教室里便哄堂大笑，笑声像正午烈日下的豆荚在地里砰砰作响，教室里沸腾了。我越解释，炸裂声越大，炸裂声越大，我越要解释——每个字在我嘴里碰撞，蹦跳，变形，我结巴起来，最后不得不伏在桌子上一阵痛哭。

这是我有生以来（如果十二岁也可以这么说的话）最痛苦的一天，痛苦并不是来自同学们的哂笑，而是我感到从前那个鲜活浪漫神奇的世界正一点点从我眼前褪去，它们变得僵硬，死板，了无生趣。

我和父亲的那次争吵发生在天台上，那天天台上正在安装广告牌，几个焊工将几块铁皮蒙着的钢骨架死死地焊在天台四周。

这广告位是经过合法拍卖的，你不得阻拦施工。安装工人一边对父亲说一边继续电焊。

父亲与他们交涉，从请求到阻拦，均无效果。父亲退在一旁，无奈又沮丧地看着四周逐渐被包围。

其实楼房是不会转动的。我站在父亲身旁突然说道，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时机，有种火上浇油的痛快。

父亲愣在那儿，显然被我的话惊讶到了，他看着我，似乎不太明白我的意思。

楼房是不会转动的。我又大声说一遍。

父亲看着我，这时的他神情忧伤，嘴角动了动，试图想解释什么，还没开口，我便继续说道，楼房不会折叠，也不会移动，桥也不会卷起来，也没有像森林那样的楼房，我们的楼也不能像魔方那样旋转——我几乎声嘶力竭，每一个音节像凌厉的石子砸在父亲瘦削的身上。

你可以……父亲结结巴巴地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神奇的大脑，我们的想象力……

可是，什么都不是。我语无伦次地打断父亲，我说起班会上的事，说起自己可笑的心愿。我无法表达我的悲伤，仿佛自己不再感知太阳从何方升起，又落向哪里，我只看到楼房倒塌，又拔地而起，春天来了，又去了，我一天天长高，世界一点点变坚硬。好像一扇门被关闭，另一扇门打开，十二年生命所有的经验都暗暗对即将发生的一切注入疑虑。

只要我们有想象力，我们就可以——没有想象力的世界将是——父亲试图宽慰我。

我立即捂上耳朵吼道，我不要听，我不喜欢这个世界。

你的心愿是要悬浮的房子，是吗？父亲小心翼翼地询问，是——是紫色的吗——

够了，我捂着脸哭，不知道是对父亲的询问够了，还是对这个越来越真实的世界够了，我想起贴在卧室门上像气球一样漂浮在空中的房子，心里十分难过，我的世界被什么控制，顿时失去美妙的感觉。

这是我最后一次和父亲一同站在天台上，就连这个曾经是我们乐园的天台也在改变，它们退回到“天台”这两个汉字的本意中去，不再具有任何浪漫和温暖的意义。

父亲低着头，像犯了错，过了很久才说，你不一定要相信，你只需记住就行。

8

儿童节到来前，父亲变得十分忙碌，除了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写写画画，其余的时间几乎都待在天台上。不知道父亲从哪儿搞来了一些材料，钢管、铝材、隔热板、预制块之类的，在天台上叮叮当当忙活起来。

站在天台上已经无法看到四周的景物了，一人半高的广告牌遮挡得严严实实，只有一个电焊时戳通的小洞，脸凑过去，只能瞥见近处的一点楼尖。我将一只眼睛对准小洞，看会儿，再换另一只眼睛看会儿，四四方方的楼房，笔直的楼房，现在它们在我眼里毫无生气。黄昏猝不及防到来，车灯不经意地亮起，白天就结束了，稍早夕阳在墙面上打出笨拙的阴影，这是楼群极其抽象的时刻。

我不愿意再爬上天台，梯子还架在检修口处，有时我往上爬，探出脑袋看一眼就下去了。照常能看见父亲弯腰在测量什么，他在地上进行放样，切割，组装，有时又匆匆跑到书房里进行计算，我并不知道父亲在捣鼓什么，母亲也不知道，母亲对于自己搞不明白的事总是充满愤怒，她在卧室里和父亲吵架，在书房里和父亲吵架，最严重的一次是在天台上和父亲吵架。天台真是一个奇妙的地方，那些浪漫奇幻的时刻总是和它有关，当然，绝望和心灰意懒的时刻似乎也经常发生在天台上。

儿童节前一天，我趁父亲不在，独自爬上天台，不能确定父亲要做的是不是我的儿童节礼物——能够漂浮的房子。因为天台上狼藉一片，看不出任何和房子有关的迹象。那一刻我的心情很复杂，期待，沮丧，以及气愤。

为表达悲愤，我又悄悄潜进父亲的书房，将那沓画满房屋图形的图纸偷出来，点上煤气灶，火苗像水边的小浪花在图纸上游动，图纸慢慢打卷，在变成灰烬前被我迅速扔进水池，拧开水龙头，将它们冲走。我为自己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而得意，得意之后却又无比悲伤，好像与从前的一切进行了决裂。水池壁上残留着一小块指甲盖大小的图纸，黑色线条像鱼鳞一样。我将水池底阀塞住，继续放水，直到那片图纸在水中摇曳起来，我认真地看着，突然悲欣交集，真的，它像一条鱼似的自由又禁锢地游动。

后来，我去了卫生间，水池越来越满，我忘记关水龙头。当我反应过来，厨房和客厅的地面已经流水淙淙了。我准备着母亲回来训斥一顿，出乎意料的是，母亲将矛头指向父亲，认为父亲不看管着我，才使得闯这么大祸。看着父亲低声下气解释和道歉，我有种幸灾乐祸的得意。这是母亲与父亲的最后一次战争，因为我的缘故，不管从战争人数还是从战争核心问题上都达到了高峰。

那时候他们之间已经没有感情了。这是母亲说的，为了证明自己的话，母亲将父亲赶到了书房，她把被子和折叠床扔到书房里，气咻咻地将门用力撞上。

父亲顺理成章地躲进书房了，他变得比以往更沉默更孤单，图纸的失去对他打击很大，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显得失魂落魄，常常木然地看着我，似乎对此心知肚明，但父亲从没有问过，而是继续伏在书桌上写字。那段时间，父亲开始拼命写作，以期获得更多稿酬贴补家用。我在报纸和杂志上都看过他的文章，那是另一个父亲，冷峻又理性。的确，他每天都在写着，案头上还有很多写满字的纸片，不知道是否可以称作小说还是日记的片段：

“那天我和徐工、吴工去工地，大家在车上讨论建筑设计与想象力的关系。徐工说，建筑设计永远不需要想象力，要的是你洞悉社会问题，并且想办法利用建筑设计的工具以及协调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吴工的观点和徐工一致，也认为建筑更多的是解决问题，如何用建筑去解决城市、场地、功能、气候等人的居住问题。他们告诉我，实际上，工作中是不需要想象力的。我没有接茬，我并不认同。”

“今天在杂志上看到一个建筑作品，它的图像和叙事如此疯狂和古怪，但是又如此容易让人接受，好像我们随时都有可能走进任何一个建筑里。他们很私密，很具有张力，是对世界的建造者——建筑师力量的有力证明。”

“1916年，爱因斯坦在分析宇宙时发现，根据广义相对论，宇宙是不平衡的，它要么是膨胀，要么是收缩。如果仅仅存在万有引力，那么星系之间应吸引而相互靠近，宇宙应是在收缩。为了使宇宙趋于平衡而完美，爱因斯坦给宇宙方程加了一个常数。但是，随着人类观测技术的发展，哈勃望远镜观测到宇宙非但不是收缩，也不是平衡的，而是在膨胀着，为此，爱因斯坦才取消掉了宇宙常数。但是，问题也出来了：是什么力在使宇宙膨胀呢？”

“从反重力的初次提出起，科学家们就开始寻找反重力，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试图制造反重力装备。”

“1948年，富勒在黑山学院演讲中提到了一个概念——Small islands of compression in a sea of tension。他比喻宇宙中的天体，就像是漂浮在万有引力的拉力海洋之中的、受压的孤岛，大自然中有‘间断压、连续拉’的现象。对受过结构分析训练的人来说，它由‘不连续的受压构件’和‘连续的受拉单元’组合构成，因为构件之间互不接触，所以看起来就像悬浮在空中一样。”

“如何保持悬浮平衡，必须满足两个条件：1.合力为零；2.合力矩为零。则T1=mg+T2；mg*Rg=T2*R2”

“m1v1 + m2v2= m1 v1‘+ m2v2’”

……

越往下，我越难看懂，专业，艰涩，文字变少，几乎都是字母和数字，以及令人费解的公式。

9

母亲和父亲逐渐“关系破裂”，母亲一遍遍地向我述说这几个字，以表示对父亲的不满。她的工作越来越顺风顺水，很快从小组长晋升为部门主任，薪水自然也高了，母亲给我零花钱时显得十分豪爽，她将票子在手掌上用力一拍，发出欢快的声音来。

父亲偶尔还在做他的研究，准确地说，是研究能够漂浮于万有引力中的房子。我觉得父亲已经不是在为我的儿童节制作礼物，因为儿童节早已过去，我也已经长大。父亲似乎是在和所有人对抗，和这个充满规则和秩序、没有想象力的世界在对抗。

我有时推开书房门，喊他吃饭——如果这是电影画面的话，应该采用蒙太奇手法，门外的人从一个十二岁的男孩逐渐变成和父亲一样又高又瘦的小伙子。

是的，我已经长大。

在我去外地读书的那几年，父亲老了很多，我依旧会推开书房门喊他一声，父亲在台灯下抬头，额头上密密匝匝的皱纹，他已经谢顶了，当他低着头时，头皮光亮地在一圈稀疏的头发中突显出来。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自己：刚谢顶那会儿，有点裸露的羞涩和不好意思，很难为情。下雪时，寒风裹着雪片吹打在我裸露的额头上。那一刻，仿佛我一个人顶着这个世界所有的寒冷和重力。

我没有立即关上门，而是走了进去，在他的书架和书桌上随意看着。父亲显然很意外，连忙从椅子上站起来。这些年我们很少说话，仅有的几句寒暄都极其敷衍和客套。我记得我们最后一次愉快地畅谈是在儿童节班会之前，我指着贴在门上的画，那幅如同气球一样漂浮在空中的房子。我问父亲，他想住在哪一幢？父亲说绿色的那幢吧。我又问父亲，它们会不会飞得和星星一样高？父亲点点头说会的。可是，我急切地说，可我找不到你怎么办？父亲笑了，说，不会的，我房子里的灯是温暖的黄色，当你看到天上有很多星星时，那颗闪耀着黄色光芒的就是我的房子呀。

我曾活在一个充满奇幻和想象力的世界里，多么生动，多么丰富多彩，它不像长大之后认识的这个单调和乏味的世界。说不清究竟是谁夺走了这一切，还是受到了欺骗。不过，我早已原谅父亲，但我却无法理解他。

那晚，在我临睡前，门突然被打开，是父亲，他很久没有进来了，很显然，我们彼此都有些不自然。我刚躺下，又僵硬地坐起来。父亲不知道该坐下还是站着，不知所措，最后为了表示某种亲密很拘谨地坐在床沿上，背对着我。他的背有些驼了，身体明显向前倾。他两手交叉着，又分开撑在床沿上，来回几次后，才开始和我说话，问我最近的情况，这次回来多久等等。他好像并不关心答案，没等我回答完又开始下一个问题。有一阵，我们都不再说话，沉默是负空间，声音的缺席，空气有种下坠的力量。

终于，他离开了，我们都感到释然。在门打开的刹那，他突然转身问我，一个父亲，怎样才算是伟大？

和刚刚一样，他并没有等我回答，门便轻轻关上了。

一个父亲能得到孩子的爱，那么，他就是伟大。这是我的答案，但我没有说出来。

10

很多年后，我仍然记得那个晚上，我和父亲小心翼翼地说话，像两个陌生人。父亲离开后，我很久都无法入睡，耳边有各种声音，声音是我与这个世界的唯一联系。

那一夜，我做了个梦，梦见我们这幢楼成为危楼，很快就收到了搬迁通知，唯独父亲，不愿离开，楼里已空荡荡时，父亲仍然在天台上，通知上说危楼拆除将采用爆破方式，我和母亲轮流劝慰他，均无作用。那天早晨，爆破装置已全部完成，人们站在地面上仰头看着，他们并不知道天台上还有父亲和他制作的房子。这使我想起了《海上钢琴师》，那个始终不愿上岸的1900。一声巨响后，楼体坍塌，这座我曾以为的魔方一样的房子倒塌了，灰尘腾空而起，人们仰着脖子观望。突然，有人尖叫起来，快看快看。灰尘之中有个紫色的巨型物体轻轻晃了一下，然后慢慢升起。当它越升越高，才看清是一座紫色房子。它像气球一样轻盈。

现实中，那座楼很快也拆除了，我工作，结婚，生子，一切在时间的巨轮下前进，我很少回忆过去，时间过滤掉太多往事。

我和妻子在新的城市生活，我每天六点起床，六点半出门，六点四十五挤上地铁，八点前到达公司，八点十分高层晨会，九点部门会议，十二点讨论方案，下午一点会展，四点接儿子放学……这就是我忙碌又充满秩序和规则的生活，时刻都处于一种待命状态，只有在等儿子放学的那几分钟里我可以放松下来，听身边几个少妇或爷爷奶奶们聊聊八卦，但我从来不参与。只有一次，两个女人说起日本设计出一幢会悬浮的房子时，我走过去打断了她们：不可能，没有的，房子怎么能悬浮。

两个女人很惊讶地看着我，但并没理会，她们继续聊着，说日本因为处于地震带，常年的地震让政府苦不堪言，这个消息她们也是从新闻里看到了，已经部分投入使用，这不是《飞屋环游记》里的桥段，而是房屋在地震发生时会自动悬浮，脱离地面，像气球飘浮起来。

谈论的人越来越多，不少人是刚刚看到了新闻。后来，他们又谈论会“移动”的房子，因为房屋地基下装有滚轴和轨道，楼房就能迁移到不同位置，这主要用于道路拓宽或房地产开发地老建筑保护等。很多城市已逐步采用该项技术。

人群里有人感慨，这个世界是属于那些敢于大胆想象的人。我侧耳倾听，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因此而感动。

儿子从幼儿园出来，我还呆愣在那儿，小家伙哭闹着不肯坐车回去，非要“换一条路”，我们不得不沿着马路向前走，从一条巷子穿过去，再经过一个广场和建筑工地。工地已经停工了，不知道停工原因，总之一切都像摁下了暂停键。

我们从砂石堆穿过，翻过一截砖墙，但儿子提议歇一歇，他对这个工地充满了兴趣。我们坐在一块混凝土平台上，平台下面的地基还没回填，钢筋捆扎的铁笼像巨兽横卧在地下，儿子问，这是什么？

建筑钢筋。

它是干吗用的？儿子又问。

做地基用的。我说。

地基是什么？他继续问。

地基——我愣住了，差点对他说出“地基是指建筑物下面支撑基础的土体或岩体”。我想了想，换了种说法，地基就是房子的根。

房子为什么要有根？他打破砂锅问。

如果房子没有根，我不紧不慢说着，房子就会像气球一样飞起来——

啊！儿子尖叫一声，明显是兴奋的。

我也笑了，因为看到他的小脸上神采飞扬，我好像被什么鼓舞着，血液沸腾。我告诉他，我小的时候，曾住在一个魔方一样的房子里，每过一段日子房子会自动旋转，住在西边的人会转到东边去，住在底层的人会转到顶层。还有，我继续说道，我家南面的楼房会折叠，北面那幢楼房会移动，再北边还有一座桥，它冷的时候自己会卷起来……

由于惊讶，儿子一直张开着嘴，他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眼睛睁成铜铃，我分明看到那对黑溜溜的眼睛里正放着光。

这是真的吗？爸爸，是真的吗？儿子兴奋又急迫地问，但他似乎并不需要答案，整个人沉浸在一种难以抑制的幸福之中。

我看着他，眼睛有些湿润，那些我被父亲抛掷出去的瞬间，被倒立的瞬间，以及和父亲站在天台上看密密丛丛群楼的夜晚，都在我的眼前出现。

我跳下平台，将儿子扛在肩上，慢慢往回走。

暮色四合，我在黑暗中拽着儿子的小手，小声地说着，仿佛也是对自己说：你不一定要相信，你只需记住就行。

汤成难，小说散见《人民文学》《钟山》《上海文学》《作家》等，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新华文摘》等转载，并多次入选小说年度选本及文学排行榜。获得第五届、第七届紫金山文学奖、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出版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抗战》《只有一只乳房的女人》《比邻而居》，小说集《一棵大树想要飞》《J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