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一匹马或一朵云（中篇小说）

文/余一鸣

付文化给我打电话，用的是一个陌生号码，一般来说，不是我通信录名单上的来电，我都不接，包括座机来电。可是，那个号码后面的人很执着，打个不停，我掐一遍他再打一遍，我只得接了。我正要骂人，电话里的人抢先说话了，说：“豁牙，我是文化。”“豁牙”是我小时候的绰号，我爷爷是大队支书，我是村上代销店的主顾，我爷爷闲着的时候，就驮着我上代销店消费。一个破小店能有什么好吃的呢？冰糖、水果糖、砂糖饼之类，我的牙齿顺理成章地变成了蛀牙，前赴后继地牺牲了，好在那时我小，还有一次换牙的机会，等到我新牙补缺，我也门面一新的时候，我的绰号却已经挥之不去，它永远活在村人们的心里，永远活在付文化的嘴上。付文化终于露面了，付文化说：“想死你了，出来见个面吧，朝天阁。”这词是某个相声演员的开口词，付文化的腔调学得挺像，看来他今天心情不错。我正要问问他的近况，他已在那头掐了电话。

朝天阁地址在朝天宫附近，这朝天宫是东宁的一处名胜，如果你有耐心听付文化“讲古”，他能从春秋的冶城讲到元朝的玄妙观，从明朝的朝天宫讲到民国的“首都高等法院”，可以给你讲上几天几夜，让你不得不叹服，人家名字里“文化”这俩字还真不是让人白喊的。朝天阁好像与朝天宫八竿子打得着，却根本不是一回事。朝天阁里有“阁”，但它与朝天宫里的飞云阁、飞霞阁不是一个概念，它就是弄堂里百姓旧居的一个阁楼，拆了四面的木板墙，换成了全透明玻璃，揭了阁楼顶，换成了琉璃瓦飞檐，上为宴厅，下为厨房，对外一天只服务一桌，顾客至少得提前一个礼拜预订，排队等着。付文化以前喜欢在这里待客，价格死贵，吃完最后一道菜，肚子常常还没填饱，我不喜欢这里，太虚，但付文化喜欢，就像他喜欢穿唐装戴腕串一样，他讲究个“文化范”。我一个教古典文学的大学教授，接受不了一个包工头的“文化范”，不知该笑话我还是该笑话他。

付文化已在朝天阁候着，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司机小张，小张也好久没见了。优秀的司机总是跟车形影不离，付文化的座车跟小张一起失踪，至少证明了小张想做个好司机。小张回来了，看样子车也应该回来了。我朝巷口瞥了一眼，那辆奔驰G63真的神气活现泊在那里。付文化说：“豁牙，没想过我有回来的一天吧。”我说：“在付文化身上，发生什么事我都不意外。”付文化穿一件对襟褂子，腕上仍然是串珠，但络腮胡极其茂盛，与鬓发连起来了。以前他都是刮得干干净净，耳根到下巴铁青色。现在蓄了须，人顿时添了几分匪气。我摸了摸他的腰后，疑心他是不是揣着斧头，我在东宁城里第一次与他喝酒，他的后腰揣着板斧，一左一右两把。他笑着扭了扭腰，说：“痒，别闹，都什么年代了，还揣那玩意儿。”我说：“看样子你腰杆子又硬起来了，不需要那东西撑腰了。”小张插嘴说：“那是，周教授，H集团重组了，我们老板的钱要回来了。”

做建筑工程的人，没有不陷入连环债务的。付文化这种包工头出身的建筑公司老总，本来就没有强有力的资本撑腰，竖旗杆时，接个工程就像单身汉娶老婆，全靠左邻右舍凑份子帮忙。凑不齐，那就得赊账。塔吊脚手架可以租，租不到的只能赊。钢筋水泥这样的主材一般是甲供，沙子石子红砖之类得施工队先解决，一幢楼的辅材不是个小数字，好在总有建材商苍蝇一般在工地盯着，他们哭着喊着要把材料赊给你，前提是看到你的中标合同，计算好了合同上的付款时日，拖欠一天就得付利息，生意人比鬼都精明，白纸黑字跟你签合同，工地在，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但指望甲方按时付款，这大多数情况下属于梦想。建材商可以跟你翻脸，大不了下回不跟你做交易，所以他比黄世仁还逼得紧，逼得你恨不得学杨白劳喝盐卤。可甲方你不敢得罪，人家是你的衣食父母，即使你不想接后边的活儿，你早在当下的工程上投下了身家性命，惹人家不高兴，给你拖个一年半载，你这工程队本来就是驾破车，一拖就给拖垮了。怎么说呢，人们只看到老板人前吃肉，看不到老板背后跪舔。在这样的时刻，也会有自称救星的人出现，谁？贷款公司的人。建材公司的推销员跟石子黄沙打交道，在工地脚手架下钻进钻出，戴个安全帽，那模样与工地上的农民工不相上下。贷款公司的人牛气烘烘，西装领带，手里拎个公文包，不跑工地，跑办公室，工地上的老板是幕前角色，幕后老板指定藏在某个办公楼里，哪怕租他也得租个办公室。这种贷款公司的人穿着打扮跟银行员工一个模样，但贷款利息是银行贷款的几倍，说白了人家经营的就是高利贷，在法律允许范围的高额利息。银行利息是低呀，可人家不敢贷钱给你，你这工程队就是个草台班子，人家怕钱打了水漂。那西装领带的人坐在沙发上，偶尔点根烟，喝口茶，时间长了，你隔着办公桌看上去，会把那人看成一个肉饵，明知道那肉里藏着钩子，上钩了你就是一条死鱼，你还是睁着眼睛吞下去了。有多少施工队忙活的工程，利润都交了高利贷，只有工程队的老板们一肚子苦水，自己心知肚明。一旦拿到工程款，首先付清高利贷，几乎是所有欠债人的明智之举。付文化说：“我找邢大贵，可怎么也找不到他了。打电话电话停了，上他公司发现公司关门了。奇怪了，他找我一找一个准，我找他，比大海捞针还难。”邢大贵就是一家贷款公司的老板，这本来是老鹰抓小鸡的游戏，现在反过来小鸡觅老鹰。我说：“你这回是真有钱了，急着还贷？”付文化说：“一天不还掉那钱，我就夜夜睡不着。”他说的是真话，付文化接着说，“你替我打听打听，他是不是在里面了。”

经营高利贷的人，都免不了打些擦边球，比如做出殴打、扣押欠债人这种行为，讨债人进出局子是常有的事。

我应下了，教了三十年书，方方面面都有我的学生。我说：“这些日子，五妹还好吧？付笑笑呢？这小子长久没来我家了。”

付文化说：“好，都好，前一阵都随我住到乡下了。”

我想起他在东宁的另一个牵挂，白马白城湖，它寄养在我一个熟人在江宁的马场，我说：“你有多少日子没去看白城湖了，马想你了，马场场主也念叨你了。”小张又一次插嘴说：“我们去过了，寄养费付清了，又续了三年的钱。”

付文化以前在东宁建筑市场，也属于知名的老总，也有过辉煌的时候。老板们发财后有的养一个歌舞团，有的买一个足球队，付文化在他高光时刻选择了买一匹白马，是一匹，不是一群，不排除这是他财力有限的原因。那匹叫白城湖的白马，即使在他玩失踪的日子，每次打电话给我时，他还不忘记嘱咐我去看马场里的白城湖。

付文化说：“教授，我真的是从内心感谢人民感谢党，要不是把那几个贪官逮了，我那个工程的工程款就不会被清理，再拖下去，我永世不得翻身了。”

看他说话时诚恳的样子，我信。但看他那东山再起的得意相，似乎好了伤疤忘了疼，我忍不住挖苦他，说：“你要感谢，首先得感谢我。没我，你死过几回了。当初，你爬上塔吊跳塔，不是我让大伙抱住你，你现在也只能含笑于九泉。”

付文化说：“你以为我真会跳塔？那就是做个姿态给人看嘛。不说了，不说了，那一页总算翻过去了。”

付文化正色说：“有件事我一直不知道怎么跟你讲，今天还是向你坦白了。”

我说：“就你？还有什么事情有必要在我面前藏着掖着，你还有什么丑事儿需要瞒我？”

付文化说：“你还记得两年前，我托你一件事，如果有一个叫邢莞尔的学生报考你的研究生，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请你优先考虑她。”

我想起来了，有这么一回事，那时的付文化，已经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这事他是在电话里拜托我的。我知道付文化办事的方式，比如说他以前接个工程，那是在还没有招标制度的时代，都由甲方领导说了算。别人都是直接拿下一把手，一把手可以一人拍板。付文化不，付文化做工作分层次，他当然得拿下一把手，但他并不罢休，他会去做基层人员的工作，从相关科员到科长，从相关处长到分管副总，他把工作都做到位，不需要他们挑担子，只要轮到他们说话时替付文化的公司多美言几句。付文化说，至少得让他们觉得，这付文化尊重我，花费多少在其次了。等到开会决定时，一把手只要顺水推舟，既然大家都认为这家公司条件最好，那我尊重大家意见，就这么定了。会议纪要上，一把手的表现极其民主。有这样聪明的乙方，一把手当然高兴，后边的工程还会想到付文化。付文化曾在我面前多次吹嘘他这一套手段，并列举过多个成功个例。付文化说，甲方是我的衣食父母，我不能让领导为难，不能让对我好的朋友为难，为难我自己，那才是应该的。他讲的那个保送生邢莞尔同学，我不知道付文化在前期做了多少工作，反正我看到该生的材料时，她完全符合研究生录取标准，既然她申请做我的学生，有付文化在前打过招呼，邢莞尔就成了我的研究生，现在已读研三。

付文化说：“邢莞尔就是邢大贵的女儿，她或许有她爸爸的消息。”

我明白了，这才是付文化与我见面的目的。我说：“我替你去向她打听一下。”

付文化说：“我一直想当面向你道谢，谢谢你给我面子，收下了这个学生。可这两年的日子，我身不由己，加上疫情的缘故，这事一直拖到今天。”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付文化，咱俩有这必要吗？只是，这么些日子见不着面，我也确实想你了。”

付文化今天的吃相没了斯文相。从一个人的本能吃相能看出他的生活状态，当剥掉了文明或者文化的外衣时，赤裸的付文化才是那个我熟悉的发小。

（节选自2024年第3期《芙蓉》余一鸣的中篇小说《牵一匹马或一朵云》）

余一鸣，中国作协会员，南京作协副主席。曾在《人民文学》《收获》《当代》《花城》《钟山》《作家》《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等刊发表长、中、短篇小说，著有小说作品十六部。曾获2012年人民文学奖，第四、第五、第七届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中篇小说选刊》双年奖，2011《小说选刊》年度奖，2011《人民文学》年度小说奖，2014《创作与评论》年度小说奖，《北京文学》双年奖，首届高晓声文学奖，叶圣陶教师文学奖，南京文学艺术奖，金陵文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