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嗣同，复生不死。在中国近代史上，谭嗣同是一位熠熠生辉的人物，他生性仗义重情，热爱交友，他的朋友上自封疆大吏，下至平民百姓，文有士绅名流，武有江湖豪侠。而“群学”的思潮，更为谭嗣同的广交朋友添加了理论的依托和哲学的观照。

今年3月10日，是谭嗣同诞辰159周年。当天，由市委宣传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市文旅广体局、市文联举办的浏阳文旅大讲堂在湘赣边（浏阳）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举行，邀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长篇历史小说《谭嗣同》作者彭晓玲作为主讲嘉宾，讲述谭嗣同与他朋友之间的故事。

在谭嗣同众多的朋友中，有三位很重要的挚友：梁启超因他而活，活在瞬息万变的时代激流中；唐才常为他而死，死在绚丽永恒的星光下；而近代学者、启蒙思想家、改良主义者宋恕，则因为谭嗣同的离世悲痛至大病，写下了著名的七律《哭谭嗣同》来推崇谭嗣同的英雄行为。谭嗣同与他们，不仅各自具有卓越的学术成就和政治见解，更因共同的理念和追求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浏阳市融媒体中心 记者 欧阳稳江

时务学堂教习合影（左起）：叶觉迈、谭嗣同、王史、欧榘甲、熊希龄、韩文举、唐才常、李维格。

梁启超与谭嗣同：愿我如星君如月

“孔子云：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今人有朋友圈，古人也不例外。那么谭嗣同的朋友圈是怎么样的呢？”讲座开始，彭晓玲用一个提问将现场200余名嘉宾的思绪拉到了百年之前。

作为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梁启超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那么，梁启超是如何结识谭嗣同，又对他产生了哪些影响？

1895年，李鸿章代表清廷与日本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遂倡议发起公车上书，反对割地赔款，要求变法维新。作为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同样是日夜奔走号召，连署上书论国事，请求变法维新，并很快成为了维新派的风云人物。

1896年4月，梁启超到曾广钧寓所拜访，偶遇一位谈吐气质不俗的青年访客，他便是谭嗣同。随后，两人热烈地谈论起上下古今之事，中西新旧之学。相见恨晚的两人互为对方而倾倒，于是八拜定交，结为兄弟。

一起办《时务报》、探讨学术或讨论维新变法……自1896年起，谭嗣同与梁启超、宋恕、汪康年等一群时代的先行者，不断产生思想碰撞的火花。

随着《时务报》一纸风行，梁启超与同办报者汪康年由融洽到隔阂，由分歧到矛盾，乃至关系越来越紧张。作为好友，1897年10月1日，谭嗣同致信汪康年，劝汪放梁启超往湖南任职。随后，梁启超从上海抵达长沙，前往时务学堂任教，着力开启明智。

1898年3月22日，梁启超因病离湘，赴沪就医。谭嗣同特意作《赠梁莲涧先生序》，为他送行，盛赞梁氏传播新学、教育湘中子弟的行为，并对梁父即将来湘，表示热烈欢迎。

同年9月21日，百日维新失败，梁启超逃至日本使馆，在浏阳会馆与谭嗣同诀别。而谭嗣同将家书、诗文、信稿及《仁学》手稿托付他保管，劝其出走日本，毋作徒死，并慷慨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9月23日凌晨，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莽苍苍斋被捕。

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横滨创办了旬刊《清议报》。得知谭嗣同舍身就义后，梁启超迅速在《清议报》连载谭嗣同的著作《仁学》，自第二册起开始刊登，直至第100册（1901年12月21日）刊完，共登载13次，历时近三载……从日本回国后，晚年的梁启超远离了政坛，大部分时间在天津饮冰室书斋著书立说，潜心思考中国社会的走向，探讨中外文化的融合。

“或许对于谭嗣同而言，梁启超是那个因他而活的朋友。”历史的车轮滚滚，激荡的时代中，梁启超与谭嗣同在除旧布新的近代岁月里相互扶持，披肝沥胆，为中国社会的改革与进步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前排左起：梁启超、胡惟志、吴嘉瑞、谭嗣同；第二排左起：汪康年、孙宝瑄、宋恕。

唐才常与谭嗣同：七尺微躯酬故友

和梁启超不一样，出生于浏阳的唐才常在少年时代便已与谭嗣同相识，和谭嗣同并称为“浏阳二杰”。

1878年，唐才常11岁，这一年他认识了一生最重要的挚友谭嗣同。尽管谭嗣同比唐才常大两岁，且家世极不相同，但两位少年一见如故，从此形影不离。因情谊深厚，谭嗣同还曾带着唐才常一同拜在浏阳大儒欧阳中鹄的门下，并在信中亲切称唐为“绂丞同门”。随后，在谭嗣同的张罗下，唐才常投考两湖书院一举成功，且其答卷引起了梁鼎芬的注意，各科考试屡居第一。

《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遭受了史无前例之浩劫，像警钟般震撼了每一个爱国者的心。唐才常与谭嗣同、刘善涵念及湖南还很闭塞，急于筹划振兴，三个年轻人决定在家乡浏阳兴办格致算学馆，培育人才，以求实学救国。历尽重重曲折，1895年夏，谭嗣同、唐才常、刘善涵、欧阳中鹄等各自捐款，以文庙奎文阁为社址，先行建立了浏阳算学社，谭嗣同还拟定了完备翔实的章程。这个以数学为主、兼顾物理学的算学社，毫无争议地成为了湖南维新运动之滥觞。在办算学馆后不久，谭嗣同和唐才常一起为家乡浏阳办矿，大力发展经济。

1898年3月7日，因顾及官办的《湘学报》被压制的可能，熊希龄、谭嗣同决定创办《湘报》，使之成为维新派的主要宣传阵地。创刊后，主笔唐才常激情高涨，不管不顾地以激进的言论，宣传“爱国之理”“救亡之法”，倡导变法维新，与封建顽固势力开展针锋相对的论战。后来，因为各方面打压，《湘报》便再也没有了谭、唐二人的文章。

戊戌变法方兴未艾之时，谭嗣同在北京致电留在长沙的唐才常，约他进京共襄政务。唐才常日夜兼程，赶赴京城。抵汉口时，惊闻已发生政变，谭嗣同等六君子惨遭杀害。唐才常闻讯失声恸哭，一心一意要奔去京城为他办理后事，满怀激愤地写下《戊戌八月感事》：“满朝旧党仇新党，几辈清流付浊流。千古非常奇变起，拔刀誓斩佞臣头。”因与谭嗣同自小情同手足，相互温暖相互支撑，陷入悲痛之中的唐才常写下了一副情真意切的挽联。

后来因未能找到理想的同道人，唐才常转赴香港、新加坡、日本各地，联络流亡海外志士、侨胞、留学生和外国友人，寻找救国的道路。带着谭嗣同遗愿，唐才常先后创立了自立会、成立了国会、组建了自立军等，直至直接发动起义。起义失败后，唐才常在狱中题诗：“剩好头颅酬故友，无损面目见群魔。”而其中的“酬故友”，指的就是他一生的挚友谭嗣同。

宋恕与谭嗣同：英魂岂忍忘天下

比谭嗣同年长三岁的宋恕是浙江平阳人。尽管少时家境优渥，可他很早就受到永嘉经世之学，黄宗羲、颜元等明清实学和魏源、冯桂芬等社会改革思想的熏陶，颇有济世之思想。

甲午战争失败后，宋恕广交康有为、梁启超等大批维新派人士，为变法维新舆论工作奔走鼓呼，成为上海维新派之核心。1896年4月6日，谭嗣同与宋恕相识于上海格致书院，双双一见如故。

除了与宋恕畅谈格致学与佛理外，谭嗣同在与宋恕的接触中，发现他对后期儒学持大胆怀疑的态度，指出它是“阴儒阳法”之学，还作出“三代之下无可读之书”的惊人论断。对此，谭嗣同完全赞同，并将这句话写入《仁学》之中。

在接下来的交往中，宋恕视谭嗣同为知己，他很珍惜与谭嗣同的友谊。谭嗣同在游上海后回到金陵，宋恕念念不忘，赋诗两首赠之，自称过去在儒法之辩中颇感孤立，现在有了这位“谭弟”就不再孤独。而谭嗣同也给予了热烈的回应，以诗扇回赠。

在上海七人专研佛学的团体中，宋恕与“谭嗣同最为相契”，且“谭对宋评价极高”。在他们相聚的时候，时常以自然景物互打比喻，如称宋恕是迫切寻求知己的“断云孤雁”，称谭嗣同为勇敢无畏的“怒马惊涛”，因而是天生的一对。宋、谭“相契”是建立在共同的政治信念上的，两人都极力反对数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1898年8月12日，谭嗣同应召入京参与新政，临行前特意向宋恕辞行，并访谋天下大事。宋恕对此却大不放心，次日为谭嗣同送行，再三告以时局艰难，劝他远离政治，不如早归。劝阻无效后，宋恕在日记中留下了“此公精研佛理，素能打破生死关头”的叹惋。

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遇难。得知消息的宋恕悲痛万分，大病一场。至11月上旬，宋恕病情稍有好转，在病榻上吟就《哭六烈士》七律四首，首哭《哭谭嗣同》写道：“悲哉秋气怨扬尘，命绝荆南第一人。空见文章嗣同甫，长留名字配灵均。英魂岂忍忘天下，壮士终期得海滨。遗恨沅湘流不尽，何年兰芷荐芳春？”将谭嗣同与屈原相提并论，高度赞扬其英雄行为，这也是宋恕在表达自己对好友的崇高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