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节拍客/摄

江南小说与小说江南

——江南文化视域中的当代江南小说

文/韩松刚

摘　要：当代中国，地域文化对于写作的影响其实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种影响的凸显往往是局部而微小的。如果说江南文化与当代小说之间的互动、互渗在“十七年”及“文革”期间是一股相对静默的潜流，那么到了新时期以后，江南文化对小说创作的影响、小说创作对于江南文化的丰富都有了较为生动和鲜明的外在表现。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的萌发和更迭之中，当代江南作家以其思想的自觉和诗性的审美建构起独特的小说美学，由此而形成了风格旖旎的“当代江南小说”。江南文化对于江南作家来说，是一种“伟大的传统”，可以为他们的写作提供磅礴的思想力和生命力。

关键词：江南；江南文化；当代江南小说

一

任何一个概念的提出，都要经历一个犹疑、变化和确立的过程。这里所谈及的“当代江南小说”，同样如此，这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名词解释，只是对江南文化辐射下一个创作群体的现象描摹。它是不确定的、模糊的，但正是因为这种含混和暧昧，才有了更大的文学生长空间和学术可能性。

让我们首先回到1949年前后的中国。这个时期，地域文化的影响实际上是很难直接凸显出来的。它只能在局部，在微小的领地，在个体的内心世界中，隐隐地作用着、流动着、存在着。在1949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江南文化对于当代江南小说写作的影响是极其微弱的，但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它规约着当代江南小说艺术追求的最小可能性，同时规避着当代江南小说政治属性的最大公约数，它那可怜的美学支撑在政治的汪洋大海中显得极为单薄而渺小。

1949年前后，随着国内政局的变化，许多作家不得不在新的境遇面前做出新的抉择。这中间，虽判断各异，选择有别，但“更多的作家则怀着对新政权不同程度的信任和对新社会的向往，纷纷‘北上’，云集已被确认为未来首都的北平”^{1}，而由这“北上”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在接下来几十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中，北京或者说是北方一直成为文学创作的中心。特别是在强调意识形态和政治导向的“十七年”及“文革”期间，文学创作的艺术风格基本都是政治化的，或者说是“北方化”的。不管是郭沫若、胡风、何其芳、臧克家、艾青、贺敬之等人的诗歌写作，还是刘澍德、康濯、方纪、赵树理、峻青、王愿坚等人的小说创作，都无疑地具有这种强烈的时代特征和政治意味。尤其是“十七年”期间影响巨大的“青山保林，三红一创”等长篇小说，更是典型性十足。在这样的创作氛围中，这些作品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鲜明的政治烙印和意识形态色彩。

可贵的是，仍有不少作家苦苦地守护着文学的底线和尊严。其中，就有一批生于江南或者说受着江南文化深远影响的作家。1951年，文艺界在对影片《武训传》进行批判的同时，还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2}进行了批判，在当时，萧也牧及其小说《我们夫妇之间》是被批判的主要代表人物和典型作品。1951年6月，陈涌率先发表文章，明确指出萧也牧所创作的某些作品含有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并批判这种倾向“在创作上的表现是脱离生活，或者依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3}。接着，丁玲在写给萧也牧的一封信中，也毫不客气地给予批判，她说：“你的作品，已经被一部分人当着旗帜，来拥护一些东西，和反对一些东西了。他们反对什么呢？那就是去年曾经听到一阵子的，说解放区的文艺太枯燥，没有感情，没有趣味，没有技术等的呼声中所反对的那些东西。至于拥护什么呢？那就是属于你的小说中所表现的和还不能完全包括在你的这篇小说之内的，一切属于你的作品的趣味，和更多的原来留在小市民，留在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不好的趣味。这些东西，在前年文代会时曾被坚持毛泽东的工农兵方向的口号压下去了，这两年来，他们正想复活，正在嚷叫，你的作品给了他们以空隙，他们就借你的作品大发议论，大做文章。因此，这就不能说只是你个人的创作问题，而是使人在文艺界嗅出一种坏味道来，应当看成是一种文艺倾向的问题了。”^{4}她还以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中的主人公李克为例，坐实了自己的判断：“如果解放区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至今还像李克同志那样有这种趣味和情调，那么就不能说明解放区的政府、共产党、毛主席对他们的苦心教育。”^{5}遑论作品中到底如何表现了作家的趣味和情调，单从这气势汹汹的批判，即可见当时的政治与文学之间残酷的现实关系。而就以其被批判的“趣味”和“情调”来说，正是江南文化十分重要的美学内涵，也是江南文人寻求思想和个性解放的精神趋向。《我们夫妇之间》的作者萧也牧，是浙江吴兴人。吴兴为湖州古称，三国置吴兴郡，包括今湖州一带，取“吴国兴盛”之意，是典型的江南地标，因此江南文化对作者的影响和熏染是不可少的。萧也牧于上个世纪40年代即开始发表作品，其中《山村纪事》《海河边上》《难忘的岁月》《秋葵》《连绵的秋雨》等作品，虽也难免政治化的倾向，但其自然顺畅的文笔和感情浓郁的抒情气息，别具江南意味。

而这一时期同样受到批判的另一部作品《洼地上的“战役”》则是路翎的代表作。路翎，祖籍安徽无为，生于南京，并长期在南京求学居住，直到1937年冬随家人入川。1942年，路翎创作了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从此名声大噪。而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的问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巨大收获，甚至被称为“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感情和意志的百科全书”。小说上半部描写了苏州巨富蒋捷三家族的崩溃，下半部则描写蒋家儿女们在抗战期间聚散无常的生活道路和心灵轨迹。其中，不难看出其对江南地域的描绘，以及江南文化对其文学写作的重要影响。1949年之后，路翎创作了《洼地上的“战役”》《初雪》等短篇小说，另外写有一些剧本和散文。他十分擅长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丰富和复杂，这在其早期的创作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尽管在后期的写作中，由于受了意识形态的束缚，这种表现已不十分突出，但相较于这一时期的其他创作，这种情感表现依然有着比较明显的流露。以被批判的《洼地上的“战役”》为例，小说采用了近似意识流的表现手法，描绘主要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活动，既忧郁感伤，又温暖感人，将在残酷斗争环境下人物心灵的美好展现得一览无余。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份子，路翎极富反抗精神和自由意志，而这与同样生于江南的鲁迅的“反抗绝望”的精神哲学有着十分契合的内在联系。正因如此，他的作品才不断地受到攻击和批判。侯金镜即批判道：“在作者的笔下，志愿军战士们精神生活的境界和他们高贵的品质、高度的阶级觉悟与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的行为是怎样的不相称。”^{6}

《我们夫妇之间》和《洼地上的“战役”》是当代江南小说中两个十分重要的文本，有着不同寻常的影响和价值。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实在是两个稀有的存在。前者是当代中国最早触及城市问题的“另类”小说，后者则是当时革命叙事下较早关注个人生活和个体命运的“奇葩”之作。因此，其被批判和被打击的命运也是自然而然的了。而我所关心的是，他们被批判的原因和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独特性，是不是和他们两个人所受到的江南文化的影响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呢？是的。在文学创作受到极大束缚的恶劣环境下，作家及其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于“趣味”“情调”“个性”的追求，不正与江南文化中所蕴含的自由意志、浪漫诗情、抒情意蕴等审美特质契合吗？这一时期，高晓声、陆文夫、方之、汪曾祺等一大批生于江南、长于江南或者受着江南文化影响的作家，都表现出了或多或少的“江南”情结，创作了大量的当代江南小说。如高晓声的《解约》《收田财》、陆文夫的《赌鬼》《荣誉》、方之的《兄弟团圆》《在泉边》、汪曾祺的《鸡鸭名家》《戴车匠》等，都是中国当代小说重要的收获。其中，尤以陆文夫的《小巷深处》最为被人称道。虽然这一时期的作品主题，大都围绕农村改革、政治斗争、婚姻风俗等社会问题，但是“无论是对人性层面的彰显、乡土细节的刻画、爱情幽微的滋味、心理挣扎的揣摩等的直觉感性，都或多或少地中和与歧出了‘教条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党性’优先的书写方式，多样性地蕴藏了他们未来在‘探求’上的潜力与被批判时的可诠释性”^{7}。由此不难看出，在当时中国创作一体化的时代潮流中，江南诸多作家的写作都有意或无意地在挣脱既定的意识形态束缚，从而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情感体验与个性特征，这一切，自然地与江南文化的悠久传统和深远影响有着内在暗合的思想关联。

如果说江南文化与当代小说之间的互动在“十七年”及“文革”期间是一股相对静默的潜流，那么到了新时期以后，江南文化对小说创作的影响有了较为明显的外在表现。这不仅仅表现在江南作家在新时期文学写作中数量上的增加，而且体现在其数十年间一直参与到中国当代文学思潮的萌发和更迭之中。新时期之初，伤痕文学兴起，其重要代表作《伤痕》的作者卢新华，即为江苏如皋人，而这部作品之所以受到如此好评则在于其恢复了对于人性、人情的书写，把对于人的考量放到了文学的核心位置。高晓声作为现实主义重要的代表作家，其代表作《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等，成为新时期文学的时代标本。尽管“地方风俗画、风景画以及异域情调氛围营造上的欠缺，极大地影响了高晓声乡土小说的艺术价值和本应取得的艺术高度”^{8}，但是其作品略带苏南方言特色，有着十足的江南标识，特别是后期的一些寓言类小说，也都流露出了淡淡的江南韵味。其他如方之的《内奸》，张弦的《记忆》《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虽没有明显的江南文化印记，但其对人性的赞扬、对自由的渴望等等，都与江南文化的审美内涵有着丝丝缕缕的关联。另外，陆文夫的《献身》《小贩世家》《围墙》《美食家》，虽然写的都是寻常巷陌中的小人物，但笔触极为清新娟秀、淳朴自然，富有浓郁的苏州地方气息，并且深具时代和历史内涵，成为当代江南小说的典范。而其后继者范小青等人，则以《裤裆巷风流记》《个体部落记事》《采莲浜苦情录》《锦帆桥人家》等诸多作品，继续表现着苏州的世间风情和人物故事，不断丰富着当代江南小说的审美风格和思想内涵。

这一时期江南文化的影响还体现在寻根小说和先锋小说的创作上。寻根小说方面，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包括《葛川江上人家》《最后一个渔佬儿》《人间一隅》《土地与神》等，描写了吴越人家的日常生活和人生百态；林斤澜的“矮凳桥”系列，以浙江农村为背景，在小说中追忆故乡的民俗风物，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是他描写和叙事的对象；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等，特别善于在日常的生活和人物中发现美好和诗意。先锋小说方面，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世事如烟》《河边的错误》《古典爱情》《现实一种》等，充满了浓郁的神秘氛围，也有着残暴变态的病态气息；苏童的主要作品《1934年的逃亡》《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罂粟之家》《红粉》《米》等，显示出了与余华的暴力血腥的艺术气质完全不同的品质，他完全承接了江南文化中绮丽缱绻、奢靡腐烂的“堕落”气质，在香椿树街和枫杨树村这两个虚拟的江南世界中，将历史与现实、革命与日常、爱恨与悲喜等等，展现得璀璨多姿、迷离动人；格非的《迷舟》《褐色鸟群》《青黄》等，虽然有着强烈的形式变革意味，但其作品中所渲染的神秘及朦胧气氛，散发着十分浓郁的江南味道，而其《欲望的旗帜》《敌人》以及“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等，更是以江南世界作为其小说叙事的宏大背景，来展现历史潮流中的个人命运遭际；而叶兆言的《悬挂的绿苹果》《五月的黄昏》《枣树的故事》等早期小说，已经流露出了淡淡的江南意味，尤其是“秦淮夜泊”系列小说《状元境》《十字铺》《追月楼》《半边营》等，更是以民国为时代背景、以秦淮河为地理构架，来凸显那个时代独有的人间风情和精神气质。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及全球一体化时代的影响下，地域文化的表征逐渐淡化，但这种文化的浸染和传承仍在，江南文化还在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范小青、苏童、毕飞宇、叶兆言、余华、韩东、艾伟、鲁敏等江南作家的当代江南小说写作，依然能看到江南文化那四处弥漫的影子在文本上呼吸的痕迹。比如，范小青的《城市片段》《赤脚医生万泉和》、苏童的《河岸》《黄雀记》、毕飞宇的《玉米》《平原》、叶兆言的《花影》《花煞》、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兄弟》等，韩东的《扎根》等诸多长篇小说，以及艾伟的《南方》、叶弥的《风流图卷》、鲁敏的《六人晚餐》、朱文颖的《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等，都能看到这种影响的存在。

二

江南文化影响下当代江南小说的写作发展过程，可以看作是一部缩略版的“当代江南小说史”，可以说，正是受了江南文化的哺育，当代江南小说才呈现出了自己独特的地域风情和艺术风格，那么江南文化对于小说创作的影响在小说中又有着怎样的表现呢，或者说当代江南小说中的江南世界是怎样得以描绘的呢，这是接下来要探讨的另一个问题。正是这种小说中的文化再表现，丰富并拓展了江南文化，而这也体现出江南文化与当代江南小说之间互动、互渗的双重意义。其实，小说写作中对于江南世界以及江南文化的表现早在上世纪初中国白话小说的兴起中就已经有所表现。鲁迅的许多小说在这方面都有所书写，比如《社戏》中，美丽恬然的江南水乡世界经过作者不动声色地描绘，悄然地展现在读者的阅读世界里。比如《故乡》中，江南文化内涵中颓唐思维和感伤情绪的蔓延，几乎是顺流而下。作为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代表，鲁迅把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思想的融合做到了极致。在他的小说中，既可以读到其艺术表现的先锋和现代，也能感受到无处不在的传统文化——尤其是江南文化——影响的流露和表达。不止鲁迅，茅盾也十分关注江南市镇的民俗风情，这在他的诸多长篇小说的写作中多有流露，尤其是在其散文如《香市》《桑树》中，更是把江南文化中的民俗风情描写得趣味十足。对于江南水乡世界的描绘和江南民俗风情的关注，是江南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文化要素，当然这并不是全部。如果说关于江南小说的整体描述只是一种宏观上的探讨，那么对于小说江南的分析则要建立在具体的文本之上，只有通过具体的文本细读，才能从微观的视角来透视江南文化在小说世界中细枝末节的表现和隐而不露的内在抵牾。

书写江南，意味着作家认识江南的审美自觉，意味着江南这方世界的一草一木在作家的情感和精神时空中有着摇曳的风姿。这种书写首先是对江南自然风景的依赖和青睐。自然环境中，气候的影响是最为明显也最为有力的，除此之外，便是在这种气候影响下一系列的自然景观，比如水土、植被等，也是体现地域文学色彩的重要外在风貌。在谈到气候不同所产生的地域差异时，有研究者认为：“在地理环境的诸多要素对文学所构成的诸多影响当中，气候的影响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强有力的影响。气候对文学的影响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直接影响到文学，一种是通过人文气候影响到文学。气候的最大特点之一，在于它的差异性。气候的差异不仅影响到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格局及其变迁，影响到文学家气质的养成与作品风格的形成，还影响到文学家的审美感受与生命意识的触发，并最终影响到文学地理景观的差异。”^{9}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也十分强调气候的影响，他说：“气候的影响是一切影响中最强有力的影响。”^{10}生于斯长于斯的江南作家们，总是流露出对江南自然地理风貌的钟情。例如在苏童的笔下，这一自然景观的普遍呈现是纵横交错的“河流”，地道的江南水乡，在他的描述中始终氤氲着挥之不去的柔情诗意。而在毕飞宇的笔下，这一自然景观则换作了绵绵不断的“雨水”，不管是春雨、梅雨、秋雨、冬雨，在江南这方天地里，总是弥漫着令人无法忘怀的诗情画意。可以说，是江南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江南作家与众不同的文学修养，从而影响了他们的审美取向和价值选择，甚至决定了他们的文学趣味和表达方式。在这充满诗意的地理空间里，作家们无法忽略自然环境所带来的情感体验和审美感受，更无法把这方天地里的各色人物与他们所生死与共的世界置之不顾，他们以自己的天然灵感和艺术天分努力创造着作为理想生活的世界，一个诗意化的现实与想象并存的世界。

而受着这种天然的唯美气候的影响，江南作家的创作自然也表现出了自己的特色。“长江流域的人民，因为生活比较富裕，日子过得比较从容，所以他们弄起艺术来，便很有些‘为艺术而艺术’的味道，而讲求文采，讲求精细，讲求柔美，讲求那种空灵而含蓄的韵致，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11}比如陆文夫的名篇《美食家》中的这段描写，即体现了这样一种自然环境下的日常生活状态：

秋天对每个城市来说，都是金色的。苏州也不例外，天高气爽，不冷不热，庭院中不时地送出桂花的香气。小巷子的上空难得有这么蓝湛，难得有白云成堆。星期天来往的人也不多，绝大部分的人都在忙家务，家务之中吃为先，临巷的窗子里冒出水蒸气，还听到菜下油锅时滋啦一声炸溜。^{12}

当然，这样的气候影响，并不决然会对一个作家的审美气质形成命定的桎梏。相反的，有时候可能会出现截然不同的美学趣味。同样的是受着江南文化的熏染，余华小说中对于气候的呈现，就灰暗颓唐得多，《在细雨中呼喊》的暗夜自不必说，《活着》《兄弟》等，则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与诗意几乎毫无关联的江南。这种矛盾的差异性启示我们，自然气候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在具体到甚至作用于作家个体时，不仅会造成趋同的趣味，也会有内在的变异，从而延伸出许多异质的元素。这体现了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这种多样性还表现在书写对象选择的差异性上。这就涉及我们要谈到的关于文学景观的叙事表达。如果说自然环境对作家的影响，带有许多自发的地理特征，那么文学景观对于作家的影响，则是其本身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所投射出来的历史魅力。比如建筑，一说“胡同”“四合院”就会联系到北京，从而想到京派文化；一说“小巷”“园林”就会联想到江南，从而勾起对于江南文化的想象；一说“弄堂”“亭子间”，则会想到上海的寻常巷陌，激发起对于海派文化的猜想。可以说，建筑等实体景观，既是一个地方独特的自然景观的反映，也代表着它所独有的文化特质。在我最为直观的记忆中，六朝古都南京的历史古迹，苏州的小巷、园林等，都是作家笔下经常涉及的文学景观。然而，其实并不仅限于此，总体来看，江南建筑可以用四处神韵来归纳：一是“水、桥、房”的空间格局。水、桥、房融合成独特的空间，且变化多样，亲切宜人，“小桥流水人家”的空间特征展示的是江南水乡人间天堂般的生活情景。二是“黑、白、灰”的民居色彩。它勾勒的是一幅清淡的中国山水画，把水乡特色渲染到了极致，这也是它最负盛名和最具特色的所在。三是“轻、秀、雅”的建筑风格。这体现在建筑整体把握上，从人性方面来说也吻合了江南人的一些特点。四是“情、趣、神”的园林意境。江南园林自成一系，小巧灵活，精彩绝伦，在环境的构造上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意境和精神家园。^{13}比如在陆文夫较早的小说《小巷深处》中，作者开篇即写道：“苏州，这个古老的城市，现在是睡熟了。她安静地躺在运河的怀抱里，像银色河床中的一朵睡莲。那不太明亮的街灯照着秋风中的白杨，把婆娑的树影投射在石子马路上，使得街道也洒上了朦胧的睡意。”^{14}这可算是中国当代文学中较早表现江南文化景观的例子。其后，范小青等人笔下的苏州小巷及园林，苏童、叶兆言等人笔下的南京及小桥，都表现了文学景观在当代的一种传承，尽管它们也在遭受破坏，也在慢慢地消失，但是这些文学景观所承载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积淀，必将在文学作品的呈现中留下为人所感叹的、零碎的“面目全非”。另外，关于民俗风情的描绘，也是小说中十分常见的文化要素，汪曾祺、林斤澜等人的小说甚至于就是一幅幅生动的文化风俗画。对此，汪曾祺说：“写一点风俗画，对增加作品的生活气息、乡土气息，是有帮助的。风俗画和乡土文学有着血缘关系，虽然二者不是一回事。很难设想一部富于民族色彩的作品而一点不涉及风俗。”^{15}

但是，作家在文化风情的艺术表达上，也是各不相同的。汪曾祺迷恋于水乡风情的描绘，陆文夫执着于小巷园林的构建，叶兆言痴情于民国元素的开掘，这种种趣味的不同，取决于作家个体审美的差异，也体现了文学创作多元的精神空间和美学路径。当然，所有外部因素的影响，都要化作一股思想的潜流，深入到作家的灵魂之中。这种影响日积月累，便会形成一种“伟大的传统”，从而产生更加磅礴的生命力。在江南的文化传统中，除了前面提到文学景观本身所积淀的历史基因，作为江南文化的更为直接的传承者——文人士大夫——所负载的精神价值有着最为深刻的表现力和影响力。费振钟说：“江南的学术风气和文学艺术风气，之所以盛传不衰，实际上是文化家族的精神基因在发挥积极作用。而源于这样的文化家族的内在‘教导’，传统的江南文人都自觉地具备了一种‘文人本位’的价值观念，他们往往依靠它来确定个人在现实世界中的位置，确定自己的生存理想选择。”^{16}而具体到当代的江南作家，陆文夫、林斤澜、高晓声、汪曾祺、方之、叶兆言、苏童等等，都可以看作是这一理想选择的承担者和表现者。在江南文化的浸润中，他们虽然各具独特的艺术表现和思想表达方式，但毫无疑问的，都是士大夫精神在当代的一种内在传承。如果说对于士大夫精神的追求是一种“男性”气概的表现，体现了江南文化中“刚性”的一面，那么对于女性形象的钟情则表现了其“柔性”的另一面。陈望衡在《江南文化的美学品格》一文中认为: “江南概念主要是审美的。江南文化从主调来看，是一种审美文化。”^{17}这种审美的趋向具体到女性形象的塑造，则也具备了江南文化独特的趣味和风貌。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江南作家中的女性作家可能不是最多的，但在女性形象塑造和女性心理刻画方面却是最多，且最为成功的。陆文夫《小巷深处》里的徐文霞、《井》中的徐丽莎，汪曾祺《寂寞与温暖》《受戒》《大淖记事》中的女性形象等，都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而其后的苏童、叶兆言和毕飞宇等，更是成为中国小说家中塑造女性形象之翘楚。苏童《妻妾成群》里的女性，是历史和时代阉割下的病态呈现；毕飞宇《玉米》系列里的女性，交织着时代、政治和人性的复杂与扭曲；而在叶兆言的笔下，则是现实和理想碰撞之下女性的失魂落魄，以及无奈、妥协甚至绝望。费振钟在谈及陆文夫与汪曾祺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时，曾分析道：“汪曾祺对‘女性’的‘佳期如梦’的企求及其情感创造，虽然在写作中表现为个人始终不息的生命渴求，但他的心灵与情感所必然经历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显然是按照江南文人的理想方式，向着生命存在的终极方向归投。就在这样的归程中，个人的一切意愿和努力，都化为一个温婉明丽的女性的神话。”^{18}汪曾祺如此，陆文夫亦如此，而其后的苏童、叶兆言、毕飞宇等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这种种对于女性形象的凸显和塑造，从另一个方面反证了江南文化阴柔、唯美的特质。女性，给人天然的印象，即是水一样的存在，美一样的化身。当代江南作家对于女性的青睐，除去写作选择和审美追求的考量，不能不说是因为江南文化唯美气质的有效浸染。不过，客观来说，任何一种文化对于写作的影响，都不可能是单一的，也并不存在一种绝对性。江南文化本身就是一种融合的文化，它内涵复杂，其中既有主流的精神美学，也有异质的思想特性，这都是不能忽视的。我们对于江南和江南文化的认识、认同同样如此。“一般来说，如果说中原认同的内涵多半是孔孟之道、儒家思想，那么江南认同则是学问世界、诗意与美学，是生活与习俗、文化的个性与多样性、文明的创意，但是更深层次的江南认同也是儒家的，并不与北方文化对立，比如支撑明遗民坚守气节的就是传承悠久的土家忠君思想，所以说江南认同也是美学创造与思想骨力的结合。江南认同一方面是一个不断离心的过程，表现为地域文化特色，另一方面又是一个不断向心的过程，因其本质积聚了北方中原文化要素，积聚了衣冠士人与礼乐文明，因而具有天然的向心力。”^{19}在这种天然的向心力中，江南文化与江南作家，互相影响、互相成就，才有了今天当代江南小说孤绝而绚丽的杰出诗篇。

正是通过小说这一在中国当代最富影响力的艺术体裁，江南文化的内涵得到了十分有效也极为明显的文学表现，同时，在当代江南小说富有成就的时代写作中，江南文化的肌理和内涵有了进一步的丰富和提升，让人们看到了在这个文化失落时代对于江南诗意的信念和追求，哪怕仅仅是剩余的想象，哪怕只是孤独的情绪。

注释：

{1}董健、丁帆、王彬彬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

{2}参见丁茂远：《建国初期文艺运动中的一桩“公案”——“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的回顾与思考》，《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3}陈涌：《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人民日报》1951年6月10日。

{4}{5}丁玲：《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见洪子诚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7页、第60页。

{6}侯金镜：《评路翎的三篇小说》，《文艺报》1954年第12期。

{7}黄文倩：《在巨流中摆渡：“探求者”的文学道路与创作困境》，武汉出版社2011年版，第65页。

{8}丁帆等：《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0页。

{9}{11}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16—117页、第223页。

{10}[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72页。

{12}陆文夫：《美食家》，见《陆文夫文集》（第二卷），古吴轩出版社2006年版，第92—93页。

{13}陈抒：《江南传统建筑特色与文化审美》，《江南论坛》2008年第12期。

{14}陆文夫：《小巷深处》，见《陆文夫文集》（第三卷），古吴轩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15}汪曾祺：《谈谈风俗画》，见《汪曾祺全集》（第三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2页。

{16}{18}费振钟：《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1页、第250页。

{17}陈望衡：《江南文化的美学品格》，《江海学刊》2006年第1期。

{19}胡晓明：《江南诗学——中国文化意象之江南篇》，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版，第64—65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文学经验和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项目编号：19ZDA27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江苏省作家协会创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