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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文艺丨方岩:小说的“特异功能”——读杨莎妮《从天而降》
2021-02-25 09:42:51 字号:

湘江文艺丨方岩:小说的“特异功能”——读杨莎妮《从天而降》

湘江文艺(原创).jpg

清风随影之过客/摄

小说的“特异功能”

——读杨莎妮《从天而降》

文/方岩

爸爸望着小狼的尸体挪不开脚步。他把注意力集中到小狼身上,小狼的尸体开始缓缓上升,越升越高。小狼的尸体浮在半空,银黄的圆月是小狼的背景,月晕朦胧像是要把天空调和成混沌无常。月影勾勒出小狼怪异姿态的剪影,从小狼身体两端延伸出的木棍,立成画面的中轴线。

牧民们惊住了,仰头望着这不可思议的一幕。几千几万年来,草原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连世代相传的史诗里也没有这样的情节。老牧民扑通一声跪下,一边磕头,一边念诵经文。其他人也跟着下跪,包括爸爸。牧民们虔诚地诵经声和着狼群此起彼伏的嚎叫声层层叠叠,向天空展示出一幅黑夜中的五彩斑斓。许久,爸爸用特异功能把小狼的尸体运送到大狼的身边,狼嚎消失了,诵经声消失了,草原上一片寂静,连月亮的光晕也沉入了无声的漆黑里。

在从别处谈起之前,必须先将这个片段单独呈现出来。

开头引用的那个片段如神明从天而降,将这篇小说从可能面临的困境中拯救出来。这个片段所展现的场景,具体而明亮,神秘而轻盈。它不仅让片段中的那些人的恐惧、仇恨和屠戮归于澄明和宁静,同时,又与小说所处理的主要经验,即日常的痛苦和沉郁,形成微妙的张力关系。相异的两种经验彼此映照、相互打量,如同可以共情的他者,把目光投射进对方经验的内部,从而让对方经验的意义层次丰富起来。由此,这部与人世艰难相关的小说便有了几分超脱、飞扬的气质,像是灵魂居于云端静看肉身在人间烟火中挣扎。这已经很接近卡尔维诺所看重的并被命名为“轻逸”的文学品质:“当我觉得人类的王国不可避免地要变得沉重时,我总想我是否应该像柏尔修斯那样飞向另一个世界。我不是说要逃避到幻想与非理性的世界中去,而是说我应该改变方法,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这个世界,以另一种逻辑、另一种认识与检验的方法去看待这个世界。”杨莎妮的短篇小说《从天而降》充满了日常的悲哀和压抑,绵密而切肤的细节呈现和层层积累,足以把故事推向某种“平庸的优秀”的境界。所谓优秀,指的是语言、结构、技艺等技术层面操作的熟练和从容;而“平庸”则意味着,将其置于那些同样执着于俗世悲欢的叙事中,它缺少一定的辨识度,或者说,关于琐碎和庸常,它提供别样的审美提醒也还是不够。因为类似的经验呈现实在是太多了,难免造成叙述上的同质化倾向,所以,对经验的感同身受常常混合着习以为常的审美倦怠,是这类写作通常会面临的基本困境。

这里似乎有种巧合。依靠神灵所赐的飞行鞋,柏尔修斯砍下了美杜莎的头颅,轻盈地飞走。杨莎妮的《从天而降》当然并非神话,但是因为小说中的人拥有无法令人信服却也无法证伪的“特异功能”——正如引文中的爸爸可以用意念来转移动物的尸体——从而让小说有了“轻逸”的可能。

“特异功能”出现在一篇写实小说中,极容易把叙事牵引向奇人异事的叙事俗套。但是在这篇小说中,“特异功能”以某种“荒诞的真实”获得了合理性。所谓“荒诞”指的是,现实中人们总是用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逻辑来理解所谓的“特异功能”,即寄希望于某种非现实亦非神启的力量来解决现实的悲苦和困顿,乃至权力、财富的不劳而获。所谓“真实”则指,没人会真的相信这种反现实、反科学的事情会真的发生,所以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主义态度的另一面是,清醒地把关于“特异功能”的幻想或虚无阻挡在现状改观的可能性之外。当这两种逻辑奇妙地混合之后,“无用的特异功能”反倒成为可以被现实容纳的事物。因为,它既解决不了现实的困难,更遑论财富、权力的从天而降。如同现实中那些不会带来任何实用的效益和功能从而不被注意的事物一样,“无用的特异功能”在现实中的存在或消失根本不值一提。基于此,所谓的“特异功能”就非常妥帖地嵌入了小说中的日常生活,荒诞的元素化为生活的真实。

更为有趣的是,这些家族遗传的“特异功能”不仅像生活中那些无用的摆设带来不了任何人生和现实层面的增益,有时反倒成为制造麻烦的根源。例如,母亲的特异功能是极其发达的嗅觉,可以从衣服气味中辨别出具体的人,它带来的猜忌最终导致了与父亲的离婚;父亲的特异功能是可以用注意力来移动动物的尸体,这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任何施展的空间,却引发了他愈发远离日常的科学兴趣;而“我”则因为拥有金属质地的皮肤而对一切痛感没有知觉,由此造成了与丈夫的感情破裂。此外,还有姨妈可以改变水流方向,却差点让亲人丧命,小舅为了发出极端的高音造成了自己的窒息……所有这些反讽式的经验描述,将关于“特异功能”的神奇想象在小说中叙述为日常中的难堪、伤害和灾难。与此同时,某种微妙的审美反转在这种黑色幽默式的审美体验中发生了,即日常的悲伤和苦难被“客观化”了。因为,本是源于人的主体性自身及其相互关系造成的困境,因为“特异功能”的介入,反倒看上去像是不可控、不曾期的外力作用的结果。这其实是个审视视角反转的过程,它将一个与主体纠缠的、复杂的主观问题转变为可以凝视、观察的客观对象,换而言之,人得以以某种“间离”的姿态和距离来审视、观察自身的处境。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所谓的“特异功能”又可以被视为承担了部分叙事策略的结构性因素。

正是因为反转的悄悄发生,复杂的经验、情绪得以拉开一段距离,得到相对冷静、克制的清理和省思,这个阴郁、沉重、与日常人生困境相关的故事也就逐渐显露出开阔、明朗的气息。比如,母亲的关于父亲的猜忌,未必与特异功能有关,何尝不是人性深处的猜疑和嫉妒;而“我”作为感觉绝缘体,何尝不是自我封闭的结果。当基于交流、触摸的感情和欲望在“我”身体内苏醒时,“特异功能”就成了一个自我掩饰的借口,而人生的况味也逐渐有了动力和生气。

再想想本文开头就提到的父亲,一个现实生活的失败者和逃逸者。他下意识的一个举动,让万物、生死、道德、情感交织出一幅宗教般肃穆的场景。在这样的时刻里,那些无用的“特异功能”似乎也开始散发出积极的光芒。这样的时刻似乎也成了某种隐喻,哪有所谓的“特异功能”,无非是人自我拯救、自我塑造的巨大潜能对主体自造的囚笼的克服、破坏和征服。这一切都指向自由、澄明的精神自洽。如卡尔维诺所言:“文学是一种生存功能,是寻求轻松,是对生活重负的一种反作用力。”这其实便是小说之于人生的“特异功能”。

注释:

①卡尔维诺:《美国讲稿》,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

(作者单位:《思南文学选刊》杂志社)

来源:《湘江文艺》

作者:方岩

编辑: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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