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26日, 一部聚焦扶贫一线的电影《大地颂歌》在长沙首映。这是一部以同名大型史诗歌舞剧为基础，通过十几个机位、4K画质，5.1声音设计制作而成的“全新”电影。电影的全新之处在于，用影视艺术的方式对歌舞剧进行了艺术重构，通过视听赋能，向观众呈现出了更为细腻与震撼的中国故事。

在讨论《大地颂歌》电影版之前，不妨思考一下电影化的动机是什么。一部已经非常优秀的歌舞剧，为什么选择电影化？电影化的价值在哪里？

在《大地颂歌》的歌舞剧现场版中，故事如实的还原了脱贫工作的艰难困苦。在叙事表现上，是一种“仿真”的还原。这是由斯坦尼体系带来的艺术效果。但是歌舞剧版的《大地颂歌》还有另一个不能忽视的戏剧效果，例如《夜空中最亮的星》《大地赤子》部分反复强调创作原型，让观众从舞台回归现实，则是布莱希特式的间离。某种角度看，这种沉浸与间离的艺术冲突，势必会削弱舞台剧的感染力。

而电影版《大地颂歌》则不同。从电影版的宣发用词：“情感震撼”来看。电影版《大地颂歌》更注重移情效果，旨在与观众建立更深刻的共情。为了降低舞台表演的间离感，摄制团队通过不同机位的景别镜头和场面调度完成了对舞台叙事的精炼。例如在影片开篇处，村长阻拦大家外出打工。村民脸部特写、钥匙特写均从各个角度强化了贫困地区人民的艰难与无奈。这种感染力是有区别与舞台观众席的体验。所以镜头语言的出现，对角色的刻画、事件的聚焦、符号的升华产生了极大的艺术感染效果。另外，在《夜空中最亮的星》这一幕，短短10多分钟，场景涉及了小雅家、天梯、学校外、教室内诸多场景。舞美切换较为频繁和复杂。此时摄像机巧妙地将镜头停留在小朋友的唱跳动作上，引导观众视线并回避了因舞台变化形成的干扰。视听语言将空间重构，使叙事更为流畅和干净。

这些镜头的拍摄与选择正是本舞台剧电影化的视觉核心，也是优化、完善舞台剧艺术感染力的新思路。正如本片视效总监所说，电影《大地颂歌》后期的两个月里，面对的是100T的4K素材，120多分钟，每一分钟都要处理。因此，《大地颂歌》的影视化处理是一次再创造的过程。用视听艺术重构舞台叙事，是本片电影化的主要目的。

其次，《大地颂歌》选择电影化还出于对叙事表达的提振。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讲话。“讲好故事”是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担当，也是创作难点。《大地颂歌》舞台剧已经在“讲好故事”方面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很难再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若仔细理解“以湘西讲湖南、以湖南讲全国”这个叙事脉络，会发现本舞台剧最核心的落脚点是事件，而非人。

将《大地颂歌》歌舞剧掐头去尾，会发现本剧最核心的内容是“风起十八洞”到“大地赤子”这6幕戏。戏剧结构决定了这些故事必然会呈现出平行化、碎片化的特征。因此事件的时空割裂必然会导致人的割裂。这种以事件结果为导向的叙事，会导致每一幕之间，很难用一种时空逻辑来关联。每当下一幕来临时，龙书记总是恰当的出来对扶贫事迹进行总结。这种表现形式只起到的幕与幕之间的过渡。并不会赋予演员角色更多的艺术内涵。

与戏剧不同的是，大部分电影的叙事本质是人物叙事，包含了动作、语言、心理活动等等。人物的细节展示，决定了故事的材质。所以在《大地颂歌》电影化之后，龙书记的视觉形象被“复杂化”了。形象分裂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形象依旧是舞台上，再现扶贫工作的角色形象。而另一部分过场独白的形象则变成了心理活动的形象。这种变化，是电影叙事赋予的新内涵。还有小雅被压在房屋下这一幕戏，所有演员都是无实物表演。其中一名挖坑救人的党员同志在一系列镜头剪辑后，手逐渐变得血肉模糊。这种细节变化也是因为影视化而赋予的视觉新体验。

试想一下，这种因剪辑而复杂化的表演，是不是一种以过程为导向的叙事？书记在一次次扶贫实践中，对扶贫工作的认识不断加深，角色形象因此得到深化、强化。所以电影化的《大地颂歌》既保留了原来的戏剧叙事张力，又在角色、以及叙事逻辑上取得新的效果。

“讲，好故事”、也要“讲好，故事”。电影化的《大地颂歌》价值在于，这是一次在原有成绩下的再挑战。在影视艺术重构与赋能之下，十八洞村故事、三湘大地故事，必将成为新时代先进文化叙事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