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木简册

我国的图书典籍，从书写材料看，大致经过了竹木简牍到纸张的发展阶段，其中一度使用过缣帛织物。但是由于缣帛贵重，制作不易，最便利的书写材料仍然是简牍与纸张。《尚书》讲，“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商之时，已经有了可供阅读使用的编联成册的图书典籍。时代邈远，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殷周早期的文字实物，就只有占卜用的龟甲兽骨和祭祀典礼使用的吉金礼器了。纸张大规模替代了简牍的时期，当在魏晋以后。

春秋战国，文字书写依然以竹木简牍作为主要载体。孔子读《易》，至“韦编三绝”，用“韦编”来编联的，当是竹木简册。西晋人盗挖魏襄王墓，于墓中获得了大量的简牍古书。从殷周到魏晋，这是一个绵历近两千年的简牍书写时代，在这个时期中，古代典籍的最早形态，即是由竹木简册构成。

秦统一六国，始皇帝采纳李斯的建议，焚书坑儒，将非秦史记及医药卜筮种树的书籍尽皆焚毁，不许百姓私藏《诗》《书》及百家语。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下，一些有识之士甘冒巨大风险，拼尽全力将诗书典籍藏了下来，有默诵记忆的，也有藏于墙壁中的。汉朝建立，革除挟书律，令天下献书，这才有了伏生传《今文尚书》，孔子后人献孔壁古书的事迹。《汉书·艺文志》记载，“书缺简脱，礼崩乐坏”，于是“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武帝又“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正是有了汉王朝重视文化的努力，古代典籍才可以较多地保存下来。

2008年，清华大学入藏一批战国竹简，书写风格主要以楚地文字为主，其中的篇籍有类似于《尚书》一类的文诰，也有记载楚国历史的篇目，这些在秦火之前即埋藏于地下的文字对我们理解简牍书写的时代，对于了解先秦图书典籍有重要意义。与清华简类似的还有湖北出土的郭店楚简，简牍篇目包含了道家经典《老子》，亦有儒家典籍，也更有一些不曾见于传世书目的先秦佚籍。

帛书

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是缣帛织物作为书写材料的具体实物，马王堆帛书内容丰富，有《周易》，也有星占及阴阳五行类书籍，还有地图等。

说到帛书，在甘肃简牍博物馆收藏的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文物中，就有尺牍帛书，内容记录着当时个人生活的具体信息。而在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的竹简与木牍中，也有与五行数术相关的《日书》以及木板地图等，如今它们都保存在甘肃简牍博物馆，穿越千年，无言地诉说着往事。

1959年，在甘肃武威磨咀子六号汉墓中出土了一批汉代竹简，其中四百多枚属于六艺典籍之一的《仪礼》，简册以规整的隶书记录了汉代人学习的战国礼经，这是两汉书籍形式的一个完整展现。

在甘肃简牍博物馆中收藏的数量众多的汉简中，由于简牍出土地位于汉代的屯戍边塞，所以简册多是与军事屯戍相关的记录，然而在零星碎简中，我们依然发现了一些汉代人曾经反复诵习的经典篇籍。在汉代肩水金关遗址采集的汉简中，有一枚编号为72EJC:37的残简，简文如下：“中尼居，曾子寺，子曰先王。”该简文字即是《孝经·开宗明义章》的经文，今传本《孝经》的这段内容为：“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汉以孝道治天下，《孝经》应该是当时读书人重要的学习文本。

西北汉简中也有《论语》的内容，肩水金关汉简72EJT15:20记载，“子曰：太伯其可”。这枚残简的文字应当就是《论语·泰伯》第一章的内容，今传本《论语》原文是：“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与此类似的汉简，还有多枚，这些残简零篇，都是汉代书籍的具体呈现，对于我们了解古代典籍的流传形态与传播范围有重要价值。

古人物质条件艰苦，却丝毫不损他们藏书读书写书的志趣，尽管能藏得起书的多是巨富之家。唐代大诗人韩愈写诗赞扬邺侯李泌，诗中说：“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宋人陈师道有诗：“平分太仓粟，尽读邺侯书，”都是对藏书读书志趣的颂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