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杜晓丽回家（短篇小说）

文/安勇

苏梅买的是夜车票，晚上20:11开，在车上睡一宿，第二天早晨9:08到达大同。两年前，刘菲收到杜塞尔多夫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苏梅也办理了退休手续，我们就开始结伴旅行。通常是在我执行任务之后，法院给的一周假期加上年假，在国内走一走，时间很充裕，这次刚好又碰上元旦。

下午，我们在家里收拾行李，黑色拉杆箱敞开着，放在客厅淡青色的瓷砖地面上，看上去像一只随时都会合拢的捕兽夹。苏梅有些心不在焉，不时从壁橱或衣柜里拿出件什么东西放进去，然后坐在沙发上想一会儿，再去拿另一件。我坐在卧室门口的椅子上，似乎也在帮她想，其实是在琢磨什么时候去小北湾村才合适。

午后天阴了，风也大起来，北阳台门关着，仍然能听到呼呼的风声和楼下铁皮车棚轰隆隆的响声。那只骨灰盒就放在窗边的玻璃桌上。昨晚关灯后，苏梅忽然又从床上爬起来，踩着椅子从顶箱里找出一只手绢给我。八角形的手绢很大，边上点缀着金黄色亮片，是女儿小时候跳舞的道具，用来包那只盒子刚好合适。我以为她担心有什么东西从里面出来，重新躺下后，苏梅说是“怕她冷”。苏梅说的是真心话。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心肠软，有点文艺，容易动感情。这几天寒流来袭，阳台上气温接近零摄氏度，“她”指的是杜晓丽。

这是个意外。每次执行任务时，我都会戴上钢盔和宽边墨镜，快步走到犯人身后，接到命令立刻扣动扳机，没有丝毫拖泥带水。这次，那个杜晓丽却转回了头。

“我也没想到会揽下这桩差事，扛不住她的眼神，就答应了。”

在电话里对苏梅说这事时，我做好了她不高兴的准备。山西之行已经计划了几个月，读大学时苏梅在大同实习过，这次算是故地重游，还有壶口瀑布和碛口古镇，加上我们的银婚纪念，这些都被我毁掉了。

“咱们也要去山西，刚好顺路，举手之劳。”

事情并不像我说的那么容易，执行死刑之前都会让家属和犯人见最后一面，但杜晓丽的家人并没有来。书记员小何虽然记录了“把骨灰送回老家”的遗言，但按以往的惯例，法院根本没有那个人财物力专为杜晓丽跑一趟，最后只能按无主骨灰处理。她一定也预感到了这个结局，所以才会在最后关头向我求助。陈院长同意我带走骨灰，但明确告知这是自找麻烦，处理结果会记录在案，路费等不能报销。杜晓丽的父母都在南方打工，已经好多年不和她联系，小北湾村只有她奶奶和叔叔，他们会不会收下骨灰，我心里没有半点把握。这些事我没敢告诉苏梅。

“她只比刘菲大四岁。”苏梅沉默片刻说，“咱们就送她回家吧！”

苏梅一直从事地质行业，退休前已经是教授级高工，她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本科毕业生，比我大五岁，当年我们的结合让很多人无法理解。她喜欢喊人名字，对我和女儿也一样。谈恋爱时，每次她喊刘福生，我都会半真半假地答一声“到”。我当过兵，这样配合一下也挺正常的，后来就变成了一种条件反射般的习惯，一个我们家保留的娱乐项目。女儿小时候也跟着喊。我还有一个习惯，看人时喜欢眯起左眼瞪圆右眼。在部队我是神枪手，转业后到法院当了一名法警，虽然退伍多年，还是总忍不住摆出射击瞄准的姿势。

苏梅把一只双肩背包放在茶几上。拉杆箱里还有地方，我知道她是不想让那只骨灰盒挨近自己的东西。背包是黑色的，有点旧，刘菲读大学时用它装过笔记本电脑。派这个用场小了些，盒子上面两只角硬硬地凸出来，像竖起的一对耳朵，在努力捕捉外界的声音。

我们提前一个半小时出门，在候车室门口，安检员要求把背包打开，我只得掏出警官证解释。我有些驼背秃顶，用苏梅的话说“不像好人”。经过的乘客目光诧异，纷纷加快脚步，我心里忽然一阵紧张，苏梅悄悄碰碰我的手。直到爬到铺位上，车厢里灯光熄灭，安检屏幕上灰白色的立方体影像仍然清晰地浮现在我脑海。灰色是盒子的棱角，白色是其余部分，死去的杜晓丽了无痕迹。车到唐山北时，苏梅把我喊醒，问双肩背包是不是放在了她铺位下面。苏梅裹着羽绒服坐在窗边卡座上，看上去正在发抖。双肩背包还在货架上，她的铺位底下是一只黑色单肩背包。

“刘福生，你说，那个灰色的圆圈是什么？”我正要回到铺位上时苏梅问。我摇摇头，忘记了喊“到”，苏梅像我一样也在脑海过电影。车开出两站地，她坐起身说：“我知道了，那是手绢中间硬塑料做的圆环，有了它手绢就能在指尖上转得更稳当。”

大同的气温低得超乎想象，在地下通道里还不觉得，来到站前广场上，寒风就刺透了衣服。我们事先看过天气预报，换上了厚羽绒服，但还是冷得有些受不了。

“咱们到大同了。”

苏梅轻声说了一句，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的，也像是在告诉杜晓丽。

杜晓丽小学四年级时，父母离婚分别组成了新的家庭，她就和奶奶生活在一起，初二辍学在外面打工，后来跟着一个远房表姐来到了我们这座城市，先后干过好多种工作，在饭店当服务员，在商场卖服装，在夜市上摆摊卖日用品，直到嫁给比她大八岁的秦成达。七八年的时间里，她从未回过山西。她的家在碛口附近，从地理位置上看，如果她真的回来，应该先到太原吧！

“三十三年，都变样了。”苏梅环顾四周说。

大同火车站有些陈旧，天阴着，广场上冷冷清清，几只被风吹起的塑料袋幽灵似的从水泥地面上掠过。苏梅让我给她照相，说回家要和当年的留影比较一下。她当年那张照片我一定看见过，但已经想不起来她的模样了。按下手机的拍摄键时，我在心里计算了一下，当年她站在这里时刚好二十岁。我知道她有一个同学在大同，当年曾经匿名和她书信往来大半个学期，互赠诗歌谈论文学和人生，等到她得知对方的真实身份后立刻大失所望。我还记得那个男生写给她的诗里有一句是“我们相会在纸折的空中花园”。在家时苏梅问要不要和同学见面，我让她自己拿主意，她说那就算了。

苏梅订的酒店在火车站附近，我们经过一间贴满旅游行程的铁皮房子时，一个身材瘦高的男人迈过栅栏追上来，操着浓重的西北口音问我们去哪里，要不要用车。我们不想和他纠缠，摆摆手，快步向前走。他仍然跟在后面，喋喋不休地介绍景点，在我们入住的酒店门前把一张名片塞到我手里，抬手在双肩背包上拍了两下。我迅速转身面对着他，两只手握成了拳头。他倒退两步，一脸茫然地看着我。

房间里有一股若有似无的霉味，一张床占去了大半空间，床单被褥还算干净，Wi-Fi信号也不错。我把拉杆箱放在电视旁边的柜子上，打开窗子，拎着双肩背包四下看了看，把它放在窗台上，用窗纱遮住。我们坐在床上休息了一会儿，决定先去买御寒的衣服。

钥匙在锁孔里旋转时，我心里忽然一阵不安。来到电梯口，按下了电梯键，苏梅说：“刘福生，咱们把她也带上吧！”我喊了声“到”，转身向房间走，双肩包背在身上，心才踏实下来。

“咱们先去商场，再坐汽车去云冈石窟。”我们走出宾馆的玻璃转门时苏梅说。这次可以肯定是在告诉杜晓丽，我们都心照不宣，从走出站台那一刻起，此行就变成了三人之旅。

风似乎更大了，天晴了些，仍然看不到太阳，“大同站”三个字上方的天空白亮亮一片。利用手机导航，我们顺利找到了商场。看到天蓝色玻璃幕墙上“爱琴海购物公园”几个字时，我想起了夏天和苏梅去德国看女儿的经历。我们一家人在欧洲做了一次短期旅游，所有的行程和食宿都是女儿安排的，最后一站是圣托里尼岛，住在菲拉一家英国人开的酒店里，站在房间前面的平台上就能看见蔚蓝色的爱琴海。也是在那家酒店的房间里，女儿明确告知我们，毕业后不想回国，女儿还说，将来她和什么人在一起——即便是一个同性——都不需要我们干涉。她刚刚和国内的男友分手，心情很不好。

我俩各买了一套保暖内衣，马上是我的本命年，苏梅给我选了红色的。

汽车站在商场对面，开始乘客很多，一路上不断有人上下，到达云冈时只剩下我和苏梅两个，当然还有司机。门票挺贵，苏梅说大门和路都是新修的，过去也没有电瓶车。我们沿着一条不宽的水泥路向上走，景区里游人稀少。苏梅忽然想起什么来似的说，刚才经过的同煤集团，应该就是她当年实习的地方。

石窟在半山坡上，越向上走，风就越大。从第一窟开始，苏梅把牌子上的介绍文字都念了出来。杜晓丽应该听说过云冈石窟，但未必来参观过，也许她并不喜欢石佛，就像我从来就没感受到旅行的快乐一样。执行任务后的假期更像一种惩罚。那些风景如画的地方总是让我想起一个个死刑犯——他们反绑双手跪在地上的背影，喉咙里发出的最后一声呻吟，栽倒下去时不同的方向。我一度以为自己隐瞒得很好，我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从不和家人谈论执行任务的事。前年在九寨沟五彩池边，苏梅望向我的眼神和一声叹息让我明白事实并非如此。她其实一直都在担忧，只是我们谁也不想说破罢了。那以后，旅行更像是一场表演，我们互飙演技，竭力想让对方相信自己很快乐，并且因为对方快乐而更加快乐。结果就是，我们试图靠近对方，反而离得越远。

苏梅想起当年在一尊佛像前面留过影，但她忘记了是第几窟什么佛，似乎是景区里最大的一尊，不过并不确定。担心错过，我在每尊佛前都给她拍了照片。把开放的石窟看完已经是午后3点多钟，我们都饿了，兴味索然。路边挂着刀削面、拉面、猫耳朵招牌的摊子都蒙着蓝色塑料布，压着石块板凳，落满灰尘。我们在博物馆出口处找了家西点店，里面环境不错，东西贵得出奇，苏梅要了一块最便宜的蛋糕和一杯奶茶。我们坐在靠边的两把布面圈椅里，背包放在另一把椅子上。我很累，吃得很慢，只想立刻躺到床上。不知道杜晓丽会怎么想。

“没有一张好看的。”苏梅看完我给她拍的照片说。

这几年她对岁月流逝越来越恐慌，回忆让她痛苦，但又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从前。旅游是她年轻时的爱好，翻看地图册曾经是她最快乐的事情，但真的开始旅游她也没能感觉到快乐。在家里做行程时兴致很高，到达目的地又觉得不过如此，那个最想去的地方一直没有找到。

我们吃完最后一口蛋糕，把空盒子扔进脚边的垃圾袋里，正要起身离开，女儿发来微信视频邀请。我换算了一下时间，那边应该是上午9点半。自从女儿出国后，每次她主动通话，我和苏梅都会很紧张，生怕听到什么不好的消息。女儿显得很激动，说昨晚科隆大教堂附近发生了群体事件，很多参加跨年狂欢的女性遭到了性侵和抢劫。从杜塞尔多夫到科隆只有半小时车程，昨晚女儿本来也打算去科隆，因为室友身体突然不舒服才没有成行。我和苏梅都长出一口气，脸上露出释然的表情，问女儿受害者有没有中国人。女儿责怪我们思想狭隘，没有同理心和同情心，“不管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首先都是人。”又批评当地政府的难民政策。我们无言以对，感觉她离我们越来越远。

“那是不是我的背包？”女儿忽然问，“里面装着什么东西？”

我和苏梅对视一眼，心里一阵慌乱。还是苏梅先反应过来，告诉女儿背包里装的是石头。这么说并非毫无根据，我确实喜欢石头，旅游时碰到就会买，女儿也知道这事。

“老爸淘到一块什么石头？”

“一块肉石。”

“什么样的肉石？让我也开开眼。”

我们被逼到了墙角，幸好店主走过来，说马上要关门，拜托我们尽快离开。那块打折的小蛋糕和中杯奶茶早就让他忍无可忍了。回去的路上，我和苏梅一直在商量晚上吃什么，搜索山西的特色美食，又搜大同的，下车后进了一家肯德基店，吃光了一个三人份的全家桶。风停了，气温也升高了些，垃圾食品给人活力，我们沿街边朝着与宾馆相反的方向走。苏梅兴致高起来，讲起当年实习时在低矮的矿井巷道里跪着搞测量的事。她学的是煤田地质专业，测量是考查课。我不时走神，在心里辨别她哪些话是对杜晓丽说的。

两年前，杜晓丽的名字在我们那座城市里一度家喻户晓，如果不是秦成达的老母亲找到诊断书和一封遗书，所有人都以为那只是一件婚外情引发的命案。杜晓丽身材矮小瘦弱，谁都不相信她真的杀死了两个人。遗书让人们知道一切只是场误会，秦成达深爱妻子，而杜晓丽杀死了她最爱的人。“真是相爱相杀啊！秦成达那个女同学最倒霉，帮忙演戏丢了命。他们夫妻俩怎么不把话说明白呢？”苏梅当年曾经这样问我，过了一会儿又说，“刘福生，将来要是有那么一天，不管是你还是我得了绝症，你都别瞒着我啊！”我本想对苏梅说，有些事是说不明白的，即便什么都不隐瞒也一样，但只是喊了一声“到”，告诉她也要这么做。

房间里冷飕飕的，我关上窗户，打开空调，压缩机的噪声震得墙壁发抖。我们谈论了一会儿第二天的行程，给回来路上遇到的一个出租车司机打电话，定好出发时间。洗了澡，钻进被子里。我们已经十几天没有亲热。我身体僵硬，刻意和苏梅保持距离，话也说得很少。苏梅也一样。我俩都觉得有一双眼睛透过窗纱望过来。苏梅发现我脖子变成了红色，开始以为是对什么东西过敏引起的，随后发现胳膊和腿也都红了，这才想到是新内衣惹的祸。苏梅笑着说：“不愧是红豆牌的，真能把人染红。”我也笑说：“这些年一直努力，总算成了她身边的红人儿。”我们挨近了些，手握在一起。我按苏梅的吩咐关掉空调，下床把双肩背包放在盥洗台上，关严卫生间门。回到床上，我俩只是浅浅地抱一下，就立刻分开了。

“刘福生，还是算了。”苏梅说。

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每次旅途中的亲热都让我痛苦，即便真的开始了，常常也会半途而废。我对苏梅的解释是疲劳所致，其实是执行任务的后遗症。除了我之外，市中院已经没有人干这活儿了。眼下痛苦具体化了，成了双肩背包里的骨灰盒。转业十九年，我经常梦到面对熟人或者朋友的情景，我愣在那里，举枪的手臂不住地颤抖。我还梦到过面对自己，跪在地上的我和拿枪的我都大吃一惊。杜晓丽是第四十一个。（节选自2021年第5期《芙蓉》安勇短篇小说《送杜晓丽回家》）

安勇，1971年生，现居锦州。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辽宁作协理事。小说散见于《上海文学》《山花》《天涯》《芙蓉》《福建文学》等刊物，部分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转载。短篇小说《铁屑》进入2019年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曾获辽宁文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