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践行人民性的文学

文/孟繁华

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情感的艺术。在普遍的意义上这是不错的。社会生活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文学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情感的方式也要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在强调变化的同时，我们可能也要强调“不变”的价值和意义。就像我们到一座城市，有人总是要问城市有哪些新的变化，他们希望我们能够看到他们城市的日新月异。但是，实事求是地说，笔者更希望看到一座城市某些“不变”的事物。比如城市的历史——物的历史和精神的历史，是这些不变的事物表达着一个城市的独特性，从而使它与其他城市区别开来。因为在“求新求变”的过程中，相似的城市太多了。所谓的“变”，恰恰形成了新的统一性或一体化。表面上的变又成了不变的过程。变化是文学的基本特征，这是因为社会生活变化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文学也一定有某些不变的方面，这些不变的方面表达了文学在思想、精神和信仰方面的成熟，它不会为世风所左右。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发表的《新时代文学要牢记“国之大者”》文章指出：人民是文学创作表现的主体。总书记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新时代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广阔天地，在这片天地里蓬勃展开的，是人民群众新的生活、新的情感、新的故事。新时代现实世界是如此新鲜丰富、多姿多彩，生活的日新月异、人民的拼搏奋斗、家庭的苦辣酸甜、百姓的爱恨喜痛，都值得作家去侧耳倾听、用心思考、挥笔书写，真正做到语出一人之口，呼出万众之声。人民的生活是文学的富矿，新时代文学要像挖掘金子一样，挖掘人民的故事和形象，从总体处思考人民、从具体处表现人民，不断萃取新主题、获取新形式，用卓越的文学创造赋予人民生活以独特深刻的艺术表达，构筑中国人独特的精神世界，肩负起对世道人心和社会历史的使命担当，推动民族、国家、社会发展进步。另一方面，人民是文学接受和评判的主体。人民不仅是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而且是文学创作的价值旨归。再深刻的思想价值、再精妙的艺术创造，离开人民的鉴赏接受，最终都无处落脚。人民是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文学作品好不好，人民最有发言权。经不起人民检验的作品，注定没有生命力。新时代文学要经得起人民阅卷，就要求广大作家必须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这一本质，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胸中存大公、大道、大义，为人民抒写、抒情、抒怀，始终与人民气息相投、血脉相通、心心相印，让新时代文学写在人民心坎上，留在人民口碑里，体现在为人民服务中。

人民是文学创作表现的主体，也是接受和评判的主体，从一个方面表达了文学人民性的含义。结合近期小说创作的现实，比如胡学文的《有生》，彭东明的《坪上村传》，老藤的《铜行里》，李铁的《锦绣》等，就是充分表达人民性的作品。特别是朱秀海的《远去的白马》、阿莹的《长安》，在不同的题材领域，大书特书了人民走进历史、创造历史的生动感人的历程。

朱秀海是一位有经验、有能力书写战争的作家，他的积累和准备，使他完成了《远去的白马》这部杰作。这是一部书写东北解放的壮丽史诗，也是一位英雄女性的人生传奇，更是弘扬“初心”和“使命”精神的英雄颂歌。这部特别具有传奇性的小说，据说是根据真实人物创作的。这样的故事，笔者觉得是编不出来的，按照生活的逻辑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在战争这样的非常时期，非常的事情真的发生了。面对这个故事，我们开始是震惊，继而是感佩，最后是深怀敬意。当然，这个感受过程，还是源于小说对大姐赵秀英心理和行为的发掘与塑造。大姐从一个支前女英雄到一个虚幻的“儿媳”，放弃所有应该得到的荣誉、待遇、地位，回归到老区，遥远贫困的山乡，陪伴、供养一个英雄的母亲。她书写了新的历史，这个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作家朱秀海有正确的历史观，他是人民创造历史的践行者，这是朱秀海的一大贡献。他让我们看到了人民走进了历史，人民也创造了历史。

阿莹的长篇小说《长安》，也是表现人民创造历史的优秀之作。小说是工业题材，而且是军工题材。这一题材的性质以及创作经验的稀缺，决定了小说创作的难度。在笔者的印象中，只是在“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的非虚构作品《把一切献给党》，读到过制造枪榴弹、平射炮等情节。除此之外，还没有读过关于军工题材的文学作品。在这个意义上，阿莹的《长安》在小说题材上有填补空白的意义。阿莹曾经生活在军工企业环境中，甚至参与了军工领域的工作，或者说，他对书写的领域不仅熟悉，而且部分地亲历过。

小说的环境是不为人知的隐秘世界。它与我们的联系就是与国家民族命运的联系。因此，作者没有过多地描述专业层面的故事，军工领域只是小说发生和展开的背景，他将笔墨集中在他塑造的人物。在这个意义上，阿莹深得小说之道。忽大年是贯穿小说始终的人物，也是一个有性格、有感染力的人物。他在解放那年转业，成了八号工程的总指挥。这个来自黑家庄、阴差阳错地倒插门娶了黑妞的胶东汉子，因新婚之夜的性无能，无法忍受奇耻大辱，在第三个夜晚出走黑家庄。参加太行游击队的忽大年遇到了勤务兵靳子，靳子是女兵，经上级批准两人成婚。新婚之夜忽大年突然想起自己是个废人，在号啕大哭后突然雄起成就了好事。于是，忽氏家族人丁兴旺，子鹿、子鱼相继出世。但是，黑家庄的黑妞未消失，这一伏笔在忽大年、靳子、黑妞“三角关系”中再掀波澜。这一情节虽然不免戏剧化，但也有合理性阐释的可能。它的世情小说或“小叙事”元素，使小说具有了人间烟火的可读性。对普通人出身的忽大年性格的塑造，是小说的一大特点。为了纠正个人不公正的处分，为了恢复荣誉，他可以火急火燎地闯省委大院，一切未果他敢直接去总参找老首长成司令，甚至上了战场还想着如果战死了，黄老虎会怎样为他念悼词，谁还敢说他是受过处分的人。这些都从一个方面深刻地塑造了忽大年的性格，使他成为小说的灵魂人物。当然，他不是一个完人，巷道抢险死了人被降职后，心情烦躁的他，和靳子发生口角之争甚至不惜挥手打老婆的耳光。这些情节或细节，符合一个农民出身的军人性格，他的可爱就在于他的真诚。小说也写世道人心的变化。比如忽大年没受处分时，孩子谁见了都会给块糖给颗枣，玩累了想回家就有人跑过来背起小家伙回家；受了处分之后，大家脸上嘴上客气，真诚善待尽失。

忽大年命运的一波三折，还是在国家、民族叙事中展开的。中印反击战、珍宝岛事件的军火支援，特别是军工企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艰苦奋斗迎难而上，军工行业乃至整个国家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时代风云，是忽大年个人命运的整体背景，或者说，他是那个不平凡年代的参与者。因此，隐秘世界的个人命运一直与国家、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当然，忽大年不是一个超人，他的英雄性格的形成，离不开组织的培养和时代的滋养。“政治可以严肃冷峻，也可以春风化雨，我努力将这个特征熔化到事件的肌理里，表现在具体的工作进程中，使作品人物在那个浓郁的时代背景下，一步一步完成人格塑造站立起来。”阿莹的这一体会弥足珍贵。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如黄老虎、忽小月、靳子、黑妞、连福等，也都写得好，有个性，有年代感。通过这些人物，写出了一代人创造的那个时代。忽大年连同这些人物，是今日中国能够崛起的传统力量，也是一个民族复兴繁荣的最大秘密。这也是作家坚持文学的人民性的结果。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