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姥

文/侯严峰

想起四姥，就想起那个叫作王村阎家的村子，想起烙印着一个时代的那些如烟往事。

王村阎家坐落在县城东南约莫九里。村里不光有王姓和阎姓，还有赵、丛、徐、范等姓氏家族。不大的村子，家家毗邻相居，人丁很是兴旺。

还是读小学的时候，每逢寒暑假，母亲总会把我们姊弟几个打发到乡下住上个把月。第一次放寒假到姥姥家，看到南窗外面的猪圈，与茅房一墙之隔的驴棚，还有那口冬天用来储藏红薯的旱井，我感觉很是新奇。冬天寒冷，圈里的粪都冻着，且撒了土，便不似夏天那般臭气熏天。姥爷、姥姥住东屋，我跟四姥住西屋。姥姥家是一处老宅，整棵合抱大树做的横梁，黑黢黢的，不知经历了多少岁月。土炕前是一个用几个瓦片围起，再用铁丝缠绕，糊上些泥巴做成的“火炉”，添上些和了黄泥的散煤，烧起来火苗星星点点，还散发着呛人的煤烟味儿。好在堂屋砌有烧麦秸和苞米秸的锅灶，那烟道通过炕洞，就把温暖弥漫了老屋。东西厢房木制的窗户并没有玻璃，窗框里外用白纸糊上，挡风遮阳。快过年了，四姥用一把笨重的剪刀灵巧地剪出好看的窗花，什么鸟兽花草、福禄寿喜的，用糨糊贴在纸窗上，年味就从那窗花上飘荡出来。

四姥那时也就五十岁上下的年纪，却已是满头银发；戴一顶黑毛线编织的帽子，穿一身灰布大襟棉袄，耳朵上坠着一双暗银色的耳环，透着一脸的慈祥。“饥困吗？”四姥问我，操着一口乡间土语。我听不懂，尽管在客车上颠得前仰后合，把早饭吐了个干净，此时饿得肚子咕咕直叫，还是一个劲儿地摇摆着脑袋。后来琢磨，“饥困”的中心词应该是“饥”，也就是“饿”的意思。

转眼就到了大年三十。除夕夜，家家户户堂屋正中的桌子上燃起了祭祖的香烛，把平日夜晚幽暗的老宅照得通明；祖上几代先人的排位都写在一张很大的红纸上，按照辈分由上到下排列着，密密麻麻的；贡品也就那么几样：一碗猪头肉，一盘黄米年糕，再就是腊月蒸的大馒头。时近午夜，许多人家放起了鞭炮，无非是一串串的“小鞭”或二踢脚，家境殷实一些的人家也不过燃放几个震耳的大爆竹，以显示自家的与众不同。村里过年夜不闭户，老少爷们都盘坐在炕上抽旱烟、嗑瓜子、剥花生，唠着家常“守夜”。唯独四姥早早上了炕，倚坐在被子里，手里摩挲着两块磨得锃亮的银圆，不言不语，似乎外面的喧闹与自己并无干系。

年夜饭照例是猪肉白菜饺子，但毕竟是过年了，端上炕的小桌上，还是摆放着几道荤素菜肴，看上去就有些喜庆的样子。外公并不急着下箸，先用锡酒壶给自己斟上一杯温热的烧酒，很滋润地啜上一口，再叮嘱我们：“夹菜时要抬起胳膊，用手扶住袖口，别让袖口落到菜盘里；只能夹自己一边的菜，不能挑拣，更不能用筷子在菜盘里翻弄。”外公早年带舅舅闯京城做小买卖，知晓不少大户人家的俗礼缛节。外公一边耳提面命，一边用手捏住袖口，伸出筷子亲自示范，生怕我这个城里来的毛头小子坏了“规矩”。四姥却不以为然，也不搭理姥爷那套说辞，只是对我笑笑，不停给我碗里夹菜：“过年了，多吃点儿。”

四姥个头高，眉目也清秀，一对大脚竟然躲过了当年女子自幼缠足的厄运，不像姥姥那双小脚，只能满地颠跶着。生活在卫生环境很差的农村，四姥的衣着却总是那么洁净体面，炕上的被褥也归整得一丝不乱。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四姥白天摘下帽子，梳洗头发。有一天到了夜里，四姥以为我睡熟了，便慢慢摘下帽子，卸下发簪，披散下满头白发，口中嗫嚅着：“唉，我的命苦啊！”这时候，我眼前的四姥，瞬间成了一位苍老又令人悲悯的乡村妇人。

四姥平时话语不多，也很少走村串户，与乡邻闲谝家常，整天待在那间不大的西屋里，拾掇拾掇这，打理打理那；唯一的“娱乐”，就是翻翻几本磨掉了封面的小画书，独自把玩那几张发黑的纸牌。

我和弟弟顽皮，不是偷两瓢玉米面喂了猪，就是用木棍敲了驴，要不就是把正在啄食的母鸡赶得满院乱飞。每当闯了祸，我们就会被姥姥斥责一顿，姥爷也会操着带点儿京腔的乡音，喝一声：“淘气！”回到西屋，四姥依然会怜爱地给我们手里塞块地瓜干，或是几粒花生米，从不责怪我们。

姥姥家门前的那口大缸是用来腌菜的，什么大白菜帮、小萝卜头，还有些豆角黄瓜之类的。冬天夜里温度低，早上缸里就结了一层薄薄的冰，把冰砸开，取出几坨腌菜，用水冲洗一下，切上几刀就上了桌。有时四姥会拿来一个不大的瓶子，颤抖着滴上几滴芝麻油，然后对着瓶口舔一舔，我顿时对四姥就有了几分崇敬。

四姥没有子女，也没什么文化，常常念叨的就是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有时还显露出一丝幽默。我们姊弟四人，四姥偏爱大姐，按着我们的名字编了个顺口溜，还合辙押韵：大姐“吃洋梨”，二姐“发大昏”，弟弟“掇尿盆”，轮到我，竟是“拿屁崩”，后面还跟上一句“崩出油来好点灯”。

每次回姥姥家，母亲都会让我们给姥姥和四姥带点儿钱。临行前，母亲总不忘叮嘱我们：“给四姥的钱，别让姥姥看见。”我不明白母亲的用意，只是觉得四姥在姥姥家做不了主，有时甚至像个寄居外姓人家的“客卿”。

姥姥家对面是一户杀猪的人家。屠户阎世达人如其名，长得很是健壮，夏天经常光着膀子，大冷天也穿得单薄。每天早上杀了猪，上午他家院子里支的那口大锅便飘出诱人的清香。猪肉卖光了，锅里煮的都是些“下水”，好像也没放什么佐料，原汤原汁的。抵挡不住那清香的勾引，我时常蹑手蹑脚地踅摸进屠户的小院，盯着锅里喷香的肠肚呆呆地看上半天，大多是吞咽下口水，心有不甘地走开。有时候，四姥会从一块旧手帕里面抠出几个零钱，悄悄塞给我：“去吧，别让你姥爷姥姥看见。”我便趾高气扬地跨进对面的院子，手里排出几分钱：“给！称上一段猪大肠。”阎世达并不因为我们相邻而居出手大方，一双眼睛紧盯着秤杆上的刻度，把那秤杆高高翘起。只要能打上“牙祭”，我才不在乎是不是短斤缺两，还没进姥姥家的门，一小截清炖猪大肠就咽进了肚子。几十年过去了，我竟然还能清晰地记得一个外姓街坊的名字，一定与他那口细煮慢炖的大锅有着必然联系，当然也多亏了四姥那些毛票和钢镚的成全。

长大后才知道，担心四姥清苦寂寥，母亲幼年时便由长辈做主过继给了四姥做闺女，一直由四姥看护养育。因此，母亲对四姥的感情很深。母亲是抗战后期加入中共地下党的，有一次到县城传递情报，本来已顺利完成任务，可县城的敌伪抓了一个人，五花大绑地游街示众，还在胸前一块牌子上写了母亲的名字。消息传到王村阎家，四姥顿时精神崩溃，竟然一夜白头。那时候，四姥不过三十出头的年纪。

四姥怎么会独身一人？四姥爷在哪儿？这些疑问，年幼时不曾理会，稍稍懂事了又不敢贸然询问。

原来，四姥16岁时就从相隔不远的王村杜家嫁到赵家，夫婿是母亲的四叔。成婚那天晚上，两人还没进东厢的新房，四姥爷就闯了关东，投奔哈尔滨的二姥爷去了。离家时，四姥爷把姥姥给的两块银圆交给四姥，便绝尘而去，不再回头。后来，血气方刚的四姥爷就在东北参加了抗联。1944年春天，有一天四姥爷回到老家，在南邢家住了几天，姥爷得到消息，牵着母亲匆匆赶去。姥爷好说歹说劝四姥爷回家，叙叙家常、看看媳妇，可四姥爷说什么也不肯，接着回部队去了。

就这样，四姥在赵家独守空房，一等就是几十年。

四姥爷在部队做了“大官”。四姥在世的时候，他还托人找过母亲，询问四姥和家里的情形。母亲那时年轻，性情也倔，更对四姥爷的“负心”、四姥的人生遭际愤愤不平，发誓不再认四姥爷这门亲，把四姥爷抛妻不归的事一顿数落后，不客气地把来人打发走了。此后，尽管四姥爷那边不时还有音信传来，但母亲执拗地不再理会。后来还是大姐告诉我，年少时，四姥爷曾在集市上见过四姥，并和身边的几个朋友一起奚落四姥那双不合时宜的大脚。不承想成亲时，洞房里的新娘竟是四姥！

我宁愿相信，是时代的局限，还有少不更事的青涩和战乱频仍的年月错失了他们的姻缘。

四姥虽然没有跟四姥爷过上一天真正的夫妻生活，但她内心深处一定还记挂着那个男人。村里南街有一位妇人，长得矮墩墩的，人称“小老婆”，是四姥为数不多能说上话的人。“小老婆”的境遇和四姥相似，也是男人婚后不久“失联”，但在“小老婆”病重弥留的时候，她那出走多年的男人终于回到了她的身边。在四姥看来，“小老婆”还是幸福的。

母亲跟四姥亲近，一直称呼“婶妈”。为了孝敬四姥，进城后，母亲时常会把四姥接到家里，让她享受一下城市生活，同时帮忙照看我们姊弟几个。

不知为什么，生长在乡村的四姥却痴迷传统京剧。每当闹市区“新世界”附近的大众剧场上演京剧，父亲就会弄来两张票，让四姥带上我看戏。儿时的我，自然对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戏剧没有兴趣，进了剧场，看不上几眼，就趴在四姥腿上睡着了。四姥却打熬得住，通场看完，意犹未尽。

1967年我上了初中，又赶上社会上乱糟糟的，寒暑假就再也没有回过姥姥家。

第二年，带着对人生许多无奈和抱憾，时年56岁的四姥走了，走得急促，也安详。四姥慈祥的面容，戛然定格在我少年的记忆里，填满了我对那个时代乡村风习的怀恋。

后来，我到了部队，成为宣传队的一名文艺战士。有一年宣传队到姥姥的家乡慰问，演出结束后我请了假，趁夜赶到王村阎家。那时姥爷、姥姥还都健在，也还像往年那样住在东屋，只是西屋空落落的，了无生气。第二天，住姥姥家隔壁的表嫂带我来到一片荒地，那里孤零零地凸起着一座坟茔，就是四姥的安息之地。听表嫂说，跟四姥一同葬埋的，还有四姥珍藏的那两块银圆。平生第一次，我双膝跪地，给四姥磕了头。

四姥离去已经50多年了。我想念她。

侯严峰，新华社高级记者。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曾任新华社胶东支社社长、黑龙江分社副社长、山东分社总编辑、湖南分社社长。出版有《新闻的律动》、记忆文学《何处归鸿》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