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纯真的诗歌年代

——兼怀诗人雷善华、江堤

文/刘起伦

那是个纯真又纯粹的诗歌年代。

引发我写这篇文章的直接起因是，前一阵子，长沙部分诗友聚会，席间有人突然提到湖南“新乡土诗派”“三驾马车”之一的江堤，说江堤离开人世二十三年了。我心里一惊，时间过得好快啊！

我和江堤的交往不多，直接见面只有两次，或者三次。两次，是确凿无疑的，都与诗歌相关。那么剩下一次，或许有或许无，只是粗略印象，也与诗歌相关。我将慢慢道来。

我和江堤第一次正面接触交往，是因为一个叫杨春光的诗人出现。

在湖南，在写诗这件事上，我起步比我同时代、同年龄层的诗人都晚。我是大学毕业分到军校工作几年后，满了二十四周岁，因某种机缘才开始业余创作的。那是1988年的春天。而此时，那些后来与我交往密切的诗人，在湖南诗坛，乃至中国诗坛，已如水归器内，各成方圆。

自从开始诗歌创作，我就和高中同学聂沛联系上了，其时，聂沛在中国诗坛风头正健。也和高中同学、大学毕业后到青海支边的诗人罗鹿鸣通了信。又通过聂沛认识了在白地市医院放射科工作的诗人李志高。不久，又和在外求学的中学师弟聂茂联系上了。

让我感到纳闷的是，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除了和本单位几个诗歌作者姜念光、全世杰、夏志和、沈煜等时有交流外，我没和长沙市里任何一个诗人有来往。直到1994年上半年，青年诗人胡辉（远人）的出现，我才慢慢和长沙一些诗人接触。我想，可能因为我是个军人，工作的军校又地处偏郊的缘故吧。

我听人说起过江堤写诗的一个趣事。说他诗意袭来时，会搬张桌子到湘江大堤上去写诗。这个举动确实很诗人。可能就因为诗人气质太浓，当初大学毕业留在校办做秘书的这份工作就不太合适他。后来，他主动或被动地调到岳麓书院工作，倒在情理之中，也得其所哉。因为这个传闻，江堤作为纯粹的诗人形象便在我心中凸显出来。我对纯粹之人总是心存赞许的。

说说杨春光的到来吧。都是与诗歌相关的人和事。这些来龙去脉不交待清楚，文章就无法自圆其说。

记不清是1990年，还是1991年了，反正是初夏，我正在祁东老家休假，当时我妻子还在白地市镇中学当老师。自写诗后，每次回祁东，我都会向县文化馆的聂沛、县电视台的严新轩和白地市镇医院的李志高几位诗歌兄弟通报行程。那天，聂沛把电话打到白镇中学，告诉我，一个叫杨春光的部队诗人要到白地市，让我接待一下。杨春光和聂沛是在1985年参加《诗刊》刊授学院组织的北京改稿会结识的。

我对杨春光并不了解。既然是诗人，又是军人，还是聂沛介绍的，我没有理由不接待。自然是妻子就着一个藕煤炉子炒菜，喝我们祁东的家酿米酒，在学校分给我妻子的那套紧挨教室的一厅一室简陋住房里，我们简单又热情地接待了来宾。

喝了酒吃过饭，杨春光告辞了。他要去找崔婷。崔婷在白地市钢铁厂工作。因白钢离镇中学很近，我又不认识崔婷，便没有陪他去。

关于诗人祁东，或者雷善华，我需费点笔墨。

雷善华是白地市区元里坪乡人，离我们家不过几里地。他在我家门口的白地市镇中读过书。他的作文写得实在太好了。记得有次学校开大会，他登台发言，那个发言稿写的那个文采斐然，全校师生没有不啧啧称赞的。

1979年，雷善华高中毕业，我正好初中毕业。那年在白镇中学设的高考考点就在我上课的二层教学楼的二楼教室。尽管是高考，我们也没放假。那天上午入考场前，雷善华突然跑到楼下教室找到我，让我给他讲解勾股定理及证明。我二话没说，拿起纸笔就为他做了演算和讲解。后来我才知道，那年高考的文科试卷正好考到勾股定理。

就因为勾股定理这道题，雷善华的数学成绩得了几分。严重偏科的他最终因语文成绩太好，破格录取到祁阳师范学校念书，让自己吃上“国家粮”，改变了农民身份。在那个时代，能考上中专，对我们农家孩子来说，已经是天大的事了。我曾想过如果雷善华数学打零分，交了白卷，会不会被破格呢？毕竟白卷英雄张铁生成为反面教材已被广泛批判了。

雷善华确实很了得，他在祁阳师范上学期间，曾被省作协的《小溪流》杂志借调去当编辑。这是件很牛逼的事。

1988年年初，我回祁东过春节，休探亲假。因为立志写诗了，我会每天跑到我岳父工作的白地市学区会议室阅读报纸。读的是《人民日报》“大地”副刊、《湖南日报》“湘江”副刊，以及《衡阳日报》“回雁”副刊。一天，我读《人民日报》“大地”时，读到一个署名“祁东”的人发表的两首诗。当时就想，这人谁啊，什么笔名不用，偏偏用我们县名做笔名？而我读过这两首诗后，直有种惊艳的感觉。我记得特别清楚，其中有一首是《山塘》。我扪心自问，自己学习写诗了，什么时候也能将诗写得这么出色？

后来一次闲聊中，李志高告诉我，那个叫“祁东”的诗人就是雷善华。

原来是他呀！难怪诗写得那么好。我想。

志高兄接着告诉我，雷善华于1987年11月因车祸过世了。我听后脑袋瞬间一麻。推算了一下时间，雷善华发表在《人民日报》的那两首诗是在他去世之后，也确实算得上牛人了。

关于雷善华出车祸的事。我听到过两种版本。一种是，他写了个中篇小说，去找一个学生帮他誊写，回程中出的车祸。另一种是，雷善华教书教得好，一个学生家长让他帮自己孩子补课，补完课后回程中出的车祸。不管哪种版本，雷善华出车祸时，是骑着自行车的，被一辆从后面开来的大货车碾压而死。很惨！

罗鹿鸣、雷善华，还有我高中同学、作家、深圳《女报》编辑罗尔都是元里坪乡人，因为共同的爱好，他们过从甚密。罗尔说：“1986年，我家准备建房子，他利用他的关系帮我在白地市钢铁厂买过钢筋。借一辆板车，与我一起拖回家。当晚他住在我家烧红砖的窝棚里。其时，莫言的《红高粱》发表不久，《新华文摘》转载了，我向他推荐，他就在窝棚里读完了，很兴奋，不断地说‘我爷爷’‘我奶奶’。第二年11月，我家房子落成，我正在房顶盖瓦，一个过路老乡告诉我，善华出车祸了。2003年，我联系上崔婷嫂子，得知他们的女儿吉他（小名）正在重庆读研，去看望了吉他，还约她写了一篇关于父亲的文章，发表在《女报》。”罗尔还说：“善华在我家读过一册《世界文学》后，汇款到北京，把所有的《世界文学》杂志都买了，满满一柜子。但没听说他写过小说。”

如果读了《新华文摘》转载的《红高粱》，便兴奋不已，赞不绝口；当读过一册《世界文学》，就汇款将出版了的杂志全买回家阅读（那个时候，一个乡村教师的工资那么少！），我就有理由认为，雷善华一定读过很多优秀小说，也尝试过写小说。当然，这已无关宏旨。重要的是雷善华，这个才华横溢的诗人，英年早逝，实在令人扼腕痛惜！在我看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祁东出现雷善华聂沛双子星座，在中国诗坛双雄并峙，实是朋友们所乐见的。

罗鹿鸣说：“雷善华才能出众毋庸置疑，但他给自己取的笔名太多，让他的名气一点也不聚焦。他先后用了二十几个笔名，常用的也有好几个：雨良英、蓝天、冯虚、祁东等。”我尝试写诗后，曾到袁家岭新华书店买到一本《XX年中国诗歌报刊作品选萃》（具体忘了哪一年）。一家刊物只能推荐几个人的作品入选，而雷善华以“祁东”笔名写的《京剧》（组诗）被《诗潮》推荐，进了选本。

鹿鸣兄还私下跟我说过一件事。雷善华小时候不叫雷善华，而是叫“雷国华”。说他们当地有个蛮厉害的算命先生给雷国华推过八字。瞎先生掐指排算后直摇头，对他父母说，这孩子命不长，怕难以善终，说“国华”这名字太大，孩子扛不住。显然，瞎先生的话他们听进去了，所以“雷国华”后来改名“雷善华”。后来发表文学作品时雷善华频频更换笔名，是不是想打一枪换个地方，逃脱命运的掌控呢？瞎先生的一语成谶，让我惊诧于命运不为人知的巧合！

唉，人生海海，我们都是活在一张巨大而无形的网中，死神更是无处不在的嗜血鲨鱼，躲在暗处时刻窥视人类，寻找机会。令人欣慰的是，雷善华去世时，他妻子崔婷已有三个月身孕。这位可怜又可敬的女子，坚持保留下善华的血脉。他们的女儿很有出息，读了硕士研究生，工作也不错。

杨春光在祁东为雷善华上坟之后，又到了长沙。他通过我留给他的单位电话号码打到我办公室。我向领导请了一天假，从市郊赶到市里和他见面。他此行长沙要见两个人。一个是《长沙晚报》副刊老编辑王俞，一个是诗人江堤。

他向我解释，看望王俞，是受崔婷所托。崔婷说《长沙晚报》副刊发表过她几次散文诗，都是王俞编发的。而且“崔婷”这个笔名还是她遵从王老先生的建议取的。崔婷一直没和王俞见过面。本来她想过要陪杨春光一起到长沙来的，想亲自到报社登门拜访王俞。后来还是作罢。我想原因无非有二，一是女儿尚幼离不开；再就是一单身女子陪一单身男子江湖行走，毕竟有诸多不便。

我们先到了位于蔡锷路的长沙晚报社，见到了要见的人，算是完成一个任务。然后，又跑到湖南大学，一路问人，总算见到江堤。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江堤本尊。说实话，江堤给我的第一印象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与我心目中那种玉树临风、英气逼人的青年诗人形象还是相去甚远。杨春光和盘托出他见江堤的真实意图。杨春光有个宏伟目标，想成立中国校园诗人联盟，打算编辑出版一套校园诗人作品选。江堤对此事好像没什么兴趣。我们坐了一会儿就离开了。

对于江堤的不热烈，我能理解。真正的诗人都有个性，都是独立的。江堤对杨春光的提议“不接砣”，完全在情理之中。就像后来湖南“新乡土诗派”要公开出版集子，可能我在凡溪编的《诗歌导报》上发过作品，彭国梁兄便写信邀我加入。虽然入诗行不久，在诗坛还寂寂无名，我还是婉拒了。我不想过早将自己归于某个流派，自我设限。

但我对江堤说过的某些话记忆深刻。他说他是农家孩子，出生在衡阳县金兰乡木瓜村，通过高考上大学，最终留在省城写诗。这和我履历完全相似。我出生在祁东县（祁东县与衡阳县相邻）万福乡流泉町村，也是考上大学，毕业后留在长沙工作，也写诗了。我们之间便有一种天然的认同感。

2000年，我在参加了第16届“青春诗会”后停下诗笔，只因带兵人责任重大（我先后担任学员旅副旅长、旅长，又被送到国防大学师职领导中青队培训两年），实在不敢分心。这一停，便是整整十年。尽管不再写作，但仍然喜欢浏览单位为我订的报纸副刊文章，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在《长沙晚报》读到江堤的文化散文。这是晚报给江堤开的“湖湘文化遗址随笔”专栏。每一篇都写得扎实厚重。在我个人看来，江堤的散文水平完全超过了他的诗歌。这得益于他在岳麓书院工作吧。

2003年5月，由《诗刊》设立的“华文青年诗人奖”第一届颁奖典礼在长沙神农大酒店举行。获得该奖项之一的江一郎是我同一届“青春诗会”同学。颁奖典礼结束后，诗刊社组织了一场湖南青年诗人座谈会，我在应邀之列。座谈会上我见到了江堤。他发完言后便离席。经过我身边时，我发现他脸色发黑发暗。我也站起身，从会议室出去方便。在过道上，我喊住江堤。我说：“老兄你脸色这么差，没什么事吧？”他说：“没事，兄弟！”他一脸的笑。这是江堤留给我的最后印象。

那一年，我购买了电脑，开通了家里的网络。一天快到午时，妻子正在准备午餐，我打开电脑，显示屏突然跳出字幕：青年诗人江堤遗体告别仪式于X月X日X时X分在明阳山殡仪馆X厅举行。而此时分，正是我打开电脑这一刻。我只觉得头皮一麻，眼前恍惚，两个月前神农大酒店走廊里那张笑脸便浮现出来。这一刻窗外阳光多么灿烂，可诗人江堤坠入了永恒的黑暗之中。后来我从文友那里得知，江堤患的是肝癌。那么，两个月前的神农酒店座谈会，他应该清楚自己病情吧？他已病入膏肓。他留给我的那张笑脸，在我看来，这是他此生写的最朴实最真诚的一首乡土诗。

前文提到我和江堤见过两次，或者三次。两次，已写得明明白白了。如果说有第三次，只是依稀记忆。我和同事刘炳琪参加长沙市作家协会不久，市作协搞过一次培训，我们都参加了。培训结束后，作协组织我们参观岳麓书院。因为打着江堤的旗号，都免了门票。我不太能够肯定，江堤是否与我们见了面并陪我们参观了。那时，有诗人参观岳麓书院，只要提到来会江堤的，可以不买门票。

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也是诗人节。我想起了屈原，想到了雷善华、江堤，想到了端午水、天上的银河、地上的汨罗江。

我认为，“粽子”是农耕文明写下的最具象征意义的乡土诗；承载一个民族的情结和集体记忆。在这样一个节日，动笔写这篇文章，我是想将自己一些记忆包进文字的箬叶里，祭奠那些逝去的诗歌兄弟。

雷善华（祁东）、江堤，活在人世并不长，离开我们也很久了（江堤23年，雷善华39年），但他们用自己的诗作向我们提供了一份曾活在人间的扎实证词。他们像彗星，划过夜空，虽短暂，但耀眼！

有人说往事随风，时间流逝，会让回忆渐渐淡化。我不这样认为。生命里经历的有些事情是无法忘怀的，它会在岁月流转中不知不觉溶化于相关人的血液，镌刻成最宝贵的记忆密码，一旦被触动，便迅速复活成鲜活的画面。

往事并不如烟。

2026年6月19—20日.长沙

刘起伦，笔名起伦。军事学硕士。1988年开始业余文学创作，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人民文学》《中国作家》《诗刊》《解放军文艺》《小说月报》《当代》《星星》《天涯》《西部》《芙蓉》《湖南文学》《湘江文艺》等刊，曾获《诗刊》《解放军文艺》《芳草》等刊物诗歌奖，参加过第十六届“青春诗会”、第七届“青春回眸”，以及全军小说创作笔会。出版散文随笔集、诗集、中短篇小说集数种。现居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