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与城：湘水航运史诗

文/谢宗玉

今日白露，暖阳煦暖，我在橘子洲头，伫立良久。水汽湿眼，润风扑面。我闭上眼睛，耳侧仿佛传来远古艄公的号声，两岸城市帧影流云般掠过脑海，心跳似与江涛同频共振起来。此时我已完全沉浸在时光深处，湘舟万千，自我胸腔扬帆竞发；无数高楼，则如搭积木一般，将我丹田迅速撑成一片“内天地”……

远古水道的文明星火

2025年8月，我受邀回到故乡郴州，第一次参观新建的郴州博物馆。此前我从不知道，秦汉之前，故乡就有如此璀璨的文明。网上无法搜索到，也看不到任何史书记载。

或许这正是“行万里路”的真正意义之所在吧！行万里路不但能检验书本知识，还能发掘大量被历史雪藏的民间知识。可笑的是，读大学前，我长年蜗居山村；读大学后，又很少返回家乡，以致误以为故乡的历史非常浅薄。此时站在桂阳千家坪遗址文物展厅前，我才发现自己是何等孤陋寡闻。

洪江高庙遗址的史学价值，如今被一再抬高，学界已无人不晓。可谁能想到，它的白陶工艺与图案，竟会出现在四五百公里外的桂阳千家坪？两者有惊人的相似，甚至简直就是一模一样，以至于当我目光触及的刹那，恍惚以为自己到了怀化洪江。

7000多年前，两地文化就如此紧密相连，实在让人啧啧称奇。两地虽不算远，但隔着南岭与雪峰山的重峦叠嶂，千家坪文化是如何“照搬”高庙文化的呢？经碳同位素检测，千家坪文化晚于高庙文化200年。一只陶罐花200年时间，在不同山区猎人的肩背上流转，估计也能从洪江抵达桂阳。问题是，仅凭一只陶罐，千家坪就能衍生出一大片与高庙遗址极为相似的文化来吗？那显然不能够！

所以这种传承，水路比陆路更靠谱一些。高庙的陶罐顺着沅水，流向洞庭，在湘北平原扎根后，又逆湘江而上，抵达桂阳。这看似走了双倍的路程，但更容易成功，而且可以批量走货，这样借鉴起来就容易多了。或许这才是真相吧？

如果推论成立，那意味着7000年前湘航已悄然开启，两岸部落凭借水路以物易物。大胆揣测一下，六七千年前，或许已经出现类似后来的商部落，撑着舟筏，沿着湘江与各部落交换物品，以此获取差价。永州最低海拔63米，长沙最低海拔23米，湘江绵延数百公里，这点落差不算什么，在长江众多支流中，湘江算是航运条件极佳的河流之一。

5000年前澧县鸡叫城修建了三重环壕，用水阻挡来犯之敌，华容七星墩则引水入城作为交通，无不证明湖湘先民对水的利用已非常娴熟。远古先民驾着粗糙舟筏，行进在或宽或窄、或幽或明的江上，手握骨刺尖棍，死死盯着浮萍水草，一旦发现异动，就高高跃起，连人带刺，直插下去。然后被大鱼拖着忽上忽下，劈波斩浪，也不松手，直至将大鱼的力气全部耗空才算完。先民的这种能力，其实早已被玉蟾岩遗址1万年前留下的水族残骸给证实了。

炎帝南巡湘南，舜帝南狩苍梧，想要顺利抵达目的地，非得借助水路不可。陆路先不说能否走通，单是丛林里的大小部落，就让外来客寸步难行。如今，衡阳雨母山祭祀“舟载神农”的环节，似乎就是远古记忆的现世遗存；还有九嶷山祭祀坑中的海贝项链，也说明很早之前就有一条沟通大海与湘南的水上通道。“五千年华夏文明”是历史课本中的表述，现如今考古界已推出“万年中国”之说。考古界以实物考证历史，既保守又谨慎。随着考古遗址的不断发现，我们才知道远古人类的智慧与成就一直被低估。

商周时代，湘江就是战略物资的运输通道。四羊方尊被鉴定为商末周初文物，其铸造地一直存疑。通过现代技术检测，其锡料来自湘南，铜料来自赣北。就是说，不管四羊方尊的铸造地在哪里，其原料或成品运输，必定会经过长江与湘江，才能抵达它的出土地宁乡。

楚国最强的时候，南部疆界也不会超过常宁、耒阳、安仁、茶陵一线，但楚王却派重兵翻山越岭，建立临武县邑。临武，即临近武水之意，武水属珠江水系，足见楚军已深入南岭腹地。如今，在临武附近发现的楚国采矿洞，以及炼锡坩埚与遗锡，无不说明长途奔袭的楚军是冲着珠江流域的锡矿而来。

有意思的是，武水南流与浈水汇合，称为北江，北江流入珠江。在武水与浈水交汇处的韶关市，20世纪70年代发现一处远古遗存，里面的青铜器，竟都产自本地，时间为商周时期。其用锡可能就来自旁边的临武。也就是说，临武的矿藏在楚国发现之前，百越人早就在此开采了，锡料一部分贩往北方，楚人沿着商路反向寻踪，确定位置后，派兵奔袭，把锡矿直接给占了。

武水南流前，有一段是东流，抵达宜章。有考古证明，楚军在临武提炼的锡锭，不是经嘉禾入舂陵江，而是由宜章越过坡度较缓的山冈进入郴江。郴州最初就是临武锡料再次装船入水的码头，同时兼作锡料保驾护航的军事驻点。《包山楚简》曾记载：“输锡于临武，勿令乏军兴。”意思是说，安全地把锡料从临武运输出来，不要违背军令。锡料经郴江、耒水、湘江、长江，最终成为郢都青铜的铸材。碳同位素的分析已经证明，如今荆州出土的青铜剑很多用了临武锡料。显然，湘江这条800里的“军工供应链”，对楚国的王霸事业，曾做出过重大贡献。

《鄂君启节》是公元前323年楚怀王给自己儿子鄂君启颁布的免税通行证。凭据详细规定了鄂君启水路、陆路的交通路线，车船的大小与数量，运载额度与货物种类，禁运清单以及纳税免税情况等。其贸易线路不但涉及洞庭湖与湘江，还有长江、沅水、澧水、汉水等，以及沿岸诸多城市及关隘，这足以证明当时楚国的水陆贸易网络已初步形成。这也难怪，地广人稀，农民窝在某个山坳悄悄繁衍，农田与农产根本无法统计，国家在关隘处收取商税反而更加便利。

从楚国开始，甚至更早，长沙就是湖南政治、经济、文化的大本营。这从长沙现已发现的3000多座楚墓就可以判断。平民死后只会尘归尘，土归土，很难留下砖石墓穴。能保留至今的墓穴，里面基本都是贵族。楚国庞大，城市无数，长沙的楚墓数量却能跻身前五，足见长沙当时有多繁华。

湘江衡阳段险滩，其礁石现在还遗留着楚人开凿的痕迹，这或许是湘民对湘江最早的疏通与治理。在潇水双牌县段，曾发现过战国水利遗址，那是一种可拆卸的临时性水利设施。将数根木棍绑成三脚支架，并列架在水中，斜面铺上竹簟、泥土，形成拦水坝。旱时抬升水位，以便引水灌溉庄稼；雨季方便拆除，避免洪涝灾害。那时的永州，尚属蛮荒之地，说明这种水利技术并非政府推广的结果，而是潇湘先民自发的智慧成果。

如今衡阳人信誓旦旦，宣称楚国曾在衡阳设过“庞邑”。可没有任何史书支撑这一说法。只是衡阳地处南疆，越楚杂居，形势复杂，湘江经此又多险滩，为保证耒水入湘的锡料和舂陵江入湘的稻米北运顺利，楚军很有可能曾在此设有军事据点。

航运塑造城市雏形

秦军三路进攻岭南，两路溯湘而上，50万军队及其辎重粮草涌入湘江。为了运输兵员物资，秦监御史禄率民工开凿灵渠，让湘漓联手，长江从此拥有了另一条入海线路。依靠这条交通线，秦军很快在岭南扎下根来，并开辟桂林、南海、象郡三郡。之后历代中兴之主都拽紧了这根交通线，不让岭南逸出中原。2000多年过去了，如今灵渠仍然畅通无阻，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

据史料记载，秦朝在湖南设有三郡：一是黔中郡，后改为洞庭郡；二是苍梧郡；三是长沙郡。郡下设县，其中郴县、耒县、罗县、湘南县都与湘水流域有关，长沙郡的郡治设在临湘县，也就是现在的长沙。

郴县既是码头，又是军事要冲。耒县平旷肥沃，既是产粮区，又有丰富矿藏。罗县源于罗子国，在汨罗一带，人口密集，居民是从北方迁移过来的。湘南县地处现在的湘潭，也是产粮大区。郡治临湘县则是政治、军事、经贸的中心。湘南县包围了临湘县，相当于临湘县的郊区。这种以功能划分县治的设置，既高明又先进，对现代县市的设立都有着深远影响。这些郡县依水布局，跟远古湘北的古老城堡有着本质区别。

马王堆三号墓曾出土过一张《驻军图》，上面标注了7处粮仓、21个漕运节点，说明西汉初期的湘水流域，已经形成了一套军事补给网络，线路遍及湘江干流及支流。东汉建武十七年（41），伏波将军马援溯湘水而上，从灵渠进入漓水，平定了交趾叛乱。如今湘江两岸仍有多处伏波庙。2025年国庆节，我带着一家老小去逛株洲昭陵古镇，发现紧靠湘江岸边的伏波庙才翻新不久，看着虽然矮小简陋，但燃香袅袅，祭祀不绝。

《汉书》曾记载长沙国“出潼粟，连舻北运”，“潼”通“漕”，舻船相连，说明运输队伍庞大。据学界推测，当时湘江的年漕运量高达三四十万斛，可供20万士兵一年的口粮。

从长沙汉墓出土的船模可以知晓，西汉时期航行在湘水的船只船体细长，设有多间舱室，以便客货混载；动力以长桨为主，辅以舵桨控制方向，适合内河低速航行。相比之下，广州出土的东汉船模则更为先进，它们已有尾舵与风帆，能实现远洋航行和侧风转向。

汉代在湘江流域新设有十八县，其中十三县处在航运节点上。计有长沙国的酃县（衡阳市酃湖乡）、攸县、连道县（涟源市东）、承阳县（邵东县东南）；零陵郡的泉陵县（永州零陵区）、营浦县（道县）、泠道县（宁远县西）、营道县（宁远县东南）、钟武县（衡阳县）、重安县（衡阳县北）；桂阳郡的便县（永兴县）、临武县、南平县（蓝山县）。

2017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酃县故城进行勘探，发现城址分内外大小城池，护城河直通耒水，物资调配与政令传达都很方便。故城地势低洼，易受洪水威胁，因此仓储等重要建筑都设置在城市东北的小山丘上，这样既避水患，又能凭高监视四周。

马王堆汉墓曾被誉为“汉代长沙的百科全书”。长沙国最负盛名的手工业是漆器制造。可如果细察，我们就会发现部分漆器烙有“成市草”和“成市饱”等字样。“成市”是指蜀郡成都的官方作坊。这既表明长沙贵族对高品质漆器的需求，同时也印证长江与湘江有着丰富的商贸关联。汉墓另外出土的南海犀角与象牙，也是有力的旁证。

“舸”“舫”“舲船”“舳舻”“艨冲”“楼船”“贾船”“蛮夷贾船”……汉代文献对舟船的不同称呼，说明当时船只种类繁多、样式不同、用途各异，周边夷国也可驾船驶入内陆贸易。

长沙城功能明确，有官署区、居民区和商业区。富裕人家的住宅有院落、楼阁、仓廪、灶井，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官僚、地主、士兵、商人、工匠、农民、奴仆等角色，各具神态，杂然在大街小巷，勾勒出了一幅充满活力的长沙市井图。种种这些，无不证明长沙在汉代已有稳固的农业、发达的手工业和活跃的商业贸易。它既具有西汉城市的共同特征，又保留了浓郁的楚文化特色，是湘水流域最富代表性的城市。

（节选自2026年第3期《芙蓉》谢宗玉的散文《舟与城：湘水航运史诗》）

谢宗玉，湖南安仁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创作一级。曾在《人民文学》《当代》《收获》《中国作家》等文学期刊发表作品400余万字。著有《千年弦歌》《谁是最后记得我的那个人》《田垄上的婴儿》《遍地药香》《时光的盛宴》《末日解剖》等17部文学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