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一遇的时空对碰

文/邓华如

扬州的雨，总带着几分六朝金粉的湿意，落在隋炀帝陵寝的封土上，也落在那块记录着陵墓如何被发现的石碑上。泥土的腥气混着青草香，漫过新修的神道，恍惚间竟像是从隋代飘来的风。2013年，一位名叫杨勇的地产开发商在此施工时，意外掘出了那方写着“隨故煬帝墓誌”的青石，这一发现像一道惊雷，劈开了沉睡了千年的时光密码。

青石板上这行字又像一把时光钥匙，猝不及防打开了隋代的光阴密室。杨勇、杨广，这对千年之前手足相残的兄弟，竟以如此荒诞的方式完成了一场跨时空的“对接”。当年杨广夺嫡杀兄时，大约不会想到，千年后掘开自己陵寝的，会是一个与兄长同名同姓的人。历史的巧合，往往比戏剧更耐人寻味，它并不会直白地说“报应”，却在字缝里和时间褶皱中隐藏着对“选择”的注解。谁也没想到杨勇、杨广，这两个在隋史中纠缠至死的名字，以如此戏剧性的方式在此相逢。史笔如铁：当年杨广正是靠矫诏、构陷，夺了兄长杨勇的太子之位，最终将其赐死。而千年之后，一位同名同姓者竟亲手掘开了他的陵寝。历史的吊诡，总在这些细枝末节处露出锋芒，让人想起那句“天道好轮回，谁又饶过了谁”的民间谚语，却又不止于简单的“轮回报应”四字。

站在夯土堆成的墓冢前，很难用“暴君”二字简单概括杨广。在陵前，最先想起的，应是他拓土开疆的雄图大志。隋初的边疆，北有突厥窥伺，西有西域诸国游离，西南吐蕃尚未完全归附，天下虽已定，四境却未安。杨广登基后，亲赴榆林，大会突厥可汗，赐其车马锦缎，暂缓了西北漫长边陲的狼子野心，为了长治久安，与此同时，又大动徭役，延修长城九百里，将北方防线稳稳推至阴山之麓。他亲率大军西出玉门关，破吐谷浑，置西海、河源等四郡，将青海、新疆东部纳入版图；并在张掖举办“万国博览会”，西域二十七国君主齐刷刷亲赴朝贺；丝路之上，胡商驼队连绵数千里，隋廷的声威彼时远及里海之滨。更值得一书的是，他还遣使入藏，与吐蕃建立陆邻友好联系。彼时的隋帝国，疆域东起沧海，西至葱岭，南抵交趾，北达大漠，这份“扩土固边”的功业，足以让他在史册中占据一席之地。

他在革故鼎新方面一点也不含糊，开科举、凿运河二事，实乃影响千年的大手笔。魏晋以来，官场被门阀士族垄断，“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成了隋初固化的常态。杨广即位之后，大刀阔斧除弊兴利，正式确立进士科，打破门第限制，为寒门学子凭才学入仕开辟了崭新的通道。唐太宗曾看着新科进士鱼贯而入，感叹“天下英雄入吾彀中”，这“彀”的雏形，正始于杨广。

至于大运河，更是他留给后世的“水脉”。京杭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通涿郡（今北京），南抵余杭（今杭州），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其工程之浩瀚，设计之精妙，堪称中古世界的奇迹。杨广在位14年，光修这条大运河就花费了6年大好时光，动用了几百万劳力，硬生生全靠肩挑手提，修筑疏浚黄淮和江右水系1800多里，整个流域覆盖了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七省市，沿途经过大中小城市40多个，受益人口达1.76亿，光山东一省就占了6000多万。这条运河，当时彻底打通了南北的大物流，不仅让江南的粮草丝绸直抵关中，更让南北文化在舟楫往来中交融。唐宋以降，扬州成“富甲天下”的商都，杭州遂成“人间天堂”的胜境，皆赖此河之利。一直到如今，依旧在不断造福沿河5省40多个大中小城市和近两亿人口的生产与生活，客观论此功程，真可谓“苦在当时，利于千秋”，单论这两项伟业，杨广也算得上“有功于后世”的帝皇。这些功绩，如大运河的水波，至今仍在历史的长河里流淌。

然而，陵寝的夯土之下，也埋藏着他无法回避的罪过。他的雄图，总带着急功近利的狂热；他的功业，总沾着万千百姓的血泪。为建东都洛阳，他每月征发民夫二百万，“役丁死者十之四五”，尸骨枕藉于道；三征高句丽，他不顾国力虚实，强征百万大军，使得大隋一时田间地头，只见“老弱耕稼，孤孀纺绩”。而他自己，却在江都的龙舟里过着“后宫列女万余人，皆衣罗绮，食珍羞”的奢靡生活，龙舟首尾相接数十里，纤夫皆着锦缎，两岸香风不绝。更有甚者，他猜忌成性，动辄诛杀大臣，高颎、贺若弼等开国元勋，仅因直言进谏，便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他视民命如草芥，视谏言如仇雠，最终让“开皇之治”积累的民力耗尽，从而导致天下大乱，义军四起，最终被部将宇文化及缢杀于江都宫内，还落得个罄竹难书的骂名。

功过之间，隔着的是万千生民的悲欢。大运河的帆影里，有漕运的繁华，也有纤夫的血泪；科举放榜时，自有寒门的欢颜，也有士族的怨怼。历史从来就不是非黑即白的评判，而是无数细节的叠加。

隋炀帝在扬州的陵寝，如果按古代帝皇下葬的规制来衡量，那是十分寒酸的了。且不说清朝各帝下葬的十三陵，都是宏伟豪华，更有陪葬品价值惊人；也不说陕西唐陵的规模浩大，工艺的富丽堂皇，更不用说秦始皇陵的陵寝举世无双了。相形之下，真是见绌得特别扎眼。就现在展示的遗址原貌来看，隋炀帝墓不仅显得很寒酸，还十分简陋，总让人觉得远不如全国各地已经被发掘展出的那些知府和郡守级的坟墓，顶多像个小富商的待遇。这种印象深入遗址就一览无余了，墓穴狭小逼仄，结构简单，既无陪室也无偏室，更无大厅和府库，用材低廉，工程粗糙，更别说有什么陪葬品了。据史载，当初隋炀帝被部将宇文化及逼死后不得厚葬，还是他的爱妃萧后央人拆了几块门板作为棺椁才得以草草下葬的，而现在所公示的陵寝遗址却是后来唐太宗李世民令人改葬的。但是当地仍有不少对杨广统治怀恨入骨的人，他们不仅掘墓，还往墓穴里灌大粪，如今墓穴门楣上依然残留了一大块黑糊糊的痕迹，看来这些做案人真是誓叫隋炀帝遗臭万年才肯罢休。堂堂一个大隋皇帝死后竟然落得个如此凄惨的下场，实在令人唏嘘不已。这就是一个人在生时作恶多端，死后也逃不脱的代价吧？

离开陵墓时，暮色已漫过运河的堤岸。河水静静流淌，既载过杨广的龙舟，也运过唐宋的漕船，如今又日夜流动着观光的画舫。这河，是杨广功绩的见证，也是他过失的注脚。隋炀帝知道时代需要什么，却选错了实现的方式；他想做“千古一帝”，却忘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他更不知道所有史家笔下的历史，只会彪炳那些勤政廉洁、爱民如子、国泰民安的君王，而那些穷兵黩武、好大喜功、骄奢淫逸、残害忠良、戗民无度的帝皇，即使功过参半，也会被他们钉死在历史耻辱柱上，而且永世不得翻身。这就是功过尺度下道德衡量的结果。那位名叫杨勇的开发商，或许只是历史的偶然，但这场“重逢”恰似一面镜子，照见的不仅是千年恩怨，更是功过之间的边界：所谓功业，若以民生为代价，终将被民所弃；所谓是非，若脱离时代语境，便只剩空洞的评判。

千年已过，江都的龙舟早已朽烂，大运河的水却依旧东流。站在河边回望，陵寝的轮廓在暮色中渐渐模糊，杨广的陵寝，隐没在扬州的草木间，像一个沉默的问号。而历史的答案，或许就藏在运河的波光里——功过自有公论，是非终在民心。

（文中图片皆为作者提供）

邓华如，湖南广播电视台原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