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江湖师傅

文/王达能

“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这话电影里常听到，头一回听见，却是在我们村小学的操场上，一个白石灰圈出的圈圈边。那年我十三岁，一九八三年的夏天，日头晒得地面发烫。

师傅是挑着担子来的。一条扁担，两只竹筐，一头装着耍把式的家什，一头铺盖，上面还摞着个木桶。他二十好几的年纪，黑黑瘦瘦，不高，穿一双洗得发白的解放鞋，腰里扎一根红布带——那带子不是鲜红，是让汗沤透了的暗红，边角都起了毛，有些年岁了。到了操场中央，他把担子卸下，蹲下身，右手抓一把石灰，弯着腰，顺地面慢慢漏。手腕一抖一抖的，步子稳稳当当，走一个圈回来，接头处严丝合缝，像是用圆规画过的。那圈，五六米见方。画罢，又去借了几张书桌条凳，在圈后面一摆，便算是台子了。

消息传得快，不一会儿，便围了上来。一个翁妈拽着小孙子的手，一个嗲嗲腋下夹只小板凳，零零散散站了大半个操场。那年头青壮年都下地去了，留下的多是老人跟细伢子。师傅朝四周抱抱拳，声音不大，却清清朗朗：“乡里乡亲，外乡来的，路过宝地，给大家耍几个把戏。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说着，把身上那件洗得发灰的汗衫一脱，赤膊躺倒在课桌上。那上面铺着碎玻璃，日头下闪着细细碎碎的光。

有人倒吸一口气，旁边一个翁妈捂住了嘴，口中念了声“阿弥陀佛”。师傅却不慌不忙，将一块大石板搁在肚子上，深吸一口气，那肚子鼓得像面小鼓，场上静了一下。一个帮忙的村民抡起铁锤，嘭的一声闷响，石头应声裂成两半。师傅翻身站起来，拍拍后背，碎玻璃碴簌簌往下掉，背上只留下一片红印子。他笑了笑。

接着是徒手劈砖。三块青砖，搁在条凳上，师傅运运气，一掌下去，砖断两截。几个伢叽看呆了，有个胆大的伸手去摸那断口，烫着似的缩回手。再是钢筋绕颈，一根小指粗的钢筋，绕在自己脖子上，一圈，两圈，越绕越紧，脖子上的青筋都鼓了起来。几个细妹子捂着眼睛，又从指缝里偷着看，嘴里念叨着“娘哎娘哎”。细伢子们倒来劲了，往前挤，有人喊：“再绕一圈！”师傅大声一喊“好”，又绕了一圈。

演到半途，师傅取出一只搪瓷盆，盆底磕掉了几块瓷，露出里头的铁锈。他绕着场子走，也不吆喝，只慢慢走，低垂着眼，盆里渐渐有了叮叮当当的响声。一分，两分，五分。一个孩子从裤兜里摸出一分钱，攥在手心里看了又看，最后一咬牙，丢进盆里，“叮”的一声，那孩子脸红到耳朵根。师傅低声说了句：“谢啦，细伢子。”声音很轻。

太阳落到西山背后，天边烧起一片红霞。师傅演完最后一套把式，收了摊子，蹲在操场边的井旁洗脸。水从井里打上来，凉沁沁的，他洗得很慢。母亲倚着灶屋的门框看了一阵，手里还攥着锅铲，回头跟父亲说：“外乡人，一个人走江湖，大半天了，没吃口热饭，不容易。”父亲点点头，沉默了一会，让我去请师傅来家吃饭。

我几步跑到井边，师傅正拿袖子擦脸，额前的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脑门上。我说：“师傅，我爹请你到我家吃饭。”他愣了一下，说：“这怎么好意思，这怎么好意思。”我说：“走吧走吧。”拉着他的袖子就往家走。

那晚母亲把灶上能端的都端了来。腊肉切得厚实，码了一碗；鸡蛋磕了五六个，炒得油汪汪；豆腐煎得两面黄，搁了红椒碎；酸菜满满一海碗。她又趁着天光到园子里，掐了把嫩豆角，转身在灶前急火清炒，嗞啦一声，热腾腾端上桌。

父亲给师傅倒米酒。师傅忙起身，双手捧着碗，碗口压得低低的，低过父亲的碗沿。父亲说：“师傅，你这身本事，一个人在外头闯，不容易。”师傅抿了一口酒，说：“没法子，团散了，总得吃饭。”父亲问：“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师傅低下头：“老父亲一个人，在乡下种田。”父亲没再说什么。灶膛里的火光暗了暗，又亮起来，大铁锅里的水还在滚，咕嘟咕嘟响。父亲把那碗腊肉往师傅面前推了推。

那时我身子单薄，正休学在家。我心里忽然一动：跟他学功夫，把身子练硬朗。可他是走江湖的，明天就要往下个村子去了。我想跟他走——这念头一冒出来，自己吓了一跳……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当着父母的面，朝师傅拜了三拜。师傅说：好吧，你跟我走，路上帮我搭把手，我教你功夫。

我们便往邻村去。师傅把行李分作两担，重的归他，轻的归我。我挑上肩，肩膀生疼，步子晃了晃，勉强跟在他身后。师傅回头看了一眼，步子慢了下来。

路上他跟我说，到了村里，他去找老师家借桌凳，再去找铁匠借锤子。石灰圈归我来画。演到半程，我端着搪瓷盆绕场走一圈。

一村只演一场，当天不再赶场。每晚歇下来，他教我站桩、练气、打拳，半点不含糊。平常说说笑笑像兄弟，一到练功便换了个人，扳我的手臂，压我的腿，说：“吃不得苦，学不到功夫。”我咬着牙，不出声。体力一天天好起来，功夫也有了点模样。

演了十来个村子，到了隔壁县。这一带穷，有的村凑不出两块钱，只能换个地方碰运气。翻一座山，叫乌云界，山高路远，村与村隔几十里，房子在山腰、在山顶，望得见，喊得应，走过去要大半个时辰。我挑着担子往上爬，喘不过气，走几步歇一歇，师傅总在前面等着，有时回头拉我一把。他的手粗，有力，攥着我的胳膊往上提，嘴里说：“快到了，翻过这个坡就到了。”每次都说这一句。

到了山顶，村小学是栋木屋，板壁让风雨洗得发灰，门前的旗杆上挂着一面褪了色的红旗，风吹得啪嗒啪嗒响。几十户人家散落在山坡上。主事的凑了两块钱请我们演一场。那天我们把所有节目都演了一遍，师傅格外卖力，汗珠子直甩。我还打了刚学会的一套梅山拳，也赢了不少掌声。那两块钱是大家凑的，我们便没有再收赏钱。

晚上借宿在村小学，一个年轻的老师留我们吃晚饭。红薯饭，米少薯多，暗红色的薯块占了大半碗。他也没想到我们这么饿，每人一海碗，没几下就见了底。

山里习惯一日两餐，下午五点多就吃过了。到了七八点，我肚子咕咕叫，也不好意思再开口。师傅倒神色如常，笑着陪老师聊天，讲外面的见闻。我兜里揣着出门时父母给的几角钱，出去转了一圈，想找个小卖部买包饼干。山顶上哪有什么小卖部。我想，师傅肯定也饿。他只是能忍。

走走演演，又走了些日子，双抢到了。师傅说，得回家帮老父亲把稻子收了、把晚稻插下去。他说先送我回去。我说，先跟你回你家，然后自己走回来——我们两个的镇挨着，有亲戚在这条路上，知道大致，能走回去。师傅想了想，答应了。我们于是一边演着，一边朝他家走。

他家是间旧木屋，立在一条溪涧边上，屋前几分地，种了些瓜菜。老父亲个子瘦小，背微微佝着，头发白了大半，一个人在田里忙活，家里没个女人打理，父子俩相依为命。他们做了饭，还去镇上买了肉。老父亲给我夹菜，说：“多吃点，多吃点，小孩子正长身体。”他自己却没怎么动筷子。

临走，师傅送我到路口，往我口袋里塞了五毛钱，钱是叠得方方正正的。他说：“路上买东西吃。”我鼻子一酸，没敢回头。

回家过了一段日子，师傅又来了。他知道我九月要复学，不能跟着他走了，特意来住了两天。下午我陪他在村里散步，晚稻已经返青了，田里青蛙叫成一片。他一路唱着歌，用他那夹着一点方音的沙哑的声音唱《唱支山歌给党听》，眼睛望着远处层层叠叠的稻田。

散步回来，母亲正在做晚饭，他到灶下添柴，袖子卷得高高的，柴火映得脸发亮。吃罢饭，邻居听说师傅来了，都围拢到堂屋里来。我从里间搬出一扇大门板，先躺在地上，几个人抬起门板，平放在我身上。上面站了五个人，压着我。师傅低头看了看，说：“行了，有底子了。”

后来，他一个人继续走江湖去了。起初还断断续续听到他的消息，说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了，再后来，音讯便断了。

我工作几年后的一个春节，回了老家，在镇上意外碰见了师傅。他手里牵着个两三岁的孩子，身后跟着个二十几岁的女人，眉眼温顺，手里拎着个布口袋，像是刚从集市上买了年货回来。师傅样子没大变，只是额头添了几道皱纹，该有四十了吧。他说，他也打听过我，知道我“有出息，当官了”，脸上带着欣慰的笑。我说，师傅，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喉头有点哽，忙把电话号码和地址写给他。他说早就不跑江湖了，回家种田，农闲时在镇上做点小生意，日子比从前好得多了。“这是你嫂子。”

我蹲下身看那孩子，孩子不怎么怕生，盯着我看。我把口袋里的一点钱都掏了出来，手忙脚乱地往他兜里塞。师傅推辞不肯收，脸都涨红了，说这怎么行这怎么行。后来我硬塞进了师傅口袋里。我们站在街边说了一会话，街上人来人往。临别时师傅回头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终究没有说。

后来我再没有见过他。工作忙，孩子小，日子像被人推着走，一年赶一年，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

如今我也快退休了。觉也少了，常想起那段跟着师傅走江湖的日子。想起石灰圈，想起搪瓷盆里叮叮当当的响声，想起我挑不动担子时他拉我的那只粗糙的大手。几十年了，也不知他如今怎样了，该有七十好几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