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网论坛网友袁平/摄

归去来兮黄天坳 跨越半个世纪的回眸

文/刘时政

一、邀约

2026年，岁在丙午，仲夏之初。当我从微信里点开那份来自江口中心学校的电子邀请函时，屏幕的光微微刺眼，但心头的那一簇火，却被瞬间点燃。十月三日，母校七十华诞。洞口八中——这个封存在岁月深处、带着体温的名字，再一次被郑重地呼唤。

距上一次回黄天坳，已过去八年了。那是2018年，洞口县委党校退休干部支部的那次活动，让我得以重回江口这片热土。我们瞻仰了两座碑。其中一座在黄天坳，青松环抱，是“解放战争革命烈士纪念塔”，那是改天换地的绝唱。

伫立在塔前，看着“浩气长存”四个大字，我的思绪不仅飘向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更飘回了塔下的那片土地——那里，曾是我青春开始的地方。星斗转移，早已物是人非。不变的还是黄天坳。

如今，母校即将古稀，我也已白头。那份“期待”，不再是少年时的懵懂与忐忑，而是一种游子归乡、落叶归根的急切。我想回去，我想再看看记忆里满是黄土飞扬的黄天坳，看看那个曾经没有校门、没有围墙，却装得下我们整个青春的洞口八中。

二、入山

记忆的闸门一旦拉开，时光便倒流，回到了1974年的秋天。

那年，我不满十六岁。对于山里的孩子来说，去江口读高中，无异于一场“出征”。家里收到了推荐加考试的入学通知，那是贫瘠日子里最亮的一抹釉色。

开学那天，天空微熹。姐姐坚持送我去学校。她挑着我的行李——其实就是一床半旧的被褥和几件补丁衣服，我从谷雨溪出发。这一路，不仅是地理上的位移，更是我从乡村走向“大世界”的成人礼。

那时的脚步，丈量着大山的脉搏。我们沿着欧溪走，过角立坪、渡田、田家、大月溪。那时的我还不知道这些地名背后的典故，只觉得路漫漫其修远兮。过了八一桥，便是月溪林场场部，再经月溪中学，一路向西，来到了320国道（那时候还公路还没编号）。洪程、黄金洞、铁山庙、撞脑岩……每一个地名都像一道关卡，考验着我的意志。尤其是“撞脑岩”。

走过菩竹庵，江口豁然开朗。相比于偏僻的欧溪，江口简直就是天堂。我看见了从未见过的街铺，听见了嘈杂的人声，闻到了陌生的市井烟火气。那一刻，世界的边界在我眼前拓宽了。

过大桥，从江口农村卫生院右侧拐入，一段陡坡机耕路，像是对求学者的最后一道洗礼。爬上去，到了丫口处，那座一层青砖房便是学校的心脏——总务处。在那里缴费注册，手续极简，人情味却极浓。中间是食堂，只负责炒菜，米饭得自己蒸；左边是仓库，右边是工友的居所。斜对面那座敞开的砖混房，一间烧水，一间蒸饭，另外两间堆满了干柴，那是属于那个物质匮乏年代特有的干燥气息。

后面丫口处的澡堂，是用木块拼凑的，缝隙较大，正如我们那时并不设防的心，坦诚相见，毫无秘密。

三、黄天坳

黄天坳，这个名字里带着黄土高原般的苍凉与厚重。

丫口的右上边，是一方黄土操坪。二十来个土台阶，用木桩死死固定住泥土，那是通往精神高地的阶梯。两个篮球场，黄泥地，没有划线，比赛时临时撒一圈石灰了事。球架是纯木板的，篮筐是用三根六码丝钢筋捆扎圈的。每一次投篮，都伴随着木板震颤的“哐哐”声。

操场后方，竟是一座砖窑。这或许是这个学校最独特的地标。因为，我们不仅是读书人，更是建设者。

左边的三座砖房，构成了教学区。第一栋是大礼堂，主席台后的两间房住着校领导。正门是两层小楼，五间房子加大门，是江口区教育办办公的地方。楼上三间房，中间是会议室，上楼第一间是教育办主任肖海仁，与我同村，父母认识他。谢火山老师住第三间，他年轻帅气，篮球打得特好。师生进出走礼堂侧门。从礼堂侧门经一层走廊第二楼教学楼，再往里便是第一教学楼，每栋教学上下两层，有教室六间，有12间教师住房。两栋双层教学楼，八间教室，八间教师用房，中间有连廊相接，下面过人，上面住人。这便是全部的学府气象。礼堂正门斜对面有一露天水塔。水是河边田里的井里抽上来，扬程有六十多米。

没有校门，没有围墙。学校与天地融为一体，就像我们的思想，无拘无束。那时髙中只有两年，每个年级三个班，初中也有两个班。两间教室分别是男女宿舍。双人，每个铺安排两个学生。没有图书室，教室有图角。没有实验室，我们就把大自然当实验室；没有教辅资料，我们就把课本抄了一遍又一遍。

四、先生

校长邓集中，副校长谢光炉、王怀奕，团委书记谢恩德。这些名字，如今忆起，依然如雷贯耳。他们不仅是管理者，更像是一群守护者，在风雨飘摇中尽力护住那一盏知识的孤灯。

我被分在17班。班主任周廷湘老师，兼任语文。他瘦削、严厉，住在教室后面的小屋里，学生的喜怒哀乐，他尽收眼底。数学是谢正楚老师教的，英语先是卿彪老师，后是肖春梅老师。物理老师易桂青，后来换成了梁辉煌。化学老师左自坚，后来是肖𨈘莲。政治老师谢恩德，后来谢光炉副校长也亲自上阵。史地老师肖友生，体育则是欧阳金堂和肖调君两位老师。谭炳煌，刘本经夫妇、袁先贻老师语文教得特好。雷惠生、张一支的数学，袁炬的理化都很厉害的。

那时的教材简单，过程单一，考试大多是开卷。大量的时间，我们被裹挟在“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浪潮里。荒诞的是，在那狂热的口号声中，我却背熟了不少法家著作，甚至记得“双泓羊舌战群儒”的段落，也记住了那个著名的讽刺——“马尾巴的功能”。

但老师们是清醒的。他们在夹缝中授课，在缝隙里育人。他们对学生好，学生便加倍地尊敬老师。那种纯粹，是现在难以想象的。没有早恋的困扰，没有校园霸凌，甚至没有“防溺水”“防性侵”这种如今看来必备的安全教育。我们讲得最多的，是“勤工俭学”。

五、劳作

如果说读书是脑力劳动，那么在洞口八中，体力劳动才是主课。

每周五天上课，必须拿出一天来劳动。这是铁的纪律，也是生存的必需。

我们入学后，上了四天课，全体师生便去江口附中，六家店上首边，去搬拆了房子的木材，到黄天坳，力气大的扛两块，小个子扛一块，还有两个抬的。后来，就是去操场挖土，去角力坪、海底坪、漆树坪砍柴。1975年底学校卖了手扶拖拉机。直接从坑里爬坡往往爬不上，要人去推。于是发动学生用锄头和畚箕，大干一个冬天，硬是挖出一条“之”形机耕路。最苦的，莫过于去三胜锰矿担锰。十几里山路，扁担压在肩上，那是真真切切的痛。下坡时，两条腿不停地颤抖。还有做砖。我至今还记得那套流程：挖土、踩泥、扶墙、打坯、晒砖、收砖、码堆。泥巴在脚下被踩得像糯米一样粘稠，那是与大地的亲密接触。汗水滴在泥坯上，瞬间就被吸干。我曾创下过一天做六百块毛坯砖的纪录。那双手，磨破了皮，结了痂，又磨破，最后变成了厚厚的老茧。

1976年竣工的那栋学生宿舍楼，红砖砌体里，凝结着我们无数同学的汗水。每一块砖，都是我们青春的见证。每当路过那栋楼，我都会想：这块砖，是不是我做的？

每两周放一次假。回家拿粮，是另一种形式的“乞讨”。走近四十里路，往返八十里。返校时，扁担一头是几升米，一头是一网袋红薯，中间还得挂一罐酸菜或炒豆子。那就是半个月的口粮。

有一次走到黄金洞，天全黑了。人累得像一摊泥，肩上的担子却不敢放下。就在绝望之际，一辆自行车停在了身边。江口区文教专干覃正铃同志，他去区公所上班，看见了我这副狼狈相。他没有多话，将我那沉重的米袋和红薯挂在了他的单车后座，一直带到了江口祠堂区公所。

那一刻，黑夜里的那盏车灯，照亮了我的整个世界。这份恩情，半个世纪过去了，依旧滚烫。

六、碑

为什么要写这么多关于劳作和苦难的文字？因为在黄天坳，教育与生存是同一命题。

我们在那样的环境下，居然没有垮掉。相反，我们学会了坚韧，学会了感恩，学会了在夹缝中求生。

正如那两座碑。

一座是抗日将士纪念碑，在枞山垴上，那是“忠”。提醒我们不忘国耻，牢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的悲壮。74军的英魂，守护着这片土地的安宁，让我们得以在和平的废墟上读书。

一座是解放战争纪念塔，在黄天坳上，那是“义”。七位解放军战士，为了剿灭土匪，为了人民的江山，血染疆场。他们的遗骨，就长眠在我们每天奔跑的操场东边。

我们每天在烈士的注视下做操，在英雄的守护下读书。这种无声的教育，比书本上的教条更有力量。它告诉我们：生命可以卑微，但灵魂必须高贵；生活可以清贫，但气节不能丢失。

七、归来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

洞口八中，后来更名为江口镇中学，去年又署名江口中心学校。名字变了，地址变了，但根没有变，魂没有变。

听说学校要启动《江口教育志》的编写，要举办首届校友论坛。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文字可以记录历史，但记录不了那份寒夜里的温暖；照片可以定格容颜，但定格不了那段岁月的重量。

我期待十月三日。

我期待再次踏上那条机耕路，虽然它早已变成了宽阔的柏油路；我期待再次站在黄天坳，虽然那座青砖房和木板厕所早已荡然无存；我期待再次见到当年的同窗，虽然大家已是古稀之年，满头雪霜。

我想去看看那座“解放战争革命烈士纪念塔”，在塔前深深鞠一躬。感谢你们，给了我们一个安静的校园。

我想去看看那栋我们自己烧砖盖起的宿舍楼，摸摸那些砖缝，是否还残留着我十六岁时的指纹。

我想去寻找覃正铃同志的后人，哪怕只是远远地望一眼，说一声：“谢谢，那晚的灯光。”

归去来兮，黄天坳。你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精神原乡。无论走多远，只要想起你，我就有了底气，有了根。

2026年秋，以此文代酒，敬往事，敬母校，敬那永不褪色的青春。

（本文作者1976年毕业于洞口八中（黄天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