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窑火

文/铁锤

老家尚志堂嵌在湘南祁阳的山冲里，取“崇尚志气”的意思。开国中将刘金轩从这儿走出去，两万五千里路，鞋底子沾的全是尚志堂的泥，他勋章上的光，则像村前鲁山塘的水，亮晃晃地照着村里人过日子。

1926年秋天，父亲就出生在这里，乳名“牛奶崽”——我奶奶盼他像牛犊一样壮实。作为家中独苗，别家孩子还在塘里捉麻拐，他已扛起沉重的犁轭，在一片吆牛和水声中学着耕田。他还时常钻进黑黢黢的煤洞，弓身拉煤，用一身汗臭换回贴补家用的活钱。待到父亲16岁娶了母亲，家里连煮饭的鼎锅都是漏的，母亲死死盯着火，等米汤熬稠结了米油时，漏隙才会被糊住。日子穷点尚可，母亲更怕婆婆挑她不是，好在父亲总悄悄护着，要么替她多挑两桶水、砍一捆柴，要么吃饭时偷偷从碗底给她扒点饭菜。

我们兄妹五个出生后，一律喊父亲“伯伯”，只为借个“硬扎”的彩头，盼一家老小顺顺当当。成年后的父亲，个头有一米八几，人高马大像块门板，因脚出奇的大，在商店买不到合脚的鞋，只得托县城鞋匠定做：用旧车轮胎做鞋底，边缘四个带孔的小方角穿着橡筋算是鞋面。小时候我提起来都吃力，他走起路鞋“扑嗒扑嗒”响，总像两只黑色小船在旱地上划。平常我们吵个嘴，只要远远听见他带着粗重的咳嗽声走过来，顿时闭嘴连大气都不敢喘。

因为父亲性子直，爱打抱不平，左右邻居吵架、村与村闹纠纷，只要请他去，门板似的身体先镇住场面，再把道理掰开揉碎说透，总能让两边心服口服。后来邻村人提起他，总说尚志堂那个“田蚂脚”——父亲的腿因静脉曲张，皮下的静脉血管弯弯曲曲鼓起，像水田里吸饱血的蚂蟥，一旦沾冷水就肿得透亮，下田干活能把浑水染红——人是公道，就是脾气犟得像头牛，他认的理，九头牛都拉不回。母亲常说他管得宽，跟我们念叨说，你伯伯那牛脾气，也就我能忍他。他却咧着缺了颗磨牙的嘴笑，都是乡里乡亲，冤家宜解不宜结嘛。

我上小学时，家里五张嘴等着要吃饭，父亲下不了田，只好揣着烧砖瓦的手艺出门“抓现金”。但他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担心母亲独自拉扯五个子女，要从灶头忙到田头，哪里看得住上房揭瓦的我们。临走前，他翻出半瓶墨、一杆秃笔，在厨房土墙边站了半晌，弯下腰一笔一画往墙皮里刻下数条家规：不下塘洗澡、不爬树捉鸟、不打架惹事、不偷拿东西、敬长辈疼小的、听母亲的话、兄弟姊妹大的带小的、加油认字、拼命读书、多做事、少偷懒……墙灰簌簌地落，他写得眉头拧成疙瘩，连呼吸都放轻了些。那面墙从此成了我家的“圣旨墙”，母亲炒菜添柴时一抬眼就能看见，我们放学扒灶台找吃的时一低头就能撞见。父亲人虽在千里之外，可那几行墨黑的字却像他的眼睛，日夜盯着我们守规矩、走正路。

父亲背着旧帆布包，一头扎进云南景洪的砖瓦窑，风里来雨里去，掌心茧子磨得比砖坯还糙，指节肿得像老树根。可寄回家的钱，还是堵不住村里人嚼舌根。那些“崽女没爹教”的闲话，像细针似的扎人，比骂他自己还难受。于是父亲在外干了几年后，又回到村里。夜里煤油灯下，母亲用大号厚顶针抵着他磨穿的鞋底纳补丁，突然线头打了结，她叹气说：“你这脚比牛蹄还费鞋。”父亲便摸出从云南带回的刻了木棉花的银镯子，悄悄放进针线筐里——那是他揣着砖瓦家什在外头省吃俭用换来的。

可就是这样一门心思养家的父亲，也没能躲过风浪。他回村后性子依旧耿直，见不得不公，常为乡邻争田边地角的事站出来主持公道，难免得罪人，加上之前在外烧砖瓦挣了些活钱，有人眼红说他投机倒把，闲言碎语攒着攒着，麻烦就找上了门。有天下课铃刚响，几个同学突然冲过来推搡我，声音尖得像针扎——“你爸被带走了！”我死死低着头，攥着拳头的手直抖，顶着毒日头一路小跑回家。刚进家门，屋里静得可怕，母亲蹲在灶边添柴，火光照着她通红的眼圈，她却没敢抬眼望我，姐姐坐在板凳上，见我进来，手指抠着衣角，话未出口就猛地别过脸去。等父亲从外面回来时，一身泥尘，后脖颈衣领上还沾着稻草屑。他刚跨过门槛，瞥见楼上空了的角落，脚步霎时僵住——那副他为自己备下的棺木被抬走了。他没说话，只是蹲在门槛上闷头抽着旱烟，时而手指捏着烟卷在石阶上摁火星，指甲缝里塞满黑褐色的泥屑，豁着牙的嘴抿得紧紧的。

半晌后，父亲把我们四兄弟喊到一起，他咳嗽一声，制止了旁边抽泣的姐姐，“知道为啥给你们取名都带‘铁’字么？”他疲惫的眼神扫视着我们攥紧衣角的手，喉结动了动，声音哑得像砂纸擦过锅底，“铁经得起锤打，才成得了器。”父亲说完，起身走到鲁山塘边，把自己蹲成一块石头。水纹将岸边的倒影切碎又拼合，他突然抓起一块磨圆的青石掷进塘中心，扑通一声闷响，水花溅作银瓦屑，惊得白鹭扑棱棱窜进山林，翅膀扫着灌木丛哗哗响。

被人以“投机倒把”之名陷害后的头两年，父亲愈发沉默。杂房角落的砖匣、瓦桶都蒙了灰，他常盯着鲁山塘发呆，掌纹里嵌着泥色的双手在膝盖上搓来搓去，老茧蹭得粗布裤子沙沙响。直到1979年早春，隔壁堂叔从江华林业采育场回家过年，他蹲在门槛上抽纸烟，往田埂方向努嘴说：“牛哥哥，听说别处的田，分到户了。”这话像粒种子落进了土里。等到秋收后，村里大喇叭喊包产到户那天，父亲正在地里翻土，广播里“自主经营”四个字炸响时，他弯腰抓起的土块在掌心裂成两半，晒白的表层下，露出湿润的褐黄色芯子。没多久，他便挪动那双树根般盘虬的腿，在鲁山塘尾搭起了茅草棚：几十根树桩栽进土里，架上竹竿，屋顶铺层稻草，简陋却结实。

“以前做砖瓦，像做贼似的，现在好了，”日头晒着他腿上虬结的青筋，他给帮工的乡亲递烟，烟卷在粗粝的指尖转了转，“泥是地里的，火是自家的，烧出的砖瓦，硬扎得很哩！”

这硬扎的底气，全在“醒泥”这第一步里藏着。天不亮，父亲就去塘边取油泥，泼水泡软，牵水牛来踩。等牛踩匀了，他才赤脚下去，大脚板跟着牛蹄印踩，青筋在泥里一鼓一瘪，拔脚时带出“叽咕”一声，像跟土地较劲。人和牛踩过的泥，黏得能拉丝，软如揉透的面团，堆在棚下“醒”，跟母亲发面时一个理：醒透了，做砖做瓦才顺手。

要论出力，做砖最耗劲。父亲举着梯形泥块，往叠着的两个砖匣里砸。泥块比旁人的厚实，他闷喝一声“嘿”，胳膊筋一绷，泥块“啪”一下砸进去，像炸响炮。旁人一次砸一个，他偏这么叠着来，泥从边缝往外冒——那股劲，像是要把怄在心底的憋屈全都砸进砖坯里。

做瓦却要细巧。待醒透的泥垒成窄墙，他手起刀落割下泥条，双手平托着往瓦桶上一围，左手转桶，右手持木拍“啪啪”追打，泥便服帖地鼓出圆弧。竹刀绕桶一划，食指轻挑余泥，再提桶往瘪谷箩里一蹾，转身放到晒场后取出瓦桶，揭掉瓦衣，一个光洁圆整的瓦坯便稳稳立在地上，胖墩墩的，活像年画上盘腿捧鱼的娃娃。等一行行晾透了，进窑、烧结、出窑，青黑瓦片就成了，能挡几十年风雨，而这“挡风雨”的硬气，全靠最后一窑火的淬炼。

烧窑是大事。装窑时父亲在里面挪，后背蹭着窑灰，留下道道黑印。夜里他守在窑边，披件发白旧衣，脚踩黑胶凉鞋，时不时扔把柴，侧耳听窑里“噼啪”响。“火候不到，砖就碎；过了头，瓦会裂。”闲时他抽着旱烟说。烟圈混着土腥味散了，那双在暗处地上摩挲的“田蚂脚”，虽然下不了田，倒是在窑边踩出了路。

窑火燃烧，燃起的是全家人的盼头。父亲带着大哥二哥扑在窑上，手把手地教他们看火候、辨成色；我和三哥放假回家，也跟着挑砖递瓦。父亲总叮嘱我们轻拿轻放，像是呵护什么易碎的希望。黄昏时，一家人坐在草棚边歇气，父亲看着我们常说，老三老四念好书，老大老二干好活，咱们家就有根了。送茶水来的母亲在一旁收拾东西，看着我们兄弟几个，嘴角悄悄地弯了起来。

父亲对砖瓦的较真，放在子女身上也是一样。我上初中时，和读高中的三哥一样住校，每次回家，母亲总盯着我俩念叨：“眼都快贴到纸上去了！”晚自习的煤气灯昏黄，我俩看书都吃力。父亲在一旁听着，沉声说：“这周去衡阳，你俩一块儿配副眼镜。”第二天清早下大雨，路上的泥厚得能粘住鞋，我们父子仨踩着泥浆往十多公里外的南河岭火车站赶，快到车站时，父亲脚下一滑，“咚”地仰面摔进泥水里，手掌被石子划出了血印。我俩慌忙去扶，他已撑着膝盖爬起来，胡乱拍着身上的泥，嘴里说着“没事不碍事”。上了人货混装的锈铁皮火车，车厢里的煤烟、霉货味和尿臊气直钻鼻孔，我们缩在角落，父亲坐中间，双臂圈着我俩，身子随“哐当哐当”的火车直晃，一路硬熬到衡阳。父亲领着我们挂号、排队、验光，眼睛始终“钉”在医生手上，直到听见说“度数准了”，他紧抿的嘴角才松了些。返程时天已墨黑，我们歇在车站旁的伙铺，小房里挤了十几号人，父亲寻了个稍干净的角落，让我和哥哥挨着躺下，自己则靠墙坐着。昏暗中，我听见他粗重的呼吸，还夹着偶尔揉搓膝盖的轻响。

窑火旺了几年便渐渐熄了，一来塘尾的好泥快挖完了，父亲怕再深挖会漏了塘水，误了农田灌溉；二来烧窑耗柴多，山上的树眼见着少了，他瞧着心疼；再加上煤价涨得厉害，忙活一窑也挣不了几个钱。闲不住的父亲，转身寻了新营生——从本地收“鱼花花”（刚孵化的小鱼苗），装筐贩运到广西鹿寨波井去卖。跑鱼苗时，他在波井看出了门道——山坳里藏着煤，可当地人没挖过，守着黑亮的煤块不敢动。父亲心里却有底，他14岁就下煤洞拖过煤筐，对挖煤撑顶的门道熟得很，连矿灯一晃就辨得出煤品质优劣的眼力也比别人准。他没犹豫，赶紧找乡政府谈妥承包办矿的事，成了大伙口中的“包工头”。

当了包工头，他心思全扑在矿上，每天下井前必在洞口喊：“慢着点！命比煤金贵！”井里的支撑木牢不牢、通风够不够，他都要亲手敲、亲手摸。谁没摸透挖煤窍门，他就陪着在井里多待半晌，手把手教怎么下镐。他还定了规矩：工钱按吨算，多挖多得。又让大伙凑钱请了做饭师傅，他说都是卖力气的，肚里没油水，井下扛不住。父亲办矿，账目上极是清白，他先扣下乡里的管理费和自己的“操心钱”，再与大伙按吨分账。他定下的规矩，人人服气。后来跟着他去波井的八十多个乡亲，回村时个个揣着鼓鼓囊囊的钱袋，有人翻新了漏雨的屋顶，有人攒够了孩子来年的学费，更有十多户人家，学着我家的样，陆续砌起了红砖房。年底的酒桌上，有人敬他酒，说他带着大伙闯出了活路。父亲端起酒杯，手稳得像当年握着瓦刮刀，说：“谢什么，大家一起流汗，有钱一起挣——这才是实在理。”

1983年夏天，三哥的大学录取通知书送到塘基上，父亲正和着泥，赤脚跑过去接，展开纸看了又看，突然转身往窑边一蹲，拿袖子抹着脸——那是我头回见他落泪。三哥打小就是个“惹事精”，最险的是高二那年冬天，他和同学起了争执，竟端着一盆刚接的冷水泼到人家头上，学校发话要开除他。父亲听说消息时，正端着碗扒晚饭，筷子当啷一声掉在桌上，他起身就往堂叔家走——堂叔在乡里教书，或许能搭上个话。来回跑了两趟，第二天总算把三哥学校的汪老师请到了家里。

那天，母亲早早起来就宰了鸡鸭，蒸了过年才舍得吃的腊肉，父亲从柜顶翻出自己舍不得喝的瓶装酒，这会儿抖着手拧开瓶盖。菜一盘盘往桌上端，他总觉得摆得不够齐。平日里他说话直来直去，跟谁都不绕弯子，可对着汪老师，他腰杆弯了半截，反复欠身，声音里全是恳求，“汪老师，孩子年纪小不懂事，您多担待，求您在校长面前说句好话，千万不能让他没书念啊……”一辈子在人前腰杆笔直的父亲，那晚却把姿态放得这么低，终是为三哥争取到了一个机会。

1985年我攥着大学录取通知书跑回家时，父亲正蹲在地上垒砖——每块砖瓦都出自他塘尾的窑。我隔着半人高的砖堆喊“伯伯”，他猛地直起腰，汗珠子顺着眉骨滚进眼里也顾不上擦，连声说：“要得！硬是要得！搭帮现在政策这么好，你们可要发狠念书哦！”

后来我和三哥去外地上学，父亲的心就跟到了城里。每月月初，邮局的汇款单准时而至——他给我俩各寄了七十块钱。这钱是他烧窑沾灰、下矿扛煤，汗珠子摔八瓣换来的，比镇上老师的月工资还高，却毫不心疼地花在我们身上，只为让我们在学校能顿顿吃上肉，不用在同学面前低头省饭票钱。后来他又一咬牙，去县城买了两辆永久牌二八载重单车，只为让我们放假方便回家。那日父亲蹲在地上敲着车梁，听到发出的闷响，轻声嘟囔说：“书沉路远，有车稳当。”那辆车一直跟着我，直到车座磨得发亮，车铃锈哑了声。可每次骑上它，我总觉得父亲还在身后扶着车座，不曾放手。

父亲一辈子闲不住，从年头忙到年尾，就是大年初一也习惯去地里转两圈，说是筋骨歇懒了，人就没用了。到晚年，村里老祠堂漏雨，瓦碎梁朽，他就自己掏钱请匠人翻修。那些时日，他成天守在祠堂里，给师傅递瓦递灰、烧水送茶，夜里临睡前，还要打起手电去照看一圈，生怕下雨淋了刚补好的屋顶。亲戚家孩子考大学差学费，他揣上刚卖的砖瓦钱就送上门；乡邻生病凑不齐住院费，他没等对方开口就把钱塞过去，让人先治病；村路坑洼，下雨泥泞难行，他一有空就挑着煤渣去填平；大塘上的小石桥塌了，他发动村里的壮劳力一起抬石头砌好，手心磨得全是血泡也不吭声。

1998年4月，天刚热起来，头天父亲说要去看望住院的段家二奶奶，买了麦乳精，还拎回两瓶用网兜装的荔枝罐头，和母亲说，人老了，吃这个软和，甜丝丝的，舒坦。第二天一早，天没亮透，电话铃声把我炸醒，母亲的哭声像鲁山塘塘基塌了似的，一截截沉下去——她去叫父亲起床时，才发现他躺着像睡着了，却怎么都叫不醒。那件母亲补过的蓝布衣服搭在被角上，针脚还新，衣角的塘泥已经干了，只是再没人会带着窑灰味把它穿软了。整理遗物时，我们看见他用记账本写着身后事，要请谁，摆几桌，葬在哪儿，就连墓碑，都悄悄找人打好了。账本的最后写着“老三老四在外面，要多帮衬老大老二”。纸上有几处折痕，像是被水滴浸过。我们这才明白，他临走前把日子都拆成了砖瓦，一砖一瓦码得齐整，生怕我们手忙脚乱。

父亲走后，村里老人常在祠堂前晒太阳时念叨：那是个心里装着大伙儿的人，实在。

他这份实在，不光对族人乡邻，对家人更是如此。父亲被人带走的那年冬天，姐姐出嫁，姐夫家送来四百元彩礼，这在当年的农村能盖半间房，也能买两头母猪。夜里，父亲把彩礼全摊在床上，找来几张报纸大的红纸，熬了米汤，将十元票子仔仔细细贴上去，端端正正放进姐姐嫁妆箱子的最上层。第二天送亲按规矩开箱“亮嫁妆”，满屋子人都惊住了——红纸衬着簇新的钱，纸头上写着：不要金，不要银，只要夫妻一条心。母亲晚年得了神经官能症，整夜睡不安稳，父亲二话不说，放下手里所有活计，陪着母亲看病，从衡阳到长沙，又一路问到成都。在医院里，他背着行李，拎着药袋，全程紧紧牵着母亲的手，嘴里一遍遍轻声哄着母亲说：“莫怕，我在。”直到母亲病情好转，他才长长舒了口气，对我们说：“你娘安生了，这个家才算真的安稳。”

如今回到尚志堂，祠堂前的老樟树更粗了，鲁山塘经整修后水清岸绿。塘尾父亲烧窑的地方，我种了成片的桂花树，风过叶响时，总像听见他举着泥块喊“嘿”，还能听见窑火噼啪作响，听见他标志性的咳嗽声，还有那句“铁经得起捶打，才成得了器”。开春给桂花树松根，我锄头往土里一挖，碰着个硬东西，扒开土一看，是块带着焦痕的砖块，边角被树根勒出蛛网般的裂痕，竟像父亲小腿上蚯蚓般的血管，只是更干些，像把他一生的潮湿都焐成了陶。

父亲的窑火熄了，可那火光早烙进了我们的骨子里。秋风起时，桂花簌簌落在旧窑址上，细得像当年瓦刮刀割下的泥屑，踩上去软乎乎的，又像踩着没烧透的瓦坯。鲁山塘的水依旧亮着，塘底的碎瓦和螺壳，把窑火的亮、桂花的香，都酿成了粼粼的暖意。

铁锤，原名刘军君，湖南祁阳人，生在农村，干过农活，读过大学，搞过社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