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晨曦。红网论坛网友李亚妮/摄

等高岳阳楼

——杜甫草堂行记（一·下）

文/途中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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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其实未毕。有时，即使都是传诵千古的名诗，也都能分出第一和第二，这也就是文化等高线的高下之别。

早在杜甫之前，岳阳楼就已名扬天下，个中原因，很大就是孟浩然的一首诗。

这是唐开元四年（716年），宰相张说谪守岳州，任岳州刺史。他扩建了古城楼，此后，岳阳楼逐渐定名。期间，张说经常广邀群贤，在岳阳楼上诗酒雅会。二十八岁的湖北襄阳人孟浩然也来到了这里，写下了著名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起法高浑而气概横绝”，千百年来，这样的定评和赞叹不绝于耳，贯穿至今。但是，在所有写洞庭湖岳阳楼的诗中，孟浩然的诗只能排第二，并且不能和杜甫的诗一起挂到岳阳楼上，不是气势雄浑的宽度不足，而是精神境界的高度不够，也就是孟浩然之诗所标划的文化等高线，与杜甫的《登岳阳楼》比起来，矮了一截。

孟浩然是心怀着希求张说丞相引荐的想法而来的，所以，他在大笔如椽地写出洞庭湖的景色后，诗境却陡然收窄，羞羞答答地道出了躬逢盛世却隐逸无为的惭愧，说出了想要有所作为却欲济无舟的无奈。诗的前四句大气磅礴，后四句小心翼翼；前四句气概横绝，后四句欲说还休。

这就是文化等高线的问题了。

洞庭湖的壮阔、岳阳楼的形胜，撑不起孟浩然的文化等高线。

草堂檐低，却看杜甫：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浣花溪小，却看杜甫：

临川视万里，何必阑槛为。

人生感故物，慷慨有余悲。

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六月，杜甫由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严武保荐为节度使幕府参谋，入幕供职须晨入昏出，居于城外草堂的杜甫平时不便回家，好多时候就宿于幕府。里面有一口天井。幕府井窄，却看杜甫：

清秋幕府井梧寒，独宿江城蜡炬残。

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

风尘荏苒音书绝，关塞萧条行路难。

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

成都地僻，是杜甫的流寓之地，远离长安。却看杜甫在这里登楼所见：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

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

草堂檐低，浣花溪小，幕府井窄，成都地僻，但杜甫的艺术境界和精神世界是等高的。岳阳楼，在这条文化等高线的一个海拔之上。

“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四月，严武去世，杜甫失去依靠，于同年五月离开成都，欲乘舟出峡，东游荆湘。期间又在夔州寓住了两年。在夔州，在他的七律《登高》之中，杜甫把这条文化等高线拉到了极致：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读过一本日本人所著的书，书名是《杜甫：超越忧愁的诗人》。这个日本人叫兴膳宏，是一个中国文学研究家，曾任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和京都国立博物馆馆长。一直疑惑，中国煌煌诗史中，忧愁解不开、忧患化不开的，除了屈原和杜甫，还有哪一个呢？杜甫的清瘦，和他的忧患，难道不就是互为表里的吗？何以言超越呢？杜甫的草堂诗中，就有《百忧集行》：

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

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即今倏忽已五十，坐卧只多少行立。

强将笑语供主人，悲见生涯百忧集。

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

痴儿未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

这首诗作于上元二年（761年），此时杜甫的生活陷入极大的困境。面对眼前的窘迫、前途的无望，诗人不禁回忆起充满童趣、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在对比与反衬中，我们不难窥见杜甫少年的健壮活泼与暮年的衰老潦倒。尤其后两句，不明事理的小儿子因饥饿而顾不得父子礼节，跑到厨房门口又叫又闹，哭着要饭吃，其忧其愁，饱含悲苦。

但是，在成都的草堂与洞庭湖的岳阳楼之间，标划出文化的等高连线之后，我似有所悟，我似乎看到了超越了忧愁之后、那条文化等高线的新的海拔。超越一时忧虑一寓忧愁一己忧患的，是穷达兼怀的仁爱，是心系苍生的大爱，是民胞物与的博爱。

地卑何妨，心高即峰。草堂檐低，窗含千秋之雪；浣花溪短，门泊万里之船。一箪食，一瓢饮，撑起诗圣不坠的云天。

文化等高线的刻度，非山高水长，乃心魂与苍生同频的振幅；每升一度，每多一寸担当，少一寸自怜，文化的等高线就拉升一度。

洞庭烟波浩渺，不能稀释了杜甫的泪水。湖湘文脉从来不是只重登临览胜，不重心系黎元，八百里云梦浩浩汤汤，激浪的，是成都草堂的秋风。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古今伟大的诗魂往往是相通的，他们的文化等高在同一条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