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种田人到史学家：我为何用23年研究“耕读传家”

文/胡克森

这是我2019年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乡村“耕读传家”传统习俗形成研究》的最终成果，现在作为专著出版去掉了“乡村”两字。关于“耕读传家”问题的思考要追溯到2003年，那时，我正在撰写我的第一本专著《儒家理想与秦汉政权》。先做秦汉史研究，是因为我在北京大学跟随田余庆师和祝总斌师学习魏晋南北朝史时，受两位先生学术研究的影响，研究魏晋南北朝史，要到秦汉史去寻找源头。因此，在熟悉魏晋南北朝史料的同时，也大量阅读秦汉史料，主要是《史记》《资治通鉴》和两《汉书》，所以对秦汉时期的史料还是比较熟悉的。《儒家理想与秦汉政权》书稿完成于2004年底，2005年7月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第八章为《东汉平民士人团体的崛起》，在这一章中，我提到东汉存在一个庞大的平民士人群体，这个平民士人群体以深入民间，自劳自食为荣，如袁闳以“以耕学为业”，徐穉“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士人们碰到意气相投者，坐在一起，竟然以“共言稼穑之事”为荣。我认为，东汉平民士人群体这种深藏民间，“以耕学为业”的生存方式是由于他们在思想观念上吸收了战国农家“自耕自食”思想的缘故。这与原始儒家将农耕生产者指斥为“小人”的思想观念已有所不同。

再者，两汉是一个高度平民化的社会。所谓平民化，即自耕农化，两汉是一个自耕农为主体的社会，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同时，两汉尤其是东汉又是一个文化知识极具普及化的朝代，关于东汉社会的读书风气，王子今专门写有一篇文章：《东汉的“学习型社会”》。汉代的这些特点为“耕”“读”结合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因此，我在该书中提出一个观点：“一个影响中国深远的民间传统文化：‘耕读传家’观念开始萌芽。”尽管我此时提出了这一观点，但还只是一些感性认识，没有完全形成系统的理论观点，但这也使我开始留意这一方面的史料，为后来探讨“耕读传家”课题做一些准备工作。

随着对这方面资料接触的越来越多，以及思考的逐步深入，我发现汉代统治者对“孝悌力田”这一荣誉称号设置具有极为深刻的含义，“孝悌力田”是对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种制度设计。“孝弟力田”与“三老”相比，“三老”是西周就设置的荣誉职衔，而“孝悌力田”却是汉代的创新，汉代统治者当初为何要设计这一荣誉称号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而且，“孝悌力田”作为一个复合型的荣誉称号，经历了从西汉“孝”“悌”“力田”三合一的组合到东汉“孝悌”“力田”二合一的组合过程。而汉代统治者之所以将“孝悌”与“力田”组合为一个荣誉称号，是重视孝道，奖励农耕的一个重要举措，是“耕”与“读”的结合。所以我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两汉“孝悌力田”荣誉称号的设置为“耕读文化”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制度基础。正由于此，“三老”终止于汉代，汉以后不再出现；而“孝悌力田”这一民间荣誉称号一直存在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成为中国古代农耕社会一个极具象征性的标识。

2016年，我准备写一篇有关“耕读传家”专论的长文，题目也已拟好，叫《“耕读传家”论略》，计划3万字左右，全文分五个部分，第一、二、三、四部分分别论述“耕读传家”在先秦、秦汉、魏晋隋唐和宋元明清几个阶段的发展演变，第五部分为：“耕读传家习俗下的政治文化史考察”。提纲列好后，两年以来一直只收集了一些资料，写下一些心得，没有将该提纲撰写成文。到2019年，我便将这一思考作为国家社科重点课题申报，最后批复为一般课题，而从2018年冬开始的课题申报到2025年的正式完稿以致出版，期间又经历了近8年时间，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说，这本专著从思考到成书，断断续续长达23年。

下面再谈一谈我为何要做这样一个中国通史性质的宏观课题。其实，我的许多论文论著都是以中国通史的角度来探讨历史上某种现象、某种制度和传统的。这可能与我的知识结构和生活经历有关。从知识结构来看，我进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前，学的是中文，历史基础知识不是很扎实，史料素养不是很高，而其他知识即较为庞杂，但其好处是，对其他各类知识不是特别排斥。再就是，我的生活阅历较为丰富，对社会的认识，尤其是对乡村基层社会的认识比较具体而深入。我25周岁前一直生活在农村，种过田，学过篾匠，烧过红砖。大学毕业后，又在乡镇中学当过教师，从事过基层党校干部的培训教育。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在县委办公室做过文秘工作，后又从事过商业经营活动，最后来到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正由于上述原因，我的学术思维较为宏观，而在微观的学术考证方面即相对不足。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北大读研时，祝总斌师对我的评价是：学术上擅长宏观思考。这句话，从褒扬的方面理解，就是认为我在学术选题方面有一定的眼光和见识，很多问题能够抓住问题的本质；但可能批评的成分更多，即批评我史料功夫不扎实。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不掌握足够充分的史料，去撰写宏观性的历史文章，往往容易流于空泛，给人有天马行空之感。

但时代是变化的，谁能想到，仅仅十几年后，信息技术迎来一个飞速发展的春天，历史资料，尤其是中国古代史资料高度数字化，加之互联网AI技术的爆发，资料全球化共享时代加快来临，现在，哪怕是身处偏僻的乡村，也不会因资料匮乏而做不出好的学问；随着资料检索方法的化繁为简，科学研究最需要的就是一种学术眼光、学术视野和宏观思维。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的新文科学术大平台的理念被提出。新文科的学术理念就是淡化学科分类概念，强化问题意识。既然大学科的分类概念都可以模糊，那么，中国历史学尤其是中国古代史领域为何不可打破断代史局限，从整个中国通史的角度来探讨某种历史现象，解决某类学术问题呢？实际上，中国历史上许多问题不从通史的角度，或长距离的角度去探讨，往往不得要领。如我在本书中提出的一些创新性观点，即“孝悌力田”荣誉称号的设置为汉代“耕读文化”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制度基础；儒学士人治生观在两汉与魏晋隋唐时代发生的两次变革，即原始儒家有关“大人之事与小人之事”以及“义利之辨”两大议题的突破；还有就是结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平民化趋势、王权与宗法的关系，将中国古代宗法制划分为王权宗法制、贵族宗法制和平民宗法制三个阶段来分析“乡绅自治”“皇权不下县”与“家国体制同构”形成的原因等，都是过去学术界从未提出的新观点，而这正是我从中国通史的角度得出的新认识。

当然，对于这些新观点，我既感到深受启发，也难免心存疑惑，即这些新的观点是否会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但反过来一想，学术提倡百家争鸣，“耕读传家”是中国一个古老且深入骨髓的民间传统文化习俗，长期以来却少有人从学理上对其进行系统的深入的探讨，那么，我提出的这些所谓新见，权当起一种抛砖引玉的作用罢了。

胡克森，男，汉族，湖南省洞口县人。1986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现为邵阳学院文学院历史专业教授。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3项（含本书所依托的《中国古代乡村“耕读传家”传统习俗形成研究》），主持完成国家重大社科基金子项目2个。出版有《儒家理想与秦汉政权》《五缘文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融合：春秋至秦汉时期从分裂走向统一的文化思考》《北魏在中华文明连续发展链条中的地位研究》等著作。在《历史研究》《史学月刊》《史学理论研究》《史林》《北京大学学报》《武汉大学学报》等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