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情可以续命

——蔡建旺《我对世界仍然充满爱意》读札

文｜谢健健

深情与思辨，是进入蔡建旺诗歌文本的两扇有效的门。他的诗歌创作深刻融合了饱满情绪与哲学思考，从而赋予日常事物以升华的情感，成为诗歌的意象，能迅速地感染读者进入文本。他的诗歌创作又支撑起了他与日常对抗的精神力量，通过不断地探求现象背后的运行本质，回答着一个诗人对世界最初的天真与好奇的发问。他从抒情的窠臼中跳脱，开掘诗歌在情感之外的理性维度，使其自身形成了多元的创作风格。

蔡建旺的创作以自我的情感脉络出发，抒发对爱情、亲情的吟唱，以他在自序中，也是诗集中提及最多的妻子为例，他灌注着深情来书写这一段亲密联系：“只要与你一起/走在路上/总要牵起你的手/不由自主/五指连心/你欢喜时候，还是/生气时候。哪怕/睡觉。平躺，还是/侧卧。我还是一样/牵着你的手/五指连心/哎。这幸福的病/哎。这渺小的床/哎。这五指的爱”（《这幸福的病》），“病”暗示不可自控、无法免疫，甚至带有慢性消耗的意味；而“幸福”又取消了“病”的负面伦理判断，使其成为甘愿沉溺的生理状态。于是，五指连心被重写为“五指连痛”——每一次交握都是一次微小的心脏穿刺，让痛感与快感同步发生。这种“痛并幸福着”的悖论式体验，使一首爱情诗跳出了甜腻的窠臼，进入了“身体政治”的灰色地带：亲密不再是温床，而是共同受难的现场；恋人互为刀锋，也互为绷带。

在语言节奏上，诗人大量使用句号，制造出短促的、近乎心跳的顿挫感：“你欢喜时候，还是/生气时候。哪怕/睡觉。平躺，还是/侧卧。”句号的切分像一次次微小的心电图平线，让情绪在“骤停—复苏”间震荡，从而把“牵手”这一静态动作转化为动态的心电图，使阅读体验本身成为“幸福的病”的一次发作，在诗歌的体例形制上也相当有想法。同样写与爱人的牵手，他的文本中还有深情之上的思考：“海水与悬崖。寂寞与喧哗/彼此依偎，可能的两种状态/山风与深谷。寂静与回响/彼此依靠，可能的两种成就/人行树与道路。寂寥与漫长/彼此依赖，可能的两种延续/亲爱的你，和我，刀尖上的舞蹈/钢丝上的奔跑，淬火中的牵手/彼此皈依，可能的两种成长”（《牵手》）一样的题材，在他的笔下被拆分成三重镜像：海水与悬崖、山风与深谷、人行树与道路。诗人先让自然成为喻体，再把镜头拉近自身。从宏阔到贴身，从地理到肉身，诗歌完成了一次自然而然地由物到人：当世界被抽象成危崖与钢丝，牵手就不再是罗曼蒂克式的日常动作，而是彼此授予的信任。他的诗作中这种抽象升华的技艺呈现得较多，考虑到他重新返回诗歌写作才仅仅几年，这足以显示出他的勤奋与天赋。

蔡建旺的诗歌有着“私人精神史”的图景。诗人把地理意义上的故乡、家庭意义上的亲情、日常冥思的想法，一并放进诗歌这一容器里，让它们在“低处”相互折射，最终形成一种“向下的崇高”，这种“低处美学”使他的写作在当代汉语诗里呈现出难得的自我减速：“院子是黑暗的/植物是黑暗的/静寂是黑暗的/声音是黑暗的”，诗人将黑暗成为总体性的生存布景，“离地一百米”，像突然拉高的航拍镜头，提示我们黑暗并非地面现象，而是高空也未能豁免的普遍境遇。在黑暗的全速坠落中，“我，黯淡有光”，主体被逗号勒住，成为一颗反向的流星。诗人选择“火苗”作为光的载体，微弱、易灭、掌心可握，自带“随时被黑暗掐灭”的岌岌可危感。正是这种“有限性”让“黯淡”获得了比星光更锋利的灼度：星光冷冽而永恒，火苗炽热却短暂；当短暂者决心燃烧，其温度反而高于永恒者。“远方的星光说/我的黯淡比星光更灼人”（《我的黯淡，比星光更灼人》）将主客体易位，星光不再是俯视人间的永恒他者，而成为被“我”反照的客体。星光“说话”这一拟人化，是“我”让渡了一部分主体性给星光，从而完成了一次“黯淡”对“星光”的反向命名——黑暗不再是星光的缺席，而是星光得以被看见的条件；黯淡也不再是光的匮乏，而是比光更锋利的自我陈述。

至此，整首诗完成了一次“低处的发光学”：越黯淡，越灼人。而《故乡辞》则提供了一种关于故乡的不同定义，从中呈现出定居海边诗人的流动性哲思。诗人让祖先的迁徙路线在汉语里缓缓铺开：泉州—瑞安—梧田—塘河，每一次移动都伴随“呛过海水无数”。他用“海域”来重新定义“故乡”：“故乡，都是一处处海域/深不可测。与水相关。”——把固态的“故土”液化为“海域”，意味着故乡不再是可以占领的疆域，而是必须不断泅渡的流体。到了诗人自身，“没有逾越过故乡十公里之外/这是我的悲哀所在”。一个“禁锢在故乡”的人，反而“知之甚少”，因为真正的故乡不是地理半径的叠加，而是“家族族谱里/一个个剥离出来的名字”。这里出现一次深刻的反讽：越是物理性地被钉在故乡，越是象征性地失去故乡；越是无法离开，越是难以抵达。诗的结尾再次呼应了这种哲思，儿子“北渡他乡，去遥远的曼彻斯特”，并“带走我故乡的墨水与水的种子”。这是一次逆向的迁徙，祖先从海上南下，子孙从陆上北飞；故乡的“水”被儿子带走，成为可以再度发芽的种子。诗人用“墨水”与“水”并置，把书写行为与迁徙行为捆绑：当儿子在曼彻斯特写下汉字，故乡便通过墨水在异质土壤里重新生根发芽。

于是，“故乡”被重新定义为可携带的流体，而非不可移动的土块。这种液态故乡的想象，既是对传统“安土重迁”伦理的温柔背叛，也是对全球化时代离散经验（笔者曾经与诗人在洞头海岛上就这个话题展开过诗歌沙龙讨论）的精准回应：真正的故乡，是你血脉里流动的文化传承，而不是你回不去的那片地理版图。以笔者这些年四处游历积累的创作经验来看，对蔡建旺的观点实在不能不十分赞同。

蔡建旺的创作还着眼于日常事物，能够从我们生活的场景中提炼出诗意，甚至是一个自我创造的世界。“啤酒瓶是树/啤酒泡沫下了一场寂寞的雪”（《冬天不需要一场大雪》）他以精巧的比喻，赋予随手可得的物以自然符号的象征：当自然不提供象征，人就在日常器物里自创象征。啤酒泡沫的“雪”既短暂又廉价，却因其人造性而更具自救意味——既然等不到自然的答案，那就用口腔的泡沫制造一场小型救赎。《自知之明》则把“无能”提升为一种“德性”。诗人用排比句一次次追问：“你能写出永恒不朽的诗句吗/你能援助处于困境的人们吗……”每一次回答都是“不能。也无能为力”。这种自降并非消极，而是一种让步的自洽逻辑：当世界被成功神学垄断，承认“不能”反而成为对“全能”神话的抵制。诗人最后把自己降格为“野草”，却用“野火烧不尽”的古老成语，让“野草”成为“最低限度的不朽”——不是参天大树，也不是奇花异卉，而是“春风吹又生”的反复出现。这种低到尘埃里的伦理，与“啤酒泡沫的雪”形成互文：两者都拒绝宏大叙事，选择在“空间上的微小”与“时间上的短暂”里建立自己的一个永恒世界。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他宏大的诗歌理想，力图在诗歌这种短篇幅的文本中，完成小说家、其他许多诗人费尽心血所要传递的内核。在《我的兄弟们》里，诗人写道，“哪怕我们埋在泥土下，或者沉默于大海/哪怕我们愿不愿意再次重逢，我们依然是兄弟”。这里出现一次死亡后的兄弟情：兄弟不再依赖共同生活的日常性，而依赖共同被时间磨损的宿命性。当他诗中出现的“坎”作为关键词，兄弟就不只是分享成功的伙伴，而是分担失败的同盟；不止于把酒言欢的热血，而是在漫长年岁耗损后，“我们依然是兄弟”。这使人想起余华的《兄弟》中那句令人感慨万分的话，“就是天翻地覆慨而慷了，我们还是兄弟；就是生离死别了，我们还是兄弟”。而在另一首《迷途的花朵》中，他以一种全知视角信手拈来了对花这一意象在无数作品中的迷失，“……植物的花朵，金属的花朵/水中的花朵，云上的花朵/人类的花朵，地狱的花朵/一起迷失的意象/在诗人盲目歌唱中衰败/又归于尘世间一朵/寂寞的花朵”，这种论述已经有了几分元诗的意味，当“花朵”被无限衍生，它就失去了所指，成为“一起迷失的意象”。但诗人指出了一种花原本样貌的可能性，结合他上文的议论指向，从中显露出“诗言志”传统，他的写作中就包含着“随物赋形”的传统文论观点，这也是诗人不可或缺的精神必修课程。

蔡建旺的诗歌，这几年来显示出了惊人的进步，包括《终将》《寂静的另一面》《所有的默哀，只为大海》等等我所喜欢但尚未提及的作品，都在另外的维度上呈现着他作为诗人的诗艺与精神向度，还有他将整部诗集分为十部分小辑的设置，都向我们展示着他丰富的内心世界。他的写作，正如他为诗集命名的那样：我对世界仍然充满爱意，我们书写着对世界的热爱，用以疗愈内心，同时焕发着向上的力量，正如他的一句诗所说的那样，“诗歌，一个人的马拉松/永远在路上，永远在奔跑”（《诗歌：一个人的马拉松》）。

谢健健。

作者简介

谢健健，1997年3月生于温州，现居绍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作品见于《诗刊》《文艺报》《北京文学》《上海文学》《青年文学》《星星》等。曾获李叔同国际诗歌奖新锐奖，《北京文学》2023年年度诗歌奖等。参加第二届长三角青年诗会。著有诗集《梅雨潮信》《年历考证》。曾被澎湃新闻采访报道《在互联网上写诗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