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野的湘西地方书写与深情凝眸

——龙迎春新作《春山外·湘西三部曲》解读

文/田茂军

湘西在哪里？

湘西旅游宣传上曾经有三句广为流传的广告语——湘西在沈从文的书里、在黄永玉的画里、在宋祖英的歌里。毫无疑问，三位当代文化名人已成为湘西旅游宣传的文化代表和文化符号。现在龙迎春的新作问世了，我相信，你若要问，当代的湘西在哪里？我可以告诉你——在龙迎春的这本书里，你可以找到你需要的可能答案，它会给你提供解读当代湘西的多种抵达。

湘西地方书写的复调叙事

文学重视地域的呈现和书写。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谱系上，湘西成为一块神奇的土地而被外界关注。作为文学的湘西，它亦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从沈从文笔下如诗如画的边城，到黄永玉画作上五色斑斓的故乡记忆，再到孙健忠、蔡测海、彭学明、田耳、田瑛等当代作家的文学反思抑或寻根，湘西已经成为一种超越地理概念的文化识别符号。在这一悠久的书写传统中，龙迎春的《湘西三部曲》——《春水满城花》《春山可望》《阿婆的春天》，以其独特的叙事策略和敏锐细腻的文化体验与观察，脱颖而出，为湘西的时代书写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作品通过回乡写作者、故事当事人、第三人称叙事者三种不同的凝视视角，构建了一个立体多维的湘西形象，完成了从地方风景的个人凝视到非遗传承的当下思考，再到温馨亲情忆往的诗意表达，在湘西时代书写与地方文学形象的塑造上，彰显出新闻的在场感，还呈现出自觉的艺术追求和跨界书写的探索意义。

此前，龙迎春已经出版过文化散文集《品读湘西》《民间湘西》等著作。她和本土的作家不同，她是离开湘西以后，回望湘西，在慎思与反省的视野里书写并引人深思。她今年的《湘西三部曲》可以看作是接着这个湘西系列的复调叙事，有着内在的情感联系和视野的变化。在叙事策略上，呈现出鲜明的连续性和超越自觉。龙迎春将多种叙事视角并置，形成了一种复合型的凝视结构，使湘西不再是外来者或“他者”单一视角下的静态景观，而成为一个多声部交织的灵动的文化空间和文学与新闻的跨界交响。

在《春水满城花》中，作者以“回乡写作者”的身份介入叙事，她选择了吉首、凤凰、永顺、龙山、泸溪、花垣这六个县市作为书写对象，其中还重点采访写作对象，突出作者家乡凤凰县三拱桥为背景的“神秘湘西”地方传奇民俗的流变。“赶尸”“放蛊”“落洞女”等奇风异俗在这里，均以文学的面貌呈现与“复活”。这种视角既承载着离乡者的理性审视，又蕴含着归乡者的乡愁情感，形成了一种二元对话的“边缘——中心”双重叙事隐性结构。作者不再是单纯的旁观者或纯粹的参与者，而是处于一种流动的中间状态——既是湘西的儿女，又是现代文明的承载者；既渴望回归寻根，又不得不面对家乡人事的日渐陌生与疏离。这种复调的叙事策略和深情回眸，使得文本中的湘西形象既亲切，又陌生；既遥远，又触手可及。以《三拱桥：月光和星子落在水田》这一组为例，在这九篇文章里，作者写到了家乡的人事，也以民俗志的角度写到了湘西著名的赶尸、放蛊、落洞、赶边边场等奇风异俗。和其他外来者的猎奇性书写不同，作者多以采访方式呈现，她笔下的地方风景和独特风俗，再次以文学的形态和历史流变的民俗现象，立体多侧面地浮现于读者眼前。只是这一部分，还可以继续深入挖掘和多维度呈现，感觉很多地方都是欲言又止，意犹未尽。作为湘西人的作者，也许有着某些担忧和忌讳吧。

湘西非遗的主体表达与思考

“非遗传承的当下思考”是湘西三部曲中的另一重要的书写维度。龙迎春没有满足于对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简单记录或想象化处理，而是深入探讨了地方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生存困境与转型可能。她敏锐地捕捉到湘西当代非遗传承中的悖论：一方面，传统技艺需要保护与传承；另一方面，固守原貌又可能导致其与当代生活的脱节。在《春山可望》中，她通过多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故事，展现了这一复杂议题——苗族银匠如何在机械化生产的冲击下，坚守传统手工技艺的价值？苗歌传承人如何在流行文化的包围中，寻找传统音乐的现代表达？龙迎春的思考没有停留在怀旧或批判的层面，而是积极探索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现代路径。在她笔下的非遗传承，已不是博物馆式的静态封存，而是一种活态的、与时俱进的实践，是湘西人在现代语境中遭遇的困境，还有寻找文化认同与实现突围的重要方式。

因为工作的原因，我比较多地接触到这本书中的湘西本土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龙迎春笔下的传承人，如田仁信、田隆信、张忠献、李云富、龙真刚、麻茂庭、邓兴隆、聂大勇等等，我都认识并采访过他们。他们中间有的人去世了，有的人还在自己从事的非遗领域里执着地坚守和传承。《春山可望》以新闻采访的视角，采用了“故事当事人”的叙述，将话语权交还给湘西本土的声音。在这一卷中，龙迎春还大量地运用了民族方言、民间传说和个人口述史，让本土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这种叙事策略打破了以往湘西书写中常见的“他者化”单一角度，避免了将湘西地方文化“奇观化”或“妖魔化”的文学陷阱和隔膜误读。当凤凰苗族民歌传承人龙炳兴讲述苗歌传承断代的情形时，我们能感受到作者和笔下人物的怅然与失落。土家族老人田隆信用质朴的语言介绍各种歌谣的内容和特点，当他吹起咚咚喹，我们仿佛也听到来自山野的天籁之音。当苗家绣娘彭晓君细数苗族刺绣图案中的祖先记忆，当湘西苗画大师梁德颂在画布上展示他那行云流水的笔触，当浦市小巷的辰河高腔艺人杨基尧、黄付林缅怀他们旧日的唱戏时光……湘西文化如历史的烟云，在读者眼前萦绕，挥之不去。一幕幕，令人动容，一声声，直击心灵。这些非遗事项和传承人，不再是外来者的观赏对象，而成为非遗园地的自由绽放和永不磨灭的人生记忆。这种从“被书写”到“自我书写”的转变，是龙迎春在地方书写和非遗记录中的一个贡献和特色。很多具有温度的书写细节和人性之光，可以作为地方非遗资料的重要补充和参考资料。

温馨动人的亲情忆往

“温馨的亲情忆往”构成了龙迎春湘西三部曲的情感基调和人文温度。这本书可算是个体书写和私人记录。通过亲人记忆、闺蜜书写和日常生活的细致描摹，龙迎春没有空洞的抒情和娇柔的叹喟，而是将美好的回忆如绣花一般，丝丝缕缕，缝绣进具体而微的岁月细节和人间烟火的温馨之中。她以温暖的方式回应这个世界，以含情脉脉的文字感恩那些美好的人事和难忘的旧日时光。《阿婆的春天》以文字呈现人间烟火的滚烫，以文字重述人生，尤其体现了这一特点。作品通过阿婆这一中心人物，串联起家族历史与地方变迁，将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有机融合。有的文章标题就是十分动人，如《我们穿越万水千山，唯独不能彼此陪伴》《我选择温暖地回应这个世界》《痛饮生活的种种滋味》在这里，童年往事，家庭亲情，乡愁不再是抽象的概念或遥远的传统，而是化为一道道家常菜的味道，弹奏出一首首摇篮曲的旋律，体现出一件件手作衣物的触感。这种基于亲情的文化传递，揭示了文化传承最本质的机制——它不是通过宏大叙事或空洞抒情而完成，而是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在作者自嘲的“庸碌”琐碎里，在故乡人事代际之间的情感纽带中，自然而然地发生、成长，直至枯萎。龙迎春对亲情书写的重视和关注，使她的湘西叙事避免了文学书写里常见的冷峻与疏离，始终保持了小儿女的温暖与自然美好人性底蕴。

我个人比较喜欢《阿婆的春天》这一本。本书以第三人称全能的文学视角，将前两种视角的内容进行整合与升华。在这里，作者既保持了适度的审美距离，又能深入描写对象人物的内心世界，形成了一个较为宏阔而深邃的文学审视视野。三种视角的交替与融合，犹如万花筒般折射出不同的色彩，共同构成了湘西地域的当代文化影像和印迹。这种多维叙事不仅丰富了文本的表现力，更重要的是，它暗示了一种理解地方文化的可能途径和导航策略——湘西既需要内部的自我认知，也需要外部的理解与对话，更需要一种超越内外之分的整体性审视与反思。

文学离不开主体的表达，或显或隐。在主题表达上，《湘西三部曲》围绕三个核心维度展开，层层递进地构建了湘西的文化肖像。首先是“地域风景的个人凝视”，龙迎春对湘西自然景观的描写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风景画式呈现，而是将风景与人的生存状态、文化记忆紧密相连。在《春水满城花》中，沱江不仅仅是地理存在，更是时间之河，承载着几代人的悲欢离合；武陵山脉不仅是自然屏障，更是文化分界，塑造了湘西人既开放又内敛的性格特征。龙迎春的风景书写具有强烈的现象学色彩——风景不是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而是通过人的感知、记忆和情感被不断建构和重构的意义空间。这种书写方式使湘西著名风景、遗迹、古村古镇，如里耶、王村、浦市、老司城从静态的“背景板”走出来，转变为活跃的当代史的“参与者”，参与到历史命运和文化传承的时代进程之中。

《湘西三部曲》在湘西地方书写传统中的创新意义值得深入探讨。与沈从文等湘西作家笔下田园牧歌式的、略带理想化的湘西不同，龙迎春的湘西书写更加复杂多元，既有传统的延续，也有当代面临的种种困惑与疑问；在她笔下，可以感受到字里行间既有湘西文化的自信，也有面临转型与突围的现代焦虑。与当代另外一些将湘西奇观化或消费化的书写相比，龙迎春的叙事，多了一份厚实而意味深长的思考，也增加了读者的思考和想象空间。她拒绝将湘西简化为旅游手册上的风景明信片或民俗表演，而是致力于呈现其作为活态文化空间的丰富内涵和历史命运。这种写作姿态体现了一种深刻的文化自觉——既不自卑地迎合外部想象，也不盲目地排斥现代文明，而是在自信与自省之间寻找准确的坐标。

在湘西当代文学语境中，《湘西三部曲》的贡献不限于湘西书写本身，更为我们思考地方性与全球化、传统与现代、记忆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富有启发和思考价值的文学样本。龙迎春通过她的创作实践表明，地方性不是封闭的、保守的，而是开放的、流动的；传统文化不是僵化的遗产，而是可以不断再创造的活水源头。她的三部曲在叙事形式上的创新，在主题表达上的超越，在文化立场上的自觉，共同构成了一种新的地方书写范式——既扎根于作家熟悉的湘西地方经验与认知，又超越地方的局限和狭隘，触及人类普遍共同的文化关切与人文关怀。

当然，作为现实生活的反映，《湘西三部曲》最终呈现的，是一个在多重凝视下逐渐清晰起来的湘西——它不再是单一视角下的片面形象，而是多种声音对话中的复合整体；它不是静止不变的文化标本，而是在时间中不断生成的文化空间。龙迎春以文学的方式，完成了对故乡的一次深刻而充满爱意的重构，这种重构既是对个人记忆的整理，也是对集体记忆的反思；既是对地方文化的凝视与回望，也是对地方文化发展的前瞻与期许。从此意义上看，《湘西三部曲》不仅是对湘西的文学再现，更是一次关于如何理解地方、如何安放传统、如何在历史变迁中保持文化连续性的深刻思考，其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发彰显。

期待作者的下一部作品，相信她也会带给我们新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