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头上的生灵

文/李颖

父亲在一条大黄狗身上耗费了太多的力气。那个物资匮乏的年月，除了鱼，他能给家人的最贵重的礼物，便是那条狗了。狗是他捡来的，据说是一条流浪的野狗，我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招数，能够将那么大一条土狗捕住并顺利押解回家，他疲惫而亢奋，像是刚从荒野里搏斗归来的猎人，押回了一份困顿岁月里难得的体面。事实上，作为一个养家的男人，他学会了很多秘而不宣的绝技，他总能在贫瘠里打捞出奇迹。比如他会用竹篾和尼龙线手工制作一种叫作扳罾的渔具。多年以后，我在《九歌·湘夫人》中读到“罾何为兮木上”，才知道他做的那种渔具可追溯到先秦以前。20世纪70年代的雾霭里，他像远古的渔猎者般，用古老的生存秘术，试图填满我们姊妹的欲壑。

他捉住狗的那天艳阳高照，春风十里，为他得胜归来做好了铺垫。大黄狗被绑在家里养了两个月，父亲觉得它已经足够老了，便决定将它绳之以法，吊死在门口那棵苦楝树下，弄给我们吃，他兴奋地想象了很多种吃法，甚至包括腌制腊狗肉。

可是一条狗犯了什么天条要被处以极刑呢？父亲说，猪猪狗狗就是用来吃的。父亲特别亢奋，大张旗鼓地做着准备工作，带着表演性质，希望城陵矶全部的街坊邻居都来看他打狗。城陵矶是我出生的地方，郦道元《水经注》中的“城陵山”早已被浪涛啃得只剩嶙峋骨节。长江和洞庭湖在此交汇，我们住在离水最近的堤街上。这是一条无比脆弱的街，每年夏秋江湖水涨，广播里播报着城陵矶水文站的水位监测数值，当收音机里面说城陵矶三十四点几几米时，第一个被淹掉的就是我们家了。

父亲用粗麻绳将大黄狗悬在苦楝树下的那个正午，整条街的蝉鸣都在沸腾。被阳光晒得发白的树皮簌簌剥落，狗的眼珠凸得几乎要挣脱眼眶。年幼的我空洞地和那条即将失去生命的老狗对视，内心波澜不惊。我至今记得它后腿在空中画出的弧线，记得它的瞳孔里映着整个颠倒的世界。但父亲干活总是毛毛躁躁，母亲每天都会说他“圆手板，十个指头没开叉”。当他转身去拿工具的刹那，那条被命运选中又抛弃的狗，竟在生死间隙爆发出洪荒之力，挣脱了绳索，狂奔逃离。背着手、伸长脖子围观的邻居们发出惋惜的惊呼，父亲追出了几里地，终未寻到。

那天父亲追到江堤尽头，甚至对着码头边货轮远去的帆影骂了半个下午。母亲倚着门框择菜，菜根丢进盆里的声响格外清脆。“畜生通人性呢。”她像是在说狗，又像是在说人。她似乎并不赞成父亲杀掉那条狗，但她也并没有过多阻止。对于狗逃跑了这个结局，她似乎有着更为复杂的情绪。

这次失败的行刑仪式成为父亲毕生的隐痛。此后大半年，他出门必定要带一根粗木棒，双手背在身后，等着找到那条狗，给它致命一击。

于是，当年父亲拿根木棒四处转悠寻狗，成了城陵矶码头、河街上惯见的场景。街坊邻居见他背着手持着木棍到处转悠，都会问上一句：“李师傅，又去寻狗？”他们的语气里藏着整个城陵矶街坊对失败者的怜悯。

我的母亲说，寻不到的，不要寻了，说不定早就进了人家的肚子。

“它跑不了。它跑不了……”有大半年，父亲都在念叨这句话，他像是说给自己听，也像是说给世界听。父亲负气地拎着棒子逡巡，一遍一遍搜寻城陵矶所有的街道、码头、货仓，甚至伸长脖子探向别人家的窗口。他觉得所有人都在暗地嘲笑他，包括藏在暗处的那条狗。

父亲追到吴聋子家。他疑心吴聋子把他的狗藏起来了。吴聋子并不是真的聋，只是有些耳背，然而他力大无穷，父亲不敢真的找他理论，只好站在他家门口指桑骂槐。父亲低声咒他：“吃了狗肉去死！”吴聋子说：“李师傅吃了没？当中班去啊？”——“吃了没？”在那个年代相当于现在打招呼说“你好”。父亲便背着手讪笑着走了。

后来父亲晚上也出门寻狗，在一个白露沾衣的黎明，我趴在窗户上看见父亲在屋后的江边站成一块黑礁石，我忽而疑心父亲的黑影才是真正的木棍，我疑心他想对着这个世界当头一棒——他被那条不知所终的黄狗折磨成了会走动的木棍，会喘气的木棍，会在深夜里负气出门的木棍。

那些天，他都回来得很晚。后来，我一度认为是城陵矶的码头吞噬了那条狗，由此我对那些码头总是怀着莫名的戒心，码头吃掉了那么多时辰，吃掉了那么多月光，却永远喂不饱自己。

月光洗白了所有归途，父亲的脚印长出青苔。或许，当年那个晚归的父亲，他从未真正离开过码头，他早已是码头的一部分，他困于那个码头现场，他的工作是在那里装卸沥青，余下来的时间便是追逐那条逃亡的狗，而这也从来不是一起简单的狩猎事件，更像是一头困兽对另一头困兽的穷追不舍。

（节选自2025年第6期《芙蓉》李颖的散文《码头上的生灵》）

李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花城》《天涯》《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芙蓉》《湖南文学》《文艺报》等报刊。获2015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首届湘江散文奖、第二届林语堂散文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