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郑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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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网时刻新闻记者 袁思蕾 摄影 李长宏 长沙报道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血脉，也是时代发展的深层动力。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图谱上的一颗璀璨明珠。但我们对湖湘文化的了解究竟有多深？湖湘文化有何时代价值？我们怎样立足当下传承和发展湖湘文化？

近日，红网时刻新闻专访了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郑佳明，他以湖湘实践哲学为基，带你重识湖湘文化。

红网时刻新闻：您在《湖湘文化与工商文明》中提到，湖湘文化中的“义理”和“经世”矛盾运动，实际推动了近代变革。时至今日，应如何将湖湘文化的思想精髓，变为帮助我们突破观念束缚、大胆进行科技应用与文化创新的主要驱动力？

郑佳明：就这个问题，我想先来说说湖湘文化和旅游。大概是1994年、1995年，我在长沙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任上，组织编写了一套丛书，叫《长沙历史文化丛书》。在这个书的序言里，我写了四句话：保护历史文化名城，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历史文化产业，培育长沙人文精神。你这几天说要采访我，我想到这四句话，觉得没过时。

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现在来说，这个任务相对比较轻了。除了地下的历史遗存有待勘察发掘之外，由于历史原因，长沙城内留存下来的地面可见历史遗存数量已较为有限。

第二句话，整理挖掘历史文化资源。这个方面，长沙市做得还是比较好的。但是从全省层面来看，有些历史文化资源还没有被挖掘整理出来。

这个原因实际上首先就是因为我们过去对传统文化的忽视，甚至是批判，导致大家不太重视。其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社会的关注点集中在特定的社会矛盾上，这导致许多文化现象和历史人物被简单地归为负面案例，这在客观上使得对它们的深入挖掘和学术研究受到了限制。

最近，我碰到一个人说是我的粉丝，他跟我说，找到了刘锦棠的墓，发现了他的墓碑等等。

这个刘锦棠，实际上他在历史上的贡献非常大。左宗棠征西收复新疆，刘锦棠是他的副将，而且是收回新疆之后第一任新疆巡抚。新疆原来不是省，是个边远地区，所以他在那里进行农垦，为恢复战后当地的生产生活做了大量工作。所以我说，这个人非常了不起。但是我们之前居然连他的墓都不知道在哪，而且像刘锦棠这样的情况还不少。

最近我在研究湖南的新宁，那里曾经出了三个总督。一个县就出三个总督，要知道我们中国许多地方，算下来一个省都没有出过三个总督。这三个总督都有故事，但我们几乎没有研究。

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对历史文化的总结，对历史文化的梳理和挖掘很不够。比如，对王船山及其思想的认识和研究。

王船山是一个“巨人”，他的思想极为丰富，但没有专门的学科，没有专门的机构，是研究不透的。大家都是瞎子摸象，只言片语。

再就是曾国藩。曾国藩写了1400封家书，整个文字加起来有上千万字，而实际上我们对他的研究同样远远不够。

第三句话，是发展历史文化产业。

说到产业，一个最直观的就是对名人故里的旅游开发。另一个是影视业。影视形式是很好的宣传推广形式，现在还有短剧等新兴媒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该对这些历史名人资源去深入挖掘、研究和阐释。

我认为，湖南应该有一个机构，对湖湘文化进行总体规划，从挖掘整理、产业结合、宣传推广、青年人才培养等方面，综合地去做长远规划。这是时代的要求。

湖湘文化怎么为我们的经济、科技、旅游、教育赋能？

这里面所说的“能”，其实指的是湖湘文化蕴藏的精神力量。

这种精神力量，在湖南近代表现得尤为突出。它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发展的方向，加速了中国完成统一和解放的历程。但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把这些东西都发掘出来、弘扬开来。

从魏源、陶澍到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唐才常，再到毛泽东，他们身上所表现的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中国梦等精神，都是需要我们发掘并发扬的。

近代湖南的历史经验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具体的经验，另一部分是哲学的经验。

具体的经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军事经验，比如洋务运动经验，这其中就包括治军经验，但是这些经验跟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结合得不太紧密。

另一个宝贵的遗产，是湖湘哲学。

湖湘哲学最开始是一种思想，它经历了转化演变历程：先是从思想变成了纲领，接着从纲领变成了行动，再然后变成了实践，实践最后变成了成果。在这个过程中，它形成了一个新的东西，这个新的东西就叫做湖湘实践哲学。

湖湘实践哲学既是一种历史哲学，又是一种行动哲学，它还是道和气、体和用、知和行结合起来的一个新的哲学体系。

这个体系实际上是为我们湖南人，甚至中国人赋能的巨大而宝贵的资源。

湖湘实践哲学，我把它归纳为“四论”。

第一“论”，叫做本体论。

本体论，它实际上是王船山的思想。中国古代一直在琢磨一件事，世界的本体是什么？这是哲学里的基本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一直没说清楚。儒家是不解释本体的，他认为家国最重要，道家讲的本体是自然。理学家认为本体是天理，王阳明认为本体是心，王船山认为本体是气。气是谁说的呢？是张载。

这里的气，是指物质。本体是物质，它不是水蒸气，不是空气，是物质。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原子。这个思想已经接近于唯物主义。

针对本体论，王船山提出了三个“合一”，这三个“合一”是其理论框架和思想精华。

哪三个“合一”呢？即理势合一、道器合一、理欲合一。

理势合一，即天理和形势要合一。这是字面解释，实际上，所谓天理就是规律，势就是形势。势，是我们面临的实际、态势、敌我、力量对比，或者有利和不利的条件等。规律就是要和“势”结合起来。

过去我们讲“天理”。程朱讲“天理”在天上，是先验的。王阳明讲的“万物皆在我心中”，我的心就是本体，这个本体，实际上是唯心的，所以我们过去学哲学，把朱熹的学说叫做客观唯心主义，把王阳明的学说叫做主观唯心主义，而王船山的学说基本上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不过并不能说这和马克思唯物主义完全一样，只是说他已经有了这种思想倾向。

道器合一，道是原则，器是工具。道，是思想价值、哲学。天道，要和这个器，即工具、措施、技术合一。

在今天来说，我们就是要和机器人、AI等结合起来。如果没有手机、电脑、互联网，哪里来的互联网思维？哪有今天思想的飞跃发展？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到现在，我们经历了蒸汽时代、电力时代、信息技术革命，再到智能化时代，这都是“器”在引导着“道”。并不是先有“道”，后有“器”，所以王船山说“道在器中”“天下惟器”。

理欲合一，理是天理，欲是欲望的欲。

朱熹讲，存天理，去人欲。把“人”去掉，大家都要做谦谦君子，都要做道德模范……愿望当然不错，但做得到吗？

实际上做不到，你活着，就会有欲望。

因此，王船山说，在有欲望的时候才有“天理”。天理和欲望是一对矛盾，去掉一方就没有另一方了。所以他认为合理的欲望是要支持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农商并重。

在此之前，我们是重农抑商，现在他说农商并重，他认为，商业能够满足人们交换的需要，能够满足流通的需要，这是好事。他的思想影响了后来的魏源、曾国藩等人。

湖南大概是从王船山开始，慢慢就认识到农商是一体的，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反映的正是理欲合一的思想。而且，王船山还把这种思想发展成了人性论。他说，人的本性，既不是孟子所说“人性本善”，也不是荀子所说“人性本恶”，而是随时空变化的。

湖湘实践哲学的第二“论”，是方法论。

方法论中最重要的是知行关系。

知行合一有两重含义。王阳明也讲知行合一，但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于心，这跟他的本体论是结合的，意思就是，知和行，在自己的心里。这意味着，你想的时候，就已经在“行”了。比如，你想去偷那个东西，这个时候你已经在犯错误了。

知行关系的第二重含义是指，王船山的知行关系，是行先知后。但实际上，知行关系相向而行，知和行是相互影响，互为推动力的。这解决了知和行的辩证关系。

王船山是中国的辩证大师，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里专门讲过。他说中国自古以来要解决一个辩证的问题，这个问题直到王船山才真正解决。所以我们讲它的方法论，有两条，第一条是知行关系，第二条辩证关系。

这些思想直接影响了毛泽东，毛泽东的实践论讲知行关系。我们现在看毛主席的著作《实践论》，下面有一行小字“论知行之关系”，所以毛主席讲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其实就是湖湘文化的方法论。

第三个就是价值论。

我们学习、做事，最高的追求是什么？是经世致用。

过去，我们一直把经世致用看作是一种方法论，是技巧。实际上不是这样的。经世致用不仅是方法论，且是价值观。

很多湖南人觉得不能够解决具体问题的思想学问，都不是我追求的。我们要追求的是要解决实际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解决实际问题、拿到实际效果。这就是很多人原来所理解的经世致用。

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学问，就是要学有用的学。什么叫有用的学问？是能够改善国计民生、发展科学教育、推动经济发展，能够做很多具体事情的学问。

这具体表现在，比如陶澍的三大改革（漕运改革、盐业改革、水利改革）；还有魏源有一句话非常了不起，大概意思是，变革越深，民众得到的好处越多。这是他的思想，他为此专门编了一本书，叫《皇朝经世文编》，又出了一本《海国图志》，他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就是我上文讲到的从思想到纲领，这两个人都把湖湘实践哲学变成了纲领。

第四个就是功夫论。

这就要讲到湖南的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的深层动能说到底都是人。说到底，就是同等客观条件下，我们的经历、观念、思考不一样，得到的结果就是不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在实践中学习运用湖湘文化？

我们要学近代先哲的忧国忧民的思想，学习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学习他们博学多才的内核，学习他们的自律、自省、自觉。

本体论、方法论、价值论、功夫论，这四“论”其实是我们湖湘文化的“操作系统”。

湖湘文化本身是个笼统的概念，它好比电脑的CPU，湖湘实践哲学相当于“操作系统”，它在实际运用的时候，会根据实际需要衍生出相应的“应用程序”。

湖湘实践哲学，是跨越历史发展阶段的，它不仅在过去管用，在今天依然管用。它不仅仅可以作用于过去的军事领域，现在在我们的经济建设、科学技术发展、企业管理等方面也依然能发挥重要作用。

目前的问题是，我们现在常说湖湘文化，但仅限于笼统地提倡，只限于只言片语。我们没有系统性开发，没有把它变成一个“工具箱”里的工具拿来去用。

红网时刻新闻：在湖湘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上，我们忽视了什么？

郑佳明：一个是我们还没有从整体上对湖湘文化进行梳理研究。

其实我们要弘扬湖湘文化，首先就是要对文化要进行梳理、发掘和研究。

我认为，这需要成立专门的机构、设立专门研究湖湘文化的专业，还要有专人来做规划等。

现在我们谈文化自信，前提也是要了解文化。但实际情况是，我们的研究是分散的，每个市州、每个机构研究一块，没有系统性地发掘和研究。

刚刚我所说湖湘文化本身可以成为“操作系统”，它要产生动能，关键在于和实际相结合。

另一方面，湖南人真正要把自己的文化搞清楚了，要从小孩子抓起，包括编制乡土教材，传播推广当地的先贤文化等，要由此形成一种风尚。

说到底，湖湘文化是我们发展的深层动力，政策、经济活动等都是由文化衍生出来的形式。经济，说到底也是人的经济，因为它来源于人、为了人。经济活动背后都是人。所以，说到湖南的进步，其实从根本上来说，是人的进步。

我们所说的现代化，说到底也是人的现代化。我们可以提取湖湘文化优秀精神基因，提取出来后作用于实际，经济就是其中一种实现方式。

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两个字，实践。这是广大群众的实践，过程中可能有失败，但是最终会冒出很多新鲜的、好的东西。

红网时刻新闻：我国沿海一带的部分省份，在经济界涌现了很多领军人物，而湖南似乎在这方面的声量稍弱，您觉得这背后是否有地域文化层面的原因？

郑佳明：其实你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湖湘文化确实存在历史与地域的局限。比如，小富即安的小农意识容易导致安于现状、创新动力不足；内陆环境也使得湖南人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开放意识。

但是，从历史来看，湖南其实是作为全国许多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强大导航者存在的。

湖南人发挥这种推动作用，大概是从陶澍开始的。陶澍是道光年间人，从他出任两江总督开始到甲午战争这段时间，除了其中三年之外，其他时间全部是湖南人在做两江总督，比如曾国藩、刘坤一、彭玉麟等。这些人所遵循的湖湘思想就是经世致用。

那个时候，这些湖南人发现西方的东西比我们强，他们就去学习。这就对应了刚才我讲到的理势合一，要服从势，服从实际理势。

这些湖南人在那个时候开始向西方学习。第一代中，曾国藩推动江南机器制造局创办，左宗棠办福州船政局、福建船政学堂，办工厂解决技术和生产问题。第二代是张之洞，刘坤一。第三代是湘军的幕僚，但是这些人就都是非湖南人了。

最后是他们把“接力棒”接了过去，造就了近代张謇、胡雪岩等一大批商人。这批人的出现，是促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因。

第二个原因，我国沿海的这些省份，从明朝开始就开始接触商品经济。明朝到清朝，我国沿海的很多地方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生活在这里的人懂得了工商业。特别是，西方的租界设立起来后，这里的人又通过租界看到了西方文明，看到了契约精神，看到了电灯、马路，看到了邮政局、电力局、警察局等当时先进的东西。算起来，这些地方大致比湖南早开埠五十年。

综合以上所说，经世致用思想的引导，加上对外开放的格局，让他们在观念上比我们要先进。

人都是通过实践来改变自己的。上述提到的工商业实践，实际首先是从观念上、从价值观上开始的。

红网时刻新闻：那我们现在可以怎么调整改善？

郑佳明：营商环境建设，是“十五五”规划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怎么样让我们的行政单位、事业单位、科研院所，特别是我们的公检法司、税务、工商行政部门，去尊重、爱护民营企业，保护他们的积极性？这是值得长期探讨、通过实践解决的问题。

红网时刻新闻：在创造精神文化产品上，您有哪些心得？

郑佳明：总的一句话就是，要走正道。当你创作的精神产品，有了艺术性、思想性、真实性，同时，选题和现实相关联，切准了这个时代的需求、观众的口味，就有可能产出好作品、好产品。

红网时刻新闻：您如何看待在“两个融合”时代背景下涌现的各类文旅产品？

郑佳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品。我们要生产的是符合这个时代观众口味、知识结构、心理需求、情绪价值的东西，要书写时代需要的东西。

我们要鼓励创新，鼓励实践，也要营造宽松的创作和市场环境，让大家有机会去试验。

失败是成功之母，一定要让大家有一个宽松的环境去尝试。年轻人只有在失败后才能成熟。

总体而言，就是要在创新中实践，在这个过程之中探索创造出新的东西。我想，这个新的东西，一定和我当年那个时代产出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当前文化领域要向经济领域学习做好规划。

我们其实应该有文化发展五年或十年规划，我们需要对文化、教育、科技进行全国性一体化规划，从政策、资金等方面进行引导，这样无论是文化事业还是文化产业都能得到更好发展。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社会、企业三家必须要好好配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由政府主导做好整体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