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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
文/萧和华
父亲今年九十岁了。村里人都习惯叫他一声“萧书记”。
我必须在他的有生之年,写点什么,给他念念这文章,与他一起回忆回忆如烟的点滴往事。

他喜欢坐在老屋的廊檐下,眯着眼,看远处的山。雪峰山的山,一层叠着一层,像凝固了的波浪。阳光斜斜地照在他脸上,沟壑纵横,每一道皱纹里都藏着风霜。他不说话,只是那么坐着,像屋后那棵老松,稳稳的,沉沉的。
父亲一辈子扎根𦰡溪。这地方,山高水陡,古木参天,崇山峻岭把天裁成一条一条的。自古以来这里就是野生动物的乐园。父亲也像是这山里头长出来的一棵树,根扎得深,枝伸得远,九十年的风雨,把他浇灌得越发沉静了。

父亲兄弟姐妹八个,他排行老二。上头有个大姐,下头一串弟妹。爷爷是八辈子贫下中农,家里穷得叮当响,哪有余粮供他读书?可他偏偏是个有主意的人。初小一年级没读,直接跳着读二年级,三年下来,竟也认得许多字,算得一笔好账。在那个旧社会的深山老林里,这可了不得,算得上是个文化人了。
解放后,父亲因为这“文化”,当了大队书记。一当就是二十九年。我有时候想,二十九年,一个人一辈子最好的光阴,都撂在这山里头了。可父亲从没说过一句亏不亏的话。他只是做,起早贪黑地做,披星戴月地做。走村串户,分田分山,脚底板磨出茧子来。
那时候,我才几岁,记得父亲总是不在家。偶尔回来,也是一身泥、一身汗,倒头便睡。母亲心疼,唠叨两句,他也不恼,只是嘿嘿一笑,第二天天不亮,又走了。
最开始几年,水口、大麻溪、小麻溪是一个水口大队,都归他管,方圆几十里。后来分成了三个大队。父亲当这个家,不容易。刚刚解放,百废待兴,老百姓要吃饭,要穿衣,要过日子。父亲这个书记,不像官,倒像个大家长,谁家揭不开锅了,他比人家还急;谁家有难处了,他比人家还愁。
他最见不得的,是靠天吃饭。
山里田少,一个人分不到几分水田。稻谷不够吃,家家户户拿红薯饭、玉米饭填肚子。能吃上大半年的白米饭,就是殷实人家了。父亲不服气,他带着社员们勘测水渠线路,刀劈锄挖,打铁钎,放炸药。那是个苦活儿,也是个险活儿。有一回,炸药放多了,山石崩下来,险些伤了人。父亲急红了眼,冲上去就扒石头,十根手指头扒得血淋淋的。
就这么着,硬是围着半山腰,开挖出了六条水渠,加起来十二公里长。水渠通水那天,满山的人都出来了,看着清亮亮的山泉水顺着渠沟哗哗地流,流进干裂的田里,流进大家的心坎里。有人哭了,说:“萧书记好啊,咱再也不用看老天爷的脸色吃饭了!”

可光有水还不够。我们大队离洞口县城,从前开车都要一个半小时。没有通车那些年,送“公粮”、送“供销猪”,全靠一双脚板。每年交粮的日子,父亲天不亮就起了床,母亲在灶屋里热好头天的剩饭,他扒拉两口,就担起那担一百五六十斤的谷子,踩着露水出了门。同行的社员们也都挑着担子,一字排开,沿着山路往上走。扁担压在肩上,吱呀吱呀地响,和着粗重的喘息,在晨雾里飘出去很远。
送供销猪就更遭罪了。两三百斤重的大肥猪,得两个人抬。用两根粗竹杠子、稻草结绳,将猪捆绑好,一前一后两个人抬,颤颤悠悠地往县里赶。翻过千米高的崇阳坪,走绥宁县金屋塘公社雷打树,过千米月溪公社的天堂界,再下鼓楼公社……最后到达洞口县城。猪在杠子上嚎,人在杠子下喘。山路陡,上坡时前头的人得把杠子往高里送,下坡时后头的人又得拼命往后拽。父亲个子不高,抬猪的时候,杠子压得他脖子都缩了进去,青筋从太阳穴暴出来,脚趾头死死抠着鞋底,一步一步往前挪。汗珠子砸在青石板上,啪嗒啪嗒,没一会儿就干了。
翻山越岭,来回十五六个小时。天不亮出门,天黑透了才归屋。回到家,父亲把扁担一撂,黄色解放鞋一脱,脚底板上磨破老茧起的血泡连着皮扯下来。母亲烧了热水给他泡脚,他泡着泡着就睡着了,头歪在椅背上,呼噜打得震天响。
第二天一早,他又走了。水渠要修,田要管,山上的树要码,河里的排要放,一桩桩一件件,都等着他。
后来,父亲作为洞口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榜样,先后去湖南常德、山西大寨学习。那是个红色的年代,“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能去大寨,是何等的荣光。父亲回来那天,被大伙儿围在晒谷坪上,让他讲。他讲了三天三夜,讲大寨人怎么开山造田,讲大寨的玉米怎么长得比人还高。他讲得眉飞色舞,听的人眼睛发亮。

可光有稻谷还不够。山里人田少,肚子还是填不饱。父亲又开始琢磨:靠山吃山。
春天,他带着大伙儿上山,把那些粗壮高大的松木、杉树砍倒。秋天农闲,就把树滚下山,码到河边。我们老家𦰡溪,是沅江的两大水源发源地之一,河水一路奔流,直抵怀化洪江市。那洪江,明朝就形成了集市,听说是中国商业的发源地之一,古城墙上还刻着“吃亏是福”四个字呢。
第二年春夏,沅水滔滔,正是“放排”的好时机。大人们把河边的树木扎成一串一串的长排,推到宽阔的河滩水里。那些木排连在一起,像一条条长龙伏在水面上,煞是好看。
开排前,要祭河神。
主持祭河神的,是排帮帮主,我爷爷的徒弟,杨和德。和德大伯站在头排中间,猪头摆在面前,一手拿着开山斧,一手抓住一只五彩大雄鸡。他先把鸡头割一下,放下斧头,拎着鸡,沿着长排走。鸡血一滴一滴地流,滴在木头上,滴在水里,洇开一朵一朵的红花。和德大伯一边走,一边念念有词。走完一圈,回到原位,他掐掐手指,闭上眼睛。忽然,他睁开眼,大声喊:“开排了——开排了——”
于是,身强体壮的大人们齐齐应一声,唱了起来:
排靠号子,哟嘀嘿!马靠鞭啰,哟嘀嘿!过了一滩,哟嘀嘿!不怕风浪,哟嘀嘿!高过天啊,哟嘀嘿!过了一滩,哟嘀嘿!又一滩啰,哟嘀嘿!滩水好比,哟嘀嘿!蛟龙翻啰,哟嘀嘿!大家齐心,哟嘀嘿!用劲搬啰,哟嘀嘿!赢了一滩,哟嘀嘿!又一滩啰,哟嘀嘿!
掌排人撑起长篙,木排便缓缓地、稳稳地,顺流而下。河水喧哗着,木排劈开波浪,一路向着远方去了。

父亲站在排头,目光如炬,脸上露出难得的笑。我知道,那些木排换来的是钱,是粮,是孩子们的学费,是家里灶台上的盐巴。
父亲不苟言笑。对我们兄弟姐妹五个,他总是言传身教。他从不说“你们要怎么做”,他只做。他做给我们看。
我记得小时候,有一回,邻家丢了鸡,疑心是村里一个孤寡老人偷的。众人吵吵嚷嚷,要搜老人的屋。父亲来了,站在门口,一句话没说,只是看着众人。他的眼神沉沉的,像山里的深潭,谁也探不到底。看了一会儿,众人便散了。后来,那鸡自己从后山跑回来了,脖子上还挂着根野藤。
父亲只说了一句:“做人,要容得下别人的不是。”
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还有一回,是我上高中的时候。学校在离家七十里远的江口镇。有一阵子,学校总务主任催缴生活费,催得紧,我实在没法子,就给父亲打了电话。父亲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江口后山铁山庙你小姨夫那儿,还欠我几十块钱,我去催催他。”
第二天,父亲真的来了。他是走路来的,七十里山路,还翻越了一座一千二百米高的大山。等他找到小姨夫,小姨夫却红着脸说,手头实在没有钱。父亲没说什么,转身走了。他找到我时,天已经擦黑。他从贴身的衣兜里摸出五块钱,那是他身上仅有的路费,塞到我手上,说:“现在只有这么多,我再想办法。”
我捏着那五块钱,看着他转身往回家的路上走。他的背有些驼了,脚步也不如从前利索,可他还是那么一步一步地走,坚定有力,走进暮色里。我站在校门口,望着他的背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眼泪停不住地往下流。
父亲当书记处事公道。大队里的事、老百姓打架扯皮的事,事无巨细都请他公断。可他从没拿过公家一根针、一根线。有一回,公社分了些化肥给大队干部,最后,父亲把自己的那份扛回家,母亲说:“你还知道拿回来呀?”父亲嘿嘿一笑,说:“我是书记嘛,不能先给自己家分。”
他这一生,没给我们兄弟姊妹攒下什么,拿到的工分钱都用来供我们兄弟们上学了。

如今,父亲九十岁了。他很少走村串户,不再上山下河。他常常坐在廊檐下,看山。可他那背影,他那沉默,他那挺直的腰板,却像一座山一样,沉沉地压在我心上。有时候我觉得,他比雪峰山还高,还稳。
有时候,我看他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像一尊石像。可我知道,他心里头,一定还在走那条走了无数遍的山路,还在看那条他带着大伙儿挖出来的水渠,还在听那沅水滔滔的声音。说不定,他还在心里默默算着,当年那担谷子,翻过几道坡,拐过几个弯,才能送到县里的粮站。
他老了。可山没老。
山还在那儿,稳稳的,沉沉的。
萧书记还在。他在𦰡溪山里,大家说起他,还叫一声“萧书记”。那一声里,有敬,有爱,有说不尽的念想。
父亲如山。山如父亲。

九十年的光阴,把他打磨成了一座山。不高,不矮,也不险,可你在哪儿,都能看见他。他在那儿,你心里就踏实。
我有时候想,等我老了,能不能也像他一样,坐成雪峰山脉一个不打眼的小山头?
下次,我想带三岁八个月大的小闺女回老家,将她抱到父亲的膝上,让他跟小孙女讲沅江放排、走雪峰山送“供销猪”的故事……


作者简介:萧和华,湖南省洞口县𦰡溪瑶族乡人,法学博士。历任洞口五中、八中班主任英语教师,天心区法院研究室主任,湖南省国资委纪律检查处处长,省国资集团纪委书记,现任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来源:雪峰山萧智群
作者:萧和华
编辑:唐雨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