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的写作发生学：论迟子建小说中的“风景”书写

文/李涵

摘　要：在当下的小说创作语境中，无论从内容构成还是叙事结构上来看，风景书写都在大幅度减缩。而从创作发生学角度、具体风景书写的呈现来看，迟子建小说都显示出了与自然、风景的紧密关联。风景不仅构成了迟子建小说创作的缘起，更形成了她的生命观念与写作观念，支配了小说的内在精神，同时，她的原始自然观成了小说反思批判现代都市文明的重要思想基础。迟子建小说的风景书写在文学层面填补了当下小说创作中的风景缺位，突显了风景书写所体现的诗性品质与浪漫情怀，对于现代人回归自然、诗意的栖居亦具有推动作用。

关键词：迟子建；风景；自然；写作发生学

提到“风景”，人们通常会联系到“景观”“自然”“风光”“环境”等不同含义。在文学、艺术视野中的自然风景，不能被简单视作纯粹客观的物质存在，因为在被表现的过程以及最终结果中，自然风景已经容纳了主体的主观意识、情感，并服务于一定的思想、主题。西蒙·沙玛曾说：“虽然我们总习惯于将自然和人类感知划归两个领域，但事实上，它们不可分割。大脑总是在我们的感官知觉到风景以前就开始运行。景观如同层层岩石般在记忆层被构建起来。”{1}更进一步说，自然风景在代表一定的天然景观，并成为主体情感的承载客体的同时，还可能在与具体的人、事、物结合的过程中，囊括对历史记忆与进程、权力话语、民族特色以及地域文化的深层指涉。比如，人文地理学认为：“我们不能把地理景观仅仅看作物质地貌，而应该把它当作可解读的‘文本’，它们能告诉居民及读者有关某个民族的故事，他们的观念信仰和民族特征。”{2}这意味着风景是一个内涵多元丰富、具有广阔意义指涉空间的对象。

然而，在当下文学环境中，小说作品中的自然风景书写越来越少，甚至有学者用“风景之死”{3}来形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这一文学现象。然而，迟子建在此种文学语境中显示出了独特性。从创作发生学层面来看，现实的自然风景成为迟子建小说创作的重要源头和灵感来源，而在文学创作层面，她不仅常常选用自然意象作为小说题目，在小说行文中，也存在大量的风景书写。其实，已经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了迟子建小说中自然风景书写的重要性{4}，但是其中一些重要的问题，比如自然风景与创作的互动关系、“观看”自然风景视角的流动与变化等，依然存有值得开拓、深入的研究空间。而这些问题的展开与解决，为把握、解读迟子建小说的文化诗学提供了一种切入路径；更为关键的是，以迟子建小说与自然风景书写为个例展开研究，能够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的诗意审美性、浪漫主义情怀日益匮乏的症状，亦能透视风景之于现代文明城市、现代人的存在与心灵的重要意义。

一、“风景”与迟子建的创作缘起

创作的缘起，对于理解一个作家，乃至进入他的文学世界意义非常。迟子建最初创作真正的小说是在大兴安岭师范专科学校读书的时候。当时，中文系开设了写作、古典文学、现代文学等课程，在上课之余，迟子建还阅读了大量中外古今的大家名作{5}，在这种文学氛围的熏陶下，逐渐萌生了创作的“野心”。而在这个过程中，自然风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学校周围自然景观不错，校园直接面对山峦、原野和溪水，景色妖娆而奇异，常常给人带来丰富的联想。而且那时是多梦的年龄，爱惆怅和伤感，于是就在日记本上抒发一些所思所想。”{6}可以发现，学校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生活、学习环境，与迟子建“多梦”“伤感”的情绪形成了呼应。此外，迟子建有着以日记的方式记录自然气象、描绘自然风景的偏好{7}，这种偏好一方面为迟子建走上创作道路做了准备，成为她进行文学创作的最初训练，另一方面也让迟子建创作时书写自然风景成为一种惯性与激情。

迟子建的创作选择，是其修习的专业、学校的自然地理环境、个人多愁善感的性格共同促成的，而日记中对自然风景观看的记录与描写则为迟子建的文学创作道路打下了重要的基础。然而，自然风景与迟子建的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并不止于此，因为自然风景不仅在其创作起源与动机中扮演一定的角色，而且也参与到迟子建文学创作的过程中。这主要表现在，自然风景成为迟子建情感酝酿的契机，会引发她的怀想与想象，可以说，风景之于迟子建，已经成了其创作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相较于作为发表意义上的处女作《那丢失的……》，《北极村童话》才更应该是迟子建真正的处女作，这不仅因为后者的创作时间要早于前者，更在于后者对迟子建而言，具有重要的标志性。迟子建曾经多次言说过创作这篇小说时激情恣意的状态，然而这样一篇满溢着情感，创作流畅、天然的“小说”在当时却遭受了冷遇而未能发表：不像小说，过于散文化。{8}其实，这对于一个刚刚开始创作的新生作家而言，并不只是创作信心上的打击，更是一种迷惑的产生：什么是小说？如何创作小说？后来，这篇小说得到《人民文学》编辑朱伟的肯定，并得以发表{9}，而且也成了迟子建的早期代表作。那种真正与其生命、故土、自然、情感联系起来的创作得到认可，对于迟子建而言，不只是重新建立信心，更是对其文学创作方法与创作道路的确认。从这个意义上看，《北极村童话》的形成与迟子建的文学路途是一种互相成就的关系。这样一篇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处女作的生成其实与迟子建对自然风景的看法有关。

虽然迟子建自1984年春正式开始创作《北极村童话》，但其实早在1983年，迟子建陆陆续续回忆、记载的童年生活已经成为这篇小说的前身，而且这还源于一次现实的风景观看后产生的怀想与情感的酝酿：

在我十九岁那年坐在夕阳西下的窗前，看着天边飞涌的那一团团金色的晚霞的时候，我的耳畔仿佛徐徐飘来一阵轻柔而悠远的牧笛声，我仿佛在绚丽的晚霞中又看到了童年生活的每一个片段……我开始断断续续地记载了我的童年生活。{10}

这里，自然风景扮演了时光机的角色，带领着迟子建穿越时空，返回过去的童年生活中，而在她的童年生活里，故土、亲人以及自然风景共同构成了回忆的主体内容。也就是说，相较于那些有目的地承载一些主题或思想的小说创作，《北极村童话》的生成源于一次风景的观看。自然风景氤氲的气氛自然而然地引发了迟子建的情绪共鸣，从而让迟子建开始回望与怀想。这样的创作是天然的、自发的，是因景生情、情景交融后的产物。在迟子建的小说创作历史中，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草原》的创作也是源于现实的风景观看以及记忆与情感的浸润。2004年8月，迟子建来到内蒙古，在这里见到了令她难以忘怀的草原风景。虽然这并没有直接促成迟子建的创作，但在此后，迟子建回忆起呼伦贝尔草原上的自然风景时，风景与情感交融起来，反而让这一现实的自然风景蓬勃发展、生长延伸，促成了小说《草原》的形成。与之相似的还有《沉睡的大固其固》《踏着月光的行板》《白雪乌鸦》《晚安玫瑰》等小说，自然风景都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激发、触动迟子建创作灵感、情绪体验的位置上。这样，自然风景对于迟子建创作而言，就不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于小说的生成理路中。

此外，迟子建在创作过程中，也需要作为环境的自然风景的参与，因为自然风景不仅能够引发迟子建创作的灵感与激情，还能够给她带来一种宁静、安稳、不受干扰的创作状态，甚至有时还直接与小说中的环境氛围、韵味气息一致。在创作的最初几年，小说便生发于拥有自然风景的环境中：“看着窗外的景色，心中安恬自适，写作的欲望就很强烈。”{11}而创作《额尔古纳河右岸》时，迟子建辗转于城市与故乡间的过程或许最具代表性。在决意动笔时，身在哈尔滨的迟子建只写了一个开头后便停下了笔，并决定将这部长篇小说带回故乡，因为她认为这应当是一部需要“地气”烘托的小说。{12}回到故乡，迟子建将书桌放在书房进门的地方，抬眼便可望见南窗外的风景——覆盖着积雪的山峦。此时，窗外的风景不仅给迟子建提供了休憩时可供观看的对象，更重要的是风景的苍茫也与正在创作的小说形成了意蕴上的同构。也就是说，自然风景在观看之下，从外在于主体的物质存在慢慢幻化成一种氛围、格调与气韵，并在不自觉中进入了迟子建的小说世界。不仅如此，创作中途，迟子建曾回到哈尔滨，但却因为远离了故乡以及故乡的风景而难以继续，于是又重返故乡，最终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这部小说的初稿。

能够发现，风景之于迟子建，并不仅仅意味着一种创作资源，还与其创作的源头、创作过程有着极为紧密的关联。那么，为什么迟子建对于自然风景会有天然的敏感性？为什么自然风景与其创作能够产生如此紧密的关联？为什么自然风景书写会成为迟子建小说中的重要构成部分？这还需要进入迟子建的生命世界中，探究其与自然之间的深切勾连。

二、自然与迟子建的生命观

王安忆曾这样评价迟子建：“她意境特别美好，这种美好，我就觉得是先天生成，她好像直接从自然里面走出来。”{13}事实上，迟子建早年的成长与生活的确是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并且在她看来，与其说大自然构成了个体日常生活环境中的一部分，倒不如说个体才是大自然中的微小存在。这样的认知不仅源于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成长、生活体验，更在于童年时的心理感知与神话故事的推动。由此一来，迟子建慢慢产生了对大自然的热爱、敬畏与依恋之情，使得自然成了她获得生命体悟甚至是治愈能量的观看对象。

在人生最初的二十几年的时光中，迟子建都居住在大兴安岭地区。自1955年开始，新中国对大兴安岭陆续展开了三次现代化意义上的开发。{14}到1964年迟子建出生这年，大兴安岭已经开始展开第三次开发进程，前两次由于资金有限、环境恶劣、交通梗阻而“被迫下马”{15}。因而，这里的生活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仍然直接取决于、受制于自然环境的影响，这让迟子建切身感受到自然的馈赠与丰富的同时，也体味到在自然的苍茫与壮阔之下的人的渺小。迟子建曾多次回忆童年生活，虽然她是以一种充满诗意、怀旧的姿态与语言来加以描述的，但仍能从这种倚赖自然的生活方式中，感受到自然给人带来的挑战与不易：“每当我从山里回来，听着柴火在火炉中噼啪噼啪地燃烧，都会有一股莫名的感动。”{16}这种莫名的感动并不仅仅是忍受极寒、付出体力换来的成就感，而是那种寒冷与温暖之间的强烈对比，让迟子建感受到温暖来之不易。这种辩证的体悟，使得迟子建对自然产生了既热爱又敬畏的情感。

除了这种生活经历与体验外，还需要注意儿童心理与迟子建特殊的境遇。叔本华认为：“一个人一生中的最初岁月为他的整个世界观——无论它是浅薄的还是深刻的——奠定了基础。”{17}也就是说，童年经历对于个体的成长而言，具有影响的连续性和深刻性。由于家庭和历史原因，六岁的迟子建被母亲送到了位于中国最北端漠河的外婆家，在这里度过了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两年。在这个一年中大多时间都很寒冷的极北之境，除了有限的几个亲人之外，迟子建难以寻找到同龄玩伴，于是大自然，像山川河流、草木虫鱼、鲜花果实等给予了她更多的陪伴。在这样的成长氛围中，大自然之于迟子建就不仅是客观的、物质的对象和实体，而且成了与个体人一样的存在。也就是说，当时的迟子建对大自然的认知就已经具有了“万物有灵”的思想特点。当然，这与儿童心理发展过程有很大关系，皮亚杰认为这一年龄阶段的儿童具备一定的泛灵论意识{18}。但是远离现代城市与大自然的陪伴应当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此外，神话故事更加深了迟子建的这种认知。在那个没有什么娱乐消遣的年代与地域，炉火边的充满神秘色彩的神话故事成了迟子建童年时期的精神滋养，也成为她最初的文学启蒙{19}。许多神话故事本身就是孕育于大自然的馈赠、不可知和人类能力的有限性之中。可以说，依赖又畏惧的相处模式导致象征性的心理活动与预期，这是神话故事产生的根源之一。通过神话故事的想象与构造，人类运用一种类似于宗教的方式，把客体大自然进行了人化、神化的处理，获得了从受制于自然过渡到支配自然或和谐相处的心灵抚慰。如果说神话故事是在科学技术、文明文化发展还处于童年阶段的原始社会，人们的万物有灵、泛神论思想观念与心理活动的投射物，那么处于童年阶段的迟子建与神话故事所塑造的那个原始、传奇、灵动的世界遭遇时便产生了强烈的心灵共鸣。由此，在迟子建对大自然的最初认知里，自然并不是客观僵硬的物质世界，而是同人一样，都是有生命的天地间的生灵。

正因为如此，迟子建对于生命存在的一些认知也源于大自然。迟子建的出生地漠河“年平均气温在-5.5℃”，“各月平均气温在0℃以下的月份长达8个月之久”{20}。严酷的气候条件使得春夏之际的绚烂短暂而壮烈，收获的期待也常因倏忽而至的寒流而落空，这让迟子建体味到生命的无常变幻，但也联想到生命的力量。{21}换言之，迟子建会因自然萌生诸多人生感悟，通过自然反观生命的意义与真谛，重新审视生与死的辩证。迟子建甚至将自然当作含蕴着治愈能量的一方空间。2002年，迟子建的丈夫因车祸去世，这给她带来了深重的创痛。在故乡的一个失眠之夜，迟子建领略到雪山的巍峨、静谧与永恒，从而获得了心灵的复苏与生命的启示。{22}深重的伤痛作为一种情绪，对于个体而言是一种难以解脱的自我存在状态，而大自然恰恰具备整理、吸纳、调节情绪的正向功能。雪山岿然不动，这是自然物象，但同时也是一种精神象征，意味着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万物面前，其包容一切的博大、广阔与沉静，这指向了一种存在的理想状态，从而让伤痛、苦难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所以在迟子建看来，大自然与人之间并不是互相孤立的，而是共生的关系，自然是能够让人产生心灵震颤的灵性之物。

可以说，迟子建自然观的形成，首先是受到童年成长之地的自然环境的影响。这种从幼年时期就培养起来的情感、默契，使得自然仍然时刻影响着迟子建，因而自然风景会同迟子建的创作产生丝丝缕缕的联系，而创作时，那些已经成为迟子建生命中的一部分的自然风景也会自然而然地进入迟子建小说。可以说，自然从迟子建生命诞生之初，在其成长过程中，一直是那个从未缺席的存在，无论是早年生活亲密接触的自然风景，还是后来在记忆中不断回溯的自然风景，抑或是当下现实性的自然风景，都显示了自然与迟子建个体生命之间的内在融通与勾连，而这种内在联系也让迟子建小说创作的生成与自然风景之间的关系以及小说中大量的自然风景书写现象得到了因果关系上的溯源。

三、“原始风景”：从现代启蒙到恋地情结

在迟子建小说中，有大量带有鲜明地方特色的风景书写，这源于迟子建的“恋地情结”。所谓“恋地情结”是指人类对物质环境所具有的情感纽带，其中，“更为持久和难以表达的情感则是对某个地方的依恋，因为那个地方是他的家园和记忆储藏之地，也是生计来源”{23}。不过，将迟子建自觉的风景书写归结为一种“情结”，并一再言说她对于自然的热爱与眷恋，实则忽视了对风景机制形成过程的更为理性与深入的探究。因为，故土风景在迟子建的早期小说《沉睡的大固其固》中曾是一种被“观看”的对象，通过这种风景观看，能够发现迟子建面向故土时，主体位置曾在“现代启蒙”与“恋地情结”间发生过潜在而微妙的游移。直到创作《原始风景》，这种游移才得到暂时的稳定，而此时的风景书写又成了以都市、现代文明作为参照系的产物。

《沉睡的大固其固》的创作灵感来自迟子建对真实的故土风景的一次观看{24}，而小说中的自然风景书写构成了小说整体的脉络线索。“大固其固”是鄂伦春语，有“河边有大土包”“水草丰盛”“干涸的小河”等意义。{25}小说以带有自然色彩的原始的地理名称标志了叙事展开的区域空间。不仅如此，小说开头叙述者以“上帝”视角，对小镇的风景与地理位置进行了长镜头、全景式观看，包括上空的云霓、灰白惨淡的天、生长着樟子松林的山峰、山峰下的原野、原野上的县城，而小镇则地处相隔县城十余里的两山峦交汇处的葫芦口似的地方。风景描摹把小镇“遗世而独立”的姿态凸显出来，而正是这种偏僻闭塞、与外界相隔膜的地理位置，导致了小镇人思想上的落后陈旧。小说中另一重要的风景图，是关于大马哈鱼在不同水域的游动与迁移，而这种迁移启示着楠楠思考离开与归来的辩证。最后楠楠观望着故土的自然风景，产生了对故土之闭塞的审视以及对未来的展想。这样的审视与展想被学者视作“作者和她笔下的楠楠，已经重合为一了”{26}。由此，通过自然风景书写，迟子建完成了一次对自我主体位置的颇为矛盾的探索：一方面，剖析了故乡人封闭保守的生活方式与渴望走向和感受外面的世界的心理特征，带有一种批判性的现代启蒙视野，另一方面，肯定了故乡与故乡人的自然、质朴、简单，希望在一定时刻复归或一定程度上保持那种原始与古朴。

迟子建曾回忆创作这篇小说时的心态是沉寂、闭塞又温馨，激动又疼痛的{27}，这显然是一种颇为矛盾的情感态度。温馨、激动是迟子建对于这一片土地的依恋，而沉寂、闭塞、疼痛则与她当时并不太顺遂的现实经历与理想之间的差距有关。1984年，迟子建将毕业前夕在地区实验中学实习的经历比作“六月飞雪斩窦娥”“远古的恩怨”依附在她身上；毕业后，迟子建在父亲担任校长的学校教学，然而觉得“万分别扭”。{28}从迟子建相对克制的叙述语调中，能够感受到她对于现状与未来的期许之间出入的不甘。这样的心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迟子建的创作，从而使得这篇小说中的风景书写成为迟子建反观、批判故乡人保守心理以及探索自我主体位置的方式，正如柄谷行人所强调的，“风景不是由对所谓外界有关心的人，而是通过背对外界的‘内在的人’发现的”{29}。然而，当迟子建真正走出故乡，并进入所谓的外面的世界时，曾经一度被她视为闭塞、守旧象征的故土风景真正成为与“现代”相对立的“原始风景”。

80年代末到90年代，迟子建离开故乡长居城市，同时也意味着远离了大自然，城市的烟尘、纷扰常让她感到疲累、焦虑、无所适从。因与城市产生隔膜，迟子建将离开的故土、失却的大自然当作了逃离现代城市、现代文明的精神家园，而《原始风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可以发现，此时的迟子建有着完全不同于创作《沉睡的大固其固》时的存在状态与处境。创作后者时，迟子建还没有离开故乡，面对故乡、故乡风景时还带有辩证的思考以及渴望拥抱世界的意向，但是真正离开故乡后，她却发现了故乡人物、自然在她生命中占据的极其重要的位置。有学者敏锐地注意到，此时，风景“原始”意义的生成已经有了明显的参照物：“经由大都市所代表的现代文明的强光照射，‘风景’的原始性才得以凸显出来。”{30}由此，自然风景也被赋予了崭新的含义，成了一种反观现代城市、现代文明的叙事装置，即迟子建通过自然风景书写观照、透视着不同的文明形态，思考不同文明形态中的个体的生存、精神状态，这样看来，自然风景书写也构成了迟子建小说的批判资源。

《行乞的琴声》中的风景书写便存在着这种叙事构思。小说中的自然风景并不是实在的，而是老人遥远记忆中的一部分，只有在《惊禅》曲中，才能真正看到若梅湾以往的晴空、湖水、芦苇、麦田以及动人的惊禅。与此相对照的，是当下已经变成城市的若梅湾，充斥其间的是喧闹、贪婪、麻木和冷漠。也就是说，城市化之后，不仅自然风景被破坏占据，人心也变得浮躁零乱而虚无，以往动人心弦的景与人都消失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简言之，“当自然在人类物质文明的全面侵蚀中面目全非时，自然和人类都迷失了自身”。{31}能够发现，小说通过自然风景与人物的同构关系，隐藏着对城市化、现代化导致的诗意生活失落的批判。当这个暮年老人最终剪断琴弦、长叹一声而生命终止时，仿佛连那记忆中的风景与人也永久消失在了这个完全现代化的城市中，浓浓的挽歌意味便产生了。《草地上的云朵》也具有类似的挽歌意味。对于迟子建来说，与大自然的接触不仅是一种怀旧式的童年经历，更重要的是这段经历构成了她的自然经验，而在现代城市、现代文明的冲击下，自然风景成为了观照不同文明形态、生活方式、心灵状态的有效叙事装置。

总而言之，自然风景在小说中的功能并非是单一、浅薄的，它不仅是一种背景、环境，而且与人物心灵、情节发展都有极为密切的关联，尤其在现代生活日益远离自然的当下，风景书写能够唤起曾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诗意空间。在叙事之外，自然风景还意味着艺术气息和美感、诗意的生成，而这也是小说创作在现代社会功利观影响下日益丧失的浪漫品质。从这个角度来看，自然风景“造就”了作为小说家的迟子建，与此同时，迟子建也借助小说完成了对自然风景的“再发现”。

注释：

①[英]西蒙·沙玛著，胡淑陈、冯樨译：《风景与记忆》，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②[英]迈克·克朗著，杨淑华、宋慧敏译：《文化地理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

③傅元峰：《风景之死——1990年代中国文化语境中的文学与自然》，《扬子江评论》2006年创刊号；徐兆寿：《论风景之死》，《小说评论》2012年第6期。

④翟苏民：《迟子建小说艺术论》，《小说评论》2004年第5期；张志忠：《九十年代的文学地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208页；李万武：《迟子建近年中短篇小说的情感品质》，《文艺理论与批评》2000年第4期。

⑤迟子建：《云烟过客》,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33页。

⑥文能、迟子建：《畅饮“天河之水”——迟子建访谈录》，《花城》1998年第1期。

⑦⑧{27}迟子建：《迟子建文集·跋》，《作家》1996年第4期。

⑨迟子建：《中篇的江河》，选自《迟子建散文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204页。

⑩{19}{24}迟子建：《斯人独憔悴》，选自《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87~88页、第87页、第89~90页。

{11}迟子建：《灯影下的大自然》，选自《锁在深处的蜜》，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71页。

{12}迟子建：《从山峦到海洋》，选自《锁在深处的蜜》，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53页。

{13}于新超、王军：《王安忆眼中的当代作家》，《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4期。

{14}蔡炳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大典?黑龙江省卷》，中国社会出版社2017年版，第1592页。

{15}王凤义、王志义主编：《大兴安岭开发与建设》，红旗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16}迟子建：《会唱歌的火炉》，选自《我的世界下雪了》，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32页。

{17}[德]叔本华著，范进等译：《悲喜人生：叔本华论说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3页。

{18}[瑞士]J.皮亚杰、B.英海尔德著，选自吴福元译：《儿童心理学》，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3页。

{20}王树才：《漠河县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80页。

{21}迟子建：《我说我》，选自《云烟过客》，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69页。

{22}迟子建：《雪山的长夜》，选自《光明于低头的一瞬》，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8页。

{23}[美]段义孚著，志丞、刘苏译：《恋地情结》，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36页。

{25}塔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塔河县志》，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5页。

{26}曾镇南：《哦，这一片文学的草甸子——读〈北方文学〉散记》，《北方文学》1985年第11期。

{28}迟子建：《云烟过客》，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35页、第237页。

{29}[日]柄谷行人著，赵京华译：《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2页。

{30}李德南：《爱与神的共同体——论迟子建的人文理想与写作实践》，《扬子江文学评论》2020年第3期。

{31}傅元峰：《风景之死——1990年代中国文化语境中的文学与自然》，《扬子江评论》2006年创刊号。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