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常德原创文艺奖获奖作品：

邵晋涵“天籁”说论析*

文/雷斌慧

摘 要：在兼采汉宋，融合浙东史学与乾嘉考据学的基础上，邵晋涵建构了以“天籁”为核心范畴的文学理论；心学是 “天籁”说的理论渊源；“天籁”说以天怀为主干，以立诚、养性为两翼，以“中声”为文学的最高典范；“天籁”说的理论建构，既是对儒家温柔敦厚美学思想的发展，又对清代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邵晋涵 天籁 中声 浙东学派

邵晋涵（1743-1796），字与桐，号二云，又号南江，浙江余姚人。他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经史学家，“经学、史学并冠一时，久为海内共推”^①，堪称清代浙东史学的后起之秀。邵晋涵著作丰厚，主要有《旧五代史考异》《尔雅正义》《南江札记》《南江诗文钞》等。学者对邵晋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经史学成就上，然而考察《南江诗文钞》，邵晋涵的文学成就亦不俗，并有成熟的文学理念。

邵晋涵的学术思想体现出兼采汉宋，融浙东史学、乾嘉考据学于一炉的特色。邵晋涵的“天籁”说以天怀为主干，以立诚、养性为两翼，以“中声”为文学最高典范。“天籁”说的提出不仅是对儒家温柔敦厚美学思想的发展，而且丰富了浙东学派的文学思想。

一、邵晋涵“天籁”说的渊源

考察邵晋涵的交游，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他既与考据学派的段玉裁、卢抱经、钱大昕、洪亮吉等交往，又与以史学名家的章学诚为挚交。邵晋涵去世之后，钱大昕、洪亮吉、章学诚分别为之撰写了墓志铭。如钱大昕《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学士邵君墓志铭》云：“尝谓《尔雅》者，六艺之津梁，而邢叔明《疏》，浅陋不称，乃别为《正义》，以郭景纯为宗，而兼采舍人、樊、刘、李、孙诸家。郭有未详者，摭他书补之，凡三四易稿而始定。今承学之士，多舍邢而从邵矣。”^②充分肯定邵晋涵的经学成就，特别是对其得意之作《尔雅正义》赞叹不已，认为学者皆舍邢从邵，后来居上。洪亮吉《邵学士家传》云：“先生由是殚思十年，著为此书。一字未定，必反复讲求，不归于至当不止。”^③洪亮吉亦非常重视《尔雅正义》，此著可谓开启了清儒重新注疏群经的先河。洪亮吉还赞扬邵晋涵一字未定，反复讲求的精神。然而在章学诚的《邵与桐别传》中，则避开《尔雅正义》不谈，而主要对邵晋涵的史学成就予以表彰：“嗟乎，昊天生百才士不能得一史才，生十史才不能得一史识，有才有识如此而又不佑其成，若有物忌者，然岂不重可惜哉！”^④在对邵晋涵的深沉悼念和无限惋惜中，传达出章学诚对史识、史才的重视，以及对史学地位的抬高。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可以说，在钱大昕、洪亮吉、章学诚写给邵晋涵的墓志铭中，他们因学术立场的不同，对邵晋涵的学术成就的总结也呈现出不同面貌。平心而论，邵晋涵治学兼收并蓄，兼采汉宋，在传统心学与乾嘉考据学之间处于平衡。如邵晋涵《纪晓岚先生七十寿序》云：“今观先生之论著，而知经训递，推务宣圣，绪原其树义所发端而袪其末流之弊。汉学、宋儒本末兼该，指归则一，而不容以歧视也。”^⑤称赞纪晓岚做学问考镜源流，并认为汉学、宋学指归则一，不容歧视。

在邵晋涵的文学思想中，“天籁”说占据了核心位置。如《霍尊彝遗诗序》云：“余尝谓诗之原出于天籁。”^⑥指出诗的本源出于天籁。“天籁”一词不仅用于邵晋涵评价他人之作，而且见于他人评价邵晋涵之作。如黄云眉《邵二云先生年谱》云：“先生谓诗之原出于天籁而止于中声。”^⑦其子邵秉华跋其父《诗钞》云：“先大夫幼侍曾大父东葵先生于蛟川学舍，即受诗法，矢口成音，协于天籁。”^⑧其实，“天籁”说在邵晋涵文学思想中自成体系，并不限于诗歌。

考究“天籁”一说的渊源，可以追溯至庄子的《齐物论》：“南郭子綦隐几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丧其耦。颜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隐几者，非昔之隐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汝闻人籁而未闻地籁，汝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子游曰：‘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敢问天籁。’子綦曰：‘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⑨此段“天籁”出现两次，一是在提出汝知“吾丧我”的提问后，将天籁与人籁、地籁并提。二是在解释地籁为众窍是已，人籁为比竹是已，而后阐释天籁为“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庄子的“天籁”具有浓厚的道家色彩，他对人籁、地籁、天籁进行严格区分，认为人籁、地籁皆有所凭借，而天籁则无，从而指引世人摆脱束缚，进入无所待的逍遥游境界。然对于“天籁”的本意，各家众说纷纭，郭象、成玄英、释德清等对天籁进行了注释，笔者在此不一一展开。笔者认为天籁为道的终极境界，人通过人籁、地籁两个阶段追寻天籁，人在心与道合的条件下体验天籁的境界。考察庄子的“天籁”，能发现庄子对“心”的重视。《齐物论》开篇南郭子綦即以得道者的面目出现，颜成子游则向他提出形可如槁木，然心能否如死灰的疑问，而南郭子綦则提出“吾丧我”，并引出对三籁的探讨。针对“吾丧我”，王叔岷说：“成疏：‘而犹汝也，丧犹忘也’。案《天地篇》：‘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丧我’即‘忘我，’亦即‘忘己。’”^⑩也即我进入齐物的境界，忘天忘物忘我。然天与人毕竟不同，天是自然无为，人则主心有为，如何达到“吾丧我”的境界？焦点在于“心”，只有去除人欲、机巧，从天自然而动，自然而行，方能使心合于天道，天人合一，亦即“天籁”的境界。

邵晋涵“天籁”说与庄子颇有渊源，然考察其具体来源则主要为心学渊源。邵晋涵虽长于考据，与乾嘉学者有着密切往来，并因《尔雅正义》受到世人的瞩目，但他对程朱理学也甚是推崇。如《庚子科广西乡试策问》云：“程朱以明体达用之学发明经义，析理之精，远胜汉唐因言考事，殆所谓身体力行者欤？”^⑪此处以程朱理学与汉唐考据孰优问于考生，可见邵晋涵对此问题的重视。尽管程朱理学、汉唐考据孰优孰劣，邵晋涵并未加以区分，然以“明体达用”概括程朱理学，可见邵晋涵对程朱理学的好感。另外，邵晋涵承继清代浙东学派，如陈寿祺《南江诗文钞序》评价邵晋涵“读书三数过，终身不忘，为文章操笔力，就承蕺山南雷之传，又出钱晓征詹事之门而客于朱笥河学士使院，益扩其学识，奥博而精。”^⑫指出邵晋涵学问源于刘宗周、黄宗羲一脉，并因钱大昕、朱筠而得以扩展，奥博精深。刘宗周于王阳明之学凡三变，始疑、中信、终辨难，然始终坚持“万化复归一心”。^⑬邵晋涵在文章中亦表现出对刘宗周的亲近与高评。如《刘忠介公像赞》云：“少慕公为人，长而颓废，不克承公之学，今年秋见公遗像，悲感唏嘘，谨识赞语以伸平时景仰之私且以警余怠焉。”^⑭在此段中，邵晋涵谈到少年即仰慕刘宗周，以克承蕺山之学为己任，“悲感唏嘘”“谨识赞语”皆可见邵晋涵对刘宗周的亲近与景仰。

最后，邵氏家学亦即心学。邵晋涵祖父为邵向荣，族祖为邵廷采。祖父邵向荣用心培育邵晋涵，如《郎潜纪闻二笔》云：“邵二云学士垂髫时，侍寝于乃祖，每丙夜老人睡醒辄持学士足，令背诵日间所读书，或举经史疑义前贤故实相告，不熟记则摇之，使不得畅眠”^⑮，可见邵向荣对于邵晋涵的严格培养，而邵晋涵成为通儒，其祖功不可没。邵向荣曾立学规四条，分别为立志、诵经、考史、敦伦。其中论立志、论敦伦分别为：“人性同而志殊焉，志富贵则归于富贵矣，志孝弟则归于孝弟矣，岂视孝弟不若富贵哉，由于弗辨也。志既辨，在于立，立之在于诚。”^⑯“三代之学，皆以明人伦。良知良能，具于赤子，物引而迁，遂亡本体。诵经式训，考史为鉴，皆不外乎尽伦。特恐悠悠忽忽，其志不立耳。”^⑰

邵向荣认为人须先立志，而立志的法门在于“诚”。不仅如此，在论敦伦中，邵向荣再次指出敦伦的前提是立志，并强调良知具于赤子，立志方能不失本体，以明人伦。邵向荣承继南宋心学一脉的“立志”说，如陆九渊云：“人要有大志。常人汩没于声色富贵间，良心善性都蒙蔽了。”^⑱主张人须立志，否则良心良性即被声色富贵蒙蔽。立志在于“诚”则是对蕺山之学的发扬。如刘宗周《学言中》云：“诚者天之道也，独之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慎独之功也。”刘宗周认为通过心的反思使天理在个体中还原之谓诚，心诚则妄念不起，大志得立，人伦得显。邵向荣不仅学承浙东学派，而且曾向从兄邵廷采问古文法，并对邵廷采之学赞叹不已，“自先生殁，而绍兴之师法与史学绝矣。”祖父邵向荣对心学一脉的传承以及对邵念鲁的赞赏，深刻影响了邵晋涵，并反映到文学思想中。如黄云眉评价邵晋涵“实能承念鲁先生之业者，惜是时教谕君犹未能知之耳。”^⑲

二、邵晋涵“天籁”说的建构

邵晋涵文学思想中的“天籁”说体系建构在心学根基上，以天怀为主干，以立诚、养性为两翼，以“中声”为文学最高典范。《霍尊彝遗诗序》云：“余尝谓诗之原出于天籁，天怀有独挚，其诗皆有可传。惟性情糅杂以尘垢者，纵终身学之无益。”^⑳邵晋涵指出诗歌的本源出于天籁，抒独挚之天怀，传至善之性情。“天怀”一词为邵晋涵独创，如《鸿胪寺卿刘先生寿序》再次提到天怀，“先生言行有常矩，燕居无所矫饰，与人和易，猝然相加则毅然不可犯，事至杂糅而握之者有定，然则天怀澄定者又立诚之本欤？抑诚之既立，固自有其定识欤？”^[21]此处的天怀主要作用于日用伦常、修养人格，本性澄定，并为立诚之本。笔者认为邵晋涵的“天怀”与“本心”有着密切联系，如《徐薜堂时艺叙》云：“立心勿恒，易之所戒也。言为心声，声之善者为文，非久于其业笃嗜而勤治之则其文必不能工。”^[22]邵晋涵强调言为心声，声之善者为文，若立心不恒，见异则迁，所作之文必定只能趋一时好尚。“天怀”的主体为人，源于“本心”，并与“本心”一样，具有至善澄明的本质，天怀作用于个人修养，则为立诚之本；天怀作用于日用伦常，则能合乎规矩；天怀作用于文章，则能抒发独挚。

立诚、养性为天怀的两翼。在《鸿胪寺卿刘先生寿序》中，邵晋涵阐明了天怀、立诚、定识三者的关系，天怀澄定则能立诚，诚既立则自有定识。天怀源于本心，本心至善，合于天理，则澄明无垢，作用于人，则能诚于己，诚于心，至善至慧之定识发之于行，则能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可以说，在对“诚”的认识上，邵晋涵在传统心学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他引入了“定识”的概念。王阳明的诚意有两种表述，“一种是‘着实用意’，一种是‘戒惧慎独’。”^[23]王阳明的诚意具有至善的性质，并具有实践的意义。刘宗周则将诚意与慎独打成一片，如《读大学》云：“大道之道，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慎独而已矣……故格物致知总为诚意而设，非诚意之先又有所谓致知之功也。”^[24]刘宗周将诚意、慎独合一，并认为致知并不在诚意之先，格物致知为诚意而设。邵晋涵在对诚意的理解上更进一步，他在诚意与格物致知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定识。定识源于立诚，作用于修养、学问、文章，则能无妄念，不自欺，从而使得诚意的实现方式更加明晰，知行合一更加紧密。邵晋涵对“诚”的理解显然与其祖邵向荣立志在于诚有相通之处。

养性在邵晋涵的文学思想中占据重要位置。在邵晋涵的文学思想中，有着对性情与心、性情与学的探讨。如《全浙诗话序》云：“夫知其人论其世，讼诗者所由不失之固也，以意逆志，说诗者所以不害词也。古人行世之集多矣，久而或传或不传，得其零章断句，读之如见古人之性情焉。”^[25]邵晋涵力推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读诗之法，原因在于古人之诗文为古人之性情的流露，而因事原心，则古人立言之旨立现。原心而后知性情，邵晋涵为读诗文之法指出一条明路。又如《沈匏尊诗序》云：“古人寄性情于语言，后人即语言以求合其性情”^[26]，指出性情与语言的关系，性情寄于语言，人可通过语言求索性情。另如《槐塘遗集序》云：“先生于诗文兼采众长，不屑屑模拟，尝谓文章体格视其年其遇而变，不可变者性情也，舍性情而求诸体格是为无实之华，学识日充则性情日以和粹，故善养性情者又视乎学焉。”^[27]邵晋涵对“松里五子”之一槐塘先生的诗文理论进行总结，并深契其意。性情源于心，拒绝模拟。性情与体格之间有一定的冲突，性情为实，体格为华，舍性情而求体格则为无实之华，充实学识有助于性情的和萃。关于“养性情”，邵晋涵对项恭人之言多有同感，“孩提之嚬笑，长大之性情见焉，养其性情，俾归于醇正。”^[28]指出性情应从孩提培养，使之归于醇正。

邵晋涵“天籁”说的文学最高典范在于对“中声”的追求。如《宝岩堂诗钞序》云：“邹卿子曰：诗者，中声所止也。情动于中而宣之于声，声之所感不同胥能类其小大，比其始终，俾宫商相应，若画采成文，绳其德以协于中。后世之言诗者竞为新声，以投一时之嗜好，或袭于外以为恢张，或陷其中以为幽渺，或柔曼以取姿，或奔放以作势，或奇谲以见巧，是无异乎侈声之迫筰也，弇声之郁勃也，薄声之甄掉也，陂声之离散也，险声之抑敛也，恶知所为中声乎哉？”^[29]

邵晋涵认为“中声”为诗歌的最高境界，新声被作为中声的对立面提出。中声与新声在起源方面不同，中声源于心，发于天怀，展示性情；新声源于一时之好尚，流于模拟。中声与新声在审美表现上不同，中声为情动于中，宣之于声，体现中和之美。新声或恢张，或幽渺，或奇谲，虽千姿百态，但投一时之所好，形似而神不达。中声与新声在文学功能上不同，中声宣扬温柔敦厚之教，起型世之用。新声则投一时嗜好，转瞬即逝。

邵晋涵的“中声”典范由语意、色味、音气三部分构成。如《销寒叠韵诗序》云：“雪峤每会必有诗叠前韵至二十余首，意惬而语真，色淡而味永，气静而音和，信乎其善以诗鸣也。……是其性情之肫挚有大过人者，岂徒流连光景、求工于字句而已哉。”^[30]邵晋涵对销寒会上雪峤之诗赞不绝口，认为雪峤性情肫挚，发之于诗则意惬语真、色淡味永、气静音和。其实，“中声”不仅为诗歌最高典范，而且适用于散文，在散文中展现出理密气充、意正词妍的风貌。如《姜星六时文序》云：“文章有定识者，理密而气充，选意妍词秩然，各适其职，精神所著足以型世而传远，若星六先生之文，其操以定识而克兼众美者乎？”^[31]此处从对姜星六时文的褒扬可窥见邵晋涵的文学观点，天怀澄明而能立诚，诚立而能有定识，定识发于文章，展示出理密气充、意正词妍的风貌。

三、邵晋涵“天籁”说的意义

邵晋涵为清代浙东学派的后起之秀，他对“天籁”说的理论建构，既有前代文学思想渊源的影响，又有其独创性与启示性。邵晋涵的学术思想兼采汉宋，融合朱陆。邵晋涵的“天籁”说立足本心。朱熹《朱子语类》亦云：“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认为文章从心流出，肯定心的重要性。然在朱熹心中，心合道为天理，徇情便为人欲。陆九渊则直接认定“心即理”，赋予了心至善的本质。王阳明继承陆九渊的观点，提出“心外无理”，彻底确立了心的本体地位。

“天籁”说以天怀为主干，以立诚、养性为两翼，以“中声”为文学的最高典范。“天怀”一词为邵晋涵独创，主体为人，源于“本心”，具有至善澄明的本质。天怀澄定则能立诚，诚既立则自有定识。邵晋涵继承王阳明、刘宗周对“诚意”的理解，进一步用定识在诚意与格物致知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从而使得诚意的实现方式更加明晰，知行合一更加紧密，受到清代浙东学派经世致用的浸染。在对养性的探讨中，邵晋涵推崇和萃之性情，并从知人论世的角度推测古人之诗文，以性情为纽带，将作者与读者紧密联系，与刘勰《知音》“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的表述遥相呼应。章学诚《和州志艺文书序例》亦云：“人之性情必有所近；得其性情本趣，则诗赋之所寄托，论辩之所引喻，纪叙之所宗尚，掇其大旨，略其枝叶，古人所谓一家之言”^[32]，章学诚认为了解作集之人的性情，则文集中的意旨了然于心。另外，章学诚的《质性》为探讨文学与性情而作，对“质性”的探讨更加深入。邵晋涵以“中声”作为文学的最高典范，是对传统儒家中和之美的继承与发扬。《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故有五节；迟速本末以相及，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33]乐的本源是“人心对外界事物影响的感应的表现或表达形式……具有引人向善，完善个人修养的功能”^[34]。“中声”即指音节适中之音乐，后被荀子发展成“中和”，成为古琴的评价标准。邵晋涵将音乐领域的“中声”引入文学的创作与批评，在诗歌方面从语意、色味、音气对中声予以定位，在散文方面从理密气充、意正词妍对中声予以发扬，使得“中声”褪去神秘的外衣，具有可操作性。要之，对邵晋涵“天籁”说的理论建构的探讨，不仅丰富了邵晋涵的研究，而且对清代浙东学派文学思想嬗变研究大有裨益。

注释：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清代浙东学派文学思想嬗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号为13CZW050。

①阮元：《南江邵氏遗书序》，《南江邵氏遗书》，清嘉庆八年面水层轩刊本。

②张舜徽：《清儒学记》（第2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3页。

③黄云眉：《邵二云先生年谱》，《乾嘉名儒年谱》（第8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538页。

④邵晋涵：《南江文钞》，《续修四库全书》（第146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28页。

⑤邵晋涵：《南江文钞》，《续修四库全书》（第146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69页。

⑥邵晋涵：《南江文钞》，《续修四库全书》（第146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44页。

⑦黄云眉：《邵二云先生年谱》，《乾嘉名儒年谱》（第8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578页。

⑧黄云眉：《邵二云先生年谱》，《乾嘉名儒年谱》（第8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580页。

⑨王叔岷：《庄子校诠》（上），中华书局，2007年，第40-48页。

⑩王叔岷：《庄子校诠》（上），中华书局，2007年，第42页。

⑪邵晋涵：《南江文钞》，《续修四库全书》（第146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84页。

⑫邵晋涵：《南江文钞》，《续修四库全书》（第146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24页。

⑬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63页。

⑭邵晋涵：《南江文钞》，《续修四库全书》（第146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94页。

⑮（清）陈康祺撰：《燕下乡睉录》，《郎潜纪闻二笔》卷一，清光绪刻本。

⑯黄云眉：《邵二云先生年谱》，《乾嘉名儒年谱》（第8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472页。

⑰黄云眉：《邵二云先生年谱》，《乾嘉名儒年谱》（第8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472页。

⑱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450页。

⑲黄云眉：《邵二云先生年谱》，《乾嘉名儒年谱》（第8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475页。

⑳黄云眉：《邵二云先生年谱》，《乾嘉名儒年谱》（第8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476页。

[21]邵晋涵：《南江文钞》，《续修四库全书》（第146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44页。

[22]邵晋涵：《南江文钞》，《续修四库全书》（第146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72页。

[23]邵晋涵：《南江文钞》，《续修四库全书》（第146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48页。

[24]陈来：《有无之境 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三联书店，2009年，第145页。

[25]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上），中华书局，1985年，第1590页。

[26]邵晋涵：《南江文钞》，《续修四库全书》（第146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47页。

[27]邵晋涵：《南江文钞》，《续修四库全书》（第146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48页。

[28]邵晋涵：《南江文钞》，《续修四库全书》（第146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43页。

[29]邵晋涵：《南江文钞》，《续修四库全书》（第146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07页。

[30]邵晋涵：《南江文钞》，《续修四库全书》（第146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46页。

[31]邵晋涵：《南江文钞》，《续修四库全书》（第146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50页。

[32]邵晋涵：《南江文钞》，《续修四库全书》（第146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49页。

[33]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下），中华书局，1985年，第652页。

[34]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4册），中华书局，2009年，第1221页。

[35]郑维铭：《先秦礼乐思想的伦理意蕴与现代启示》，《武陵学刊》，2015年第3期，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