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奔记(中篇小说)
文/於可训
我二姨夫的一生,有两段私奔的历史。
第一次带着我二姨私奔,是在半个世纪以前。那时候,我外公一家正在跑日本人,落脚在后山一个叫栗树坡的村子。离栗树坡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金家小学,我妈和我二姨都在这所小学念书。
金家小学是县小,县城被日本人占了,县政府迁到山里以后,县小和县中都跟着到山里来找地方开学。县小收的学生很杂,像我妈和我二姨原来都在家里念私塾,到这里来以后,稍加测试,就插入了不同的班级,我妈在六年级,我二姨在五年级,五六年级也就她们两个女生。
我妈和我二姨那时都是十五六岁的大姑娘,在私塾里跟着先生背了些半生不熟的古文,学了点半懂不懂的人生道理,到了新式的小学后,才发现有许多东西,都要重打锣鼓另开张,都得从头学起。
金家小学五六年级的国文教员,是个新派先生,在家行二,大家都跟着他家里人叫他二先生。这二先生原来在京城一所有名的大学教书,是去年避难回乡的。听说他在外面名气很大,说他写了很多书,经常有一些文章登在报纸和杂志上。就连这兵荒马乱的年月,也常有邮差上门来取送他的文稿。又听说他脾气古怪,不穿西装,只穿长褂,不穿皮鞋,只穿布鞋。别的先生在大名之外,有字有号,有的还有别号,他连自己的名字也废去不要。还经常爱发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议论,说一些让人胆战心惊的怪话。又喜欢跟人争论问题,争急了就伸胳膊撸袖子的,像要动手打架。听说从前有一次为一个学问上的问题,跟他的一个好朋友意见不合,还真的扭在一起,打了一架。
这样一个脾气古怪爱认死理的教员,偏偏招学生喜欢。原因不是别的,而是无论课内课外,二先生都给他们带来了许多新东西。我妈说,我二姨和我二姨夫就是被二先生的这些新东西迷住了的。
我妈和我二姨上金家小学的时候,白话文已流行了二十多年,但县小和县中的语文课堂,还是古文的天下。原因是,想推行白话文的学校,苦于找不到能教白话文的先生,会教白话文的先生又苦于找不到合适的白话文教材,结果便不免一仍其旧。
金家小学请在家避难的二先生出山,就因为他二者兼有。他懂白话文,那是不消说得的,要不写不了那么漂亮的白话文章。听说他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教他的老师,就是最早提倡写白话文章的新派人物。他老师有个兄长,写的白话文章,更是名满天下,有点儿见识的人没有不知道的。
有这样的条件,找不到现成的白话文教材,二先生就自己动手编写。二先生编的教材中,有他自己新写的白话文章,也有从他的老师,他老师的兄长那些新派人物的白话文章中,节选下来的片段。这些片段,有描写景致的,有发表议论的,有刻画人物的,此外,还有一些缩写的故事,但凡文章里写的、写文章用得上的,应有尽有。
二先生编选的这些文章,好读又好记,还可以照着上面的口气,练习写白话文,学生自然都很欢喜。二先生上课的方法,也很特别。除了教读课文,他还在课堂上讲故事。二先生讲的故事,有的是补充课本上选的片断,让学生听个足本,有的是抻开课本上的缩写,让学生听些具体生动的细节。这些故事大半都是那时候的白话文学中流行的,反对包办婚姻,追求恋爱自由之类的情节,正值妙龄的少男少女,听得都很入迷。
那时候的小学生,像我妈和我二姨那样,年龄普遍偏大,虽然多数还未谈婚论嫁,但都是情窦初开,禁不住怀春思凡,被二先生讲的这些白话文学的故事,撩拨得神魂颠倒、寝食难安。就有那胆儿大的,不想吊着咸鱼吃淡饭,就这样听听而已,而想就地取材,在同学中找个合适的对象,身体力行地去操练一番。
这大胆的学生中,就有我二姨和我二姨夫。
我二姨是我妈的堂妹,我妈还有一个堂妹,就是我以前写过的我三姨。按我妈的说法,我三姨老实,我二姨拐。拐在我们那儿,也就是不老实,也兼有坏的意思。我二姨的拐,跟别人的拐比较起来,又有点特别,别人是明倒拐,我二姨是阴倒拐,也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很老实,实际上并不老实,坏事都是在背地里偷偷干的。我妈说,我二姨夫就是被我二姨带拐的。
我二姨夫的父亲是后山一个走门串户卖日用杂货的货郎,论家境,并不富裕,但却像富裕人家一样,怀着诗礼传家的理想,所以,对儿子读书这件事,就十分上心,宁肯冒着性命危险,到日本人占领的县城去进货,也不愿短了这个独生儿子的学费和吃穿用度。
说起来我二姨夫也是个争气的孩子,知道父母送自己读书不易,在学校里不光学习用功,听老师的话,跟同学也相处得好,遇事总是让人,从不与人发生争吵。
我妈说,我二姨就是看中了我二姨夫的这个好脾气,有事无事总要撩他一下、逗他一下,或在上课时使点小动作,用笔头戳一下他的后背,用脚尖踩住他的长袍下摆,让他起立时站不直身子。
我二姨夫挨了捉弄,受了欺负,不但不生气,不着脑,还要让我二姨小心点,不要让老师看到了。
我二姨夫的好脾气,让我二姨尝到了甜头,她那套捉弄人的小把戏,欺负人的恶作剧,就不免变本加厉,有时候竟连一点规矩也不讲,一点分寸也没有,弄得我二姨夫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有一次,听完了二先生在课堂上讲的恋爱故事,我二姨下课后就偷偷地问我二姨夫,有没有女人抱过你,我二姨夫说,没有。我二姨又问,那你跟女人亲过嘴吗,我二姨夫说,也没有。我二姨就说,你妈没抱过你吗,我二姨夫说,抱过。我二姨又说,你妈没亲过你吗,我二姨夫说,亲过。我二姨说,那就是噻,你还是被女人抱过,被女人亲过。我二姨夫说,那你这样说,是有女人抱过我,亲过我。我二姨当时就笑了,又转过身来,当着满教室的同学说,林长生刚才说,有女人抱过他、亲过他。满教室的同学顿时鸦雀无声,像看怪物一样盯着面前的林长生。
我二姨夫的大名叫林长生。
后来,我二姨夫终于逮着了一个机会,要跟我二姨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但说来说去,不是自己把自己绕进去了,就是让我二姨又逮着了新的错处。
我二姨说,林长生,你不消跟我辩的,你辩不过我。只要你妈是女人,她抱过你、亲过你,你就跑不脱。
又说,你说没有女人抱过你、亲过你,要得,那我现在就补给你,我来抱一下你、亲一下你,像么样。说着,就冲上去抱住我二姨夫,嘴对嘴地狠狠亲了他一下。我二姨夫当时站在教室门前的一个田埂上,正挣扎着后退,我二姨手一松,他就掉到田埂下去了。
这件事过后,同学都晓得我二姨抱了我二姨夫,亲了我二姨夫。有那心大胆儿小、心野胆不壮的,就撺掇我二姨夫,说,抱都抱了,亲都亲了,还等个么事呢,意思是叫我二姨夫跟我二姨成了好事。
我二姨夫虽然比我二姨大两岁,但毕竟是个老实伢,觉得像这样就做那事,总有点不好。就想到二先生讲的故事,书上写的,自由恋爱的男女青年,都时兴约会,在一起谈点爱好、谈点理想,还要一起读点都喜欢的书,或者念一些白话的爱情诗,说一些彼此爱慕的话,像这样慢慢地喜欢上了,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哪有一上来就干那事的。
我二姨夫于是就照二先生的故事里说的,放学以后,经常找我二姨约会。两人夹着书包,有时也带点花生蚕豆之类的吃食,钻进小学后面的树林子里,找块空地面对面地坐下来,然后就开始读书或者念诗,遇到感兴趣的问题或搞不懂的事,就停下来议论一番,有时也发生争吵,吵完了就剥点花生蚕豆,一边嚼着一边顺着小路回家。
渐渐地,我二姨夫发现,我二姨也不是那么蛮横、那么难缠,相反,有时候也很通情达理,还会体贴人。有一次约会,我二姨夫来迟了,我二姨又不敢走,直等到天黑,我二姨夫才气喘吁吁地赶来,说是家里一只生蛋的老母鸡不见了,他娘打发他去找,好不容易在人家的鸡窝里找到了,这才脱身出来。我二姨听了,一句话也没说,还问他跑饿了没有,又顺手从书包里摸出一块米泡糖塞到他手里,说,我娘亲手做的,加了芝麻和花生米,比别人家的好吃。
两人就这样一来二去地好上了。身边的同学都很羡慕,有的也便学着他们,大着胆子要试试。前面的乌龟爬出脚迹印,后面的乌龟照着脚迹印爬,一切如法炮制,金家小学于是就兴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恋爱风。
对这件事,学校的老师和学生的家长,有不同的看法,思想旧一点的老师,自然是站在保守的家长一边,说这样下去,有伤风化,要校长出面管一管。有点新思想的老师,就免不了要站在二先生一边,帮着学生说话,也劝慰家长说,伢们也都不小了,只当是课余时间抽空相亲,自己把对象找好了,省得娘老子操心,一打两就,有么事不好。爱操心的家长就说,好是好,就怕伢们不懂事,七搞八搞,把肚子搞大了,家里人都要跟着丢脸。二先生就说,不会,不会,恋爱又不是偷人养汉,不会搞大肚子的。放心,放心。
话是这样说,还是有几个伢把肚子搞大了。这就让我二姨夫的爹娘十分担心。好在我二姨夫胆小,自那次以后,后来跟我二姨虽然也亲过、抱过,就是还没做到那一步。我二姨似乎也乐意停留在这个阶段,不想再做出更出格的事。两人在一起,最感兴趣的还是读书念诗,觉得书上写的,诗里吟的恋爱,更有味道。
有一次,我二姨夫正在跟我二姨念一首外国人写的诗,这人的名字叫彼得斐,诗是从二先生的老师那个名满天下的兄长的文章中抄下来的,二先生把它编在课本里面,又在课堂上跟他们讲了这首诗的来历和译者的故事,诗不长,就四句,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诗的大意两人都懂了,我二姨却用诗里面的另一个问题,刁难我二姨夫,问我二姨夫,你说生命和爱情,到底哪个更值钱。我二姨夫被我二姨猛地一问,竟张口结舌,答不上来。我二姨就笑,说,这也不晓得,当然是生命更值钱,命都没有了,还谈么事爱情。我二姨夫一想,也是啊,命都没了,拿什么去谈恋爱。又一想,那这个彼得斐为么事要这样写呢,就反问我二姨,要是拿生命和爱情让你选,你是要爱,还是要命。我二姨说,当然要命,难不成你真的为了爱情,连命也不要了。我二姨夫就不作声。我二姨说,好了,好了,我跟你说着玩的,我知道你对我是一片真心。
我二姨和我二姨夫说的话,被不远处的一个人听了个正着。这人是新四军民运工作队的队员,在附近的村里做了一天的民运工作,趁着天黑前,这时候正躲在树林子里,整理当天的工作笔记。听他们谈得热闹,就凑过来说,对不起,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不过不是偷听的,是它们自己跑到我的耳朵里去了。
又说,这位女同学说的,也有道理,不过,诗人不是为了比较生命和爱情哪个更重要,而是为了说明,不管多么重要的东西,为了自由,都可以舍弃。当然啰,这个自由不光是指个人的自由,而是指许多人的自由,是全体人民的自由,不然的话,这位女同学又要说,命都没啦,还谈什么自由。
见来人是个女的,说话又这么和气,年龄也和他们相仿,我二姨和我二姨夫就邀她一起说话。这女同志自称姓梅,看样子读过很多书,很有知识,坐下后,就从这首诗讲起,说自由之所以宝贵,值得舍弃生命和爱情去争取,是因为它关系到更多人的生命和生存,像眼下的中国,如果不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获得解放,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就不可能有生命的保障,也没有生存的自由,中华民族就可能走向灭亡。这首诗的作者和译者,之所以不惜牺牲生命和爱情,为争取自由而斗争,决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只有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获得了自由,才有个人的自由,为了这个崇高的目标,牺牲个人的生命和爱情,都是值得的。
梅同志说话很有激情,说到激动的时候,突然从地上站起来,张开双臂,挥动拳头,就像在集会上领着群众喊口号一样。正是太阳下山的时分,一缕阳光透过树丛的缝隙,投射到她的脸上,身上,把她染成了一尊金色的雕像。
我二姨和我二姨夫从来没见过这场面,真的像见了菩萨的金身一样,差一点当场就拜伏在地。梅同志又跟他们讲了许多自己个人的经历,说她是从一个封建大家庭里逃婚出来的,现在也像他们一样,正处在热恋当中。她的恋爱对象,是带她私奔的一个同乡青年,原来也是同学,现在都是革命队伍的一员。他们一边干革命,一边谈恋爱,一起做民运工作,有时也参加零星的战斗。在工作中相互帮助,在战斗中一起冲锋。她觉得这样的人生,很有意义,他们愿意像彼得斐那样,为革命献出宝贵的生命,包括比生命更宝贵的爱情。
梅同志的一番话,我二姨听得目瞪口呆,我二姨夫却感觉热血沸腾。二先生跟他们讲恋爱自由,他觉得那不过是男女之间卿卿我我、花前月下的那点事,没想到自由恋爱的男女在一起,还能干这样的大事,当下就禁不住抱住我二姨,当着梅同志的面狠狠地亲了一口。
自从那次遇见梅同志以后,我二姨夫好像变了一个人。以后跟我二姨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就讲自由、讲解放、讲战斗、讲牺牲,好像明天就要出发上战场,跟日本鬼子拼命一样。我二姨知道他那股热火劲儿上来了,也不去理他,任他一个人手舞足蹈地讲得唾沫横飞。等他折腾够了,我二姨才冲他笑笑说,你真该到新四军的民运工作队去当个队员,窝在这山沟里读书真是屈才了,哪天再碰到梅同志,我一定要她把你带走。我二姨夫就说,那你也要跟我一起走。我二姨说,你想得好,我暂时还不想跟你私奔呢。
我二姨跟我二姨夫谈恋爱的事,一开始我外公就知道,本想出面制止,又碍着是自己的侄女,不便过多干预。想告诉我二外公,我二外公又是江湖中人,从来就不过问家事,他的两个女儿,也就是我二姨和我三姨,平素都是我外公在管着。我外公怕管过头了,弄出投河上吊的事,日后招我二外公埋怨,于是就想跟我二姨找个人家,把婚事早早定下了,再有男人招惹她,自会有人过问,无须自己出面。主意已定,就托后山的亲戚朋友帮忙物色合适的对象。
最后选定的是开榨房的老马家。老马家有个儿子叫马占林,马占林上面有两个哥哥,一个叫马占山,一个叫马占河。开榨房一要进得好料,二要榨得好油,三要卖得好价。马家三兄弟于是就听他爹分派,把守三关,老大负责从农户进料,菜籽棉籽茶籽,花生芝麻黄豆,见好就收。老二负责往店铺送货,各色食油香油,油渣豆饼脚料,得价便卖。老三因为年轻,又生得膀大腰圆,就留在他爹身边打榨。
我二姨嘴馋,常到老马家的榨房买下脚料的熟花生吃,见过打榨的马占林,听说要把她嫁给这个打起榨来浑身肉直抖的马占林,心里老大不情愿,就去找我二姨夫商量么样办。谁知我二姨夫连想都没想就说,么样办,好办哪,也像梅同志那样,私奔。我带你私奔,我俩都去投奔新四军,像梅同志和她的爱人一样,一边谈恋爱,一边干革命。我二姨一想,事到如今,也没有别的善法,两人于是就去打听新四军民运工作队的驻地,打听到了,就在放学之后连夜去找梅同志,除了随身带着的书包,什么行李都不带。
梅同志见到我二姨和我二姨夫,自然十分高兴,又听说他们也像自己一样,是逃婚出来的,更佩服他们的勇气。但说到参军,梅同志却说,她做不了主,得请示上级领导。
在等待领导意见的过程中,梅同志留我二姨和我二姨夫一起住在老乡家里,白天出去工作,也带上我二姨和我二姨夫。我二姨和我二姨夫除了上学,从来没离过家门,见这么多青年男女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开会,有时还一起唱歌跳舞,觉得十分新鲜,没过几天,就跟工作队的队员混得滚瓜烂熟,工作队的同志也没把他们当外人,觉得我二姨和我二姨夫就是他们这个革命大家庭中的一员。
领导的意见终于下来了,梅同志跟我二姨和我二姨夫传达的意思 是,年轻人反对封建包办婚姻,我们坚决支持,是不是采取私奔和离家出走的方式,我们不干涉,至于参军的问题,要看符不符合条件,符合条件,才能当兵。
我二姨和我二姨夫都不知道当新四军要什么条件,问梅同志,梅同志也说不清楚,不过她说我二姨夫是独子,恐怕有问题。她就碰到过独子瞒着家里和部队,报名当了兵,家长到部队来扯皮的事,害得他们这些民运队员,来来回回做工作,不知道跑了多少路。抗战期间,政治情况比较复杂,像这种自古留下的独子不当兵的规矩,如果随便破了,会失去民心。
这回轮到我二姨夫问我二姨么样办,我二姨的回答也很干脆,说么样办,我把你绑了呗,叫你家里拿钱来赎人,拿不出钱来,我就不放你走。我二姨夫说,那不成土匪绑票了。我二姨说,我听我爹说,他们在江湖上,有办不成的事,有时候就这么干。我二姨夫怕这事做过头了,吓着了他的父母,有点不大情愿 ,见我二姨拿眼睛盯着他,想想,也没有别的办法,就自己在心里说服自己,不然就这个法子试试,反正又不是真绑,大不了到时候说明白了,向爹娘认个错就是。当下就托人带信给他爹,说拿一百块大洋来,他才回家。我二姨夫知道他爹拿不出一百块大洋,心想,这法子也许真的就灵。
带信的人是我二姨夫的一个远房表亲,这人也没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就对我二姨夫的爹娘说,你儿子现在在新四军,拿一百块大洋去,他才回家。
我二姨夫的爹一听,先是一喜,后是一惊,再后来便生了疑心。喜的是儿子离家出走后,山里山外找了个遍,求神问卦花了不少钱,现在终于知道下落了。惊的是这一百块大洋,对他这个穷货郎来说,数目实在是太大了,他就是砸锅卖铁,也凑不起来。又一想,新四军是打鬼子,为百姓的,难不成也干这种绑匪的勾当,就怀疑有诈,于是向来人问了地址,决定亲自去看个究竟。
我二姨夫听说他爹亲自来了,就躲着不见,我二姨怕受牵连,也不露面。梅同志只好出面接待,向我二姨夫的爹说明事情的经过,解释其中的误会。但无论梅同志怎么说,我二姨夫的爹就抱定一条,要我二姨夫跟他回家。偏偏我二姨夫也像他爹一样犟,死活不肯跟他爹见面,更不愿意跟他爹回家。万般无奈,梅同志只好让我二姨夫和我二姨留下,又宽慰我二姨夫的爹说,他们留在这儿,你放心,没有正式参军,我们是不会让你儿子参加战斗的。
我二姨夫的爹一想,好歹把儿子找着了,跟不跟他回家,只好随他的便,俗话说,儿大爷难做,他不愿意回去,你总不能拿绳子把他捆回去,再说,跟新四军在一起,也不是什么坏事,帮他们打走了日本人,说不定日后还成了个革命功臣。
我二姨夫的爹,像我外公一样,原来把心思都放在我二姨夫和我二姨私奔的事情上,这时候,只好退而求其次,只要活蹦乱跳的人还在就行,平安是福,于是就听了梅同志的话,打道回府。
我二姨夫的爹一走,梅同志就把我二姨夫和二姨都安排进了他们办的一个抗日救亡训练班,训练班主要是培养地方干部做民运工作,我二姨夫和我二姨虽然没有正式参军,但作为地方干部培养还是可以的。到这时候,我二姨夫和我二姨这才发现,他们当初梦想的一边干革命,一边谈恋爱的理想,就要实现了。
我二姨夫和我二姨从训练班出来以后,配合梅同志的新四军民运工作队,在当地做了一阵民运工作,梅同志的部队转移后,我二姨夫和我二姨就由梅同志介绍,留在了当地的县民主政府。民主政府的领导听梅同志介绍说,我二姨夫的爹是个货郎,认定他一定知道怎么跟钱财打交道,就让他当了个管财政的副县长,负责征粮征税和军队的后勤补给方面的事务,后来,就顺理成章地当上了新成立的县人民政府商业局局长。我二姨跟着也进了商业局,在供销科当一个普通干部。那时候,我二姨和我二姨夫已结婚成家,这一对私奔出来的野鸳鸯,终于过上了安稳的日子。
我二姨夫当商业局局长的那些年,天下甫定,百业待兴,老百姓的日用杂需,也提上议事日程。只是战乱刚过,道残路废,舟毁桥断,乡镇之间的行走交通,多有不便,我二姨夫就想发挥货郎担的作用,于是动员他爹出面,召集本县的货郎,成立一个货郎协会,分片包干,有计划有针对性地打货送货,满足四乡八里的群众需要。他爹想到儿子果然成了革命功臣,也乐意帮他继续为革命做些贡献,过不了多少日子,竟把这件事搞得风生水起,大受群众欢迎,引得邻县的商业部门也来学习取经。
我二姨夫搞这个货郎协会,本来是个临时应急的主意,没想到后来却成了上面抓的一个典型。上面不断派人来调查研究,总结经验,说要在全地区推广。来人把这件事写得花儿朵儿一般,有个经验材料上还说,货郎协会的成功经验,证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在工商业活动中,私有经济和个体经营方式还能发挥很大作用,不要急于向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过渡,等这个属于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经济秩序巩固好了,然后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
我二姨夫受了鼓励,就更加积极,货郎协会的队伍也在不断扩大,除了以前的老货郎,新货郎也在不断增加,最后搞得全县上下,脑筋活泛点的,都想去挑个货郎担,摇个拨浪鼓,做点小生意。货郎担上的货物,也由针头线脑,什用日杂,到油盐酱醋,五金百货,能挑能担的,应有尽有。
我二姨夫的理论水平不高,分不清什么是新民主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也不知道什么秩序需要巩固,什么时候才能过渡,只知道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老百姓需要的,有利于经济恢复的事,就努力去干,却不知道这里面还有这些政治上的名堂。
渐渐地,我二姨夫发现,货郎协会的人越来越少,货郎的生意也越来越不好做。原因是,各地都在附近的乡镇办起了供销合作社,供销合作社里卖的东西,吃喝穿用五金杂货农资土产,什么都有,道路交通恢复以后,上乡镇买个东西,也不困难。过不了多久,又搞起了公私合营,货郎担虽然算不上什么私人资本,但这种个体的经营方式,也要向集体经济靠拢,也要完成社会主义过渡。到这时候,我二姨夫才明白,这巩固和过渡之间,还真有点区别。
我二姨总说我二姨夫自从当了干部以后,就不爱学习。我二姨夫说,干部就是要干哪,学生才要学习。我二姨说,干也要看怎么干哪,我二姨夫说,怎么干,你说怎么干哪。我二姨就说,比方说,你搞的那个货郎协会吧。我二姨夫没等我二姨说完,就打断她说,货郎协会怎么啦,满足了群众需要,又有利于恢复经济,有哪点不好。
我二姨说话爱打比方,她打的一些比方,都是些家常道理,虽然通俗易懂,但因为逻辑不严谨,也容易被我二姨夫钻空子。见我二姨夫这样反问,我二姨就用在会上听来的一些道理,又打了一个比方。
我二姨说,比方一个刚满月的小伢,你现在喂他吃稀的,软的,没有错,他的牙口还没长起来,吃干的硬的会咽着,也不容易消化,但他迟早要吃干的硬的呀,你得在喂他吃的稀粥里,适当加点干饭,让他在吃稀的软的东西的时候,慢慢学会,慢慢适应吃干一点硬一点的东西,日后才好喂干饭给他吃,这就叫过渡,像你这样,只让他吃稀的软的,还要不停地吃下去,他以后吃干一点的硬一点的东西,就难得咽下去,就会反胃,所以,你那个什么经济秩序,巩固不得。
我二姨自以为讲得在情在理,我二姨夫听了,却不以为然,说,你这讲的是什么狗屁道理,搞经济又不是喂伢,我不懂什么干的稀的,软的硬的,我只知道搞快了搞急了,就要翻船,你想过渡,这个渡就难得过去,过去了也是一身湿,搞不好还要淹死人。
这本来是夫妻间拌嘴的事,这年搞运动,上面号召鸣放,没想到我二姨夫把这件事写进大字报里,作为他的整风意见,贴到县政府大院的墙上,结果引起了一场争论。争论的各方倒没怎么说我二姨夫,只就我二姨打的比方,在小伢何时吃稀,何时吃干,何时吃软,何吃硬的问题上,各抒己见。有的说,半岁就可以让孩子吃点干饭,有的说要到十个月才行,有的又说,不到一岁,不要轻易给孩子吃干饭。争来争去,最后也没有个结论。但这件事过去之后,我二姨夫的头上却多了一顶帽子,说他反对社会主义过渡,又把他的官帽揭了一层,由商业局局长变成了下面的一个供销社主任。
我二姨夫后来就一直当着这个供销社主任。他当主任的那些年,中国农村正发生大起大落的变化,起先是初级社变成高级社,后来又由高级社跃进成人民公社,再后来就是农业学大寨,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桩桩件件的事,都与农村有关,农村成了中国社会的中心,各行各业都在围着农村转,我二姨夫的供销社的中心工作,也是日常工作,就是要保证农村各项工作的物资需要,所以常常要带着农村需要的物资,下去支农。
那时候的农村,不像现在这样村村通,汽车想到哪就到哪。那时候别说汽车,就是马车,牛车,板车,鸡公车,自行车,也不能通行无阻。不是路面窄了,就是路基软了,要么就是被大大小小的沟渠阻断了。万般无奈,我二姨夫突然想到了当初的货郎担,就把供销社的人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送货下乡的支农小分队。
我二姨夫给这个支农小分队,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供销轻骑兵。下去时是长长的队列,就像部队行军一样,除了少数大型农用机械,都是人挑肩扛。下去以后,就人自为战,分散活动。给集体送货的,深入田边地头。为村民服务的,走遍村村巷巷。担子落地,便有人搬货取货,围观选购,叽叽喳喳,挤挤攘攘,除了少个拨浪鼓,怎么看都像是当年走村串户的货郎担。
支农小分队里有个年轻姑娘叫秀梅。秀梅是当地人,家就在农村,每次送货下乡,都免不了要从家里过一下,看看家里人。村人看她在供销社搞采购,就问她收不收当地的土特产,说想拿土特产换点活钱,让她帮忙带到镇上去卖一下。秀梅知道乡亲们的难处,取消了自留地,又不准搞副业,除了队上分回来的那点粮食,平时连买个油盐和针头线脑的钱都发愁,就收了村民送来的各种山货,回到镇上去托人代卖。
那年月没有固定的集贸市场,又动不动割资本主义尾巴,这些土特产只能在街头巷尾背人的地方交易。代卖的人提心吊胆,秀梅想起来也心神不宁,终于有一天被镇上派出所的人发现了,不用深入细查,只稍稍一问,便追到秀梅这儿来了。
这事的处理可轻可重。轻者没收实物,对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或由单位给个处分即可。重者就是犯法,至于犯的是什么法,那也是由派出所的人说了算,并无明文规定。刚巧那段时间在批判资本主义回潮,派出所的领导想抓个典型,于是就找到我二姨夫,说要严办,准备在镇上开个群众大会,把秀梅押到台上去接受批判斗争,希望供销社的同志配合,这几天把秀梅看紧点,别让她跑了。
派出所具体经办这事的,是个姓孙的年轻警察。小孙以前追求过秀梅,秀梅嫌他的年纪比自己小,没有答应,这回听说要把秀梅押到台上去,跟那些四类分子和小偷破鞋一起接受批判斗争,就偷偷跑去告诉了秀梅。秀梅一急,就要小孙给她出个主意。小孙说,三十六计走为上,你在这儿,就跑不脱,你不在这儿,想斗你也斗不成。秀梅想想也是,又不是犯的杀人放火的死罪,暂时出去避个风头,也许再回来就什么事儿也没有了。只是自己从未出过远门,出了供销社的大门,就不知道东西南北往哪儿走。小孙看出了她的意思,就说,你要是不敢,我陪你走,大不了这个小警察不当了,只要能跟你在一起就行。秀梅听小孙这样一说,竟生出了几分感动,觉得这小警察除了年龄小点,关键时刻,倒是一个靠得住的人。两人当下就收拾了几件换洗衣裳,连夜出奔。
秀梅和小孙出走的事,闹的动静很大,我二姨夫和派出所的领导,都没想到他们会唱这一出。镇上的人都说,好好的一对儿,该恋爱恋爱,该结婚结婚,又没人逼你,干吗要私奔出走,干这种伤风败俗的事。小孙的父母也说,我们都觉得这两个孩子般配,虽然秀梅大着几岁,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这下好了,跑得五里不见烟,叫我们到哪儿去找这块金砖。
这时候,当年新四军的梅同志已调到地区当领导,有一次下来检查工作,听我二姨夫说起这事,梅同志笑笑说,走了就走了,外面的世界大,年轻人出去见见世面也好。又指着我二姨夫说,你没想想,你们当初要不是私奔出来,怎么能参加革命工作,他们这是在向你们学习,没准儿将来比你们还有出息。
秀梅和小孙就这样在外面当了盲流,从北方到南方,从新疆到广东,一晃就十多年过去了。这期间虽然吃了不少苦头,但因为两人手脚勤快,脑瓜子灵活,靠打零工和倒买倒卖挣点小钱,总算活过来了。
秀梅和小孙流浪到广东的时候,正碰上改革开放,广州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小商品贸易十分发达,秀梅和小孙就在高第街摆了个地摊,卖些香港过来的服装和时兴的电子产品。这些小商品需求量大,左手进,右手出,周期短,来钱快,不久就过上了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也积攒了一点做生意的本钱。
有了点本钱,秀梅就想把生意做大,要小孙去开辟货源。那时候的紧俏货,大半是从香港那边带过来的,带货的人多少有些风险,所以联系的商户也比较固定。平素跟小孙联系供货的,是一个香港女人。这女人四十左右的年纪,穿着时髦,涂脂抹粉,打扮得花枝招展,用秀梅的话说,跟街角上拉客的鸡没有二样,要不是为了生意,她才不要小孙和这种女人接近。
见秀梅进的货比平时要多,品种也比以往复杂,那女人就要小孙跟她去帮忙取货。平时的货,都是由那女人夹带进来的,不知她的来路,也不管货的出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银货两讫,余事不问。
见是熟人,秀梅也没多心,就让小孙跟她去了。谁知这一去就成了肉包子打狗,许久没见人回来。秀梅不知道取货在什么地方,也无法打听,只好坐在家里干等。等到后来,才有人提醒她,她老公一定是跟这个女人跑了。又说,这条街上被带货的香港人带走的男人女人,不止她家小孙一个,对街卖服装的老陈家,就有一个女儿,被带货的香港人带走了。
秀梅就懊悔当初不该让小孙一个人去取货。又转念一想,他这是蓄了心思要抛下我的,这些年在外面跟着我东跑西颠,没少吃苦,也没少听他的怨言。本来想要个孩子,他也借口生活不安定,不想要。早知道会有这一天。不过,这时候走,还算他有良心,好歹给我留了一点活命的钱,要不然,我一个女人家,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到这时候,秀梅才动了回家的念头。于是,就收拾行李,搭火车回了湖北的老家。
家里人见秀梅回来了,自是欢喜不尽。又听说小孙跟人跑了,就宽慰秀梅说,他这也是一报还一报,当初他把你带跑了,如今他自己又跟人跑了,照你们这样看,他日后也不会有好果子吃。秀梅说,他当初也是为我,但愿日后那女人不会抛下他不管。
有一天,秀梅到镇上闲逛,正好在供销社门口碰见了我二姨夫,问及别后情形,我二姨夫禁不住感叹唏嘘了一番。又听秀梅说,广东那边改革开放搞得很火,说那边政策很活,管得不紧,不像这里这样死板。
我二姨夫不晓得广东么样个开放法,就要秀梅说说那边的情况。秀梅说,她租住的那条街上,人人经商,家家开店,她家门前,满街走的,都是生意人,随便丢个石头,砸到的十有八九,不是经理就是老板,那一两个没砸着的,也正在想着做经理、当老板。这些人看上去,也没有什么特别,穿着随便,有的还故意穿得破破烂烂,但你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些人,说不定在他那件破外套里面,就密密麻麻地挂满了从香港过来的金银首饰,电子手表。
她自己卖得最多的,是各色服装和鞋子,这些东西不是摆着卖,挂着卖,而是用木桶箩筐装着卖,出出进进的客人,都背着个能装个半大孩子的编织袋,进门就往里面扫货,不挑不拣,也不问价钱,不把编织袋塞得扯不拢拉链,不愿出门。秀梅说,那边别的事不好做,钱是太好赚了,连我和小孙这样的盲流,都能挣钱,要是你这样的老供销去了,那还不眨眼就赚一座金山银山。
秀梅说话没有激情,看样子,也不像在有意夸张,但却句句话都扣动了我二姨夫的心弦,就像当年听梅同志跟他和我二姨讲彼得斐的诗一样。
也是我二姨夫这些年一直过得不顺,气郁于胸,听这些话开心顺耳。秀梅那件事对他有不小影响,加上以前的问题,运动中说他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运动过后,虽然还让他继续当着这个供销社主任,但供销社已不是以前的供销社,供没人供,销无处销,采和卖两头都难。不割资本主义尾巴了,买卖自由了,老百姓都有自己的供销渠道,不必要在供销社这一棵树上吊死。供销社的营业额上不去,没有利润,年年亏损,连工资都发不出去。就有人用公家的柜台,做私人的买卖,像秀梅当年一样,下去收些土特产,放在供销社里寄卖,从中赚些回扣。有门路的,干脆从外面趸些紧俏商品回来,在供销社开辟专柜,赚的钱揣进自己的腰包。说又不好说,禁又无法禁,谁叫你连自己的职工都养活不了呢。
听秀梅这样一说,我二姨夫就有些心动,心想,既然广东已经开放了,这股风迟早要吹到我们这山里边来,不如现在就去看看,学一学人家怎么干,也许能为供销社的职工,也为自己找到一条活路。在街上别过秀梅,回去就把这意思跟我二姨说了。
谁知我二姨一听,连个顿儿都没打,就说,看么事看,是看人家吃肉哇,还是看人家数钱,怎么看,你还是个穷八字命,你也不晓得拿个镜子照照,都多大岁数了,还想到那边去看看,
我二姨夫说,那也未见得,我就不相信我林长生一辈子就这样碌碌无为,趁现在还能动弹,我还想为改革开放作点贡献呢。
我二姨说,免了吧你,还为改革开放作贡献呢。你摸摸肚皮好好想一想,你这辈子都贡献了些么东西,贡献个货郎协会吧,说你反对过渡,贡献个支农小分队吧,说你夹带资本主义尾巴,又跑了秀梅,运动来了就挨批,最后还要算总账,你把你那点本钱都贡献没了,还谈贡献呢,要说贡献,我倒是为你作了贡献,我要不把我贡献给你,你哪能一边干革命,一边谈恋爱,过那种逍遥日子,只怕现在还在打光棍呢。
我二姨说到这儿,开心地笑了。我二姨夫受了奚落,一声不吭。
我二姨呛我二姨夫的事,平素常见,也带着几分玩笑的性质。谁知这天我二姨正在兴头上,说起了瘾,一不小心就说走了嘴。见我二姨夫不吭声,我二姨又补上一句说,只怕你是蓄了心思,要把自己贡献给那个小狐狸精吧。
我二姨话音未落,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我二姨夫突然脸色大变,然后冲着我二姨大吼一声说,无聊,就起身冲进卧室,嘭的一声关上房门,把我二姨一个人撂在客厅里面。
这些年,我二姨夫最听不得的,就是有人把他和秀梅扯在一起。当初秀梅出走,本来与他半毛钱的关系也没有,秀梅为村人代卖山货的事,他也并不知情,派出所要批斗秀梅,让他们配合,他们没有看住,顶多只有个看管不严的责任,后来却被人传得要多难听有多难听。有人说是他故意放走了秀梅,说他跟秀梅以前就有一腿,秀梅以前不同意小孙,就是因为他从中作梗,现在秀梅出事了,又拉小孙当垫背,要小孙陪着秀梅一起出走。
没根没底的事,过过嘴巴瘾也就罢了,谁也不会当真。偏偏有人就拿出了真凭实据,说是有一次进山采购,遇到山洪,把秀梅和我二姨夫困在一座废弃的土窑里面。两人在里面整整呆了一夜,找到他们的时候,都衣冠不整,秀梅的衬褂还撕开了个大口子,两个奶子都露出来了。又有人说,他们好几次看见我二姨夫和秀梅偷偷钻进供销社后面的库房里,半天都不出来。
有了这些事,就由不得人不胡思乱想,好事者又在过程和细节中添油加醋,结果就把我二姨夫和秀梅说成了一对地地道道的奸夫淫妇。有人还说要向上级反映,要求上级严肃查处。
我二姨起先也不信那些人嚼舌根,总觉得是我二姨夫当主任的时间长了,得罪了人,人家不怀好心,才编出这样的故事。听的次数多了,又说得活灵活现,有鼻子有眼,也不能不起疑心。又见我二姨夫在工作中遇到为难的事,常常情不自禁地会脱口而出地说,要是秀梅在就好了,就更疑心他心里时刻在想着秀梅。现在又说要跟秀梅到广州去看看,就怀疑两人早已串通好了,像他们当年那样,要瞒着家人私奔。
我二姨是个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人,不论这沙子是风吹进来的,还是别人撒进来的,只要有一粒沙子,她宁可把眼珠子挖了,也非要把它抠出来不可。这以后不管我二姨夫怎么说她无聊,她出来进去的,整天就揪住这件事不放,弄得我二姨夫满心烦躁。我二姨那股蛮横劲儿一上来,不管不顾,也不讲究个方法,除了找我二姨夫吵闹,还暗中监视我二姨夫的行动,看他跟秀梅有没有来往。这一看不打紧,还真有两次看到我二姨夫和秀梅在一起有说有笑,那股热火劲头,在我二姨看来,跟恩爱夫妻没有两样。这样,我二姨就更加不依不饶。
过了些时,我二姨发现,不论她怎么吵闹,我二姨夫都不理不睬,也不再骂她无聊,该干什么干什么,跟秀梅见面,也不避着她和供销社的人。我二姨夫的这种冷战手法,倒让我二姨有些纳闷,心想,他这是唱的哪一出哇,难不成我真的错怪了他,他跟秀梅什么事也没有。
正当我二姨放松了警惕,有一天,一早醒来,我二姨发现,我二姨夫昨天晚上没有回家过夜。在我二姨的印象中,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以前除了下乡和出去开会,工作再忙,就是加班加到下半夜,天亮前也要回来眯瞪一下。再一看他的换洗衣裳和洗漱用品,也都不翼而飞,就知道大事不好。叫人到秀梅家去打听,回说秀梅也是昨天晚上走的。我二姨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到这时候,我二姨才明白,我二姨夫这些时使的是缓兵之计。
事到临头,我二姨也没了主意。除了在家里恶狠狠地骂了一阵,一个人生了一阵闷气,也别无善法。这种事,又不能让人出主意,更不能让人帮忙去追。就是追到广州,也像我二姨夫的爹当年一样,又不能拿个绳子把他们捆回来。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连自己的儿女,也说不出口。我有一个表姐,已经出嫁,有一个表弟在部队上,还是个连级干部,总不能跟他们说,你爹跟人跑了。有人问起来,还要编个瞎话说,林主任这些日子到女儿家去了,找亲家有点事,或者说,到部队上看儿子去了。
这事不久就传得沸沸扬扬,要捂也捂不住,我二姨也就干脆不捂了。再有人问起来,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她都一句话,跟那个狐狸精跑了。那一阵,供销系统的管理也很混乱,自谋生路的人很多,跑了个供销社主任,也无人过问。
我二姨夫走后,给我二姨打过几次长途电话,我二姨一次也不肯接,后来拍过几回电报,也是到手就撕。给她寄钱,拿到汇款单,看也不看,就原封不动地退回。那时候又没有别的联络方式,我二姨夫只好给我二姨写信。这些信虽然我二姨依旧看都不看,但都原封不动地放在抽屉里面,说是有一天,等儿女们都回来了,她要让他们看看,他们的老子,这些年都干了些什么事。
我二姨和我二姨夫的隔空冷战,就这样打了好几年,渐渐地,我二姨也习惯了没有我二姨夫的生活,对我二姨夫的怨气,也消了许多。忽然有一天,已经当了地委书记的梅同志,坐着小车到镇上来找她,说是她联系了一个有钱的广东老板,要把镇上的供销社承包下来。
我二姨夫走后,供销社的事,由我二姨临时负责。我二姨说,你也不早说,供销社的柜台,早就承包出去了。
梅书记就笑,说,你那叫什么承包,一家一户,小打小闹的,充其量只能算是租用。你的在职员工的工资他们发吗?退休员工的医疗费他们报吗?下岗员工卖断的钱他们出吗。正经的承包,这些都要管。
我二姨顿时语塞。
梅书记又说,不光管这些事,承包人还说,要把供销社的这些破房子扒了重盖,像县城的商场那样,修成高楼大厦,用现代化的方式经营。
我二姨听说有这样的好事,连忙点头答应说,好,好,好,好,同意,同意。你说吧,该么样办,都听你的。
梅书记说,你先不要忙着点头应承,这事你得开个大会,征求全体员工的意见,不能你一个人说了算。又从提包里拿出一摞纸,摊开在桌上说,人家把承包的细账都算好了,定下来了,就找个时间在合同上签字,承包人到时候也要到场。
我二姨听说连账都算好了,赶紧把那一摞纸上列的细目,一项一项地查看,看到后来,就拿眼睛盯着梅书记说,你给我找的是个什么人哪,怎么把我们供销社的情况搞得这么清楚,连多少在职的,多少退休的,多少下岗的员工,多少个门面,多少间库房,厨房多大,厕所几个,连同后院的菜地的面积,都搞得一清二楚,难不成这人是在我们供销社潜伏多年的美蒋特务?
梅书记就笑,说,人家的钱也不是大水漂来的,花这么大一笔钱承包你的供销社,总得先搞点调查研究吧。至于人嘛,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肯定不是美蒋特务,要是,早被公安机关揪出来了。
梅书记走后不久,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就商定了合同签字仪式的日期。签字仪式由梅书记亲自主持,她说到时候她陪承包人到场。
这天上午,万里无云,碧空如洗。供销社前面,扎起了彩门,彩门两边,鼓风机把一双充气长臂,吹得乱摆,在向来宾表示欢迎。梅书记坐的面包车,离镇子老远,就听见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像迎亲的轿子进村一样。
从车上走下来三个人,走在前面的,是梅书记,紧跟着梅书记,并排走着的一男一女,竟是我二姨夫和秀梅。
我二姨站在欢迎队伍的前面,本来急步向前要跟梅书记和客人握手,见这阵势,我二姨连梅书记的手也不握了,鼻子里哼了一声,转身就走。刚才还响得热烈的锣鼓,也戛然而止,现场的空气顿时就像冻住了一样。
梅书记也不在意,紧走两步,赶上我二姨,只在我二姨耳边说了一句话,顾全大局,回头我再跟你细说,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朝欢迎的人群走去。我二姨这才侧过身子,捏着梅书记的手,抖了一下,又冲着锣鼓队大吼一声,说,敲哇,怎么啦,没吃饱哇,锣鼓声才又响了起来。
签字仪式过后,梅书记带着我二姨夫和秀梅又坐车走了,我二姨夫连家也没回,秀梅也不好意思跟我二姨打招呼,三个人就像戏台上的木偶一样,被梅书记牵着走了一个过场。
梅书记临走的时候,也没跟我二姨细说什么,只跟她说了两件事,一件事是叫她回去把我二姨夫写给她的信仔细看一遍,要是丢了的话,她说我二姨夫那儿留有底稿,她可以叫我二姨夫寄给她。另一件事,是告诉她,经上级部门审核,我二姨和我二姨夫,都符合离休条件,可以办理离休手续,享受离休干部待遇。
又补充说,离休后,你和老林也不要在镇上养老,免得你看着秀梅不顺眼。秀梅在广州已跟你们买了一套公寓房,就在她和老林创业的高第街附近,你们就在那儿安享晚年,这里的事就交给秀梅了,她年轻,有能力,会比你们搞得更好。
梅书记走后,我二姨就回去找我二姨夫寄回来的那些信件,幸好当时蓄了个心思,这些信还在,就按时间顺序,一封一封地看下去。看到最后,我二姨才发现,这简直就是我二姨夫这些年跟着秀梅在广州的一部创业史,到这时候,我二姨也才明白,原来我二姨夫写这些信,也是蓄了心思的,就是想让我二姨看看,他这些年和秀梅在广州,到底干了些什么。
我二姨把我二姨夫在信中说的事,理了个头绪。知道我二姨夫刚去那阵子,主要是熟悉了解情况,顺便帮秀梅打打下手,再后来,秀梅出去打货,他便帮秀梅看店,秀梅的生意做大了,又帮秀梅张罗成立公司,公司成立起来以后,秀梅自任总经理,推他当了董事长,这年把,公司的资本雄厚了,又到处承包,扩大规模,这次回来承包供销社,主要是应梅书记之邀,也想为家乡的改革开放做点贡献。我二姨夫当初想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总有一天会吹进山里来,想不到,这股春风竟是他自己和秀梅姑娘带回来的。
这最后一封信,我二姨一看落款日期,是在梅书记上次来商定承包事宜之后。信里面其实已经把事情说开了,把承包人的窗户纸也捅破了,只是她当时没有拆开来看,要是当时看了,早做思想准备,就没有后来见面时的尴尬。
我二姨和我二姨夫因为是私奔出来的,后来又一直在一起工作,从来没有分开过,用不着书信来往,更用不着写那些你亲我爱的肉麻情书。看完了这些信件,用我二姨的话说,她这是把我二姨夫欠她一辈子的情书,都读过了一遍。
我妈总说我二姨是刀子嘴豆腐心,表面上凶巴巴的,其实内心里软得像块豆腐。我二姨夫走后,她虽然也赌咒发誓,说再也不理姓林的那个丢尸的烂眼睛的、狗啃的老鸹啄的,他就是死在外面,我也不去给他收尸,也不准我表姐和我表弟跟我二姨夫联系。到晚上一个人睡在床上,还是放心不下。一时想他的一日三餐,一时想他的穿着冷暖。又怕广东闷热潮湿,他的关节炎受不了,又怕他吃不惯那边的饭菜,把老胃病搞发了。
我二姨那一代人,都看过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都知道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有个香风毒雾弥漫的南京路。恨起来的时候,我二姨就照南京路的样子去想广州,觉得我二姨夫和秀梅,就是南京路上那些资本家和资本家的阔太太大小姐,穿的是西装皮鞋,绫罗绸缎,吃的是山珍海味,人参燕窝,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要多腐朽有多腐朽,要多糜烂有多糜烂。看了我二姨夫的信以后,才知道,这些年,我二姨夫和秀梅,吃的是盒饭,睡的是行军床,住的是既不遮风又难挡雨的廉租房,出货进货要防盗防骗,求人办事要看人冷脸,经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有了病痛,哪怕是发着高烧,也没时间求医问药,只有硬扛。有一次到顺德进货,下车后投宿在一家路边小店,外面下着大雨,屋里到处漏水,带在身上的上万元货款,怕被雨水打湿了,秀梅就脱下长筒胶鞋,把钱放在里面,两人披着雨衣,轮流抱着这只胶鞋,睁着眼睛一直坐到天亮。看到这些地方,我二姨禁不住心生感动,眼泪哗哗哗哗地直往下流。自从年轻时被二先生在课堂上念的情书感动得流泪,这以后,我二姨就没有被纸上写的东西感动过。只是每封信都少不了秀梅,每件事都是秀梅长秀梅短的,让我二姨看着有点碍眼。
我二姨和我二姨夫办了离休手续之后,就南下广州,住进了秀梅为他们买的公寓。这几年,我到南方去,常去看望他们。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在网上查到一则资料,是讲高第街街名的来历。说是当年这条街上有个穷小子叫高弟,与同在这条街上一个财主的女儿偷偷相爱,被人告知财主后,自知不能被财主家接纳,就私奔出走。后来两人在外面发达了,财主却家道中落,两人便回来买下了整条街,街名就叫了高弟。有个读书人觉得叫高弟太俗,就在弟字上了加了个竹头,改为高第街,意在高中金榜,光耀门第。
我觉得这个故事,与我二姨夫后来的故事有些类似,就下载下来,从微信里发给我二姨夫,我二姨夫看了以后,回了我一个尴尬的表情,同时在微信里说了一段很有哲理的话,我二姨夫说,一个人的一生,只要有一件事做开了头,后面的事一定都与这件事有关。
於可训,湖北黄梅人,武汉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校人文学部学术委员会召集人,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兼任中国作协理论评论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长江文艺评论》主编等职。著有《於可训文集》十卷,五百万字。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史》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提名奖。近年来投身于文学创作,在《人民文学》等重要刊物发表小说散文作品五十余万字。
来源:《湘江文艺》
作者:於可训
编辑: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