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名大字是集宋儒朱熹所书。刘柯/摄

岳麓隐书香

文/朱敏

那是怎样一处低调而深沉的所在呵。

尤记得那日，我在岳麓书院的千年古韵中沉醉，在亭台古树、小桥流水的江南画意里流连。累了在书院山门南侧的石阶小憩，蓦然回首，才发现那栋灰墙青瓦的现代风格小楼，就那样默然矗立在山林间，掩映于古木绿意中，仿佛一墙之外登高路上的喧嚣熙攘，与己毫不相干。雨渍未干的矮墙上，黑色手书的“中国书院博物馆”几个大字，颇有几分遗世而独立的斑驳沧桑之感。

博物馆正门，竟悄悄开在下沉式天井一隅。从狭长的通道步入，内里豁然开朗，别有洞天。追随历代大师足迹前行，浑似穿越了时空隧道，伸手就能触摸绵延不息的华夏文脉。千年光阴，呼啸而来。

中国书院博物馆。刘柯/摄

后来方知，中国书院博物馆建于2012年，是中国目前唯一一座展示中国书院史和文化教育史的专题博物馆，也是湖南省建成的首个全国性博物馆。馆名大字是集宋儒朱熹所书。殊不知，这竟是一座荟萃中国古书院精髓、传承书院文化、涤荡学子书生心灵的宝库！

藏之名山，纳于大麓

岳麓书院历经千载，弦歌不绝，培养出的名人大咖，灿若群星。近在咫尺的中国书院博物馆，与其有何关联？

岳麓书院文物办主任、中国书院博物馆负责人郑明星用形象的比喻，为我解了惑。他说，岳麓书院是中国传统书院的典型个案，就像中国书院博物馆的“古代实物陈列”；中国书院博物馆以岳麓书院原状陈列为依托建立，恰似岳麓书院的“现代手段展示”，通过现代化陈列手段，展现丰富多彩的书院文化。二者相辅相成，相互支撑，形成完整的文化体验。

文化如水，浸润人心。宁静悠远的岳麓书院，承载了千年波澜壮阔的历史，是国家重要文物遗产。它的古代传统书院建筑至今被完整保存，赫曦台、御书楼、斋舍、文庙、园林，无声叙述着讲学、藏书、祭祀的故事。每一组院落、每一块石碑、每一枚砖瓦、每一支风荷，都闪烁着时光淬炼的人文精神；每一块匾额、每一副对联、每一条学规，都散发着学术的气息、文化的馨香，连接起过去与未来。

千年学府岳麓书院。朱敏/摄

岳麓书院藤蔓交织、环境清幽，展现的满是中国古代文人建筑的儒雅气质。中国书院博物馆建馆仅十余年，自不能对岳麓书院的形式和风格进行简单复制，更不能一味通过个性化的造型语汇和新奇炫酷的空间形态来强化自身地位。于是，它选择了定位于岳麓书院的“从属”“配角”地位，达到“藏之名山，纳于大麓”的意境。

博物馆建筑整体弱形而取意，传达“观物以取象、求之于心而弱之以形”的人文精神。设计没有用轴线对称或大台阶踏步入口彰显宏伟气势，而以谦逊之姿，用下沉广场及与建筑山墙平行的空中连桥为入口。“侧身”入馆，既显书卷之气，又与书院南北次轴线形成对位关系，延续了空间肌理，也契合整个博物馆的陈展参观流线。

“斋”字的空间意象、质朴柔和的墙木结构、幽深曲折的天井回廊、尽可能保留的古树名木，将博物馆建筑的现代意味与传统趣味完美结合。从岳麓山上俯瞰，博物馆的现代元素与岳麓书院古建筑群形成强烈对比，又融洽结合，共同消融于苍莽山林之中。

我想，即便抛开藏品和陈列，博物馆本身的建筑设计，景深、光线、空间布置，也能将人带入翰墨风流的传统书院氛围中。一院一馆营造出的浓厚书卷气，吸引了多少文人墨客，置身其中细细品味。

千年文脉，翰墨书香

沿着博物馆的迂回式走廊参观，我领略了何为“曲尽其妙”。细心体味，这曲径回环、一波三折，何尝不是书院千年历程的生动写照？

书院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非常独特的存在。据考证，“书院”一词最早的确切文字记载是唐玄宗开元六年，问世的地点是东都洛阳，最早的书院名为丽正书院，是唐代官方的藏书、校书机构。

到了唐末、五代，不少学者将自己读书、藏书的场所也命名为书院，并招收学生，才逐渐衍生为教育机构。邺侯书院即唐代邺侯李泌读书藏书之所，韩愈有诗句说“邺侯家多书，架插三万轴”。

唐代以后，书院的发展曾几度沉浮。可以说，中国书院发端于唐代，兴盛于宋代，在明清时期又几经波澜。在发展传播过程中，书院逐渐从地方扩展到全国，后来传到邻邦日本、韩国、东南亚，再后来又远渡重洋，发展到欧美。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宣布改书院为学堂，中国传统书院从制度层面消失，结束了坎坷的千年生涯。

我在中国书院博物馆里行走，“千年弦歌”“书院教育”“书院学术”“书院祭祀”“书院藏书与刻书”等展厅，通过珍贵的展陈传递出厚重的历史感。千年文脉绵延，我仿佛看到了书院的煌煌历史，仿佛听到了士子的朗朗书声，仿佛闻到了古卷的淡淡墨香。

我无法回到1167年，在湖南岳麓书院欣赏南宋理学家朱熹与岳麓书院掌教张栻的讲学论道。但我知道，开创了中国书院史上不同学派间会讲先河的“朱张会讲”，早已成为千古美谈；

我无法回到1181年，在江西白鹿洞书院聆听陆九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主旨演讲。但我知道，那场演讲令诸生感动流涕，其影响完全可以与“朱张会讲”相媲美，连与他有理论分歧的朱熹都亲自撰写跋语，刻成的《二贤洞教》碑就耸立眼前；

白鹿洞之会与《二贤洞教》碑。刘柯/摄

我无法穿越到1561年的古朝鲜，那一年，有“朝鲜朱熹”之称的李朝儒学家李滉建了一座陶山书院，成为古朝鲜最著名的书院。他进献给李朝朝廷的《圣学十图》，融汇了我国宋明理学的精髓；

我无法回到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亲睹状元赵秉忠的风采，但我看到他的殿试复印卷，字迹工整的馆阁体小楷，全文2460个字无一笔误，“第一甲第一名”的御批朱书，怎不令人称赞艳羡；

……

状元赵秉忠殿试复印卷。刘柯/摄

我看到了。我看到清末水师统帅彭玉麟款的铜笔洗，做工那么精美，笔洗外侧的梅花图和行书诗句，依稀可辨。我看到古代应试教材，“进士”“魁元”等各类匾额教条；看到珍贵古籍，文房四宝；看到北宋真宗亲笔题写的“岳麓书院”石碑，看到明万历朱应台镌朱文公先生真像碑拓和清代朱子造像；还看到东林书院丽泽堂、陶山书院典教堂、白鹿洞书院明伦堂、清代学海堂的复原场景……

陶山书院典教堂复原场景。朱敏/摄

在中国书院博物馆里，他们静默无声，古朴庄重，却散发着让文人学子无法抗拒的魅力。书香四溢啊，那些披在他们身上的旧时光。

书院精神，心灵绿荫

千百年来，中国书院兼顾文化传播与人格冶炼，既有国学底蕴的根，也有民族精神的魂。多少仁人志士在此寒窗苦读，心忧天下。

那时的学子，每日读的什么书，上的什么课，考的什么卷，论的什么道？徜徉于中国书院博物馆，我从一页页泛黄的古籍中窥斑见豹，书院师生们的日常变得生动鲜活，仿若声萦耳畔，触目可及。

中国古代教育机构大致分为三类，一曰官学，二曰私学，三曰书院，鼎足而三，支撑起中国古代社会的教育事业。私塾水平略低，官学不接地气，非官非私、亦官亦私的书院，集人才培养、学术研究、藏书刻书、祭祀功能于一体，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宋代以来，人才培养成为书院的规制之一。书院以其独特的教学方法，相对完善的教学管理体制，造就了大批栋梁之才。

作为中国传统儒家传道授业的“大学”之地，书院的教学内容涵盖了经史、文学、制艺等多方面，虽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但儒学必不可少。“仕为国之贵，儒者席上珍”一联，便充分彰显出儒学的尊崇地位。馆藏朱熹《朱子语类》、解释朱熹《四书集注》的《四书集注直解说约》，都是明清书院教学的重要书目。《朱子语类》全书四十册，一百四十卷，保存完整，是十分珍贵的藏书。

科举考试的八股文、试帖诗和文史知识，也是书院教学的重要内容。中国书院博物馆藏有全国各地书院课卷170余份，清代五华书院董汉章的试卷册页是当时模拟会试的卷子，为现存书院试卷精品。

宋元理学家大多钟情于书院，或创建，或修复，或在书院讲学。王阳明、湛若水等明代学者用书院研究传播心学，清代学者用书院传播研究乾嘉汉学，书院学术得以蓬勃发展。书院祭祀则不仅强化了书院的学统，也涤荡着士子的心灵。

书院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从师不仅学知识，还学做人。师生感情深厚，许多生徒在师长去世后继承师业，自建书院、广招门徒，继续传播、发展师长的学术思想。“程门立雪”的故事广为传颂，杨时身上落满的片片雪花，无不诉说着他对师道的虔诚。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书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学方法。质疑问难、日记教学、优游教学等，既是书院发挥人才培养功能的重要保障，也是书院区别于官学、私学的主要特征之一。

博物馆里，一对父女专注地低声诵读着什么，吸引了我的目光。原来他们在看《朱子读书法》四卷。朱熹弟子将他的思想归纳为“朱子读书法”六条，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这一读书法，至今仍是我们做学问的最好方法。

青年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给予书院教育很高的评价：“一来是师生的感情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

毛泽东、胡适、黄金鳌、朱永新等的论述，概括了“书院精神”的核心要义：学术自由、尊严师道、门户开放、重视德育。这是书院教育不断积淀凝练而成的优良传统结晶，是书院办学传统的灵魂。

岁月如梭，如今大部分书院已不再教书授业，但其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与教化理念，依然如淙淙流水，滋养文化的血脉，贡献生活的智慧，撑起心灵的绿荫。

步入现代社会，各地书院进行了多样化的探索与尝试——国学论坛、新生会讲、经典诵读、课外拓展、网络传播……与其它文化生命体交流互动、相谐相生。岳麓书院也在探索大学书院制，致力于新时代“经世致用”领军人才培养，让书院这一历史瑰宝焕发新的活力。

我的耳畔又响起“横渠先生”张载的那句金玉良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那是书院的情怀，也是书院的追求，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朱敏，中南大学传播学硕士，主任记者，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湖南省作协会员，长沙市作协理事，长沙市文联网络文艺发展中心文学编辑。主流媒体工作十年，在报纸及新媒体上撰写消息、通讯、专栏、专版稿件万余篇，累计数百万字。在《中国戏剧》《光明日报》《中国艺术报》《文艺报》《湖南日报》《长沙晚报》等媒体平台发表文艺评论、报告文学、散文等40余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