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入现实与冒险精神

——读严彬近期小说

文/郑斯扬

在我们开始谈论严彬近期小说创作之前，必须要先来说说他的诗歌。这是因为他率先以诗人身份获得文学声誉，诗作具有很强的个人特色。霍俊明就曾以“双生”之名概括严彬的诗歌和“诗人形象”，[1]他认为，一方面严彬用孤独悲戚制造戏剧化的情绪；另一方面又用病态吊诡的语言传情达意。诗人西娃认为，严彬诗歌叙述基本依靠着情绪流和意识流在推动。这些气息把他的文本从其他文本里分离出来，从而有着很个人的辨识度。[2]彭敏则说：“他使用口语时的清逸、自如，他传达经验时的直接、有力，都借助贯穿的情绪之火熬制得恰到好处”。[3]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以后严彬创作中柔弱的一面缓缓淡去，内心多了对严肃话题的兴趣。诗歌《飞鸟》和《长尾雀》触及“战争与和平”的主题，希望为历史描绘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图画。他以转瞬即逝的长尾雀提醒人们要捍卫自己的民族、信仰和文化。他关于历史的书写，同时就是关于他自己诗歌情绪化的重要反思。这意味着他已经开始注重创作的理性意识，似乎在调整创作方向。

与诗歌相比，严彬近期的几篇小说对情绪的利用表现得更加巧妙和不露声色。他通过模糊的感觉传递隐匿不现的内在经验，并在不断地审视和理解中改变它的状态，使内心的陌异感与理性思考相关联，于是以乌鸫、鸟鸣和旅游家开篇的故事在阅读中演变为对灵魂、生命、真相的探索。在我看来，他是有意培养一种敏感的洞察力和边缘经验，在呈示和显现之间淡化逻辑、强化感受，并在不知不觉中加深人们的领悟和思考。

小说《乌鸫》呼应了诗歌《伐木、鸟语和墓志铭》中对个人和世界关系的描写，表现了一个作家所经历的精神焦虑。小说里，创作上频频失败的作家，与被养在鸟笼里的乌鸫一样，都在经历一场难以摆脱的危机。作家痴迷地想进入一只乌鸫的体内，获取另一种生命经验。他膜拜乌鸫群里的头鸟、渴望掌握乌鸫的语言，一心想看乌鸫所见及的世界。他焦虑地创作着，探索鸟类种种细微的地方。严彬组织了一场异乎寻常的内在想象，并聚焦到由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法国史学家米诗莱所写的乌鸫的故事，他故意在叙事中留下悬念，留给读者去思考乌鸫是如何看待人和世界。这样一个思考的过程自然要求读者投入时间和注意力，那么阅读本身就引起了渴望、探索和幻觉。故事中的作家描画了乌鸫的两种生存情景：成群的乌鸫在森林上空自由飞翔，他们穿过丛林、越过山脉，完成交配、繁育和迁徙。与此同时，人类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破坏了乌鸫的生活环境，更残忍的是还把一只只乌鸫当作玩物困在晦暗的鸟笼里。人类和乌鸫就此对峙起来，人类也与自私贪婪对立起来。这种对峙使乌鸫痛苦加倍也更让人本身感到窒息。

然而，作家并没有进入乌鸫的心灵内部，他的想象宣告结束，而一只真正的乌鸫在飞行中被猎枪击中，跌落在森林深处。小说从关于什么是灵魂的题记入手，看似晦涩的哲学问题，却在作家的联想中植入了关于乌鸫的故事，随后又摆脱虚幻形式的追问，将乌鸫的死亡和盘托出。乌鸫无路可逃，终被猎杀，而这个结果也撕裂了作家本人的全部设想，他的写作再次失败。严彬通过一种共同的现实，把作家对创作的追求与保护鸟类的生态问题联系起来，指涉人与自然关系的原则和目标。《乌鸫》里的作家随着设想的失败最终给故事画上了句号，伐木者则依然在《伐木、鸟语与墓志铭》中独自生活，他相信他可以慢慢活下去，尽管没有人和他说话，但他可以学会鸟鸣和兽语，继续笑着和哭着。两个人物构成了一组双重图像。然而，《乌鸫》并没有加持伐木者的信心，而是通过各种联系甚至是有些毫无逻辑的人物（当天见到的十几个人物，黑衣红唇美少女……），把人类和乌鸫的关系模糊化，勾勒了一个陌生、互不关心的世界。结尾处作家颓丧的模样，与他在构想时那副信誓旦旦的样子相映衬，反映了同一个人截然不同的两面。相比诗歌里的伐木者，故事中的作家既不依赖自然也不尊重自然，他一再地陷入自我想象的局限或空白之中，距离真实的乌鸫越来越远。

小说《乌鸫》表现了人类对于自然不屑一顾的态度，以及他们内心对自己的讥讽与沮丧。同时也显现了严彬在写作技巧上的冒险，他更多借助的是相互结合的形象或意象，叙事不再像诗歌那样过多依赖分裂甚至吊诡的病疾气息与戏剧结构。可以看到，他就是要以孤立无援的探索形式改变自己一贯的叙事方式。他增加想象的艺术内容，扩大人和其他生物沟通的可能，以此引起人们对他思考逻辑的关注。当然，这带来了他思考的路径信息，也带来了新颖的表现方式。

《不存在的旅游家》描述了一个无法实现的出版计划。三个文化人借着醉意高谈阔论，想象着可以合力打造真人版的旅游故事书。然而，这个所谓的“真人”则是虚构出的无名无姓的“游侠”。为了让旅游故事书生动有趣，策划者试图从全国大型征文中筛选出有趣的文化旅游故事，然后再一一进行改编，最后嫁接在虚构的“游侠”身上，让他以亲历者的身份讲述那些惊险刺激、乐趣十足的旅游故事。严彬从隐晦的视角曝光当前旅游文化资源开发和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当前为了激发旅游业的活力，旅游项目紧抓游客的情感体验，对传统色彩浓郁的历史文明不够尊重和重视，对科技在旅游文化开发中的应用不够关注和关心。在细节处理上，他将戏剧性人物堂吉诃德放在小说叙事的中心，将三个文化人的异想天开编织起来，将矛头指向沉迷在旅游文化幻想中的工作者和企业。如果说堂吉诃德把骑士制度、骑士精神漫画化，那么依靠文化嫁接和凭空想象创造出来的旅游业，必然会给社会带来文化污染，而这是不道德的。

人们可以从这几部创作中看到严彬介入社会问题的能力，这种介入通过情节和细节的设计传递思想——既有创新性，也让严彬从此前孤独压抑的诗人形象中缓缓走出。在我看来，《乌鸫》比另外两篇小说更有设计感，更能刺激读者的想象。它所要唤引读者的，是人类与乌鸫共存的境界。为了表现这种题材的陌生化，严彬将那些微不足道的人物纳入创作，在看似不合逻辑的事件中重新确定作家和乌鸫的关系，让混乱的关系看起来有趣，于是新奇的构思和写作技巧便让读者忘不掉了。

《乌鸫》很可能只是严彬近期小说创作的一个开端，他冒险的观念连同内在经验在小说中逐步被放大。此前严彬的写作更多依靠情绪和意识流来推动，尽管具有个人辨识度，但隐含的潜力还没能开启冒险精神。许多人看严彬的诗歌是轻颓的、压抑的、面目怪异的，但小说中的严彬则是严肃的、冷静的、面容清晰的。如果说诗歌里的严彬具有绝对的中心位置，那么小说里的严彬必须要四处寻找灵感和构思。他既要介入现实社会，又不能让写作停留在规范中。从一只乌鸫鸟写到人与自然的共通性、从鸟鸣写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从虚构的“游侠”写到人的真诚与道德，总之，这便是严彬近期写作上的进展。他的尝试和变化象征性地说明他正在追求的东西。如果说这是一个新起点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创作又会是什么样呢？

注释：

[1][4]霍俊明：《“双生”：太宰治的脸，或孔雀肺》，见严彬：《大师的葬礼》，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版。

[2]西娃：《所有的人都会死在自己的床上——评严彬诗》，《雪莲》2016年第10期。

[3]严彬：《献给好人的鸣奏曲（代后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版，第148页。

（作者单位：福建省社科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