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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长沙之湘江夜话（二）

文/王丽莎

1849年冬，在告老还乡回福州途中，身体欠安的林则徐已在南昌百花洲养病40余天，也许是预感自己此后再无机会西行，而新疆之国事还未找到所托之人，因此不顾身体抱恙，在儿子的陪同下特意乘船逆流而上，因为他要到长沙见一个人，此人正是左宗棠。

年底，林则徐的官船抵达长沙，停靠在湘江岸边，长沙城内文武官员得知这个消息后，极为轰动，奔走相告，争相拜见这位名满天下的禁烟英雄，一时间湘江岸边，轿马云盖，人声鼎沸。然林则徐吩咐随从，除了左宗棠，其他人一概挡驾。

远在湘阴柳庄的左宗棠收到林则徐的邀约时，内心也是激动万分，马不停蹄赶往长沙，下午四时许，左宗棠到达岸边，林则徐亲自到船头迎接，左宗棠急忙上船，不料一脚踏空，竟掉入水中，随从们连忙拉起，林则徐笑道：此为君之见面礼乎？左宗棠应声而答：他人敬公，五体投地，晚生敬公，五体投水。两人相视一笑，林则徐遂命人将船停靠在湘江西岸岳麓山下一僻静处，备上酒菜，与左宗棠彻夜长谈。

左宗棠为何受到林则徐如此高的礼遇？这里不得不提到四个人，陶澍、胡林翼这对岳父与女婿，和贺长龄、贺熙龄这对亲兄弟。这四人都是左宗棠的大贵人，陶澍、贺熙龄后来都与左宗棠结为了儿女亲家，他们都与林则徐同朝为官，都向林则徐大力推荐过左宗棠。

陶澍是清朝第一位官至两江总督的湖南人，政绩斐然，被称为“晚清人才第一”。陶澍也是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思想的奠基者，并且以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为立足点，在湖南士子与读书人心目中竖起了“经世致用”的大旗。先后举荐、提拔、培养了大批人才，引导和推动了湖南近现代150年来人才群体的整体崛起，尤其是对近代湖南军事人才辈出的局面正面影响极大，被誉为第一功臣与推手。陶澍他常常识人辨人于微末未起之时，他发掘胡林翼于7岁孩童期，赏识左宗棠于教书先生，察魏源于微若尘土，提携林则徐于禁烟之前。且他身边团结了一大批如贺长龄、林则徐、龚自珍、邓廷桢等当世精英人杰。因此，他被张之洞誉为道光以来全国人才的“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著名清史学家萧一山认为：不有陶澍之提拔，则湖南人才不能蔚起；是国藩之成就，亦赖陶澍之喤引尔。

而胡林翼则是清后期军政重臣，湘军重要首领，可惜50岁在平定太平军，攻打安庆战役时，原本对平定太平军胸有成竹的胡林翼，忽然见到两艘英国轮船在长江横冲直撞，掀起的巨浪瞬间将江上的小渔船都掀翻，速度之快，非寻常风帆所能及，胡林翼见此，气急攻心，“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不久后咳血去世。胡林翼之所以因两艘英国轮船而大恸呕血，其实是对清朝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的一种忧惧。

近代史上的两大政治巨人蒋介石和毛泽东都钦慕胡林翼，如蒋介石在《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序》中说，对比曾、胡、左文集，“不禁而叹胡林翼之才识略见”，“确高出一世”。而他在1922年4月11日在日记中写道：“崇拜胡公之心，过于曾公矣！”而毛泽东字润之（芝），源自胡林翼号润芝，因为杨昌济给了他一部《胡文忠公全集》去读，读后产生仰慕之情，于是杨昌济为他改名“润芝”。前者把《曾胡治兵语录》当做黄埔军校教材，而后者将其作为八路军军事教材。

贺长龄，贺熙龄两兄弟是长沙人，都是嘉庆年间进士，经世学派代表人物，贺长龄曾辅佐陶澍创行海运，是陶澍的得力助手，官至总督；贺熙龄曾任山东道监察御史，长沙城南书院山长(相当于今天的院长)，并与当时的湖南巡抚吴荣光一起在岳麓书院倡立湘水校经堂，专门用来招收一些富有才华而经济条件又比较窘迫的儒生，教授经世之书，以征诸实用，培养的著名学生有左宗棠、郭嵩焘等，左宗棠从城南书院转入湘水校经堂后的第一年，更是连考了7个第一，深得吴荣光喜爱，在左宗棠二次进京参加会试，因为名额问题铩羽而归后，吴荣光推荐左宗棠去长沙府所辖的渌江书院担任山长，这也为后来与陶澍的第一次见面埋下了伏笔。贺长龄主持纂辑《皇朝经世文编》120卷，并将这本书赠予17岁时在长沙城南书院求学的左宗棠，这本书收集了清初至当时有关“经世致用”的文章，如地理、水利、军事、农业、海事等，在当时影响巨大。左宗棠如获至宝，认真阅读。贺长龄还将官私藏书借给他，并亲自取书，“数数登降，不以为烦”；是左宗棠人生中第一位导师，后让其弟弟贺熙龄辅佐其读书，也是贺熙龄最得意的门生，贺熙龄临终遗言，将自己的满女嫁左宗棠刚出生不久的长子孝威。贺长龄曾欣慰地对左宗棠说：“天将降大任于君矣，望季高笃志践行之！”，并对18岁的左宗棠以“国士”相称，左宗棠对于贺长龄给予自己的礼遇和培养怀有无限的感恩之情，后来在与友人谭文卿的信中写道：“藕耕先生实嘉、道两朝名臣，学术之醇正，心地之光明，一时仅见。弟于长沙久亲教益，于先生政学颇有所窥，谬蒙国士见待，铭感胸臆。”左宗棠后世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与他年少时期在长沙岳麓书院的湘水校经堂、城南书院博览群书，打下扎实的文化功底，不无关系。

那这四个人之间又是怎样的机缘巧合呢？1818年，陶澍任职结束返京途中顺道回湘省亲，在好友胡达源(嘉庆朝殿试一甲探花)家中，陶澍见到年方7岁跟着爷爷读书编县志的胡林翼，便询问他都读了哪些书，然后又出了几句上联，谁知胡林翼竟然都对答如流，因此被陶澍“惊为伟器”。陶澍当场让自己5岁的女儿跟7岁的胡林翼定下了娃娃亲。后来，陶澍还一直为其延师着力培养，9岁时带到北京让胡达源亲自教导，胡林翼也终成大器。

1833年，21岁的左宗棠第一次去北京参加会试，去之前，想起他的父亲左观澜临终前经常提到的早年曾一同在岳麓书院读书的好朋友胡达源(胡达源40岁时参加科举中了一甲探花，时已任少詹事)，因此，左宗棠一到北京就前去拜访这位世伯。胡达源看到故友的儿子非常高兴，便命人将自己的儿子胡林翼请了出来。

可能冥冥中就是有命运的安排，左宗棠这个人经常爱和人抬杠，但和这个同年出生，只长他四个月的兄长却异常谈得来。两人互相欣赏，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成为生死之交，后来胡林翼推荐左宗棠担任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僚时，没有房子居住，胡林翼与骆秉章凑了1000两银子，在长沙司马桥买了一栋房子送给左宗棠，也就是今天的蔡锷中路那一带，左宗棠对这处宅子非常喜欢，原本是上门女婿的左宗棠携家带口从湘阴迁往省城长沙，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敝居旧为辛稼轩帅潭时练兵故地，寨曰飞虎、桥曰司马，因其遗迹名之。咸丰七、八年，弟由柳庄移家长沙，骆、胡两文忠醵金五百购得之。虽近城市，却似乡村，种蔬数十畦、养鱼数百尾，差足自给。”

司马桥故居初建时，只有两进房子。扩建之后，南起司马里，北至三公里，一带高墙，占据了司马桥半边街，成了一座大宅院。左宗棠有四个儿子，孝威、孝宽、孝勋、孝同。他去世后，四房子孙分居在这座宅院里。整幢宅院由南而北有三座大门。可惜1938年，因为一场“文夕大火”毁于一旦。长沙也因为这场大火，成为了二战时期损毁最严重的城市，其带来的历史文化价值的损毁无法估量。胡林翼还凭借自己广阔的人脉圈，曾七荐左宗棠。这一年会试，胡林翼和左宗棠都落榜了，于是两人又一起考第二次，最终还是都落榜了，不过这一次左宗棠发挥得很好，本来考了湖南第15名，正好录取到第15名可以参加殿试，结果考官发现湖北籍考生少录了1个，就把这个名额给了湖北，左宗棠又遗憾落榜，然后胡林翼考了第三次，一举高中，左宗棠因为第二次科考受了气，发誓再也不参加科举，回到湖南，在湖南巡抚吴荣光的推荐下受聘为渌江书院山长。

有意思的是，1874年，已经身为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又出了一张“怪牌”。当年，适逢朝廷举行三年一度的会试。左宗棠奏报朝廷，请求辞去陕甘总督的职务，原因是要进京参加会试。这个举动，让慈禧太后、慈安太后和军机处的军机大臣们都为难了。后人分析，左宗棠同时代的名臣们几乎都有一块响当当的进士招牌——胡林翼是进士，曾国藩是进士，郭嵩焘是进士，沈葆桢是进士……就连因为收复新疆问题与他素有仇怨的李鸿章，都是进士。李鸿章还经常用他不是进士这一点，来挤兑他。李鸿章曾经对人说：“刘仲璟说燕王百年后，逃不过一个‘篡’字。我说左公百年后，逃过了一个‘文’字。”因为在清朝，“文”字级别的谥号属于高等级，只有大学士以上的大臣才会被赐“文”字级别的谥号。

按常理，左宗棠没有考取进士功名，不是大学士，自然而然就与“文”字级别的谥号无缘了。这一要求让军机处的军机大臣很头疼。如果让左宗棠参加了会试，就必须让他高中状元，否则的话，堂堂一品大员，陕甘总督都考不好科举，岂不是证明科举是失败的？但是，左宗棠年轻时都没有考上进士，现在已经62岁了，怎么可能考得过一帮一心准备考试的年轻人？唯一的办法就是大家一起帮左宗棠作弊。可这样一来，科举考试的权威性又体现在哪里？最后，还是慈禧太后出面解决了这个问题。慈禧太后下了一道谕旨，特赐左宗棠同进士出身，并升为东阁大学士。有了进士身份后，左宗棠高高兴兴地抬棺西征了，万一真的战死沙场，这也算了了左宗棠一块心病了，这也就是左宗棠虽然是屡立奇功的杰出统帅，病逝后，负责拟定谥号的大臣原本给出的四个备选谥号是“文勇”“忠勇”“威勇”“恭勇”，最后都被慈禧否定的主要原因，左宗棠终得谥号“文襄”，其墓地位于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白竹村，从长沙县黄兴镇过东山大桥，南行约2公里， 即可见公路边的“重修左宗棠墓碑记”。从碑后登数十级石阶，“清太傅大学士恪靖侯左文襄公之墓”便跃入眼帘。当然这是后话。

1836年9月，回到湖南出任渌江书院山长的左宗棠迎来了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刻，两江总督陶澍借阅兵江西之便，顺道回湖南安化省亲，途经醴陵，县令安排陶澍入住渌江书院，并让左宗棠写一副对联以示欢迎。于是左宗棠在渌江书院进门处挂上了一副对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上联选取了陶澍一生最为得意之事：道光十五年11月到12月的不到一月时间内，道光帝在养心殿东暖阁召见陶澍14次，并为其少年读书之所“印心石屋”两次御笔亲题大、小匾额。“廿载是以时间状空间，因二十年来，陶澍已是纵横南北、驰骋东西，功勋卓著。下联首句“大江流日夜”截自南北朝谢朓的诗句“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此一句，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苏轼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此时此刻，“大江东去”之所，正是陶澍所督之处——江南省(今江苏、安徽、上海)和江西省，是把陶澍赞为“千古风流人物”。“八州子弟”取自晋代陶渊明的曾祖父掌督八州军事的典故，引出陶澍远祖的光荣历史，陶澍自称为晋代陶侃、陶渊明之后，陶渊明的第三子陶份居于江西都昌，其后代子孙中有一支迁居江西吉安，至五代后唐时，陶份后裔陶升迁湖南安化茅坪、小淹等地，支族繁衍，陶升成为湖南资江陶姓的始祖。同时“八州子弟”更多的是一种借代，既是指无数湖湘子弟，更是左宗棠自己。“翘首”既表达对陶澍的敬仰，也将自己渴望急切之情表露无遗。此联寥寥26个字，将陶澍及祖先历史、荣耀全部囊括，颂扬与敬仰之情融于其中。整副对联，字字关联陶澍。上联以情胜，直击柔软心尖；下联以气胜，让人无法婉拒。

很多人说正是这幅对联打动了陶澍，陶澍询问县令这幅对联是谁写的，并由此发现了左宗棠，两人当晚便在渌江书院畅谈至深夜，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陶澍被这位年轻人的学识、谈吐、见解深深打动，并对左宗棠寄予厚望，当即约定第二年左宗棠再去北京参加会议后，一定要去陶澍在南京的府邸做客，此时陶澍心里便萌生了将自己唯一的幼子陶桄与左宗棠长女联姻，结为亲家的想法，后来左宗棠也的确没有辜负陶澍，在陶澍去世后，左宗棠一心教导陶澍幼子直至抚养成人。笔者查询了大量史料，对陶澍单单因为这幅对联才偶然发现左宗棠持不同看法，笔者认为，陶澍应该早就从女婿胡林翼，和得力下属贺长龄、贺熙龄那里听闻过左宗棠的才干，直至此次见面交谈，才发现果然名不虚传。并且这一次会面，看似偶然，实则是胡林翼等贵人精心运作才促成此次会面，胡林翼从小被陶澍带在身边教养，也已经养成了和岳父一样善于挖掘人才、举荐人才的秉性。

史实脉络铺垫到这里，想必大家心目中对第一个问题都有了基本答案了，左宗棠为何受到林则徐如此高的礼遇？不难明白，是女婿胡林翼、和得力下属贺长龄、贺熙林两兄弟先向陶澍极力推荐过左宗棠，而后陶澍和胡林翼、贺长龄又一起都向林则徐极力推荐了左宗棠，其中陶澍作为林则徐的老上级，屡次提携林则徐，对林则徐有知遇之恩，他的推荐应该是起关键作用的。

回看左宗棠在人生中至暗时刻，数次得到多名贵人的提携帮助对后世的我们也有着很深的启发，一是当人处于逆境时，一定要守得住宁静，宁静而致远，厚积而薄发，因为机会总是给准备好的人，当机会来临时，不要让自己因为没有做好准备而遗憾。二是才华与人品并重，光有才华，没有人品走不长远，更高层的贵人，更看中的是一个人的人品。从湘江夜话30年后，左宗棠还能守住对林则徐的承诺这一点来看，陶澍，胡林翼，林则徐都没有看错人，左宗棠没有辜负30年前恩师林则徐以宏志相托。三是一个人任何时候，都要多读书，而且要博览群书，而不是功利性的读书，左宗棠的科举经历难以与湖南前辈和同辈精英相比，但左宗棠的阅读履历非常光鲜，他三岁随祖父左人锦在湘阴家中读书，五岁读《论语》《孟子》，十七岁熟读《皇朝经世文编》，十八岁将贺长龄家所藏官私图书全部阅读，十九岁在长沙城南书院从贺熙龄研习“义理经世之学”，二十四岁研究地理，绘制全国各省地图，二十八岁遍读陶澍家的藏书，研读“昔日海防记载”。他阅读的书籍涉及军事、经济、水利、历史、地理等多个领域。当时读书士人但知举业，见左宗棠“好此等书，莫不窃笑，以为无所用之”。但广泛的学习也使左宗棠“博学于文”“经世致用”，凡是有识之士与他交谈之后，莫不倾心，目为“国士”。四是，年轻人一定要树立宏伟的志向。志向远大的人心力强大，心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心态，心力高，也就是心态好，不管遇到什么挫折都不会意志消沉，也就不会得我们今天所说的抑郁症，焦虑症。左宗棠两次进京赶考落榜，回到入赘的丈母娘家，难免被人议论嘲笑，于是在门口挂一副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以明心志，后来更是写对联一副“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左宗棠开始自比今亮，甚至扬言“今亮或胜古亮”，大有“治国平天下，舍我其谁”的勇气。正是这种远大的志向与抱负，才使左宗棠虽历经坎坷仍然大器晚成。

如今我们在长沙已难以寻觅当年林则徐与左宗棠湘江夜话的准确位置，左宗棠发家后定居在长沙，占据了司马桥半边街的大宅院也荡然无存，唯有长沙市开福区西园北里的左宗棠祠堂和跳马镇白竹村的左宗棠墓可以凭吊纪念，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文中已经提到过的“文夕大火”，那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场大火，竟让长沙成为整个二战时期损毁最严重的城市呢？且听下回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