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歌的方向

文/李盛

理解生活就是生活的至善，诗歌的最高境界就是说出诸神的语言。

一一一美-乔治·桑塔亚纳

题目很大，但又很小。依生活的经验，我们不妨从眼前一个镜头切入，即手中镜头指定的方向，并由此摄入的画面：远与近，光与色，动与静，言说与暗示，镜中境界，艺术便由此产生了。这便是我要与之讨论的诗歌方向，我的几个基本观点。

一、诗镜像切入与取貌摄魂。选择类于前人所谓的“诗中画，画中诗”。镜中惊魂时刻，美的探险与愉悦，更多是难以言说的微妙。换言之，于一首诗的呈现，亦是对这种微妙与愉悦把握精准的扫描，情怀真挚的释放，以及某种反复窥视的欲望；或置身摹仿间冲动。如果说取镜之功能在摄魂，达意之功能则在感同身受之体会。于咫尺之间，或者说百十个字之间，除了方向这个根本性的前提，它发生在怎样的背景和条件下，必具那些艺术合成要素，又是怎样把它呈现的，隐藏其中的秘诀是什么？就尤令人神往了。倘若就一件作品来探讨，无论它是古体诗近体诗还是现代新诗，是几行十几行或者几十行，依通常的写作体验，汉文字一字一义，朴素的象形思维，会呈现清晰的事物态轮廓，这种由兴之所至，遴选组合的思绪，将牵引我们浸润其中。于潜意识上，你只需稍作回顾与梳理，追索传递的意义，它不仅人情练达，文理充分；经得起反复吟诵，其音声和谐，心中渣滓尽去，遂产生愉悦之情，会心之笑。恍然觉悟，它的存在与发生发展，与我们爱美向善求真的追问多么相近，且形成互为观照。

反之，由方向的差异，可能在一开始它就错了，譬如方向上的背道而驰，文字表达上的硬伤，或自以为是的认知，唠唠叨叨着个人的痛痒，又或者以偏概全，择取极端，一次哗众取宠式的搏彩。引用美国桂冠诗人弗罗斯特《没有走的路》，就是一个极好的比喻。它讲述的是一次旅行，摆在前方树林里出现二条岔道，似有人走过或无人走过，于落叶纷纷中，令人踌躇不已。而选择在一念之差，终致因果迥异，诗人因此发出深深的叹息。由这条《没有走的路》，联想我们的现实人生，面临多少这样或那样的选择，留下多少深刻的经验教训。是的，诗，不可回避这样一种带方向性的选择、或因果关系的互鉴。当我们努力求解它的时候，恰恰艺术的魅力由此而彰显。如传统诗学之问，是缘于情（博爱之情）吗？是言于志（情感、愿望，生命生存的思考）吗？回答多是肯定的。缘于这情和志，通过艺术的或戏剧性的手法加以表现，诗才得以“伸展同情，扩充想象，增加对人情物理的深广真确认识”（朱光潜语），我们躁动的情绪会因此平静下来，会因此理性起来，强大起来。诗与人也因此互为因果转换：唉，现实是这样的，可我们的人生可以是那样的。虽多有遗憾，希望总是那么美好。

人终究是有情动物。所谓“触物发声，天机自动”，确是缘我有情，有智识，七情六欲皆全；确是缘我在俗世中，敏感了一点，多情了一点。在众多的读本里，近体诗人们尝谈及他们的创作经验，认识与发现。诗在南山下的自由劳动；在坎坷的仕宦生涯；在人生羁旅中，在灞桥风雪与潇湘暮雨里；更在普罗大众的日常用间；总之是如人生的种种际遇。而这一切的产生皆及于事物，就好比工业触媒，在高温下促使不同物质发生化合反应，生成我们需要的新物质。依写作经验，每首诗都有一个故事（触媒）作背景，有我在，是我因事物兴感。有时我不一定在事物中，但我绝不能处之事物外；我不会把事物照搬着写下来，诗的本质不是叙事。但我必须以此事物彼事物为观照，从上下左右前后，甚至跳出圈子来，观察、追问、明辨；而后抒发我的主观认识感受（让触媒发生反应），用语言表达我的内心波澜。从某种意义讲，这种主观认识，是一次理解加深的过程，更显示一种个人的认识道德。大多数时候，这个我是隐性的存在。但很多时候，我们又总是被事物牵住，把诗性的写作沦为叙述，写成事件新闻或者产品说明书。往往也正是这种新闻质地的叙述性的语言，把写作的方向带偏，让诗性语言丧失，诗的闪光点屏蔽，而沦为散漫的流水文本。

二、情感诉求与生活责任担当。诉求是一种生活态度。于动情时刻，用一句时髦话概括就是：你觉得你的人生值得。人生而有情义在；而有情有义的诗，才可以称之曰诗。那么，何谓情呢？是有爱心；何谓义呢？在利它人。所以，我们又说，衡量真诗假诗非诗的标准，在于情真见实，在于有情言说与有情传递，在于是不是利它人。通常说的，你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

基于情与义两个字上的理解，实在是对诗生活的理解。理解是一门学问。单就诗意生活，我们汉民族最讲究，又最具体。尽管每个人的生活可能不一样。从日常生活吃住行始数起，任取那一样都丰富多彩，有滋有味，甚至精雕细琢，别具一番诗意，令人难忘。因此，又有行胜于言一说。然诗终究是一门语言艺术。“言欲层深，语欲浑成”，精致的语言是根本属性，处处附着你对生活的深刻理解，新事物的全新认识与发现，随着你的真情实感而流动，引领读者并更新他们的认识发现：它是有趣味的，更是有情的；是合乎事物生存、存在发展逻辑的，是大家息息相通的，可以接受（或不可以接受）的。诗人有时候真的像一个先知。于中西方经典读本里，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相对应的答案。曾几何时，诗在“阳春白雪”，可以是一件宫廷游戏的“郁轮袍”。在“下里巴人”，是一个妪婆的视角（白居易故事），是它生活中的日常用（吃喝拉撒），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这一点，古诗人做出了榜样。今天仍然是有效的。因为诗在日常用间，诗的方向始终面向生活，贴近生活，亲拊着我们的人生。

诗到了现代，于我们的发声，借助网络实现了互联互通，情感流量不仅快捷，发散面更大。它不同于过去的道阻且长，不同于过去仅仅属于上流社会，知识阶层，或某个小众圈子。这正是百年新诗改造运动的梦想，即是科学与民主的梦想，构建你与我的有情人生，有情社会。前者在生产力的极大解放，后者在自由民主的唤醒，在整个民族人性改造与净化，培育公民意识。正如传统读本《大学》开篇，开宗明义，在作“新民”，其主张与传统诗教，兴观群怨，一脉相承。如果仔细观照百多年来，新诗的社会实践与发生发展过程，诗人和诗歌脱离人民群众，抛弃人性的改造与净化功能，忘记责任与担当。这样的诗歌是没有出路的，甚至无效的。于认识道德上讲，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是一个诗人的坐标（方向）。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则是检校一个诗人，去改造社会，净化人性的标尺。

我们不妨回顾激情燃烧的年代，诗的担当与责任，凝聚人心力量产生的伟力；也不妨回顾动乱的年代，荒唐的诗歌运动，假大空的文风，对社会的破坏，人性的伤害，对道德的摧残，种种畸零的世相。

第三，新形式自觉与“无用之用”修正。首先，我们得承认，现代新诗是一个时代创新发展的必然进程。回顾审视这一百多年来，各种流派与主张，实验与实践，实无可厚非。因为无论纵向横向看，自诗经以降，诗歌就经历形式、内容风格各种嬗变。经典是过去，也是现在。传承与创新的命题，总是循环往复中吐故纳新。比如当下，我们是继承诗人的创新精神？还是复古诗人留下的语言模式？许多争论，难免有过犹不及的嫌疑。事实是，无论古诗近体诗，就经历了四言五言七言乃至十余言的更替，这些更替，总是反映着不同时代社会进步。

每当人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有更多新的体验与实践，语言创新与语言扩容，是自然而然之中必要发生的事情了。只是相较于农耕时代，这个发生发展的过程相对缓慢。进入近现代，是科学民主的伟力把它快速推进，就好比蒸汽机之于手推车；文言文之于大白话。所以，我们又把它归之曰时代潮流的产物。客观事实是，任何时代潮流总是泥沙俱下的，尤其是操之过急过猛的革命所造成的断裂，这种在文化传统传承上的内伤显而易见。于主观上，我们该怎样去认识反省，去弥补我们的这一短板？尤其在传统传承的认识上，于文化精神上，努力克服“抛却自家万卷藏，持钵沿街效贫儿”（王士祯语）的伛偻病，尤为紧要。修正我们的文化自信，修正创新上的认识，虚心接受读者的批评意见，勇敢面对现实面对广大读者。 

“先读它一百遍”（弗罗斯特语）。自信的标准同样是检验的标准。相信通过我的你的、大家的阅读真实而有效；相信那件名实相符的“郁轮袍”；更相信一个妪婆的诗观。就譬如我们重读李白诗杜甫诗陶渊明诗，即是过去千百年，它一下能把我们吸引住，而你也会触摸到那个时代的温凉！因为那些生活情感经历，饱含人情世故的经验总结；你还会发现，在它们的诗中，无论叙事，点景，言情，论心，对现实的介入，都有个我在。它用情专一，不说假话，更无名利之心，以修辞立其诚自许，与语言的失真，世间的腐败形同冰碳。写作的动机，更不是无心得来，不是有心刻意求之，处处见得着真实性情，见得着个人的认识与学问；是处处“印心而出”。于潜移默化中，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规范我们的行为，彰显“无用之用”的真实功效。说到底，诗，又是诗人们毕其一生上下求索的过程，是他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修炼成长的过程。由此，或许更能进一步修正我们对诗生活与现实的认识，正确辩别那些以颓废，偏激，哗众取宠，偏离真实诉求的倾向；甚至放大矛盾，加载仇恨的危害，并引以为警戒。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们国家进步，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超越任何时代。民生建设，宏基巨构惊天下，譬如高速铁路修建了4万多公里，高速公路8万公里，省级公路160万公里，万里长江上光是大桥建了230多座，诸如三峡巨无霸，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等等；再回顾重大灾难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国家关怀，比照存在的差距，正是我们时代与一代代奋斗者，努力践行并追寻的目标方向。

综上所述，由百多年前新诗与科学民主的引入，在我们这块古老大地上发生发展的进程，让我们看清新诗发展的方向，时代潮流的方向。我们更应该坚定信心。虽说它不够完备，常被人诟病，仅是我们时代发展中的问题，有待我们在发展中加以解决完善。作为诗人，自觉修正诗歌的方向，修正诗歌的认识，才是真正的着力点。

（写于2023年11月23日，2024年8月25日再改。）

李盛，男，湖南平江人。湖南省作协会员，曾在国家省部级报、刊及市级报刊发表作品千余件，多次获奖；另有小部分作品译介国外。著有诗集《劳动者札记》等二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