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关风月的乡土

文/胡晓江

以力气论英雄

在乡村走动，走动得多了，走动得久了，走动得地方宽了，便会听到男人们在老树底下打坐纳凉或喝够了苞谷烧之后的英雄话题。英雄，是实实在在的英雄，但不见经传，亦不见墓铭，只在粗糙的男人的喉舌言谈之间，仿佛他们还活着，就在昨天，就在眼前。乡村的话题很多，也分男女，也分老中青幼。老年人喜好讲古讲鬼讲传奇，中年人多谈生计谈儿女谈庄稼，青年人则谈上城的经历谈打工的遭遇谈美女谈金钱，这是指男性。但在这些有胡子没胡子的男人之中，却有着一个共同的话题——英雄。

猜着谜语、听着故事长大，在鬼怪恐惧烟消云散之后，英雄在我的脑海中顶天立地。乡村英雄很有趣，个性突兀，意气张扬，是类似于张飞、李逵、鲁智深之类的人物，威猛，憨直，力大无比，武功了得且又劫富济贫、菩萨心肠。单是力大一途，便有许多奇闻逸事。比如说某汉子力大，抬棺材出殡时一人抬起了一头，另一头则是八人共抬，本是十六大金刚却成了九大金刚。况且此人牛高马大，抬着棺材时龙骧虎步，后面哭哭啼啼的一大群人则像一群小孩。再比如某人力大，见一小孩落于水碓之下即将被打成肉泥，他飞驰而至，将水碓硬是抬了起来将小孩救出。而那水碓是靠一条三丈宽的小河蓄水推动的，碓下救人的一刹那，其险、其勇、其惊、其力都堪叫绝。每每听到父亲讲起这个故事，我都不寒而栗、肃然起敬。这与汽车下救人、烈马下救人已没有区别。

还有一位乡村英雄，准确地说，他是我的叔父，曾任过人民公社的大队长等职。其英雄事迹有二：一是赤手打死（其实是掐死）过一只尚未成年的豹子，脑袋陷入豹口，而他死死掐住豹子的咽喉滚下了一个山坡。豹子死了，他还活着。二是某水库底部的出水口被堵，水深三丈，人民公社的书记派了多人下去均无功而返，最后派了他。他潜入水底，随着水库堤外出水口咆哮一声，他随着一大堆杂枝乱草与滚滚的洪流一道呼啸而下。这样的险，这样的胆，比驾着汽车飞越黄河更难，比开着飞机穿越天门更难。看着水库被“掏”通了，看着我的叔父还活着，人民公社的书记和堤上的社员哇哇大哭。人们说，要是没有那一堆救命的杂枝乱草，叔父早就被碎成了几段。

乡村英雄，朴素而又亲切，豪爽而又刚烈，是铁铸的，生生的、沉沉的、黑黑的，摔在地上，声音也是闷闷的。他们可以用拳头当铁锤，可以用肩头拉犁耙，可以大大趔趔地与别人豪赌一顿吃下多少猪肉、一餐喝下多少老酒。他们并不骑着黑骏马白骏马，并不会飞檐走壁踏雪无痕，并没有兵书宝剑九月弯刀，并不会吹箫抚琴，也并没有美女投怀送抱，他们是被泥土气息稻菽芬芳淹没的侠客和英雄。他们的个性他们的力（那是男人多么无与伦比的美呀），决定了他们的经历他们的传奇。他们默默无闻，他们像一头头壮实的牛。他们成了男人们永远的话题，成了那些荷锄挑担操犁伐木者的精神伴侣。在山林氤氲的背景下，他们有着部族首领的影子。

学着一句北方人的调侃“别把村长不当官”，我说，哥们，别把乡村英雄不当英雄。

叼着烟的秀才

有点酸、有点辣、有点迂、有点倔，乡村秀才是乡村不拿薪水的文化特使。秀才而沦落乡村，要么就是贫而辍学，要么就是仕而落第，有一些不幸，有一些无奈。

乡村是走不出了，秀才却弄得半个，长叹一声而后结婚生子，日子过得倒也滋润。于是，秀才的本色暴露无遗，满腹的经伦不施展一下便手脚痒痒。于是，老屋场里有了他们走动的身影，上侃天文，下侃地理；婚丧场上有了他们活跃的身影，写对子，当提调。对子不是那么好写的，不念得几句“子曰”提不了笔。拟好了对子，摇头晃脑自吟自唱几遍，满意了，才敢拿去示众。接下来便是将那对子写在红纸上或白纸上。搬来方桌，取来海碗，方桌铺纸，海碗盛墨，旁边必得有里三圈外三圈的围观者。而他，嘴上刁一支香烟，手握三寸狼毫，气沉丹田，运力腕上，颤巍巍，笔走龙蛇。围观者屏声静气，继而发出一声“好”的齐鸣。他心存得意却不露声色，歪头眯眼细观桌上的墨宝，嘴上刁着的香烟已燃去半截。旁有啧啧之声，他亦心如战鼓，轰动效应绝不比明星大腕的签名售书来得逊色，更比那些大官小官的逢场书法要风光几分。提调就更不好当。提调是什么？提调就是总指挥，婚丧场上那么多人，全听他一人的使唤，谁谁谁迎客，谁谁谁烧茶，谁谁谁鸣炮，谁谁谁司席……他一人说了算。章法要好、记性要好，规矩要清、分寸要清，亲朋戚友打点得妥妥帖帖，大事小事安排得稳稳当当，那才叫“高”。便会偶尔听到这样的问答：“几十桌酒席弄得不错，谁的提调呀？”“是戴眼镜的那个老头。”“是他哟，听说他的对子也写得好。”“可不是么，上世纪五十年代念过高小，是个秀才！”

乡村秀才不仅古道热肠，也抱打不平。打官司、当说客之类的差事总爱往身上揽，行侠仗义，不在话下。遇弱善蒙冤，遇歹人逞强，他们都是不会放过的。可以不畏车马之劳上州越府讨要公道，可以带上干粮状子跪地喊冤，可以迎着歹徒的刀子棒子以一把老骨头凛然而上……此时，含腰曲背的乡村秀才，分明已是豪气冲天的乡村英雄。

乡村秀才骨头硬，脾气倔，口才也了得。出口成章，谈笑幽默，国法乡规与道德伦理组合成了通俗的村野俚语，朗朗上口，耳熟能详。歇后语、顺口溜、三句半……被他们运用自如，成了不上舞台却遍地舞台、没有观众却遍地观众的乡村文艺。

是帐房先生的算盘，是私塾先生的教鞭，是范成大的亲戚、陶渊明的邻居、蒲松龄的同窗。乡村秀才在乡村，活得有些另类。

下崽的春天

对母亲来说，这个春天是个收获季节：母猪下崽了，八只；黑狗下崽了，三只；白狗本来也有崽了，可它在外面疯跑，把崽跑掉了；小鸡孵出来了，十四只；猫下崽了，羊也快下崽了……母亲如数家珍地数着这些时，脸上满是幸福和骄傲。父亲也来报喜：楠竹笋生了六只，又粗又大，都可成林；柑桔花开得特多，满园子都是香……乡里人就是乡里人，实在。

回家，找春天去。谷雨真是个有着魔力的节气，谷雨前后，春笋哄地了，叫谷雨笋，春茶爆芽了，叫谷雨茶，都是乡村的上品。儿子拉着我去扯笋，不是粗大的楠竹笋，而是细细的毛竹笋。那玩意儿，则是上品中的珍品。

毛竹一人多高，密密丛丛，毛竹笋筷子般大小，东藏一只，西躲一只，在寻觅的惊奇和快意之中，不知不觉，我和儿子各扯回了一大把。我搞不清这到底叫活计还是叫游戏，反正有了毛竹就长笋，有了笋就有人去扯，仿佛是乡村的一部分、春天的一部分、山的一部分。除了扯笋，还有摘椿、寻艾、采菌等，我都搞不清到底叫活计还是叫游戏。

乡村的很多植物都是没有名字的，比方那两种形似草莓的东西，我就不知道它们的学名究竟是什么。它们的茎有刺，开小白花，春插前后长出孕妇乳头般大小、乳头般形状的红红的果实，应该属于草莓一类，但比草莓甜得多，风味儿也好得多。摘果时千万得小心，不然手就会挂出血来，要轻摘轻拿，若捏得重一些，便会一手的红汁。摘一颗衔在嘴里，不用嚼，用舌头舔一舔，甜汁儿溢出来，一直甜到心里。因它在春插前后可以吃，乡里人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插田波波”。另一种也形似草莓的东西，则在耘田时可以吃，乡里人叫它“耘田波波”。我想，干脆给它们取一个名字叫“野草莓”吧，向城里人炫耀时可能更具诱惑力。

母亲在这个春天忙得不亦乐乎，猪崽、狗崽、鸡崽什么都要侍候。只有猫崽有些特别。猫的野性未改，独来独往，居无定所。猫生崽非得在十分隐蔽的地方，若是有人发现了，它肯定得挪新窝。它非得将猫崽养到能独立了才带出深闺。母鸡领着一群雏鸡在野地里觅食，像一群鹅黄色的小小绒团在地上滚，“唧唧唧唧”的童声合唱很是美妙。儿子跑过去数雏鸡，一、二、三、四，数错了，又重来：一、二、三、四……雏鸡们乱撞乱跑，儿子用手去抓，母鸡疾奔而至，用锋利的尖啄恶狠狠地朝他的手背啄去。儿子痛得哎哟直叫，找来树枝做金箍棒想学着孙悟空的招数进行报复，被我吼住，委屈地在一旁玩石子去了。我也去看雏鸡，不看不知道，一看还真傻眼了，原来那群雏鸡里面竟然混着四只雏鸭！我忙问母亲这是怎么回事，母亲说，是的呵，十四只，十个鸡蛋，四个鸭蛋。见我疑惑，她才解释说，亏你还是农村长大的，你还不懂吧，鸭子不会孵蛋，小鸭都是母鸡孵出来的。实不相瞒，我确实还是头次听说。半个月功夫，四只小鸭开始与雏鸡闹起了矛盾，溜到水池里洗澡去了。小鸭在水池里游得挺欢，而它们的“妈妈”——那只母鸡则在水池旁干着急，一边不断地“咯咯咯”地叫唤，一边围着水池来来回回地走着，分明是一幅再生动不过的“母亲唤归图”。

几声春雷，一场春雨，早上起来，鸟啼鸡鸣。那只一身锦缎的芦花公鸡，不知怎么飞到了七八尺高的槐树桩上，威风凛凛地引吭高歌。山塘水田均已爆满，到处都是哗哗的水响。牛在远处哞了一声，是该开犁的时候了。

粮食

夜短梦长，早上起来，四周亮晃晃的——太阳晒屁股啦。

我被母亲拽起来，两个妹妹也被拽起来，打着哈欠伸着懒腰走到田塍，开始一天的劳作。躬着脊背，用镰刀割着沉甸甸的稻子。稻垄没有尽头，腰的酸痛没有尽头。山野清朗朗的，阳光穿过挂着晨露的松林，把阴影罩在顶着晨露的黄色禾苗上。我翘着屁股，割着禾苗，斜睨着屋脊上直直的炊烟，老幻想着母亲在喊：“喂，吃饭了！”

早上还好，白天可就惨了，太阳当空照着，天上云屑都没有一点，躲都没法躲。我们要做的事是把一丘一丘的禾苗放倒，再一把一把地喂进脚踏打稻机，然后再把脱粒后的谷子一担一担地挑到晒坪里。肯定得请壮汉子，我和妹妹只能干下手活。脱粒才叫精彩，打稻机像一只张开巨口的河马，汉子们抓起稻子在旋转着的谷轮上三转两转，脱了粒，将稻草扔到一旁，又抓起一把稻子，再喂，再扔。父亲负责把谷子装进箩筐，还有一人则负责把稻草三捆两捆地捆成一个一个的“稻草人”。汉子们大约每人有了一担谷子，便可歇息一阵。说是歇息，其实是每人挑一担百多斤的谷子，从泥泞过膝的田里挑上窄窄的田塍，再从窄窄的田塍挑到晒坪。挑担宜跑不宜游，走得越慢越显沉，因而汉子们都像在赛跑，踩歪了田塍，踩宽了乡道，楠竹扁担一晃一晃，生活的艰辛都随着腮帮子上那一串串咸涩的汗水甩出老远。泥一身水一身，也懒得洗，一屁股坐下，坐得木椅“喳喳”响。摘下草帽用力扇着，没风，便哑着嗓子朝天空喊着“哟——喂——”。喊上几嗓子，竟真的有风了。母亲不下田，负责做饭、晒谷。见汉子们回来了，抱来一个大西瓜，“叭”地一刀切开，再“叭叭叭”地切成数块，天女散花般地每人分上几块。吃，无籽瓜，刚从井水中捞起来的，冰得很。众人也不含糊，拿出猴子洗脸的架势，嗤溜溜从左往右吃了一块，嗤溜溜从右往左又吃了一块。母亲总是说，不能亏了人家，搞“双抢”，累哩！

“双抢”“ 双抢”，抢收抢插。早稻收了，晚稻还得插下去，节气紧、活计重、太阳毒，非得脱一层皮、瘦几斤肉。收了稻子，“稻草人”被一个一个地扔上山墈，犁田师傅已将牛赶到田边，几犁、几耙、几滚、几拖，便可插秧了。一帮人下田，边插边退边说笑，三下两下，田里便绿了一片。

一天“双抢”下来，晚上一沾床，便鼾声如雷。累，真的是累，可乡里人几乎没有苦着脸的。累惯了？累得值？或者，生活本来就是累？实在说不清，也没必要去说清。几千年过去了，人和牛的故事，人和庄稼的故事，总在简单地重复着。他们肯定骂过，骂过也就忘了，继续鼓捣着粮食和日子，继续挥洒着廉价的汗水。

胡晓江，居小城，无大志，闲暇煮字，广种薄收，出版散文集《漫步苍凉》、长篇报告文学《拐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