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汝城地处湘、粤、赣三省交界处。汝城置县始于东晋穆帝升平二年（358），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先后取名汝城、卢阳、义昌、郴义、桂阳、汝桂县等，1961年复称汝城县。北宋皇祐二年（1050），一位风华正茂、气宇轩昂、眼光深邃的壮年人，来到汝城（时称桂阳）担任县令。其在励精图治的同时，探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开阐理蕴，著书立说，创《太极图》，著《太极图说》，建构了理学思想的基石与骨架。他就是后来被尊崇为“道学宗主”的周敦颐。

治县政绩尤著

周敦颐，字茂叔，原名敦实，因避宋英宗讳改名敦颐，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生于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卒于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晚年隐居庐山莲花峰麓，筑书斋，将屋前一溪以家乡濂溪命名，称书斋为濂溪书堂，故后人称他为濂溪先生。其任过洪州分宁县（今江西修水县）主簿、南安军（今江西大余县）司理参军。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冬，提任郴县（今属湖南郴州市）县令，皇祐二年（1050）改任桂阳县令。

汝城虽建县较早，然地处边徼，经济贫困，教育落后，时有盗贼捣乱，社会不宁。周敦颐到任后，尽心治理，成效逐显。

县城南五里有耒山，即城头寨，是炎帝神农氏首作耒耜之地，后人建有神农庙祭祀。周敦颐感先人伟绩，于每年立春之日，亲率吏民到神农庙祭祀，下田扶犁，劝事农桑。他非常重视农田水利建设。据清同治《桂阳县志》载，县内最早建成的官塘是泉塘池，“在县东六里许，尖岗岭下，亦说是宋濂溪凿，灌田数十顷”。周敦颐初到汝城，这是一个仅有三千余户的偏远小县，境内沟壑纵横，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水涝干旱经常出现。周敦颐遂组织民众筑山塘、修水渠。他亲自爬山越岭，考察地形，确定泉塘池的坝位，并采纳工匠意见，使用石灰、黄泥、沙子加糯米稀粥制成的三合土筑坝。在大修官塘的同时，他又号召乡绅大户捐资修筑民塘，使全县防汛抗旱能力大为增强，鼓动了民众耕作的积极性。浙水河（古耒水）上游的星村、下清各自擅长木犁和斗笠，自古就有“下清的斗笠，星村的犁”之美誉。他每每为村民勤耕乐作而高兴，写下《牧童》一诗，表达欣悦之情：“东风放牧出长坡，谁识阿童乐趣多。归路转鞭牛背上，笛声吹老太平歌。”

汝城的县学为周敦颐首创。据民国《汝城县志》记载：“宋初有郡国乡党之学而无州县学。皇祐四年，始诏州县立之。”为创办县学，他号召乡绅捐资办学，带头捐出俸禄，并修复孔庙，还在大成殿开辟讲堂，亲自授课。周敦颐的兴教之举，开启了汝城教育的新风。

据《郴州水利志》载：“（汝城）爱莲池是郴州地区史料记载有最早明确纪年的池塘，系周敦颐为邑令时所凿。”《汝城县志·建置志》云：“爱莲池，周濂溪为邑令时所凿。遗址在典史署北，县堂之东。”周敦颐在汝城凿池植莲，并以莲花之高洁，寄托心志，修身养性。县志记载，他在爱莲池旁建一亭，名曰“养心亭”，并常在此吟咏诗文。宋嘉定十五年（1222），桂阳县令周思诚在《初建濂溪祠记》中云：“邑之士尚能记盗火前，县厅有木匦一，其高四尺，其阔视其高加尺焉，以贮官文书。其上锓‘庆历四年，桂阳县令周’十字，而书押于下，实先生时旧物，然煨烬亦久矣。”木匦是一种书柜，用于存放官署文件、案卷和读书资料等。此记载虽年份有出入，但说明一介县令，尚能如此清廉为政，确为楷模。周子植莲修身之言行，廉洁俭朴之风范，对汝城淳朴民风及清廉官风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周敦颐为官尽心于政事，断案公正清明。他在桂阳县令期间，每遇案件，常翻山越岭，到实地了解案情后再升堂公审。为使讼案公断，他还经常率衙役亲捕逃贼。他判案刚正不阿，公正无私，赏罚得当。他的公正清明、匡扶正义和惩恶扬善的浩然正气，令衙门众官吏肃然起敬，也深获当地民众的赞誉，促进了社会正气上升，邪气收敛。

周敦颐任桂阳县令四年间，勤廉从政，倡民教化，劝耕讲学，成效卓著，把桂阳治理得政治清明、民风淳朴、文风渐兴、农商兴旺，讼庭之事也日渐减少。其在南安任职时的上司虔州知府，也是相知赵抃，在寄周敦颐诗中对他在湖南的政绩给予了赞誉。赵抃《寄周茂叔》诗云：“君向濂溪湖外行，倅幡仍喜便归程。九疑南向参差碧，二水秋临彻底清。诗笔不闭真吏隐，讼庭无事洽民情。霜鸿已到衡阳转，远绪凭谁寄数声”。《宋史·周敦颐传》评价曰：“移郴之桂阳令，治绩尤著。”

治学立说开阐道学

周敦颐志趣高远，博学力行。其所处的北宋赵氏王朝虽统一了中原，结束了长期混乱和战争的局面，国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但随着外来文化冲击，正统的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每况日下，加之政治腐败，道德沦落，使得胸怀大志的周敦颐非常焦虑，促成他为振兴传统儒学、寻求正道治国文化之研究。

汝城虽属边徼之地,但儒、释、道传入汝城较早，道教、佛教分别于唐朝中期、末期传入。民国《汝城县志》载：“世传智俨与南华六祖大师，同时云游至县，袖带一古铜如来佛，约五千觔，先到开山铺北路西二里，盖石峰寺，为住持。”还有如白云仙、道士仙、白石庵、西禅寺、报恩寺、圆明庵等寺院宫观在周边，影响较大。白云仙通天祠始建于唐未，历史上曾为湘粤赣边界道教中心。板栗乃道家的养生食物，曾被道家尊为“神树”。汝城自唐代就随道教的传入而引入种植。至今，永丰等地还生长着数株上百年的板栗树。

周敦颐对儒释道学颇有研究，并喜结交有学识之人，常常与高僧、道人游观山水，吟诗作赋。他尤其与陈景元酬唱来往较多，对道家朴素的哲学思想感受甚多。汝城距禅宗祖庭即广东韶关南华寺仅百里之遥，又有名家引佛入汝，佛家禅宗的心性命理之说广为流传，对周敦颐也有较深的影响。他出于对传统文化的审视，面对宋朝出现的道德危机，引道援佛入儒的思想日渐形成。在与道家的交往当中，他被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所感染，深感“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因而在为政之余，常流连忘返于山水美景之间。但是，周敦颐对山水的陶醉，并不是消极的避世，而是在景观物象中去领悟大道，探求生命的本源。他常游城郊朱家湾（今予乐湾），登高俯瞰，见此四周环山，古耒水（今浙水河）呈S形南北贯流，两个村庄恰处阴阳鱼眼，山水互动，自然和谐，苍穹下呈一幅天然太极图，天地人融为一体，恍然而悟，正与其思想理念相通，经思忖琢磨，遂创《太极图》，并著《太极图说》。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以儒家学说为核心，把儒、道两家的自然观念结合起来，借鉴佛家禅宗的心性命理学说，对中国文化的有机宇宙论和道德缘起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并且引向哲学本体论的探讨。其首开道学之路，成为了宋明理学的奠基之作。

北宋时期，并未产生普遍意义的总体“理学”。总体“理学”的产生，是后人的概括。一般地说，人们大都以北宋“五子”的学术创造活动为标志，判断理学产生于北宋。在南宋初，胡宏总结北宋学术，将二程与周敦颐、邵雍和张载的学说整合为一体，统称“道学”。道学严格意义上是指二程兄弟倡明的洛学一系。道统之传，始自尧、舜、禹，传至孔子，中经孔门弟子颜、曾、思、孟发扬光大，孟子后遂失其传，一直到二程兄弟“续夫千载不传之绪，道统才得以重建，从而构成了一个上继孔孟之道，下延二程的传承谱系。”而二程师从周敦颐，独授《太极图说》，有“吾与点之意”。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对理学有发端之力，更有开启程学之功。后经张栻和朱熹等进一步阐发，终成为理学史上的定论。人们论及在传道和创建理学时，归功于北宋“五子”，即舂陵有周子敦颐，洛阳有邵子雍、大程子颢、小程子颐，而秦中有横渠张先生，并以周敦颐为五子之首。所以胡宏论定周敦颐为“道学宗主” （南宋胡宏《五峰集》）。这一论断渐被后人所认同。朱熹誉之为“先觉”“宋儒之首”。

讲学授道育出高徒

程颢（1032—1085），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祖籍河南府(今河南省洛阳市)，生于湖北黄陂县。宋代大儒，理学家、教育家，封“先贤”，奉祀孔庙东庑第38位。

程颐（1033—1107），字正叔，人称伊川先生，为程颢胞弟。理学家和教育家。历官汝州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教授。北宋元祐元年（1086）除秘书省校书郎，崇政殿说书。封“先贤”，奉祀孔庙东庑第39位。

二程曾于周敦颐任南安军司理参军时师事周子。皇祐元年（1049），其父程珦受命移任广西龚州知州，从江西赴任广西途中经过郴州，携二子一道会见郴县令周敦颐。程父考虑到广西正值兵乱过后，“欧希范”之乱余孽未除，岭南蛮侬智高作乱始兴，社会仍然动荡不定，自己重任在身，无法分心教育二子，又因二程兄弟在南安从学周敦颐时间不长，故让二子留郴随周子继续学习，自己携夫人赴任。皇祐二年（1050），周敦颐改任桂阳令，二程亦随周子到桂阳从学。后因程母患瘴疠，二程于皇祐三年（1051）底或四年初到龚州护送母亲北归。二程第二次师周子的时间有两年多，其中在桂阳时间有一年半以上。

在桂阳，周敦颐常携带二程郊游山水，一同感受大自然之大美，并随机授道传业。皇祐二年（1050）春夏之交，花木茂盛，生机盎然。周敦颐携二程郊游朱家湾。此地四面环山，一泓丽水；江开两岸，绿树成荫；云淡天高，轻风送爽；杨柳飘拂，花团锦簇，好一派惹人心醉山乡风光。师徒兴致之时，周敦颐将《太极图》授予二程，并现场口述点拨，解说《太极图说》。程颢得道而悦，触景生情，吟出七言绝句《春日偶成》：“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此诗后载入《千家诗》之首。

二程在汝城随周子郊游予乐湾作《春日偶成》的佳话，汝城古代诗文及历代县志所录诗文中均有记载。嘉定十五年（1222），桂阳县令周思诚在《濂溪祠记》载：“濂溪周先生去孔氏千五百余年，一旦复振洙泗坠绪，昌明道脉，传示圣学于无穷，使百世而下闻之者，犹足以释蒙启蔽。庆历间，尝宰桂阳，去今仅百八十年。而县屡经盗火，先生流风遗迹，乃仿佛无复存焉。县西五里，有山环合，林木茂翳，而溪流清泻，萦纡其间，土人号其乡为‘予乐’，岂亦因先生而名之欤？思诚窃记程明道先生有‘过前川而予心乐’之句，盖明道尝从先生游也。今读其诗，亦可想见先生之迹矣。”古《桂阳县志》亦载：“予乐窝，在县城西五里江口，二程从学濂溪至此。有‘时人不识予心乐’之句，后人遂名其地为予乐窝。俗名为‘予乐湾’”。

周敦颐所授之道，对二程思想学术的发展产生了直接而又深刻的影响。周子的《太极图说》之动静阴阳，二气五行，形生神发，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以至中正仁义等观念，在二程的早期作品中得以体现。在伊川十八岁时所作《颜子所好何学论》云：“然则颜子所独好者，何学也？学以至圣人之道也。圣人可学而至欤？曰：然。学之道如何？曰：天地储精，得五行之秀者为人。其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曰仁、义、礼、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矣。其中动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乐、爱、恶、欲…… 中正而诚，则圣矣。”文中可以看出，伊川直接或间接地引用了周子《太极图说》的内容。明道在《程邵公墓志》《李仲通墓志铭》文中都体现了周子以上的观点。周敦颐传授的《太极图》及《太极图说》，使二程领悟了其思想内核，以后并进行修正和发展。周子的理学思想启发了二程，二程运用以理说性方式，对后来形成的“天理”之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北宋时期，把周敦颐开创的理学及伦理思想加以发展并使其臻于完备的理学家，最有代表性的是张载和程颢、程颐。二程取得的最大理论成果，是他们提出了“天理论”，后人又称洛学，把周敦颐开创的从宇宙观上推演人性和人伦道德体系进一步深化了。二程的天理论建构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涉及领域极为广泛，举其要言之，有：以天理为道德本体的思想；性与气兼备的二气人性论；“敬义夹持”的修养论；“明天理，灭人欲”的禁欲论等。二程所创立的洛学是理学典型理论形态，标志着理学的全面确立。理学自此成为一种时代性的思潮而普遍受到关注。

对于周敦颐亲授《太极图》及《太极图说》予二程，开启程学之功，这在历史上有非常高的评价。胡宏在《周子通书序》中断言说：“今周子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学，一回万古之光明，如日丽天，将为百世之利泽，如水行地，其功盖在孔、孟之间矣。”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追谥周敦颐的理学鼻祖地位，赐谥曰“元公”。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加封周敦颐为汝南伯，从祀孔子庙庭。元仁宗延祐六年（1319）追封周敦颐为道国公。（作者朱惠芳系汝城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

汝城县融媒体中心报道

来源：湖南省文史研究馆主办《文史拾遗》杂志 2021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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