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山论道

文/梁瑞郴

杨峻的《春山空》，是一部厚重之作。它的厚重首先体现在“文以载道”的行文风格。江山留胜迹，潇湘吟柳子。柳宗元无疑是永州最响亮的文化名片。杨峻对这位思想，政治，文化的巨子，给予了膜拜般的敬仰，从愈挫愈勇的人格品质，到凌寒不屈的斗士精神；从究天人之际的研究写作态度，到同情人民的民本思想，从寓政治，思想，精神于山水的开创性描写，到《永州八记》的诞生，杨峻都进行了深入的描述。因为对这位遭贬在家乡的文学巨子的崇敬，他行文庄重，遣词凝重，用情深重，因为作者看到，柳宗元本质是个政治家，当我们透过历史尘封的云烟，可以强烈感受到他经国济世的抱负和仁民爱物的情怀，他追求的并非是权贵之位，也非鸿儒硕学，而是追求实现“行乎其政”“理天下”的远大目标。故他的文学，关注生民，同情人民，直击时弊，最典型的作品为《捕蛇者说》。他以创作的实绩，践行“文以载道”的文学主张。

更让人称道的是他对岳麓书院，湖湘文化描述中的几篇散文，善赋新说，突破旧有说法，将湖湘文化的思想源头上溯到屈原，贾谊，这是非常有见地的。周敦颐的理学思想虽然也是湖湘文化的重要源头，但湖湘文化的深厚博大，是理学所不能涵盖的，作者从湖湘文化经世致用，忧国忧民的精神中，追根溯源，清晰看到屈贾思想对其的滋养。这是一种发现，有了发现，文章便有了存在的价值。作者正是沿着这一发现的路径细细探究，将屈原高尚人格，爱国情操与忧国忧民的湖湘精神勾连起来，从而展现一条湖湘文化清晰发展的思想脉络。

在作者看来， 如果仅仅沿袭陈年旧说，将湖湘文化的源头归于周子理学，则湖湘文化的忧国忧民，敢为人先精神品质发端理学是难以让人信服的。过去论家都囿于成见，认为王闿运写给岳麓书院的联，“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一锤定音，为湖湘文化确立了思想源头。如果深究，不难看到，王闿运作为近代儒学大家，推崇周敦颐，推崇理学，自不待言，如果不局囿于王闿运的定论，梳理清湖湘文化发展的脉络，则会发现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屈贾思想才是这一文化现象的重要源头。

当今散文有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矫揉造作的抒情，小我情绪的宣泄，言之无物的描述，同质化的摹写。而有人则以为这是好散文。这种导向是危险的。唐代由韩愈、柳宗元发起的古文运动，就是针对六朝以来言之无物，形式主义的歪风现象。他们所倡导的“文以载道”，“唯陈言务去”的文章主张，堪为颠簸不破的真理。千年以降，这一文章的主张，仍然是非常的正确。

文章不写半句空。当下散文创作，在某些人的推波助澜下，强调形式而疏于内容，这种写作自然非常容易悬于空中，不接地气。杨峻散文的厚重还体现在，于山水游走中，于工作的运筹中，于生活的思考中，于个人的情趣中，情理相谐，虚实相生，把文章写在结结实实的大地上。

《春山空》，并非纯粹文学意义的散文集，除第一卷，第二卷为较为纯文学的散文外，其他三、四卷涉猎广泛，政治，经济，社会，哲学，音乐，体育诸方面，均有涉猎。

如果从广义的角度看，这类文章似也可归入散文，与古之策论颇为相似。他所涉猎的国家所有制，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民营经济，长株潭融城，城市管理，高速公路布局治理，小区建设及其管理等等，都不乏自己的见解和观点，这恰恰是一般作家所缺乏的。

文学当然是情感的事业，但他并不完全排除理性的思考，排除社会的中心，排除民生的要义。因而，《春山空》从这个意义上看，他有别于一般意义的纯文学的散文集。由此，我们看到杨峻才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理应给予肯定，并与推崇。

文章千古事，得失知寸心。当文学无关社会痛痒，无视民生民瘼，无涉真假美丑，无论良心道德，自然与社会与人民渐行渐远，我之欣赏杨峻的散文，是因为他的文章的厚重，并由此丰富了散文创作的园地。

当然，我们更希望一位对文学有更高希冀的追求者，致力于厚重与文彩的双重演奏，既脚踏大地，又翱翔天空，让两者音色俱佳，比翼齐飞。

甲辰冬大雪日于长沙

梁瑞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任湖南省散文学会会长，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曾任湖南省作协专职副主席、秘书长、毛泽东文学院管理处主任，《文学风》杂志主编。著有报告文学集《一万个昼与夜》《毛泽东生辰印记》(合作)，散文集《雾谷》《秦时水》《华夏英杰》《欧行散记》等。散文《远逝的歌声》获中国作家协会和煤炭部第二届乌金奖，《雾谷》获全国副刊优秀作品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