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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老师”的称呼

文/彭世民

若说我沾了老师的光，那“老师”这两个字，在我这儿实在是有些虚的，是得加上引号的。可乡亲们不管这些，一口一个“彭老师”地叫着，叫得久了，连我自己也恍惚——好像真成了那么回事。

在加义镇横江村的那段日子，我常听见村里家长为孩子的学习发愁，尤其是作文。我在平江县文联工作，平时爱写点东西，几年前就加入了湖南省作协协会会员，但从不自认是作家。乡亲们既然有这难处，我便冒出个念头：不如试着办个作文班？

暑假里，村部的会议室临时成了教室。我们从有限的驻村经费中挤出一些，买了本子、笔和书。开课那天，会议室里挤满了孩子，还有些家长怯生生地坐在后排看。除了自己讲，我还请了县城几位作家和教师朋友来帮忙。他们都是肚子里有墨水的人，讲得清楚，又有趣。我站在一旁，看见孩子们眼睛亮亮的，心里也跟着亮了一下。

没想到，从那之后，村里人见我就喊“彭老师”。起初真觉惭愧，我哪里配得上这个称呼？不过是平时自己喜欢写点小文章，自己在驻村，恰好有点空闲罢了。

可自从被叫作“老师”，再下去走访，气氛就悄悄变了。乡亲们待我愈发亲热，话没说两句，就拉着我的手往屋里请。临走时，常被塞一把刚炒好的花生或米花，推也推不掉。东西还热乎着，花生壳上沾着灶火气，一路在衣兜里窸窣作响，香味扑鼻。

来县文联之前，我在人社局职称办当主任，每年经手全县教师职称评定的材料。一本本证书，一篇篇论文，垒起来一叠又一叠。我常常翻看这些纸页，知道每一张证书背后，都是深夜的灯、讲台上的汗。真正的教师，是用自己的心血去浇灌别人的明天。这份职业，值得敬重。

我们县文联前任主席以前就是老师。他总乐呵呵地说起学生：这个出息了，那个成了作家，去哪游玩都有学生抢着招待。我在旁边听着，心里不是不羡慕，但也清楚，自己不是那块料。

谁想得到，驻村工作，竟让我也在村里当了一回“老师”。这称呼像晨间的露水，三分湿意，七分虚幻，总让人觉得不踏实。

后来，我调至梅仙镇钟家村，负责易地搬迁安置点的后续工作。人说“故土难离”，一点不假。大人孩子突然离开生养自己的土地，搬进新家，总有些恍惚和不适应。尤其是转学的孩子，镇上的学校条件好了，却是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同学——对他们来说，是机会，也是挑战。

看到孩子们写作文还是吃力，那个念头又冒了出来：要不再办一期作文班？

教室仍在村部会议室。窗外是新建的安置小区，红墙黑瓦，整齐是整齐，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来听课的孩子，有安置区的，也有附近村的，从小学生到高中生都有。每次看他们低头写字的样子，我就在想：我这“老师”之名，不过是借来的一缕微光，迟早要还的。而那些真正的老师，是在山野城乡间，日复一日守着三尺讲台，把自个儿熬成别人明日之路的人。

我始终说不清自己的写作课究竟讲得如何，也说不好那些听过课的孩子，到底收获了几分。但在与他们相处的时光里，我却真真切切地明白：我是有收获的。去年，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今年，驻村时写下的《小镇时光》，也即将付印成书。像我这样偶尔站在讲台上的，说来不过是借了一点教书育人的余晖罢了。可即便只是这样一点名头、一点声响，若能换得孩子们下笔更从容些、让家长们的眉头舒展一些——那这一切，也就都值得了。

当老师的，真正的课堂在学校、在教室，而我的“课堂”却没个定数。三阳乡政府组织周末大课堂，请我去讲，台下是乡镇和村干部；汉昌街道的夜校培训，我给年轻干部上课；在市委党校讲钟伟将军的家风故事，下面坐的是处干班的学员。尽管没有教师资格证，偶尔也有学校叫我去讲讲作文写作。走到哪儿，别人都喊“彭老师”，慢慢地，我也听得习惯了。

人世间许多事，本不必分得太清。真老师、假老师，有名无实，都不打紧。只要是引人向上、授人以知的事，能做一分，便是一分的光。

彭世民，湖南省平江县人，毕业于国防科大，军队转业干部，平江县文联副主席。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岳阳市作家协会理事，出版有《凤凰花开的路口》散文集，曾获全国大鹏生态文学奖，岳阳市第五届、第六届文学艺术奖。作品先后在《少年文艺》《散文选刊》《湖南文学》《湘江文艺》《广西文学》《中国报告文学》《芳草·潮》《海外文摘》《江河文学》《小溪流》《岳阳文学》《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文艺报》《文学报》《中国艺术报》《湖南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